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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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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大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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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8）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 沃尔福威茨，陈述了布什主义的“防务规划指南1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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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9）
③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页。
④纳奥米·克莱恩，“贪婪之路”，《地球和邮件》（Globe ａｎｄ Mail）（多伦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数据表》，华盛顿人口统计局，2006。
⑥张夏准，《踢走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写，为新自由主义寻找借口的》（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见？ghanaweb？/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萨拉（赞比亚银行）和杰克·琼斯·祖鲁，“赞比亚：债务的诅咒”，见？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萨德·伊斯米，“打着借口抢劫：世界银行”，《Z杂志》（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页。
⑩克里斯廷·爱德，《贸易游戏——贸易如何运行》（牛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2003）。
阿萨德·伊斯米，《使陷入贫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页。
范达娜·席瓦，“知识产权中的南北冲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伦·奥古斯丁的访谈，2006年1月21日。
约翰·奥谢，“向腐败体制提供援助不会帮助穷人”，《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钱去了哪里”，《财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页。
引自德里克·麦克维什，“水、土地和劳力——被迫私有化对脆弱社区的影响”（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2004），第29页。
迈克·恺撒，“美国税收资金资助查韦斯政权，回顾发现”，《波士顿全球》（Boston 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统派基督教的崩溃——宗教改革，圣战和现代化》（伦敦：Verso，2002，第209～210页）。又见史蒂夫·科尔，《幽灵之战——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纽约：Penguin，2004）。
见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边境上的鲜血——内战的记忆》（波士顿：South End 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页。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罗特，“古巴内战呼吁流放者归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见国家安全档案网站的分类文件，？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153～161页。
南非真理和调节委员会的决定，见？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顿·吉尔曼，“保持美国第一——五角大楼将排除竞争性的超级大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鲁·巴切维奇，《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实质和后果》（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第243页。
见迈克·戴维斯，《贫民窟的世界》（伦敦，Verso，2006年），审查第三世界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五角大楼对低收入世界可能战争的准备。
雄心勃勃的地方银行及其年轻的银行家们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贷款，用来帮助它们建设那些资金去向可疑的项目，却留下大批账单让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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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1）
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
S·C· 格温
兜售金钱是个奇怪的买卖，它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用于交易的钱不是来自欧洲货币市场以及拿骚、香港或苏黎世的神秘的地下市场，却来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国人的储蓄账户。像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俄亥俄州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钱不再用于建造隔壁的房子。
我过去依靠放贷他们的钱来维持生活，曾经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中型银行的贷款业务而四处奔波。就这样，我从事着银行业令人吃惊的所谓“常规业务”。这些业务活动已经开始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灾难。
…………
那是1978年，多亏了贪污、专制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政权，我才能平安快乐地入住在马尼拉最好的半岛酒店。我即将着手运作一项特殊业务，将1000万美元贷款贷给一家菲律宾建筑公司，它是马科斯家族的合作伙伴，这是一项不久就出了漏子的贷款。当我走进半岛酒店的大厅去吃饭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关于这项贷款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我一直在努力消化着肚子里的章鱼，那是头天晚上一家台湾银行招待我的东西，我试图去回忆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和为什么他们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国际银行业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行业。那年我25岁，有一年半的银行工作经验，我是凭借着一个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以“贷款分析师”的身份进入银行的。因为我碰巧能流利的讲法语，所以11个月后我被提升为贷款部门的主任，主要负责北非地区讲法语的阿拉伯国家的业务。在那儿，我在国际上开始有了名气。这已是我第三次外出旅行，6个月之内我去了28个国家，我的“领地”也在迅速扩张。
我并非总是那么年轻和缺乏经验。20世纪中期的国际银行业到处都是充满干劲的聪明但又缺乏经验的信贷员。他们在世界各地四处奔走，兜售他们那满口袋的贷款配额，而且生活极为奢侈。他们的主管都是29岁左右的副主席，同样是聪明又缺乏经验，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生产的行头，有着不是沃顿商学院就是斯坦福的MBA学位。但由于缺少培训，他们会对一个简单的零售分期贷款不知所措。作为高级贷款委员会委员的老板都是注重细节和实效的银行家，他们都有二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所以他们对本地银行业往往有着深刻地认识。但当面对国际借贷时，这些高级银行家们就不知所措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初都不愿意把钱贷出去但最后又不得不这样做，原因就是美国商业活动国际化的需要。当他们的本地客户逐渐参与到国际交易时，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跟从客户的需要，否则就只能把生意让给大型跨国银行。所以他们不安地监督着自己的属下——那些世界金融体系的“骗子”和不知疲倦的宣传员们，他们向波兰、墨西哥、巴西等国家推销各种贷款，而这些国家都会威胁到他们努力维护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1975年，美国对外贷款1100亿美元，到1982年末，这个数字达到4510亿美元。前九名的美国银行大约贷出去310亿美元，这超过了它们所有资本的112％。单单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提供的贷款就已经使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重新制定债务计划。
当我走出酒店大厅时，马尼拉变得热闹起来。在一个舞台上，一支菲律宾乐队正在演奏，下面聚集了商人、游客、银行家、当地小贩以及坐在桌边互相等待着认识的女孩和一些老家伙们。
尽管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什么。一天早上，我乘坐一架航班从台北抵达，在喷气飞机旁边，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了一位“接待者”——这是第三世界的奇怪产物，专门负责接待来往的重要客人。这个人自称叫乔伊，是我的一位客户的特使。菲律宾建筑发展公司（CDCP）是菲律宾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办法使其成为我们的客户却没有成功。乔伊显然对旅客出入境通道很熟悉，我们只用了两分钟就出来了，而其他300名乘客，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中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抱怨，最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出来。他带我穿过喧嚣的人群，来到了一辆早已等候的“美洲虎”前，这辆车配备了空调和非常棒的立体声系统，还有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在我的意料之外。曼谷银行接待我的是一辆银色林肯，但没有女孩； 沙特则是一辆加长奔驰，并且偷偷给了我一公升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也没有女孩。亚洲的商业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明明明面上的事才是交易重点，但类似的事一再发生而且总有恰当的理由。我想，有些事将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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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2）
几小时后，在乔伊的带领下，我又一次来到了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他穿着一身精致的白色制服，拿着我的公文包，里面有一张5000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张价值9000美元的打折飞机票、我的护照和一些信用卡。总之，一瞬间站在我面前的人和我的所有东西就消失了。我们就像在玩“绝对忠诚”的游戏。1分钟后，那辆红色的“美洲虎”驶到了出口处，我的公文包伴着那女孩甜美的笑容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路上平稳行驶着，开始周围寂静无声，但后来各种车的喇叭声响个不停，这是马尼拉周六晚上糟糕的交通状况的产物。在路上，那个女孩告诉我，我在这个城市逗留的这些天里，她和这辆车将为我服务。
我被带到马尼拉的一家高档餐厅，公司主席鲁迪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我们银行为了使这家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花了5年时间。我们经常请他们吃饭，请他们打高尔夫和潜水，在圣诞节期间送给他们酒和雪茄。但直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礼貌的谈话。在上了八道菜、喝了足够使棉兰老岛的穆斯林群众都醉倒的酒以及掉了一只鞋后，鲁迪用蹩脚的英语宣布，他愿意向我们借点钱。他说他想通过我们银行在美国的办事处买一些掘土设备，用于马尼拉湾的一个改造项目。
“您想借多少？”我用同样蹩脚的英语问他。
“1000万！”他放声大笑，“我的副总会在明天早上和您商谈具体细节。”
5分钟后，菲律宾的财政部长“顺便”来接见了我。我们没有说起关于贷款的事。他很有礼貌，也很圆滑，他只说了鲁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建议我应该去一下碧瑶城（Baguio）。 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好的礼遇，但我没想到所乘坐的飞机是属于他们公司的，连我喝醉后将要去的位于北部山区的豪华酒店，也是他们公司的。
…………
我这个“国际银行家”已经成功挤入了一个海外的狭小市场。他身穿一件昂贵的西装，这件西装的价格比本地人的年平均收入还要高，所以他对普通人的生意没有多大兴趣。他不会穿过一条漆黑的小巷或者星期四晚上在一个简陋的本地酒吧消磨一夜。他去哪里都不用步行，因此总能与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危险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但危险还是以不同的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着：比如你通过阿尔及尔市的海关却忘了掩饰自己的以色列护照；或者在进入了沙特阿拉伯境内却忘了把苏格兰的瓶子留下来。对这些挑衅者的惩罚措施是拘留，通常会关在移民监狱一段时间。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司机在穆斯林国家的街道上出车祸或撞到什么人。按照当前韩国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没有雇用他，你就不能撞到他，所以你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场面会相当搞笑，且十分罕见：一个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美国银行家，因为一个小事故狼狈地逃进一个不知名的集市中。在马尼拉，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过于沉醉于主人的盛情款待，那你或许会患上当地的疾病。
作为贷款部主任，主要是负责对外贷款，而不是关注那些冗长、繁杂的问题，比如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威胁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名年轻的银行家就像一名前线战士：他是听话的，富于进取， 不受道德约束的。他的效率正是由于他以一种非常狭隘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美国银行通过像我这样的代理处的贷款官员们，把大量有问题的贷款贷给那些支付余额到现在还在拖欠的国家。按照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的说法，偿付能力已经不是主要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所有的事情现在都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借钱的能力更重要。那些在各个国家都有业务，最近却很难满足这些国家借债需求的大银行看来，这是很容易得出的原理。它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只要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借到贷款，它会使它的债务无限地翻倍，这很像美国政府翻番它的国际债务的方式。然后只要这些国家增加了债务，银行就会按时收到欠款，而这些国家也不会因为无法还债而破产。但是银行也会被逼上绝路，除非它们能借出更多的贷款，否则它们就必须被迫冲销大批坏账，甚至会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是由于许多笔贷款业务中使用了交叉违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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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3）
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尽管银行会允许一个国家延期付款，比如允许它20年还清而不是10年，但利率也会提高。更有趣的是这支持着银行盈亏账目的底线。这意味着尽管许多贷款状况非常糟糕，花旗银行的业绩也会非常不错。起初银行也许轻率地放出贷款，但当它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资产时，它们会变得聪明而且细心。
这种世界范围的贷款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安全。当你贷款买一辆车，银行要证实这车不会出问题。如果你不履行贷款合约，银行就会卖掉你的车，把这些钱用于归还你未偿还的欠款。但是国际银行不能拍卖台湾的一棵老树，或者迪拜的一家医院，又或者加里曼丹丛林的一辆小型拖拉机。它们不能在菲律宾的一棵香蕉树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它们也不能抢夺智利的铜矿并把它卖到芝加哥。在国际借贷活动中，美国银行经常违反借贷业中有关安全的最古老规则。当我还在国内作为一名信贷分析员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对所有贷款要确保抵押资产是安全的，除非贷款者确实是正直可靠的。现在作为国际借贷部的官员，我又被告知忘掉所有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配额，好让总行的上司对贷款业务感到满意——尽管从技术上讲，这些贷款是不安全的。
…………
在马尼拉，我不停地与人会面，感觉像在梦游一般，对于这单1000万美元贷款的前景已经无动于衷。在这一时刻我感觉到我相当伟大，我笔尖轻轻一动，大笔资金就随之移动，给这宗国际交易中的大型机器加足了动力。 当然，我个人并不赞成这项贷款。银行也许忽略了某些方面，但这不是愚蠢。这宗贷款将上报给总行，展现在高级贷款委员会那些灰色头发、粉红脸庞的上司们面前。他们会用眼睛的余光盯着我，并且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贷款量增加了，当期的利润却下降了？”
我剩下的行程包括香港、吉隆坡、东京和汉城。尽管我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可还是对前景做了一些展望。我主要想的还是贷款，写一页页的报告，并想象这些报告被送到贷款委员会的情形。尽管由于我的狂热，越来越觉得自己重要，但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冒出来，并最终在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边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一个自称银行家的家伙提了出来。
“您在马尼拉做了什么交易？”在点了15轮能使这位国际银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畅的苏格兰酒之后，他问道。
我告诉他是给CDCP发放贷款。
“这与马科斯有关系，”他说，“不过这也没关系，但他们的杠杆已经够到了他们的耳朵。”
当一个银行家评价一个公司用了“杠杆”这个词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债务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公司的净资产。在美国，银行家们很早就被告知要对这种情况说不，因为这将会给贷方带来很大风险，在公司破产后，他不得不和公司争夺余下的少量资产。我曾经看了一眼这笔与CDCP所做交易的杠杆比例，是7∶1。1∶1被认为是正常的，2∶1就存在潜在危险。但现在突然间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放出这笔贷款简直是疯了。
他哈哈大笑，说：“最好在合同上有马科斯的个人血书签名。”
…………
在美国冬天的城市上空，由于时差的缘故，我依然双眼矇眬。回到银行总部，我开始回想我的旅行。我想起了那用了三个小时、吃了五道菜、喝了两瓶酒的午餐，却忘了究竟是和谁吃的。
说银行家是被训练出来的悲观主义者，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对于退休的银行家来说，这好像是真的。现在的国际银行家是乐观的，比如当高级副主席问你，这个城市通常做什么项目，你绝不能回答：“是这样的，菲尔，我认为他们将要建地铁。”即使这是真的，你也不要说。因为菲尔会轻易做出在这个城市不可能放出贷款的判断。而你的工作表现则主要依靠你放出去多少贷款。作为一个信贷分析员，我曾经注意到一个负责墨西哥贷款的副主席无视石油将会改变2000年以来墨西哥城3000万居民的生活现状，也无视当地的石油工程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我还被告知不要把这些写进城市报告中去。
◇BOOK。◇欢◇迎访◇问◇
第18节：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4）
“我们只关注贷款的偿还问题，目的纯粹而简单，”他说，“这不是人口统计学，他们有那么多的石油，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置，我们来帮他们。”
啊，乐观主义！它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波兰到处闪现。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得不推迟还款日期，这是一种拖欠还款的委婉说法。如果对它们都是乐观的，我想，那么我也应该乐观，尽管是与贸易逆差问题严重、不稳定且腐败严重的亚洲国家的一个杠杆比例是7∶1的公司进行的交易。
在我继续想着我那似是而非的理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掘土设备公司的首席财政官打来的。这是一家为大型汽车公司提供配件的公司，也是我们的老客户。
“我听说你和我们在马尼拉的朋友谈过了。”他说。他没有拐弯抹角，好像我们等级的不同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们非常好客。”
“他们是一群吸引人的家伙。”
“他们想通过我们的贷款来购买你们的设备。”
“我知道，”他说，“因此我们想请你帮忙做一个结论是优质可靠的评估。”他接着说。他的语气好像在提醒我，他们公司以存款和退休基金的形式在我们这有不少钱。
我向他保证说这份评估会按照他的建议来进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10分钟后，我们银行的主席也说起了同样的话题，我被要求做出一份结论是优质可靠的评估报告。他的意思是说他想在贷款委员会那里尽快看到这个报告。这该死的菲律宾贸易逆差问题！
这件事变得刻不容缓，我的狂热劲也退去了。我要尽快结束这一切。在对这家公司进行仔细分析后，我现在明白这是件不能做的交易。但我还是要必须赶在高级贷款委员会会议之前做好它，我可不想接受30分钟的盘问和羞辱。银行主席已经告诉了我们要出一份可靠的报告，尽管实际上这个年轻的贷款主任像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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