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3）
从现代金融技术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方式算不上奇特，但在当时的时代，未来收入的折现使用，却让英国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海外活动，以金融化的手法来实现借鸡生蛋，最终拥有大群母鸡，对于任何行业来说，都不能不算做是最好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富裕起来的市民希望更进一步，尚未致富的市民期望着能够像成功者一样，由此使得海外探险与海外贸易生生不息。
　　相比之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尽管同样从海外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货物，但是由于王室的垄断，使得民众绝难染指财富，自然也就无法让民众变得富足；因此，尽管流入国内的金银数量巨大，但是却限制了这些金银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英国的方案是股份制公司，那么西班牙的方案则更像今日的投资机构进行风险投资——总是会小心翼翼地选择那些最稳妥、风险最小、预期收益最大的项目，每收取一次红利，都会庆幸选择的正确，每遭受一次损失，都会选择慎贷，将自己的钱袋子捂得更紧。
　　对于西班牙王室而言，这样的方案或许让它们大发横财，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衰落之后，其王室仍然是欧洲最富有群体的原因。然而王室不等于国家，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更不是一回事。当西班牙王室暴富的时候，西班牙却未尝有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西班牙后来与英国的争霸中，这种方案引发的缺陷就更显露无疑。
　　对于英国而言，新兴的富裕市民们对于他们冒险得来的财富分外珍视，对于任何可能对事业造成损害的威胁，都绝不会坐视不理，换句话说，他们绝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剥夺、侵占他们的致富权利。而西班牙的民众并未在海外贸易中得到多少好处，对于捍卫王室的海外利益，自然也就缺乏热情。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西班牙与英国的冲突爆发之后，由英国民众所构成的武装力量，对西班牙的海上贸易、海上探险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而西班牙王室却不得不将掠夺来的财富用在军事领域，招募大量的雇佣军来进行战争，最终的结果也自然可想而知——在著名的“无敌舰队”灰飞烟灭之后，西班牙便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此后或为*人侵扰、或为法国占领，大国地位一去不复返。
　　从这一段历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的是，西班牙在掠夺来大量金银贵金属之后，成功地利用它增加了本国的货币投放量，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这种将不同空间中的财富集中使用的手法，堪称资本化的典范，而这也正是西班牙在16世纪称雄于世界的原因所在。
　　然而，对于一个国家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其货币保障力多强，其货币可投放量有多大，都将会面临一个有限的高度；况且，这种货币上的资本化，对于民生尽管有帮助作用，却并不会实现“藏富于民”的目标。因此，在实现“国富”的终极目标过程中，资本化只是手段之一，想要让民众实现富裕，就必须用更先进的金融技术，将蕴含于民间的财富调动出来，实现增值。
　　这种技术上的操作，看似仅仅停留在金融层面之上，实际上，对于像国家这种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决定其是否能够持久繁荣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先进的金融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继续我们的探讨。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1）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遵循着由盛到衰的规律，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发展之后达到全盛时期，随后逐渐没落，最终转向衰亡，无论汉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概莫能外。
　　如果我们的所知再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封建王朝的财政状况，也完全符合这样一条“上凸型”曲线，在王朝建立之初，财政上总不免捉襟见肘，随后经过积聚期而实现国库丰盈，随后则进入衰减期，开始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日益吃紧的财政危机表现为巨额赤字，最终使国家的财政系统崩溃，王朝也随之覆灭。
　　通过我们从书本上得到的常识，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国家统治阶层的*——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以励精图治为最大目标，自然无法容忍政权内部所存在的*现象。
　　以明王朝为例，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便亲自下令制定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其中明确记录了关于官员贪污案例的处决结果，随之阐述了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以便令官员读之后自律，民众读后自发检举*。
　　然而，即使是像明王朝这样下了如此大决心，如此大力气，如此精确的措施，威力如此猛烈，也始终无法根除政权内部所出现的*现象，以至于朱元璋在死的时候咬牙切齿，留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慨。那么，像其他王朝就更不用提了，随着它们政权专制程度逐渐增大，其内部成员的权力也越来越缺乏约束，贪官之多，就连“野草”都难以形容了。
　　诚然，权力失控所带来的*现象，的确为历代封建王朝带来了覆亡的制度性因素，然而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必然会得到全新的结论。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无论多么庞大，其基本构架仍然不能摆脱“收”与“支”这两大部分，所谓的收，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赋、工商各税、户税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入手的财富；反过来，所谓的支，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主要集中于国防费用、战争费用、政府及皇室开支、公共事业建设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出手的财富。
　　入多出少，政府的财政就有富余，入少出多，政府的财政就要出现赤字，难免捉襟见肘，所以无论是哪一朝代的国家管理者，都希望政府的财政状况呈现出前一种形态，尽量避免入不敷出的情形出现。
　　不过，事情并不能总是尽如人愿，每年的收入总是会遵循一个定额，大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线上，而需要支出的财富却存在着许多不可预计的因素，比如地震、洪水、旱情等天灾、叛乱、起义、外敌入侵等人祸、这些无一不会导致政府当年的财政支出呈现激增的态势，财政状况就难免拆东墙补西墙，就难免要节衣缩食，甚至于干脆寅吃卯粮，选择透支税收的方法度过难关。
　　为了应对这样的状况，为了规避财政上可能出现的危机，历代王朝的主政者莫不想方设法，以种种方略来为未来做铺垫，而将这些方略归结起来，无外乎“开源”、“节流”两大分支而已。
　　所谓的“开源”，意指扩大财政收入，在这方面，封建王朝最常用的手法无外乎加大税赋额度，新增税赋名目等等，在这件事情上，皇权总是会与官僚体系取得一致认识，而当这两种本来相互制约的权力合为一股时，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它们，增加税收也就不再困难。。　最好的txt下载网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2）
不过尽管如此，却不代表税赋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否则也就不存在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了。原因就在于尽管增税的权力虽然没有限制，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却是有限的，以无限的权力来对有限的承受力进行要求，其结果必定是使广大民众难于承受，最终激发广泛的反抗情绪，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正因为如此，比起前一种方法，封建王朝更乐于采用的方法是“节流”。
　　所谓“节流”，顾名思义，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就是“省钱”，就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就是杜绝一切浪费，无外乎集中在一个省字上。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除了“省钱”之外，节流还存在着另一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存钱”；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其规模大小，时间长短，无不有着“存钱”的传统——只要情况允许，只要财政上出现结余，国家管理者就会选择将这些剩下的财富储存起来，而“藩库”、“太仓”等机构，正是为国家储备财富的所在。
　　说了如此之多，那么究竟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呢？
　　答案是全部否定，如果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的话，财政危机便不会出现，那些封建王朝也同样不会覆亡，实际上，无论是两种方法中的何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吃紧的状况。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货币上做文章，即选择大肆发行货币，发行大额货币，降低货币含金量、发行劣币等等，通过货币作为媒介，从民众的手中掠夺财富。然而，这样的方法尽管会在一时之间迅速聚敛财富，却会产生一个随之而来的效果——货币购买力下降，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则更会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仍然要算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
　　我们知道，明朝在进入末期之后，在北部边境要面对蒙古部落的持续骚扰，东北部则要面对新兴女真部族的强力挑战，而在万历年间所发生的援朝战争，以及东部沿海持续不断的倭寇祸乱，更是加剧了其实力的消耗，最终使得明朝在面对大规模民变的时候，终于无力*以至于覆亡。
　　正因为如此，军事上的失败，被认定为是明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几十年来的史学界研究中，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定论。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失败仅仅是表象，而蕴含在这个庞大机体内部的财政危机，才是导致整个巨人倒下的毒瘤。
　　根据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军事上危机重重不可怕，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既要应对匈奴人，又要腾出手来打败七个诸侯王的同时叛乱，仍然能安然过关；清王朝康熙年间，面对三藩之乱与台湾郑氏父子的大举进攻，也得以获得胜利，延续寿祚。
　　所以这样看起来，最可怕的不是军事上的危局，而是面对这样的危局，毫无能力去着手解决，这种能力既体现在对形势的判断与把握上，也体现在对军事计划的保障与供给上，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国家在危局中的软实力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之为硬实力。
　　那么，明王朝是否具备这两大实力呢？前者属于史学范畴，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只在财政层面上论证一二。
　　按照《中国财政史》上面的说法，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时候，国家财政年收入仅仅为四百万两白银，而每年的支出却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两，而这时距离王朝最后的崩溃，还有四十余年的时间。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3）
央视热门节目《百家讲坛》在前一段时间，推出了一部《风雨张居正》的专题节目，通过节目我们了解到，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由此为沉疴遍体的明王朝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而在此时，这一次改革刚刚结束，明王朝的中兴局面也还尚在维持之中，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居恒无事、四海升平的情况下，财政尚且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那么当国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其后果难以设想。日后曾有财政史专家专门研究过，如果能够让这种局面*持十几年的话，就足可以保证明王朝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消化掉所有的财政风险，实现全国战略的稳定。
　　可惜，上天并没有给明王朝这样的机会。
　　说到底，上天并不是无形的存在，它正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就当明朝君臣尚沉浸在“中兴局面”所带来的一团和气里时，全国的民众情绪已经呈现出沸腾之势。而在此同时，来自辽东地区与女真族的战事，就更加令局势变得雪上加霜。
　　或许在当时的外族看来，此时的明王朝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与疆土的庞大帝国，它仍然控制着亚洲大陆上最大的一块版图，拥有数个属国，俨然不可一世。
　　然而，看上去规模惊人，实力惊人的大明，其实缺的只有一样，那就是钱。
　　想要维持这个巨大帝国的正常运转，想要将与女真族的战争进行到底，或者说保证抵御女真族的不断进攻，都是需要来自财政的强力支持。而事实上，明王朝绝拿不出这样庞大的一笔钱来保证年度正常运行。
　　于是，这就相当于宣告了明王朝的命运——看着一大四大，实际上却病入膏肓。
　　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为了应付北部的战事，明王朝开始逐步增加赋税，然而这些新增的税额，却并没有对财政状况形成缓解，到1628年崇祯帝即位的时候，其财政赤字仍然维持在116万两的巨额之上。已有的税赋收入，在时间上的迟滞与程度上的不足，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财政的渴求，于是，为了把这块亏空补上，已经无计可施的崇祯帝又开始在田赋上做手脚，尝试着将已加9厘的田赋再加3厘，实现165万两的财政增收。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不断加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的不堪忍受，由此带来的民变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更使得军费飞速激增，如果一任这种情形继续发展，势必会令民众更加激化，于是，为了暂时缓解这一势头，朝廷开始拖欠军饷等应付账款，仅到崇祯元年，所拖欠的军饷就已经达到了520万两之巨。
　　我们知道，在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时代，军人服役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获取银米以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份报酬更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的，其对于军人的意义之重大，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现在，当国家开始拖欠军饷的时候，无疑意味着对军人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于是，在*民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兵摇身一变，投身于起义的阵营之中，将本已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到了崇祯十一年之时，由于战事上节节失利，使得明王朝已经陷入了“不集兵无以平寇”的军事危机之中。
　　集兵，就要养兵，就要给军人发饷，就要为军队提供补给，可是钱又从哪里来呢？颇有雄心的崇祯帝在将所有可能的办法尝试了一遍之后，明王朝的财政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崇祯11年之后，户部几乎已经没有新进的收入，庞大的帝国开始面临着“无饷以饱兵”的可怕局面。这时候，再次加税增赋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于是，崇祯帝只好再次“从善如流”，批准加派280万两的新税。
　　最后的发展一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明王朝最终在内外交困之中陷入崩溃，无论在理财领域如何运作，都无从改变其最终的命运。由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硬实力，其实是明王朝根本不具备的，而其遭受灭国之灾，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历史真的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律吗？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中，众多国家的君主、国家的管理者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为财政增收的机会，然而这也导致了无数丝毫不知节制，不知与民休息的政府出现，从而造成他们习惯于将突发的财政开支一次性分摊到民众头上、造成他们乐于转嫁财政危机而丝毫不留后路。类似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风格的金融政策，一次次地出现在浩繁的史卷之中，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历史结局。历史学者谭伯牛在论及这一点时说：“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却不察隐患。”
　　想来这里所说的“贪风”，所指内容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属到糟糕的金融政策，而非官僚体系的集体品质。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皇权思想在隐隐作祟，认为由皇帝、由国家出面，向民众借债来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做法实在是有损君威，却忘记了这种金融化理财方法的优点——只要国债期限足够长，就足可以将一次性的开支分摊到许多年中，让每一年的压力都降低到最小，让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而其在财富上带给民众的回报率，则更是会促使民众热衷于此，令政府的融资借贷变得更容易。
　　历史，的确蕴含着固定的规律，历史更是一场不可违背规律而行的游戏，然而，历史的规律却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所有的结局或命运，其实都在最初的选择中，被确定了下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伞和秘鲁楼（1）
看一下这个标题，你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看似驴唇马嘴的两样东西，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
　　但是，这两件东西，还真的有内在的联系，闲言少叙，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伞”的由来。
　　社会学者何博传曾经在其著作《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在1983年的中国，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但是惊讶地发现，这把伞竟然是从上海运到香港，又转回深圳的。这些上海人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比在上海买要少花几块钱，而深圳人对此也很高兴，因为他们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同样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同样赚了几块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到一会再来回答。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调查，提供这个调查结果的不是外人，就是在第一章里绞尽脑汁为我们替资本打比方的索托先生。
　　在索托的调查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特别有意思：
　　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拥有不动产价值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上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里，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而这些民众所拥有的居民储蓄量，则相当于1945年以来，世界所有外国援助总和的40倍！
　　按照我们的印象，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穷国的代名词，国家穷，老百姓自然也富裕不到哪去，不过，从索托先生调查的数据来看，这些占据了世界上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的地方饿殍满地，但是却不是一无所有，甚至可以说相当富有。
　　怎么样？这样的情节是不是能让我们联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可是有人又要问了，一边饿的奄奄一息，一边把肉包子藏起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恐怕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接着看索托先生的调查。
　　在索托先生进行的调查中，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最真实，最容易观察的房地产上。原来，在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里，穷困民众所建造的房子，基本上是独立在法律之外，不被政府所承认的。
　　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和障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穷困民众，往往采用各种办法规避法律制度以建造房屋，比如说，秘鲁的许多贫民楼区的来历就很有意思，先是由民众组成农业合作社，从土地的前任所有者手中买下土地，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居民区和工业区。因为在法律上，谁也没有简便的方法来改变土地所有权，于是这些国有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就会非法把土地分成小块，由私人拥有使用权。
　　同样的，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比如说，在埃及首都开罗，那些住着四层公共住房的居民，就会选择在楼顶上非法地加盖三层公寓，然后把公寓卖给亲友和刚从农村迁来的移民。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也大有存在，在许多城乡结合地带，许多集资自建小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受法律的支配。
　　对于这样的现象，索托先生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僵化资本。
　　什么叫做僵化的资本呢？
　　我们看到，像秘鲁贫民楼区的居民，他们并非一无所有，但是他们的楼房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也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没有人准确记录他们积累资产的能力，他们的资产既不能当成商业信用的保证，也不能用来获得抵押贷款。按照我们前面两章里所说的理论，这些资本是无法被资本化，投入到资本增值当中去的。

中国伞和秘鲁楼（2）
实际上，像这样的僵化资本，几乎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内都有广泛的存在，根据索托先生的统计，在菲律宾，57％的城市居民和67％的乡村居民的住房都是僵化的资本。在秘鲁，53％的城市居民和81％的农村人口都居住在不受法律控制的住宅内，而他们最终测算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国家里，僵化的资产至少达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恰恰和发展中国家居民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相等。
　　这么看起来，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并不缺乏资产，也绝不缺乏盈利的企业家意识——从逃避法规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之所以如此贫穷，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无法创造资本，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只是僵化的资本而已。
　　当大量由穷人们发展起来的地下经济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和记录的时候，当大量由穷人创造的资产得不到政府的所有权保护的时候，人们由于担心自己资产或交易的安全问题，他们就不得不降低资本流动的效率，僵化资本也就此成型。
　　现在，就到了该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了。
　　上海人、深圳人以及香港百货公司的老板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赚到了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特定经济条件下市场的闭塞性。
　　上海人造的伞，因为没有指标在上海销售，所以只能便宜卖给香港，同样的，深圳人想要卖伞，但是自己却造不出来，也同样没办法从上海进货，因为那里的价格又高，配额又有限，加上运费成本，所以只能从香港的百货公司进货，来来去去几下，价格反而比上海的销售价更低，还使得所有环节都占到了便宜。
　　这里面的秘密就是市场化。
　　当一个流通性强的市场被打造出来之后，就意味着市场化的程度得到了加强，原本那些伞厂积压的雨伞，在不能够销售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僵化资本，而市场化程度的加强，则使得这种僵化资本得到了一个释放的平台，成功地实现了增值，所以，皆大欢喜的局面自然不在话下了。
　　现在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在现在不会发生了呢？
　　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第一，生产与销售配额取消之后，上海的伞厂已经完全依据市场需要，看订单生产货品，不再有积压发生了，即便有积压，也能够在本地市场随便销售，不需要绕上一个大圈，第二，生产与销售配额取消了，深圳人也能够建立当地的伞厂，不必再舍近求远。僵化资本消失了，这样的怪现象自然也就没有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秘鲁的贫民楼也属于同样的概念——只要法律认可，或者为他们找到一个可供交易的市场，资本也就自然从僵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对比之下，中国近来出现的“小产权房”②，在很大程度上便解决了这一问题，尽管还存在着法律风险与政策风险，开发和监管也水准也很令人担忧，但是比起秘鲁现在数量众多的“僵化资本楼”，这种将僵化资本市场化的方式，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的一大进步。
　　

市场化的法则：印度铁路的早殇（1）
“在这些铁路两侧一百码之外，将仍然是化外之地，蛮荒所在，商业文明与技术根本无缘铺陈开来。”在十九世纪印度铁路工程大幅度修建之前，一位银行家做如是说。
　　面对这样一个“不吉利的预言”，那些对铁路功用寄以相当大希望的投资者、工业企业家、以及态度最坚决的军方人士无不嗤之以鼻，在这些人看来，铁路能够有效地拓展印度人的视野，让印度人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让他们能够接触不同理念的文化，并最终让所有人获益匪浅。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开端，在这个时间点上，两种不同的意见激烈地交锋，而胜负却已经像是被注定好了一样，作为最能象征十九世纪人类进步的东西，铁路当之无愧，它能降低九成的运输成本，让贸易量暴增数倍，它给予了人类统一的时间，让两伙相距遥远的人们能将行动协调到分秒不差。
　　这样看来，铁路堪称一条神奇的巨龙，似乎只要在印度大陆上匍匐铺定，就足以让这块沉睡着的土地焕发活力，重现生机，而在这个结果的背后，更是无穷无尽的财富与商机。
　　截止到1910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令印度坐拥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其铁轨总长达到了亚洲的85％，这其中的功劳，自然要归结到英国投资者不遗余力的建设上，相应地，横亘印度大陆的铁路网络，也将这个原本落后的国家一下子获得了不菲的发展，那些全力开动的蒸汽火车头，拉动的似乎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可以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这条巨龙似乎已经发挥了神奇，但是，这条神奇的巨龙，最终还是沦为了一条平庸的爬虫。似乎没人能说的清楚，这到底是铁路的悲剧，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很快，出乎投资者们预料的事情就发生了。
　　原本被认为将会成为聚宝盆的铁路，却始终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绝大多数运营线路都获利微薄，甚至于还有一些在赔本赚吆喝——每维持一天的经营，就需要搭进去大量的资金，在1900年的一年时间里，大约有七成五的铁路线路，其盈利率都只能勉强维持在5％的水平上，即使是这个微薄的数字，还需要有印度政府提供税收补助才能实现。
　　根据公开的解释，铁路经营上的亏损，是由技术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可是，在技术水平大大落后于英国的美国大陆，铁路却非但没有成为倒贴钱的累赘，反而还承担起整个北美大陆经济动脉的职责，那么，像印度的铁路，究竟为什么有如此悲惨的遭遇呢？本节开头那位银行家的预言，究竟是洞悉玄机后的神断，还是偶尔巧合了而已呢？
　　在当时的整个欧洲商业界，都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不已，继而将原因归结于“当地居民的抵制情绪”，其实，假如他们能够将铁路作为一种商品来研究，仔细探讨一下这种产品的功用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将会非常易于解释。
　　造成印度铁路盈利率极低，甚至于亏损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的市场化程度过低，或者说，它所拥有的市场化程度，是与支撑其正常运营所需要的程度完全不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被寄予了深厚增值期望的铁路，就这样变成了僵化资本，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铁路的投资者们对铁路的期望并不纯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