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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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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10元的增长。
海信开发出的这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电视芯片——“信芯”——正是数字电视的一颗心脏。
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和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是数字电视常用的三块核心芯片，其中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不仅是开发设计难度最大的芯片，也是最具开发意义、分量最重、市场前景最好的芯片。
海信一位叫王瑞兵的工程师说：“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国际上都有统一标准，几乎没什么变化，而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则没有。”
与其他芯片已经有固定程式可以直接“拿来”不同，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必须自己动手从许多基本算法做起。
“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无法像其他两种芯片那样实现标准化，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它本身并非基础性研究，而且知识产权需要保护。”
这些独特的属性使它的难度和挑战性无限放大，却也使它更新与发展的空间变得无限宽广。人们迷恋色彩，所以人们对运动图像效果与质量的追求便会永无止境，最终，人们发现同类视频处理芯片技术水平和效果差异竟然是如此明显。
这个行业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已经出现了“三片合一”的趋势，王瑞兵说，决定性的芯片还是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芯片包涵的功能是由市场决定的，但问题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市场，但这市场到底属于谁呢？我们所使用的芯片到底姓什么呢？
中国是电视机制造大国，然而在“信芯”诞生之前，中国却没有一颗真正属于自己的芯片。
商务部的一份统计显示，仅2004年上半年，中国用于芯片进口的外汇高达262亿美元，本土芯片生产量仅占使用总量的3％，而出自中国企业设计的芯片占中国芯片使用量的比例为0。
也就是说，除了进口之外，我们在芯片方面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就彩电业而言，根据公开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对最大的电视生产国：境内共有68家彩电企业，年生产能力8660万台，实际年产量73288万台。然而，超过7000万台电视机所使用的核心视频处理芯片均为进口，竟无一片“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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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芯片（2）
我们整天叫嚷着“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我们整天为中国家电业的市场能力和占有率感到骄傲，但我们哪里想到我们充其量只是“世界加工厂”，我们只是“彩电大国”却非“彩电强国”！
高额的上游利润早已被跨国公司攫取一空，我们所能赚到的只是加工的钱，是苦力钱，是以价格战、低成本厮杀赚取的产业链中的微利。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比较成本是廉价劳动力，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电视机制造业、我们的家电业会变成一幅怎样可怕的画面？
不惟电视机芯片的现状令人沮丧，整个中国芯片产业境况也同样令人沮丧。
2003年，中国芯片进口累计4167亿美元，贸易逆差340亿美元，超过当年全国进出口25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值。
近两年，芯片贸易逆差年均增幅超过60％。芯片已超过飞机成为美国对华第一大出口商品。据商务部统计，仅仅2004年上半年我国芯片进口262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中国芯片需求量将达700亿块。
一个设计、生产芯片的弱国。
一个使用、消费芯片的强国。
一个身强力壮的巨人。
一个依靠别人提供心脏和血液活着的侏儒。
已经不再是我们向何处去。
已经是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要寻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很多芯片生产商吗？
事实是，我们只有芯片生产商，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案在生产芯片。他们同样是为别人代工赚苦力钱，他们同样只能获取产业链底层的利润——比最底层的制造商略高的利润。
这是一条生物链，跨国公司是狼，它们吃的是肉；中国的芯片生产商是秃鹫，吃的是腐尸；中国的家电制造商抢的是骨头。没有抢到骨头的，只能跟在后面吃土，连土都吃不到的时候，它们的命运就是——等死。
我们不想等死。
我们想活下去。
出路在哪里？
一条条路都是绝路、死路。
一条条路都通向悬崖和陷阱。
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关键原材料等长期依靠进口，但西方国家施行出口限制，我国在芯片技术、设备上不得不受制于人，局面始终未有改观。
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规模偏小、技术落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2004年，全国芯片设计公司前10强的产值之和仅为54亿美元，尚不及美国排名第十的设计公司Conexant65亿美元的年产值。
国内芯片制造企业几乎都是代工厂，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拥有自主产品和自主品牌的公司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台湾省南投县发生76级大地震，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大量人员伤亡。
“9·21台湾大地震”也是芯片产业的一场地震。台湾芯片制造商占据世界市场份额的5％，地震发生后，尽管在台湾的主要半导体厂商的生产线没有遭到破坏，但停电使芯片生产停顿下来。
当时一位韩国分析家称，至少在短期内，“9·21台湾大地震”很可能会使世界芯片价格上扬。64兆dram芯片将会超过15美元。
地震也造成了中国彩电制造商的“芯片荒”，不得不等待大的芯片厂商的排期计划。仰人鼻息，寄人篱下。中国企业不掌握芯片技术、受制于人的境况可见一斑。
随着芯片集成度的提高，芯片在电子整机中的价值已不断提高；芯片的价值已成为信息制造业产品的核心支撑。有人曾比喻：在信息产业发展中，软件是大脑，集成电路是心脏。
有业内人士评论，目前中国在大脑和心脏方面的核心技术水平至少与国外相差10…15年或者说两到三代。所以，尽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却是大而不强的“亚健康”状态。中国目前只能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加工厂；是典型的“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这一被动格局产生的原因正是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芯”难题所致！
芯片技术是整机的技术水平标志，体现着关键的知识产权和主要的附加值。失去了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产品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更无从谈及紧跟行业发展潮流进行功能开发。
不掌握芯片技术，整机产业实际上变成了加工业或组装业，在市场竞争中是不可能掌握主动权的。中国在消费类电子产业方面，由于自主芯片技术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原始创新的自主专利核心技术与集成电路和应用整机之间的紧密结合也难以实现。中国企业在赚取市场利润同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企业靠核心芯片技术坐享其成。
芯片对整机产业及其终端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同质化严重，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日益陷入困境。
。。
奢侈的芯片（3）
国内，恶性价格战屡屡爆发，中国企业本就微薄的利润无谓消耗；国际市场上，从DVD、手机、数码相机，到轿车、摩托车甚至打火机，国外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动辄将知识产权大棒挥向中国企业。造成这种内忧外患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企业在核心芯片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看到了横亘于面前的巨石，他们焦虑、恐惧，试图冲破它找到突破口。
虽说有不畏牺牲的壮士们的努力使中国的芯片产业有了很大进步，但他们紧追慢赶却依然没摸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屁股，大部分核心芯片集成电路仍然依赖进口，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仍然抢骨头、吃土、等死。
他们已经尽了全力，却无法改变市场份额低、企业规模小、工艺技术水平低、设计人员少的残酷现实。
他们已经竭尽全力。
他们无可奈何。
FSA（无晶圆厂半导体协会）曾经统计，2003年全球IC设计业产值242亿美元；增长162％，其中美国占78％，中国台湾地区占18％，中国大陆仅占24％。
在那一年，中国大陆有414家芯片设计企业创造了那可怜的24％的增长。这414家公司中，80％以上的企业年产值都不过1000万元人民币；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仅有10家，同样占总数的24％。这真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巧合数字。
当国际上芯片生产线大都采用8英寸硅片、03微米工艺技术的时候，美国、日本一些先进的芯片生产线已开始采用12英寸硅片、018微米工艺技术。
那么国内呢？5－6英寸硅片、08－1微米工艺技术依然是主流。
简单的拿来主义是目前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往往把过时、老化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虽然很残酷，却可以理解：你愿意将自己的先进技术给人，然后给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吗？
依靠跨国公司无法生存，那么，靠自己呢？
同样令人沮丧——2003年，全球共有芯片设计人员55万人，其中美国45万人，中国大陆仅有15万人。
继续焦虑、恐惧。
继而沮丧、绝望。
出路在哪里？
活命的路在哪里？
为什么中国必须发展芯片业？
可否这样理解：中国芯片业现状意味着风险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带头大哥”（1）
青岛。2005年5月25日。
上午11：16，当位于黄岛海信信息产业园的海信电视机生产车间的屏幕上出现“计划产量2000台”、“实际产量2000台”的字样时，战嘉瑾并没有像自己曾经设想的那么轻松。在掠过了一丝兴奋和快慰之后，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焦虑又向他侵袭过来。
这是他和他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信芯”批量应用于整机生产的时刻，对于他和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电视机制造业来说，这个时间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他为了这个时刻等待了4年，4年前他不知道从零做起的自己到底会得到一切还是会失去一切，甚至一无所有。现在，他得到了无穷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更大的期盼和压力。他知道，上海那边的年轻人在期待青岛总部给予他们意想不到的激励，以刺激他们开发升级芯片的热情；青岛则期待着上海的年轻人能够迅速地开发出更高技术难度的芯片，向跨国芯片巨头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一种心态的博弈，而战嘉瑾正处于博弈的中心。他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面是海信的基层管理者，另一面又是芯片开发队伍“11罗汉”中的“带头大哥”。
头疼。他唏嘘感慨。
他的确得到了很多，海信已经给予了他“优秀技术专家”，有人还倡议海信推举他为青岛、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杰出青年”。
他的确杰出，否则他也不会赢得如此灿烂绚丽的未来可能，但是什么力量将他推向了命运宠儿的位置？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充满无穷的偶然性，那是必然中的偶然，却又是偶然中的必然。人生如此，企业的“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在《海信史》中那么铺陈渲染了海信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关键时刻”。
现在我们确信，一个偶然的决定改变了战嘉瑾的命运，使他有机会屹立于时代的潮头，被塑造为一个传奇般的英雄人物。
是的，不曾有人想到，在一场惊蛰的戏剧中，他炸响了第一声春雷，使海信成为那只最早从泥土中爬出来的小虫。也许他没有太多的机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现在，他改变了一个时代和一个行业的发展格局。
战嘉瑾，山东龙口人。
这位1971年生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青岛市江西路11号。他抵达的时候，那里还是海信集团的总部，未来市场胶着中的白热竞争尚未形成，门口依然是一片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但是刚刚掌握“权力棒”的周厚健将这个园子改造为中国家电业的智库中心，他狂热的举动使不少人慷慨激昂。
在江西路11号，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战嘉瑾获得了一份开发电视机的工作。这似乎与他的本行接近，但最初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做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譬如画画电路图，调试一下样机，组装一些实验机。那时候海信正在开发自己的2137型电视机，他于是也有机会在其中充当一个小角色。
“前两年一直是学习”，他说。事实上，他并未获得机会去开发一款新型的电视机，却有机会为自己赢得一个更鲜艳的未来。
1997年，海信建立了自己的数字电视研究所。那一年是海信史上的关键一年，刚刚经历过一场残酷的价格战，杀戮后的战场亟待胜利者和幸存者们收拾。海信在那一年并购了大量企业以增加产能，周厚健的野心勃勃终于展现在公众面前。
但海信从来就不是一个明星，它不习惯于在镁光灯下表演。周厚健也不善于面对镜头和话筒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废话和套话。他还年轻，他只有40岁，想干点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点什么。
战嘉瑾开始有机会进行整机的研究，这份工作他一直干了三年。当年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芯是他承担的第一个大项目，尽管颇费周折，但他最终获得了成功，赢得了荣誉和尊重。
在海信史上，那也是一个关键的年头。整个企业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其中一个，便是要“加强技术中心建设”。
在海信集团那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周厚健总裁说：“技术中心要在引进和培养人才上开拓思路，在机制上要有新突破，要完善激励和淘汰机制。另外新品开发要与经营业绩挂钩，技术中心要与各子公司衔接好并形成经济关系。”
来自最高层的动员和自上而下的贯彻，最终促使海信技术中心在1997年在内部机构设置、制度保证、项目规划、人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基础性研究和中、短期产品开发三个层次的技术开发体系也被建立起来。
在接下来的3年里，战嘉瑾目睹和亲历了海信的成长。他自己也在成长中。他似乎干得不赖——在这3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变成了数字电视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已经熟悉了电视机的全部，对于如何将一款新型的、邮票一样大小的进口芯片嵌入电视机的合适位置轻车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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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带头大哥”（2）
他熟悉海信电视机使用过的芯片：西门子、飞利浦、泰鼎……它们都来自欧美，它们都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它们控制着中国电视机的显示与功能，控制着电视机的价格与利润，然后控制着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命脉。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上中国自己的芯片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制造出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视机呢？
战嘉瑾苦恼着、期盼着、幻想着……
同样的苦恼、期盼和幻想也弥漫在周厚健、夏晓东、王希安的头脑中，后来它们还弥漫在于淑珉、郭庆存的头脑中，弥漫在所有清晰地看到海信未来命运的决策者头脑中，弥漫在所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好奇和希冀的海信人的头脑中……
“一个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很可怕的事情，”战嘉瑾慨叹道，“引进的成本实在太高，国内的整机企业在芯片商眼里根本排不上号，拿到的芯片方案往往比松下、索尼、东芝这样的行业巨头晚一年半。”
对于一台新型电视机来说，利润最高的时间是前半年，晚了一年半，就意味着中国电视机制造商们所能得到的是最低的利润、最低端和最难突破的市场。当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抱着利润的西瓜抹嘴的时候，我们却瞪大了眼睛，还在苦苦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芝麻。
仅仅寻找并不可怕，勤劳毕竟是一种美德，饥饿和贫穷并不值得尊敬。然而，当饿狗们发现了同一块骨头的时候，它们便会争相扑上去，相互仇视、吠叫咆哮、然后厮咬肉搏。
一场搏斗往往意味着一桩残酷的杀戮事件，当那片鲜血淋漓、昏天黑地的杀戮战场被打扫之后，我们会看到胜利者趾高气扬，叼着骨头昂首于战场中央，仿佛自己是睥睨天下、号令群雄的领袖；而那些失败者，拖着残缺的、疲惫的身躯，趴伏在泥土中，身上沾着鲜血和流血的伤口，口中流着泡沫和涎水，眼里全是乞求和哀怨，心头一片绝望和仇恨。它们饥肠辘辘、自怨自艾，它们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死亡的降临。
杀戮。每天都是这样的杀戮。
谁制造了这一场场杀戮？
谁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从战嘉瑾的身上，你会发现哪些成功者的特质？
中国家电业为什么必须掌握核心技术？
寻找出路（1）
1998年，中国电视机产业还处在“彩电价格战”的鏖战中，一场场屠戮，一桩桩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也许有人找到了幕后的凶手，也许有人对于死亡原因一无所知或已麻木不仁，也许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拿冷眼打量着这悲惨世界，也许还有人正在觥筹交错，发出胜利者的欢呼。
战嘉瑾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国内整机企业面对相同的供应商、相同的芯片方案，同质竞争，只能打价格战。很多中国企业都不愿意打价格战，都想差异化，但芯片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周厚健和他的搭档夏晓东也早已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周厚健说：“产品越同质化，竞争就越惨烈。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举个例子讲，大家现在都知道，电脑给大家的印象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实际上，产品确实运用了比较好的技术，但是从芯片到CPU基本上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具体讲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所以它的利润很低，越来越低。技术差异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最基础因素。”
他们不但看到了死，也看到了生。他们知道，如果不掌握芯片技术，整个中国彩电业迟早会完蛋。
周厚健有一次说：“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意味着决定不了功能、决定不了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芯片起的作用就是我说的这几点。机器的功能、性能，电路的程式和复杂程度，都是由芯片来决定的，所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选择产品的权力，只能模仿别人的。中国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是绝对的彩电第一生产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权却没有，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周厚健和夏晓东想到了自己搞芯片开发。
夏晓东那时候担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和技术中心主任，他跑到了美国，与美国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洽谈，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有关电视芯片的合作开发。我们今天可以想像谈判的艰难，这是一个弱者与强者的对话，任何从强者那里获得一丁点东西的试图，都会付出辛苦甚或屈辱的代价。
事关海信未来，事关海信生死，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对方答应合作，海信付出什么都值，他个人忍受什么都可以。
那家公司最终答应了夏晓东的合作请求。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原本主要做显示器产品，与海信合作可以介入电视机整机方面的业务。
1999年，夏晓东派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它们与海信的合作并非技术合作，是纯粹的低端合作，不可能对我们开放技术，只告诉了我们功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战嘉瑾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相当于他们的用户，也只能从用户角度提一些问题。”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因此一直对‘中国人能做芯片’持怀疑态度。”
最令战嘉瑾感慨的是，那家美国公司做芯片设计的开发人员数量很少，也就那么7、8个人十来条枪，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与自己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中有人来自中国大陆、有人来自中国台湾、有人来自中国香港。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他们设计的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其出货量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
“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战嘉瑾说。
他在心中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谁也不比谁笨，”他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做就一定比在国内厉害？”
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芯片”的神秘化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问题。
国内的产业环境的确不是太好，对于芯片业的落后，国家早已紧迫不已，但是长期扶植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氛围却是异常滞后。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战嘉瑾已经发现“芯片”不再神秘，不再让他感到恐惧。仅仅在美国呆了3个月，他便开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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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2）
“海信是不是自己去做芯片呢？”
“自己是不是也去做芯片呢？”
在自己设想的幻梦中，他从美国回到了青岛，从硅谷回到了江西路11号，从对芯片憧憬中回到电视机开发中。
但是芯片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身体当中，嵌入了他的大脑当中，嵌入了他的整个思想当中。他到处跟人说自己的想法，见到谁就跟谁说，跟同事说过，跟朋友说过，跟领导说过，在家里跟妻子也说过……
从美国回来后，他变成了一个爱“磨嘴皮子”的人。
集团的高层看起来没有任何动心的迹象。
除了夏晓东命他搜集一些有关芯片研发的技术理论和技术资料外，没有人再对他提起做芯片的事。
这趟美国之行似乎被遗忘了。
海信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
为什么周厚健和夏晓东看起来对战嘉瑾的想法不感兴趣？他们在犹豫什么？
芯片梦（1）
2000年。海信终于决定要做芯片了。
《海信史》是这样描述海信的2000年的：
海信从2000年秋天开始惊悚于陷入重围的危险。
那一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出家电企业的持续低迷，《南方周末》评论说，“总体获利能力已经接近历年最低水平”。一些企业不得不向股民道歉，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亏损局面。海信不在道歉的名单之内，那一年海信销售收入达到1347亿元，虽然利润只有286亿元，但在家电行业已列前茅。
然而，局面并不乐观。
的确，从2000年开始，中国家电业糟糕透了，彩电业面临“崩盘”，行业整体亏损终于使人们看清，美丽的誓言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幻象；空调业也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的阴影正弥漫天空；松下、索尼、东芝、三洋和飞利浦依旧统治着世界市场，而在纷乱厮杀的中国家电市场，勾心斗角的故事依然此起彼伏。
残忍、血腥、杀气腾腾、孤注一掷，这样的现状，使中国家电业被包围在一个接一个的埋伏圈中，这些埋伏圈彼此衔接，使人们无法看清到底是谁包围了谁，谁伏击了谁。每个光彩照人的“大佬”都似乎包围了对手，却似乎又在别人的包围之中。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自从长虹发动了彩电价格战之后，中国家电业便看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价格战”使用起来确实立竿见影，竞争对手消亡了，市场份额扩大了，名头更加响亮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它们的理想既未遭到破坏，地盘亦未遭到侵袭。然而，它们却亏损了。
信息产业部的头儿们已经三番五次地发出了警告，他们既警告这个行业有“崩盘”的危险，警告亏损的“大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警告像海信这样看起来阳光灿烂的企业，要居安思危。
周厚健时常陷入沉思。空闲的时候，他会在海边音乐广场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钟头，他静坐沉思的姿态会长时间凝固在那里。秋天的海风掀动波浪，在暗蓝的漫漫暮色中，轻轻而来，又轻轻而去。音乐广场上装饰着五线谱，有时候人们在音符上面踩来踩去，踩出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像卡拉OK点歌一样。不同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会点出哪一首歌，哪一支曲子，也不知道哪一个音符才有点歌的作用。
对于周厚健来说，他也不知道海信的前途如何，在内忧外患重重包围之中，他有时候会感到疲惫。有时候音乐广场会突然奏响那支唤作《命运》的曲子，他就会想起旁边矗立的贝多芬的雕像。有时候那支曲子也会让他感到悲凉。总之，在2000年秋天，周厚健一面意气风发，一面又偶尔会感到沮丧。
稍早前，一位叫于淑珉的女士从周厚健手中获得了权力，她成为海信的执行总裁。与周厚健不同，那年秋天正是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她豪气纵横，丝毫不觉得疲惫。对于未来，她充满了幻想。的确，2000年的业绩足够支撑她的幻想。然而，接下来呢？
与周厚健不同，她不喜欢静坐，而是喜欢沿着东海路散步，胡乱地想着事情。这种习惯与她的大部分其他习惯不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没有人知道她在东海路边会想些什么。
她会想海信的危机四伏吗？
她在为海信的未来策划着什么？
就在海信惊悚于危机四伏的2000年，战嘉瑾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海信要做芯片了。
他奉命搜集和储备的材料看起来要派上用场了。
他也终于可以从电视机整机中走出来，去憧憬自己如何摆弄“邮票”了。那的确像一张邮票，而且正是这一张张“邮票”改变了中国电视机工业乃至中国信息产业的格局。
一家名叫泰鼎的公司2000年7月14日正式向市场推出了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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