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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猜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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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是个怎样的过程
其实，在前言的宏大叙述里，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资本化的定义，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刚刚翻开这本书，既没有听张之洞的故事，也没有看到索托先生的形象比喻，对资本的概念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想要弄明白的话，还确实存在着一定难度。
当然，如果你确定已经理解了前言中给出的定义，那么大可以跳过本节，去读下一节中的故事，如果你还希望加深一下印象，那么我们不妨再次重温一下资本化的定义。
所谓的资本化，指的就是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 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像索托的“湖水”变“电能”的定义一样，都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这么看起来，与其说资本化是一个过程，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能力。于是在前面我们还说过，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为了彻底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下面要专门拿出一节的时间，看一看这个资本化的过程是怎么运作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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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1）
1946年的春天，对于中国东北来说，堪称一个复苏的季节，不仅是冰封的大地得以沐浴春风，更具意义的是，这块沦陷了十四年之久的土地，再次迎来了中国军队。
这并非是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乌合之众，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这支军队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序列，不仅拥有全副的美式装备，更直接接受过美军的专门训练，甚至于在缅甸与印度的土地上都曾留有他们的足迹。
此时，他们接受的指令是重回故土。
尽管装备先进，尽管有着在异国他乡的经历，然而眼前的一切仍然令这批吃惯了美国罐头的军人们目瞪口呆。
这些军人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工矿设施，从没见过如此密集的高压电网，从未见过遍地飞驰的火车与林立的烟囱，这些壮观的景致不仅在中国堪称异景，即使在国外也难觅踪迹。
于是，在惊呆之余，一位富有浪漫情怀的军人脱口而出：“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
更令人惊讶的还远不至于此，因为军人们所看到的，令他们这样惊呆与感动的景象，仅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而已。
从1945年8月开始，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抢先占据东北的苏联军队，就开始了宏大的拆运工作，包括工厂、电站、矿山设备等物资，悉数被拆运回国。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开往苏联的火车昼夜不停，仅仅从沈阳一地，每天就有多达200辆货车开向苏联。
苏联军队的拆运无分巨细，大到厂矿设备，小到桌椅门窗，甚至于连农民的耕牛也一并收拢。仅仅一座鞍山钢铁厂的拆运工作，就耗费了四十天，用掉了60列货车之多。在这样的力度之下，截止1946年年初，沈阳90％的工厂业已成为一具躯壳，全东北75％的客车和93％的货车，也都尽数成为了苏联的囊中之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抽空了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却还仍然能够让那些接受过西方熏陶的军人们心惊不已，那么，处于鼎盛时期的东北，又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呢？
下面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
在张作霖父子的两代经营下，截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工业化的水平已经取得相当的水准，其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时隔70年之后，中国才重新接近于这一数字。
在1943年，位于吉林的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其发电能力达到每年22亿千瓦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字，因为直到1949年底，全中国的发电量，也仅仅达到了这个数字的两倍。
在1943年的一年里，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的煤，93％的钢材，的电力，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依此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尖端企业。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东北已经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台湾占据了10％，套用一句古语来说，是“东北独占八分，台湾一分，天下共分一分”。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的烟囱林立，城市勾连成片，后来的辽中南城市带、工业带正是藉此成型，而贯通整个东北大地的铁路网线，其总里程仅在1939年就已经超过1万公里，在1949年全国的总里程，才仅仅20000公里有余。
当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一连串数字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经济保持着敏感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连年内战，一穷二白的时代，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东北工业区上空飘过的缕缕青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2）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铸就了那一段岁月中东北的富强与辉煌呢？
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资本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重工业是一个产出高，投入也高的行业，然而这个行业能够强大的秘密，却存在于规模经营之上，早在100多年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自己的钢铁帝国时就明确地指出——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绝对成正比，只要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
尽管东北的历代建设者们未必有过同卡内基同场演练的经历，然而他们却无不将这条准则奉为圭臬，而实现大规模的唯一秘诀，就是大资本的投入。
早在张作霖父子主政时代，政府当局对于近现代工业的投入便可谓不遗余力，为配合军事上的需要，以兵工厂为核心的一系列工矿企业随之建立起来，结合东北丰富的工业资源，东北很快便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力度下，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准，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超越了江浙财团控制的长江流域，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于已经令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威胁，而这正是九一八事变在经济上的主要诱因！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军方力量侵入东北地区的同时，大批日本财阀的资金也开始迅速涌入当时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1937年，伪满洲国开始大力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按照“一业一社”的原则，在每一个行业内都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公司。
正是在这样的措施之下，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出现，它不仅垄断了东北地区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电力等产业，更自行成立了一系列配套的现代企业。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行为是出于方便日本资源掠夺的目的，然而假如我们抛开历史含义不谈，单从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决策却不失为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的是，资本能够实现自我增值，但如果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资本运用在正确的领域，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本的最高效率，正如我们的理论所表述的那样，资本化不仅仅包括了如何聚拢资本，更包括了如何调配资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管理方面，这种“总公司——子公司”的结构，更是深得现代大集团管理的精髓，在总公司的调控下，分属于不同行业的子公司很容易发生产业间的写作，从而形成一条顺畅平滑的产业链，节省大量不必要的中间开支，既避免了金钱上的浪费，也避免了管理上的许多弊病。
正是在这样的准确规划之下，东北地区很快便形成了门类齐全，分布合理的工业形态，钢铁、化学工业集中于本溪、鞍山地区，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沈阳；纺织、造船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这样的分布格局错落有致，合理而有效率，很明显，在进行这些项目的规划时，以及在资本投向这些行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仔细规划的，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布局模式综合考虑了交通、原材料、地理、气候、人口等多方面因素，能够保证各行业的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供求链中，从而实现资本的高速运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鞍山拥有规模宏大的钢铁厂，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因为附近的本溪拥有丰富的煤矿，而优质焦煤正是钢铁工业所必须的燃料；不仅如此，当鞍山的钢铁被制造出来之后，由于其处于沈阳与大连的中轴线位置，凭借着沈大交通线的便利优势，可以以最快速度满足沈阳的军事工业、大连的造船工业所需，实现行业间的高效率协作。
凭借着资本化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法统之上，并非一个合法存在的政权，但在经济规律上却做到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当时成为了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凭借着如此迅速的发展势头，东北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就铸造出令人称奇的成就，并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仍然能够以其侥幸残存下来的工业基础，给49年后的新中国以莫大的支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工业动力的角色，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功勋，几乎完全要拜资本化的力量所赐。
靠什么来加速资本化
既然，资本化的过程如此重要，那么让这个过程变快一点，岂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
道理是没错，但是事情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行驶着的车想要加速，就要先挂档再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数变得更高，不过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无论是靠油门驱动的摩托车，还是更复杂一点的汽车，总要有汽油才能加速。
那么，为资本化过程加速的“汽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货币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过，货币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货币的数量多了起来，是否就代表着资本将会以更多的面貌展示出来呢？
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我们还要专门用一节的篇幅，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1）
提到战争赔款，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的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诸国列强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而和这些侵略行为伴随在一起的，就是战后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了。在这些赔款之中，数额最大，也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数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2亿两白银，和1900年那一次的亿两“庚子赔款”。
不过，战败赔款倒并非是中国的专利，就在“庚子赔款”生效的18年后，列强之一的德国，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得不同样“屈辱”地负担了数以千亿的赔偿金，尽管其计价单位是战前的德国马克，但它的支付手段却必须由黄金来承担，这也就是说，德国人需要赔偿2260亿马克，但是却必须先换成等价的黄金。
假如我们把战争赔款的定义再放宽一些，把那些在战争中由优势一方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同样定义为赔款的话，那么有关赔款的历史恐怕就更悠久，其数额也变得更加巨大。
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殖民战争中，从印第安人手中取得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富虽然不是由战后条约来规定的，但却同样是进入战胜国国库的财富，因此，其实际效果和战争赔款也相差无几。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些进入到战胜国的财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读到这里一定会哑然失笑，这个问题实在过于简单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是最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是货币里的货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一个国家的金银持有量增加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得到了增长。
那么，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吗？
举凡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无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财富最重要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其可以增加民众的幸福感。而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看到，在上面提到的战争中，无论是战争掠夺也好，战后赔款也罢，战胜国得到的都是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如果我们在此来做一个假设——假如这些金属没有被当成货币，而是当做本身的金属价值来使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答案就是被铸成盘子、刀叉，被镶嵌在椅子靠背、床头门环，被雕琢成烛台、王冠等等。
那么，如果这些金属不当作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而是只当成货币呢？
答案是，这些金属在社会上的作用，就和纸钞、铁钱没有区别，所多出来的就是信誉好一些，老百姓偏爱一些，拿去和其他国家做交换，容易被接受一些而已。
其实，上面所作的两个假设，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之后，就是将其大量铸造成生活用品，金属器皿的；而在欧洲人出现之前，南美洲印加帝国的居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金银的贵重——在那以前，他们鉴定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标志不是金银如山，而是到底拥有多少羊驼。
按照这样的观点，掠夺来的这些金银，究竟怎样才能够变成财富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按照我们前面对财富的定义，想要通过金银让民众萌生出幸福感，就需要用它们去购买民生用品，当然，这种购买不是在国内，而是必须通过外贸方式来完成的。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著作《盐铁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以金银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以珠宝换取其他国家的牲畜、以器玩换取其他国家的铜铁矿石。一句话，就是要用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工商业产品，去换取民生用品、农业产品和战略物资。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2）
简单来说，想要增加自己国家的财富总量，就必须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买东西，然而，这样的交易，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岁月中，交通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们不妨想一下，一头牲畜拉着自己吃的草和役使者的粮食，到底能够走多远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除以2，就是他们的活动半径。那么，当车上的粮食和草被换成了货物的话，返程的时候就需要沿途买粮，交易一次的成本，甚至会将交易的利润销蚀殆尽；同时，这种交通方式的速度之缓慢，也决定了这样的交易始终只能是少量的。
于是，这些得来的金银，更多地被当成是货币在本国范围内流通，这里面的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印第安人那里掠夺走金银，又怎么会用这些金银再去向印第安人买东西呢？
那么，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尽管获得的金银是硬通货，可以在周边国家进行消费，也可以让本国的财富得以增加，但是当国际贸易量受到运输能力等因素限制时，外来的金银就只有在本国成为货币这一条路可选了。
当外来的金银成为本国货币的时候，本国财富没有得到增加，那么，这些金银增加了什么呢？
答案是：货币投放量，或者叫做货币发行量。
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下，想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国家管理者做出决策，中央银行发道命令，造币厂开动印刷机器就可以实现，同样的，在古代的时候，尽管不存在央行体制，但君主口含天宪，只需要一道命令，多发行一定量的货币，也绝非难事。
比如说，在北宋时期，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宋神宗就曾经命令四川交子“两界沓行”，这个“两界沓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交子这种纸质货币以三年为一界，到期的上界交子要退出流通，而“两界沓行”的含义，就是在旧交子继续流通的基础上印刷新一界交子，即一下增加了一倍的货币投放量。
增量是小事，做起来只需要加点工本费，但麻烦就麻烦在货币是需要实力来作为保证的，如果滥发缺乏保证的货币，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使经济秩序变得混乱不堪。比如说，宋王朝为了支持频繁多发的边境战争，便大量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纸钞、楮币、当十钱、夹锡钱、盐钞、铁钱、大铜钱等等，在财政上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是有保证的货币，由于这种保障存在着一定的范围，因此增加货币投放量，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例如各国历史上所实行的金本位制、银本位制、以及一度出现的金银复本位制，都受制于本国的金银储备量。即便是那些盛产金银的国家，也要受限于金银开采量和估计储量。
因此，想要为社会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实际上是异常艰难的，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投放减少，又会导致怎样的情况发生呢？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了，由此引发出市场流动性不足，最终引发生产萎缩的后果。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要发展，就务必要实现市场的繁荣，而市场的繁荣又必须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一旦增加，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其需求量也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在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出现了问题，由增值带来的货币紧缩就难以避免了。
于是，民众便会无比珍视手中的货币，或是将其储存起来，或是干脆进行民间金融，以高利贷的形式牟取收益，无形之间造成了国家内部利率的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生产、贸易所带来的收益，都比不上利率带来的高，那么在民众之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愿望都将消失。
可以说，在货币需求难于满足的情况下，商品社会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
现在，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或掠夺所得之后，实际上意味着让本国的金银储备得以猛增，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增大货币投放量，由于有金银等硬通货作为保障，不必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现象，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带来经济繁荣。
就另一方面来说，战争赔款的获得主体是政府，当这些赔款被纳入财政计划之后，无形之中可以让政府在财政方便更为宽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民众的压力，同时使得政府有能力进行消费，对社会需求也具有拉动作用。
按照上面的说法，有保证的货币投放量增加，可以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市场繁荣，促进资本化的进程，最终让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就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
从拉美获得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国家角力中成为强盛的大国呢？
想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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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1）
我们在第二章中，为大家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从拉美获得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国家角力中成为强盛的大国呢？
其实，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如日中天的强盛时期，其中尤以西班牙为甚，而西班牙的强盛，恰恰发端于大航海殖民时代。
在15世纪末期，西南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为西班牙，一为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拥有较先进的航海技术，也都有着从事航海业最有利的因素——海洋国家。
葡萄牙王室从1418年开始，每年都派遣船队出海进行贸易，到1480年的时候，葡萄牙已经成功地与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明王朝成功地进行过数次贸易。为了能够和葡萄牙竞争，西班牙王室从1484年开始，出资支持哥伦布前往中国的设想。在1492年，经过几次的试验之后，哥伦布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却在无意中找到了中美洲的巴哈马岛。
这个消息令西班牙王室顿感惊喜，继而开始了西班牙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大陆上占据了广袤的殖民地，并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从殖民地将大量的金银运回国内。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一点，那就是西班牙王室出资赞助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时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航海行动都是以王室名义进行的，因此所获的一切利益都是属于王室的。殊不知，正是这一看似不起眼的规定，才对后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暂且不论这个规定对后来的影响，通过这些掠夺而来的金银，的确让西班牙的国内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市场的繁荣程度，贸易的广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港口贸易，城镇的兴旺，都使得西班牙在16世纪一跃而起，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并在1580年将它身边的竞争对手葡萄牙征服，在1640年之前，西班牙帝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
那么，为何在进入近代之后，西班牙不但没有继续它的强盛，反而逐渐变得衰败了呢？
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将原因归结在西班牙王室的奢侈无度上，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说，西班牙王室对于从拉丁美洲掠夺而来的金银，有很大一部分都成为了王室挥霍的专用品——在墙壁上镶嵌珍珠、在桌椅上镀金、用纯金银打造餐具……以至于后世以富丽堂皇著称的“巴洛克”艺术风格，都以此为蓝本脱胎而来，而“巴洛克”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的含义正是“变形的珍珠。”
王室的消耗，固然可以算作是原因之一，不过，对于西班牙所获得的东西来说，这样的消耗实在算不上挥霍，也不足以对后来的由盛转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根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一共带走了18600吨白银，200吨黄金，这些数字还仅仅是有案可查的注册贵金属，到16世纪末的时候，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都已经为西班牙所占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王室纵然再能挥霍，也无非是在庞大冰山上掘其一角而已。
那么，导致西班牙最终没能保持其强盛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2）
答案全在于王室的那个协议。
和与哥伦布所签订的协议一样，西班牙王室认定，一切与海洋和探险有关的贸易，只能是“国营”性质的，这种权利由王室和权贵阶层加以垄断，非经许可，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是绝没有机会参与获取财富的。
相比之下，与此恰好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在16世纪中叶，在目睹了西葡两国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利益之后，当时的英国王室也按耐不住，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海外冒险计划。和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这种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由民间发起的，尽管在后来的过程中，王室也参与其中，但对于这项计划的支持，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政策鼓励而非物质支持上，像西班牙王室那样“出资国营”的情况虽然存在，但直到殖民时代终结，都难于与民间规模相比拟，
不过，比起西班牙王室拥有的充足财力来，英国民间冒险计划还未能实施，就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资本从哪里来？
要知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一次长程航海，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雇佣船员的费用，船队的消耗都是不菲的数字，除掉这些之外，购船的费用、随船的货物也都数额巨大，在缺乏王室财力支持的前提下，想要由民众来负担这种费用，明显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最终还是成为了可能。只是用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而已。
这个办法就是——用招股的办法进行融资！
单个民众的财力是微薄的，但如果将这种微薄的财力集合在一起，这种集腋成裘的效应却是难于忽视的，比如说，成立于1584年的“弗吉尼亚”公司，就从七百多名股东手中募集了起始资金，其他的“马萨诸塞公司”、“非洲公司”，“莫斯科公司”都有着数百人规模的股东群体，后来由于鸦片战争而著称的“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也拥有80名创始股东，并且选举产生了15人的董事会。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却出现了。
民众参股共同投资，无论是贸易获取的利益、还是掠夺所得的收入，都可以在投资群体内部按股份分配，那么，经济活动有收益就会有风险，关于风险，又应当如何分担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根据当时的航海水平，进行一次洲际航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沿途不仅会有船只沉没、甚至于有时会有超过一半的船员在航行中死去，因此，如果要股东们分担这样大的风险，势必会对参股积极性产生很大的影响。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为股东规定好需要承担的风险。
共同融资，责任有限——最初负责招股的那个人或许没有想到，他在融资模式上的这一发明，最后竟然成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固定组织形式，被人们沿用了几百年之久，最终成为了股市发展的契机。
这种通过招股进行的融资方式，在很容易的情况下帮助有志与创业的人募集到资本，又通过最公平的方式，将风险分摊到所有投资者身上，使收益与风险比达到了最高的程度。
如西班牙与葡萄牙一样，海洋探险、海洋贸易给所有这些股份公司带来了不菲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则按照规定好的那样，由众多参股的投资人分享。就这样，受海洋贸易的拉动，相关服务与制造业、渔业等行业都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由此造就出一大批来自于民间的富裕市民，为英国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产阶级，其在文化，政治、经济上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是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3）
从现代金融技术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方式算不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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