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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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铁路的投资者们对铁路的期望并不纯粹：比如说，在印度的铁路线里面，有许多是为了运输军队而非货物，这就使得一些铁路的长度非常之长，并且通往边缘地区，这样的选择固然使军队弹压叛乱变得容易，但其却显然不是一条商业路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市场化的法则：印度铁路的早殇（2）
其次，即便是出于商业目的所建设的线路，在认识上也相当模糊，一部分线路所连接的站点，都隶属于那些农作物经常欠收，地理条件也很恶劣的最贫穷地区，建造者们起初的期望是，当这些地区发生饥荒的时候，可以凭籍铁路运输的便捷，将粮食成批地运进灾区。
　　这种美好的期望得到了实现，但建造者们却忽略了一点——由于这些地方的贫穷，使得这些地区的人穷得根本不可能具备温饱之外的消费能力，简言之，这些地方的人根本用不起火车，因此铁路的唯一用处就是在灾荒时期完成“慈善”使命，这些铁路也因此而得名为“饥荒线路”。
　　除掉这两大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一条至关重要的因素，给予了印度铁路以最致命的打击，这个因素就是，在印度这个古老的国家之内，比起铁路，民众们更习惯于应用传统运输工具——牛车，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则是因为铁路拥有较低的性价比。
　　庞大的铁路网，的确能够大幅度地降低货运费用，然而其运输能力却并未获得大幅度的提高，在铁路建设三十年后的1882年，全印度的铁路货运量大约为四十亿吨，而早在1800年的时候，仅仅是北印度地区的牛车队，就运送了大约三十多亿吨的货物，而且在这八十几年的时间里，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这也就意味着，增长的运输能力，远远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
　　就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便货运费用大幅度地下降，但相较于印度民众的低消费能力，其费用仍然难于承受。在1890年，要运送200公斤货物到1500公里之外的地方，运费仍然相当于印度人均国民所得22％；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同样的货物、同样的运输距离，运费只相当于人均国民所得的1％，这固然是因为美国民众较高的收入，但无论如何，造成的结果就是铁路在印度难于获得市场。
　　从这段岁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项产品而言，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它的命运，同样的，对于一个企业，一个民族而言，市场化又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那样，足够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令资本更快地完成自我增值，这也就是说，市场的存在为资本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这个平台过于狭小，那么显然不利于资本的增值。印度铁路的早殇，正昭示着市场化的重要性。
　　后来的变化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种植经济作物，这使得原来专供军队和救灾使用的铁路线，终于拥有了平民乘客，于是，印度的铁路经营终于开始盈利，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比起30年前，运费相对于所得已经下降了八成，而从1882年到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运输量更是增长了九倍之多。
　　诚如投资者们所期望的那样，铁路的确为整个印度大陆带来了改变，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期盼已久的利润，只是这种改变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快而已，因此，没有充够大的市场来做为支撑，即便是强势资本，也可能难逃“滑铁卢”的命运，市场化程度之于资本增值的贡献，之于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发展的贡献，实在要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
　　

没落的工业大都市：行业间的技术支持（1）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亚洲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哪里？
　　问题的答案有很多，诸如上海、东京、釜山、大阪。不过，如果我们让时间倒退到100年前，这份荣誉将会毫无争议地归属于印度的孟买。
　　在1914年的时候，孟买拥有全球第四大的棉纺织业，是欧亚海上航路中最大的港口城市，建立起了一整套更重要的是，当铁路运输开始风靡全球时，印度已经拥有了全亚洲大陆八成五的铁路网，当这一比例与广袤领土结合起来的时候，随之带来的是印度全世界第三大铁路国的地位。
　　不过，这些数字都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今天再谈论起孟买的时候，能够提到的恐怕只有它超过2500万的人口，以及风味餐馆里的孟买飞饼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曾经喧嚣一时的国际化工业城市，最终沦为今日的面目呢？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还需要潜入历史的河流，将真相从河底打捞出来。
　　1914年的欧洲，爆发出一件令世人惊骇的大事——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一位暴躁的大公，被一个同样暴躁的年轻人打死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由此带来的是世界各国长达四年的混战，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争将千万欧洲人卷入灾难的同时，却给亚洲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效应，那就是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竞争于亚洲商业市场的精力，由此带给了亚洲民族工业一个独立发展的良好机会。
　　这的确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天赐良机，假如我们对中学的历史教育稍存记忆，就会想起课本中对这一段岁月的描述是“民族工业的春天”；事实也证明了此言非虚。在世界大战的四年以及此后几年的岁月中，西方国家的无暇东顾，使得当时亚洲主要工业城市的利润都成倍增长，我们所熟知的荣氏家族，正是在那一段时光中乘势而起，奠定了纺织业巨子的地位。
　　然而，当战争结束的之后，这些城市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日本的大阪由此实现了重大的工业突破，一跃而成为日本的“工业车间”，上海则得以跻身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其在工业领域的收益，更是维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孟买的发展，却随着和平的降临而就此消失。
　　这是一个令后世经济学家费解的谜题，同是作为亚洲工业城市，孟买的工业基础甚至还要好于上海和大阪，却落得截然不同的境地，更令人费解的是，当二十年代末全世界陷入战后经济的衰退期时，大阪和上海仍然保持了成长的势头，而孟买的纺织业产值却缩回了战前水平，市场占有率更是被大幅度挤压。
　　许多人在评论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到中日两国勤恳的企业精神上，然而这种说法只能解释上海和大阪的崛起，却无法成为孟买衰落的理由。那么，孟买这种急转直下，曲线诡异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简单说，只有两个字——技术。
　　我们知道，印度拥有庞大的铁路网，作为最大工业城市的孟买，自然由此获得铁路枢纽的地位，这诚然是它的优势所在。不过，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点，印度的铁路建设，完全是英国一手打造出来的。
　　为了让自己的资本得到输出，让国内的投资人寻找到着力点，在进行印度的铁路建设时，英国政府要求所有的铁路设备、工程技术、钢材都必须从英国进口，而身为殖民地的印度，自然无法对宗主国的决定予以反驳。于是，随着资本与技术的输入，随着一条条铁路在印度大陆上铺陈开来，英国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盈，而印度本土的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却丧失了最宝贵的发展机会。

没落的工业大都市：行业间的技术支持（2）
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当孟买的纺织工厂想要现代纺纱设备的时候，却根本无法从本土企业处得到，唯一的来源就只能依靠国外的厂商，从而被人将价格权柄牢牢地把持住。
　　对于一个企业的财务而言，利润的真实含义不仅仅意味着能够从市场行为中赚到多少钱，还包含了它到底能够节省下多少钱，当越来越多的资本被投入到设备更新这一部分中时，这些纺织企业就难免在其他方面捉襟见肘。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深层的原因，导致了后日局面的恶化。。
　　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是：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身份，使得它根本不需要由自己来提供国防，尽管在那段时期中，印度始终保持着数目巨大的本土军队，但这些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却是由英国政府所提供的，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这样的状况一直都没有任何变化。
　　武器装备不需要自行制造，也就没有建造兵工厂的必要，与之配套的煤矿、钢铁厂等相关设施，自然也就得不到成规模的建设。然而，这些工厂的存在，除了以国防为目的之外，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计划的重要一环，缺少了这些重型工业，轻工业的进展便不可能顺畅。
　　在一些观点看来，兵工厂以及相关设施的费用实在过于庞大，并不是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所能够承受的，除此之外，重工业的成长，无不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钢铁业来说，日本的几家大型钢铁厂，在接受了中国东北大量的资源之后，才得以在二战末期形成国际竞争力，而中国钢铁业的昌盛，则更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事实如此，然而历史却和理论家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出于战争的需要，兵工厂被大量地建立起来，这些一度曾被视为“挥霍”的行为，却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酝酿出完全不同的因子。
　　在1914到1918的连天战火中，当印度孟买的棉纺织工厂无法从欧洲获得技术输入，无法从欧洲制造商那里得到机器设备而陷入困顿的时候，中日两国却凭借着自行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使得轻工业获得了相当有力的技术支持。
　　就实际情况来说，尽管当时两国的军工水平还徘徊在极低的水平上，但是比起一筹莫展的印度人来说，上海和大阪的棉纺织工厂简直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
　　这种幸运还远未停止，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交战双方海军对海上交通线的交互骚扰，使得在那四年之中，欧洲人几乎彻底放弃了亚洲这一广大的市场。现在我们不妨想一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中，当外来竞争忽然消失之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答案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真空，进而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在任何一个时期，这样的情形都是生产者所最乐于看到的，因为无论生产成本有多高，只要产品一被生产出来，就势必会被抢购一空。当这种超额利润被累积下来的时候，就又会集结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让企业有能力获得更好的技术，进而在战后的时候也有能力继续占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技术充当了资本行进的动力，缺乏技术滋润的资本，很容易在固步自封中变得僵化。
　　反观中日两国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正是沿着技术的轨迹行进着。
　　反过来，由于没有（或很少有）技术支持，使得印度孟买的纺织厂在战争岁月中，只能靠增加人工而非机器设备的方法来增加产量，尽管这样做同样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但当战争消弭，外国资本重新卷土归来的时候，面对着强势资本的竞争，无奈的印度人就只有裁员一条路可选，与之伴随的则是整个棉纺织行业的萎缩。
　　一个小小的决定，有的时候可以引发巨大的改变，对于孟买来说，做什么样的决定，权力或许不在自己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的改变就此发生，而且是无比真切，无比残酷的。
　　那么，当我们理解了技术的独特内涵与重要性之后，一个新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中国人对于技术的歪曲心态，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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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资本增长的动力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老者在前往新疆伊犁的谪遣路上，接到了一封来自友人的信件。
　　这个老者叫作林则徐，而给他写信的则是魏源。
　　在这封信里，魏源提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大清海军和英国海军再次开战，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魏源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因为他预料到，由合约而换来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在不久的将来中英或者中西方之间，必定再次爆发一场大战，因此必须提早准备。而之所以要给林则徐写信，是因为林则徐曾有过与英国海军正面对抗的经验，也曾多次击退来犯的敌军，在和西方国家作战方面，他绝对是当时的权威人士。
　　现在大家来猜一下，林则徐会怎么说？
　　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必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肯定会说些鼓励、打气的话。
　　那么，这些答案统统都是错的。
　　林则徐的回答很简单——没办法。
　　这样的回答大概会令许多热血青年失望，怎么这么大一个民族英雄，至今都被视为民族栋梁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呢？横看竖看都像是投降派琦善③说出来的。
　　其实，这话还真是林则徐说出来的，而且他还附属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中英两国在武器方面的技术差别实在太大，大清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无法战胜英军。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英军的武器已经打到我们了，我们的兵器却还伤不到对方半分。只以清军现有的装备而论，就算是岳飞再世，也只能干瞪眼。
　　在林则徐看来，中国若想在未来战胜敌人，只有认真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条道路。
　　这样的想法的确被变成的事实，只不过遗憾的是，在对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技术，将技术当成工具的时候，我们却以迷信甚至崇拜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这种心态上的差别，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将技术看做是炫耀的本钱，绝不愿意让技术有着一丝一毫的推广。
　　当这种心态传承了百年之后，悲剧性的结果就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所引进的大多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的更多是一张张渔网而非编制渔网的技巧，尽管如林则徐所愿，师夷长技被当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长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低端位置就能够明白，那些最核心的先进技术，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在一条产业链博弈当中，我们只能依靠着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而这种外力便正是来自外部的技术授权。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当资本缺乏技术支持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露了出来，使得它只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腾挪，资本的经营者只能通过毫无变数的老招数折腾，主显然，技术的落后非常不利于经济主体对资产潜力的最大化开发使用。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资本拥有如此活力的源泉，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打造这一切的技术——互联网需要电子信息技术、快餐连锁模式需要营销学上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只有先进的技术，才是资本不断增长行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当技术落后，甚至被当做神迹来崇拜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的活力被彻底壅塞。
　　注释：
　　①索托：全名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自由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将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本人则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他曾为并正为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②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的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③琦善：满洲贵族，道光帝时期主要大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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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导读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的经历，实在是一个颇可言说的话题，因为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有学者专门以此成书，吴晓波先生的一本《激荡三十年》，在记载那些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激荡三十年之久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在过去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讨论中，始终围绕着商业模式、经济制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在这种规定好的范围内讨论，得出来的结果也是预定好的。用数学公式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Y=X这个简单方程的求解过程中，X的定义域决定了Y的值域；正如这个方程一样，有关改革的讨论，也会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域不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
　　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要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以其发展的状况而言，似乎能够以一定规模进行，但却始终难于实现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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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怎么来的
在发掘国进民退的历史渊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的领域中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有跑题的嫌疑。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无法进行下去，也无从对中国独有的经济大环境做出准确的解读。
　　那么，想要弄明白政府产生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从最早的起点开始。
　　这个起点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当私有制产生之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的自然差异在劳动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有些人却难于维持自己的生活，当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快被瓜分完毕时，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成了没有土地的穷人。
　　于是，富人与穷人便有了不同的性格取向；富人只想保持自己的财产权利、以及掠夺、支配穷人的权力，而没有土地的穷人，则基于自然权利，把自己的生活需求与取得他人财产的权力等同起来，他们不是接受赠与就是掠夺富人的财产。
　　就这样，人类社会上一方面产生了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暴力和掠夺的关系，原本稳定的社会形态，就这样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或*状态。
　　当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感觉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于是，他们便向占有少量资源的人提出联合的请求，要求产生一个共同的保障体系，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占有属于自己的资源。并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人人都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齐。
　　就这样，富人欺骗穷人订立契约，建立起了国家政权，沿着这样的路径，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地位被合法地确立了起来，他们所占有的财产与资源受到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
　　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建立公共权力与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安定，但是，由于法律巩固了所有权，使富人对资源的巧取豪夺、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了合法的权力，结果是既得利益阶层获得了全新的统治力量。随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权力被逐渐地固定了下来，人们开始将公共权力托付给一个令人信服的群体，而这就为这一群体将社会资源占为己有创造了条件，而这个群体的名字就是政府。
　　这样一来，麻烦就变得大得多了。
　　当这一蜕变真的出现后，其结果是合法权力变成了专制权力，在政府中行使权力的阶层，很容易将自己看成是主人，而将广大民众看成是与自己争夺利益的对手，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却是不平等现象的深化与普遍的道德堕落。
　　当这种现象达到顶点时，便会出现了极度专制与*的局面，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民众反而重归平等，这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被压缩为零：民众除了服从于政府的意志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权利；而政府除了满足它自己的欲望、维护既得利益阶层之外，也再也没有别的规则。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府一头独大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对于自身的历史，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假如我们能够对中国政府的由来做一深入了解，便可以对上面的两个问题做出准确的认识，
　　谈到中国秦王朝之后的社会形态，俗口流传，总把它叫成封建社会，后来逐渐没落，完成社会转型。其实，封建社会的形态并未在历史上存在多久，从周王朝覆灭之后，封王建土的事就成为了历史，而那位秦始皇下的第一手棋，走的就是集权统治下皇权社会的路子。
　　自秦朝之后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度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
　　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因此人人都尝试着通过对他人的侵害，来达成自己独享独占资源的欲望，而这正是引起战争与*的源头。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政府就被建立了起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一定要立下规则，使人人都知道什么东西有权享有，什么东西无权享有。什么行为可以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以保证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这项旨在保证社会的安宁与稳定的规则，正是我们所称的法律，鉴于它产生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政府建立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从来都不存在这样一种规律。
　　在西欧，存在着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契约的形式限制皇权、进行法律与司法方面的改革，由此也在一定的范围内确立了民众享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自由，也同时保障了民众不受皇权的制压。
　　反过来，在秦王朝之后的中国社会中，这样传统却荡然无存，只要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一旦形成，皇帝口含天宪，就不再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其权力，专制与垄断的意识形态日渐深厚，传承数千年而长盛不衰。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下，中国的政府始终存在着一种“大一统”的情结与倾向，这种“大一统”的情结与倾向，并不仅仅体现在“六王毕，四海一”的地域观念上，事实上，在社会其他领域，政府的这种情结与倾向同样存在着，在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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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场子与下绊子
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这些事弄清楚之后，，关于“国进民退”这种问题，就没什么难理解的了。
　　我们知道，在市场条件下通过经营行为来赚钱，是每一个企业与个人的本能行为，不存在谁妨碍谁，谁伤害谁的问题，然而，当政府开始跟着一起掺和进来之后，不惜放下架子逐利于市井之间的时候，它的本能就很容易变了味，形成了对民众的侵害。
　　像我们在前面说过，政府的职责，本来是给所有民众提供一个规则、一个有保障的竞争环境，当一个政府把这件事做好的时候，它就完成了任务，可以在一边静静地享用纳税人提供给它的行政经费，双方都相安无事。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老百姓参与的市场竞争，很像是一场许多人参加的马拉松，政府就像是一个垫跑道、看场子的工作人员，或许还可以兼职干干裁判，把那些下绊子、踹飞脚、撒石灰的不良分子从队伍里清理出去，最多冒充一下教练的角色，在边上指导指导该怎么跑。
　　而现在的情形呢，是这个看场子的不但下了场，而且还骑上了车，在一路飞驰、占尽便宜的同时，不断地给别人下绊子踹飞脚撒石灰，假如有谁对此表示抗议，就会被冠以“破坏国有经济”的名义撞出跑道。所有人只能对这样的事干瞪眼，因为这个破坏比赛的人是裁判，没人能把裁判罚出场外。
　　所谓“国进民退”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政府这个看场子的人，不断把其他参赛选手清理出场，把自己家的亲戚安插进来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性质在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一种国有经济，其特点是政府用权力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以垄断优质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加以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随时可以用权力来保障国企的发展，并不断地巩固国企的竞争优势地位，只要有迹象表明国企的这种优势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手中的权力，采取强制措施恢复国企的主导地位。
　　当国家充当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时，无论涉及到什么样的经济问题，都要由国家行政体系来负责处理，把本来随随便便的经济事务，一下子变成了了不起的政治问题。
　　这其实倒也是无所谓的事情，最多不过是市场经济又开了次倒车，变成原来的计划经济，然而麻烦就处在，即便是最简单的行政体系，也是由一个个行政官员构成的，这就使得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要由人来负责进行。
　　任何人都具有自私自利的特质，即便是国家官员，也不可能被排除在人性之外，特别是在行政官员的素质与能力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模式的弊端就愈发明显起来。
　　当刻意牟取私利，将权力演变为利益的寻租场的时候，权力与资本就会结合到一起，心怀不良的商人与旨在牟利的官员沆瀣一气，获得权力保护的资本变得更加强势，这种新形态的垄断情形，要比自由竞争下的垄断来的更凶猛，更迅速，其带给民众的苦难也就更加强烈。而这种恶劣行为为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则更属题中应有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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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钱交易是国退民进的必然结果
刚才我们说到，政府在市场竞争当中，分内工作就是一个看场子的角色，说的正规一点，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