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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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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真正的国际银行业时代，这种银行业使花旗集团有可能借20亿美元给巴西这种不太可靠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担保人”和“信用证”的国家，这两个灵巧的方式将借款人的弱点转嫁为一些新的领域理应的强度和可靠性。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你想要得到一份国际贷款合同但条件又不太符合时，你可以找一个可靠的第三方担保人来提高贷款额。这个第三方可以是私人商业银行、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或者外国政府。其中，政府作为担保人是最好的。如果合同上出现的第三方担保人看起来不错，大多数美国的贷款委员会都会同意贷款。不要计较世界各地上千宗糟糕的贷款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说波兰，在千禧年来临之前它甭想还清贷款。但是美国银行仍然坚持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旧观念，那就是“银行和政府不会欠款不还”。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不错。于是我开始着手使菲律宾最大的那家银行成为一个局部担保人。这家银行已经为很多债务做过担保，多到这些债务可能自己都还不清。这是个很容易的过程。这家银行的老板和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在政治上有紧密关系。这个策略不仅能很好地向我的银行主席与顾客解释，而且还有助于我的事业发展。
这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几通越洋电话就得到了菲律宾那家银行的担保。对它来说，这就像对外发放免费样品一样简单。在一个刚从俄亥俄州大学取得英语学位3个月的信贷分析员的帮助下，我们做出了一份足以使全部贷款委员会的委员感到目眩的报告。
副主席在我脑门上敲了无数下，之后把我的职位往上提了提。我被客户请去听歌剧，然后就被派去香港为这笔贷款签字。
三个星期后，我们支付了500万美元，这笔钱首先被用于掘土设备的装船出货。尽管作为我们的转账银行，蔡斯·曼哈顿银行还是为损失了500万美元惋惜了好几天。最终这笔钱还是到达了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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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5）
…………
在放出这笔贷款一年半之后和这宗贷款变成无息贷款一年之前，我离开了这家银行，去了西海岸一家大银行。与此同时，借方开始怀疑这宗贷款的偿付问题，所有曾经参与这宗贷款的官员们都已经去了别的银行，这种跳槽在银行界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市场非常火热，如果你的工作做得相当好，那么不仅你的薪水可以加倍，甚至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生活的城市。因此那些放出大宗糟糕国际贷款的人最后都不再管它们了。相反，最后收拾残局的都不是最初放出贷款的人。因此他们对于这种责任也很茫然。
我的菲律宾贷款悄无声息地变成了坏账。没有人关注利息和本金在某一天会收不回来。现在已经不可能再从那家公司了解到任何关于财务状况的信息。同样也不可能找到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正忙于躲避其他的讨债人。我的继任者花了好几个月，打了无数次越洋电话试图找到他们。而当找到他们时，他们保证欠款马上就会归还，实际上他们永远也不会还。通过长期谈判，银行谨慎地做出让他们延期还款的决定，希望用这种方法让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把贷款还清。在这个约定的期限内，银行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还款。在我看来，菲律宾那家银行的担保也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我继续前进，不管什么人被招来收拾这一烂摊子。而高级贷款委员会的老家伙们在想着哪里出了问题。在那些天他们一定想了很多，里面有一半部长级别的人出现了技术失误，竟然把上千万的贷款贷给这个国家。而在他们看来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就是在将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金钱中心的银行再大胆的了。这只是“正常的交易”，而且这种交易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大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到时候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后记：马科斯在1986年垮台，而菲律宾的对外债务也超过了280亿美元。这其中6？75亿美元来自马科斯亲信控制的公司和由政府机构担保的债务。就像埃伦·奥古斯丁在本书第九章“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 ”中写的那样，现在菲律宾人民仍然在努力偿还马科斯时代遗留的债务。
第一世界通过离岸银行每年从第三世界国家吸取大约5000亿美元转移来的非法钱财，这已经成为全球精英资金转移的必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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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
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约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1985年7月。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库瓦西耶（拿破仑）干邑白兰地让我感觉迟钝，但坐我旁边的这个人正说的那些事听起来却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我正与一家马来西亚最大的合资企业——KSM的首席财务官在一起，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里是位重要人物。整个早上我都在与他的团队以及合作企业委员会会谈，讨论该合作企业存款和投资活动的非常规增长。他们竭尽全力地取悦我。开完会后，我们乘电梯到他们位于商业中心区的办公大楼顶层，那是一个奢华的场所，在那里，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龙虾宴，配的是烈性法国白兰地。
随着上来的一道道菜肴，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邻座似乎对我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最感兴趣，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泽西岛——一个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他对泽西岛作为一个离岸避税港的角色尤其感兴趣。
“在那投资安全吗？”他不断地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告诉他我对那个地方的金融机构所受监管情况了解不多时，他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其实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他并不担心监管是否严厉，而事实上，他正在策划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合法的事情。
放松管制、腐败和避税港
我在吉隆坡审查马来西亚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农村存贷款合作企业的法律小漏洞，它给了许多接受存款合作企业（DTC）的董事会机会，使它们能给存款提供较高的利率，这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确定的利率高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吸收到了数十亿存款，这些存款它们可以拿来投资，而不会受到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与金融公司委员会规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里访问了一些较大的“投资合作企业”，发现它们将这些存款大量地贷放给了企业董事、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亲信，而且这些贷款通常都没有任何担保。①这些资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不同避税港的秘密离岸信托基金或公司。这些存款在市场繁荣时，被投资到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而接下来的市场低迷，使其损失高达数亿美元。由于处在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用途投资机制中，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无可挽回地损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众对马来西亚银行体系信心崩溃的行动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业中24家的交易活动。②
对投资者缺乏保护这一点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与执政联盟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些向避税港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进行报告或者仅仅是提出质疑，这包括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缺乏职业操守现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钱的专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用来转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动所获收入的金融网络路径，与数十年前西方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为了非法资金外逃和避税所使用的金融网络路径一模一样。奥萨马·本·拉登在2001年时奚落说，基地组织的资金是安全的，不会被美国所冻结。他自夸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体系的缺陷……恰恰是这些缺陷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体系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经一度极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这些来自于DTC的资金是如何从离岸银行挪出去的，但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离岸信托基金都没有注册，这也就无从获悉幕后那些人的身份。碰上这个无法逾越的秘密障碍，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发现向马来西亚官员提出警告，并建议他们通过加强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兴趣自此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钱财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银行体系这些更大的问题。
离岸中介
完成我在马来西亚的任务后，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回到泽西岛查明离岸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会丢掉我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职业而开始从事一份存有很大疑虑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这份工作的性质和通常的避税港，我一刻也无法放下我的决定去干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我泽西岛的家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坦率点讲，这个抉择也让我感到畏惧。
我在泽西长大，我喜欢这个岛上的风光景致，喜欢它的海岸线，也喜欢它那迷人的传统。尽管我为自己是一个泽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觉得应该增加更多的阅历，于是我离开泽西岛，在伦敦进行审计和项目评估的培训。当我差不多25岁时，我又开始学习以便能拿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后，我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律的双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与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Oxfam2000（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些运动参与者取得了联系，开始研究世界上那么多最贫困国家的资金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入秘密银行账户的问题。
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时，就逐渐意识到由IMF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资本市场和贸易自由化计划使有钱人和资金充裕公司的避税变得更简单。在将资金非法转移到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基金的过程中，避税港起了关键而隐蔽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个人及公司，而且也耗尽了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随着它们的财富大量地消失在离岸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收入。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放慢的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不平等，助长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风险，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外逃。放缓的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在维持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时越来越难应付它们的外部债务。简言之，离岸避税港破坏了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
在查阅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后，我证实目前几乎没有关于避税港的作用和在新兴的全球化金融市场下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离岸金融在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的专业文献中少有提及，更别说在世界上财经类大学生的主流教科书中出现了。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疏忽，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时：有五成的世界贸易经过了避税港，从理论上来看，每天有数十亿美元通过离岸网络输出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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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2）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历了东南亚和北非，无论行至何处，我总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财富，特别是像来自于石油等矿产资源的财富都正遭受着腐败政界和商界权要的剥夺，这些财富被输出到瑞士、摩纳哥、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避税港的离岸银行账户和信托基金。在这些国家，严重不公与极具腐蚀效应的独裁的结合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国，在这些国家，极少数权要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贫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为并助长恐怖活动。从这个角度看，非法钱财流入离岸银行账户与那么多穷国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愤恨情绪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了。
对尼日利亚财富近乎无休止的掠夺和该国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渊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载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萨尼·阿巴查还是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时，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有一个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将大约1500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金融专家团以及能够从为犯罪和主要金融体系提供中介中获得好处的离岸政府官员形成的基层组织的默契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贪污是不会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约100家银行都参与处理阿巴查掠夺的财富，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证券公司、德国商业银行和印度银行。根据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洗钱专家雷蒙德·贝克的研究，“随着阿巴查的财富被估定为30亿～50亿美元之间，很多银行都开始对这笔钱虎视眈眈，希望能拿到这笔巨款，给这笔钱提供一个庇护和管理场所。”⑤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约有3亿美元最终落户于位于泽西的银行，毫无疑问，泽西银行都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它们对为这样一个政治风云人物管理这笔资金收取高额手续费。不必说，在阿巴查倒台后，当国际压力最终迫使这笔贪污赃款被遣返尼日利亚时，银行一分钱的费用也没拿到。虽然曾给这个非洲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没有一个职员受到指控，更别说受到任何方式的处罚了。相反，泽西官员们还大肆吹嘘他们在将这笔钱遣返回国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尽心尽力。
简单地说，南半球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没有富裕国家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尼日利亚一直都位于透明国际（Trans 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榜首，但是，我们很难反驳前尼日利亚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的说法，他在2005年曾说道，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⑥
在很多西方国家，银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机构都被要求执行详尽的检查，以确定它们存款人的真实身份和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实践中，富于灵活性的官员们私底下向我透露说“认识你的客户”这一标准，在实际处理中经常只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标准，没人关注他们的客户是否在逃税。近年来，在阿巴查这样的政治大亨事件后，这些应予关注的检查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银行仍然不愿意执行“增强型”的稽核任务，部分原因是因为涉及费用成本，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对它们的客户行为的合法性听之任之。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在实践中，很多律师、银行家和逃税者沆瀣一气，他们从为这些逃税者处理赃款中获得大量手续费收入。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德高望重的美国瑞格士银行在它的“了解客户”文档中这样描述它的一个政治大亨客户呢：“客户是一位从事私人投资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马群岛，该客户是处理受益人投资需求的中介人，现在该客户是一位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专业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条不紊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⑦这位“已退休专业人士”就是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瑞格士银行开立了28个账户和存单，金额总计为600万～800万美元之间。皮诺切特因为涉嫌酷刑和暗杀已遭起诉，在他的统治下，智利政府组织屠杀小分队排除异己，胁迫民间组织。他还涉嫌毒品交易、非法军售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在2005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一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因逃税和欺诈遭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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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3）
碧海、银沙和秘密
泽西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异常繁荣。在最近10年里，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银行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应付它们的高级净（增）值客户所需私人银行服务的迅猛增长。律师事务所和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便向它们的企业和私人客户提供管理和信托服务。泽西距伦敦只有45分钟的飞机航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离岸避税港的伦敦提供离岸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地方律师事务所就热心于学习百慕大和开曼岛，向泽西政府递交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措施，这使泽西慢慢地变成了企业界所称的“有吸引力的离岸投资环境”。这个环境对鼓励研发或者商品和服务生产毫无用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极低或者为零的税收以及几乎对非本地注册企业的毫无管制。很多企业在技术上看似是合理避税，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这种极易被识破的伪装下基于非法逃漏税而存在的。
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以致泽西岛都无法应付这种巨大需求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人手，但是有资格的劳动者却不多，有经验的职员更是紧缺。尽管放松了雇用标准，但银行仍然无法那么快招收到因其业务飞快增长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泽西的那些日子里，我有一些可从中选择的工作机会。虽然我没有在银行和信托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提供给我的报酬远高于我目前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所挣的报酬。我选择了一份沃尔布鲁克信托泽西有限公司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现今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一个子公司。沃尔布鲁克的客户遍布全球，这个公司对于我了解实践中的资本外逃和逃漏税是很有帮助的。
从我的办公室窗户俯瞰圣赫利尔码头，我能看出泽西是怎样转变成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的。旧的城市住宅和农业商场迅速地让位给国际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大楼，旅游纪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者。尽管公路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40公里，我窗外的街道还是被车子塞满了。保时捷、美洲虎和宝马在这个岛上备受欢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辆。在这个不久前还是一个保守而很有节制的社会，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的常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岛屿的传统农业发展急遽下降，旅游行业也同样如此。二者都是被离岸金融服务业所导致的迅猛增长的物价和工资给挤垮的。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而且随着传统行业被经济过热所摧毁，这个岛对避税港活动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从英国那儿享有很大自治权的泽西岛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这个自由自在的行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这个行业能够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以保证得到特殊对待。我最初对离岸银行这个潜在“政府战利品” 的担忧在几年后被证实了。
在我开始工作的几周内，我对我们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业务类型有一种体会。为大量的小规模账户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离岸账户中支付和转移资金。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伦敦、卢森堡、纽约和瑞士的律师传真或邮寄过来的。资金的真正（或说受益的）所有人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而离岸公司的所有权都伪装在名义董事和股东名下。通常这些公司属于离岸信托，后者是完全隐秘的，甚至没有注册。我被告知，这些程序构成了几乎所有离岸交易良好的习惯性做法，这种交易一般包括三个媒介（信托、公司和真实的银行账户），这种交易在不同的离岸管辖区域内广泛地扩展开来。各公司还采取严密措施来保守这些秘密，包括特别设计的传真机，使得表面看来这些客户公司的确是在泽西进行实质性的公司职能运作，它们还不断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外人不会获知它们客户的真实身份。这对一家在伦敦的证券经纪联盟集团来说尤其便利，这个财团在泽西利用一家匿名离岸公司，作为它处理大量会员的贸易欺诈行为的大本营，几乎不用受任何处罚。单是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额就达上亿英镑。
◇BOOK。◇欢◇迎访◇问◇ 第23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4）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主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⑧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经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⑨我曾经从事的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贸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贸易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公司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公司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公司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公司的业主，这些小公司大多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公司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资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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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5）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公司控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进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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