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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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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匚弧Ｋ樟�1917年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谴责帝国主义，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对许多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欧洲的殖民力量却试图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它们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确实于1947年最终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但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马来半岛，英国在承认它们独立之前，都和当地义军进行过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为保留一点帝国的荣耀，打了一场失败的分裂之战。然而，明显有利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大潮还是波及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社会当权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新兴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是否会自力更生，通过控制本国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工业？或者他们是否会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结盟？或者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会为共产党执政铺平道路？
对欧洲人来说，失去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个巨大打击，那样他们被二战削弱的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所以他们计划强迫殖民地替他们支付经济重建的成本。这时的美国也担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会削弱其欧洲盟友，还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扩张，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的商业领袖们也担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会在二战后重现，所以积极保护其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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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2）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埃及的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正日益显现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转变。
1951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 · 摩萨台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些工业之前是由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为英国石油）控制的。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主义者，毫不奇怪摩萨台（《时代杂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 会痛恨“伊朗石油利润的92％被AIOC获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曾是一个为时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对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个任期，他决定在其附庸国过分自信的挑战面前，重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丘吉尔命令封锁波斯湾，阻止伊朗向其他购买者出口石油，而且他还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伊朗贸易的联合行动，但没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这是由于朝鲜战争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苏联对伊朗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英国需要采取更隐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计划了“阿贾克斯行动”。行动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乱来削弱支持摩萨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报局不停地传播谣言，使伊朗坚定的民主党人同伊斯兰民主主义者决裂。最后，伊朗军方在1953年8月发动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并任命了新一任总理。伊朗国王被重新赋予了权力，石油工业被解除国家化。但是美国的帮助不是免费的，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几家美国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开采权。美国军方和对外政策领导人为计划的成功而喝彩，该计划以较低的代价从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恢复了伊朗的原有状况。
危地马拉提供了西方国家维持帝国主义权利的隐蔽策略的又一个实例。1952年5月，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把属于地主但未被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顿联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点收归国有。总统的灵感来自亚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这个方案可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小农场主。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水果董事会成员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CIA）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林肯式行为太激进了。克米特·罗斯福对艾伦·杜勒斯听取“节气行动”汇报时的反应做了如下描述：“他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兴奋，眼睛闪着光，眼珠像巨猫那样咕噜着。很明显，他不仅在享受着所听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在进行着盘算。”②
后来，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大约15000名支持他的农民被杀。
在以隐蔽策略成功地干预了伊朗和危地马拉危机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展示了老式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是相当重要的国家资源，当时却掌握在欧洲投资者手中。纳赛尔希望利用运河的收益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纳赛尔的计划使几个“敌人”活跃起来：英国，前宗主国，此前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这条运河；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军，而法国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军作战；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义者算账。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尽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国和英国仍迅速地占领了运河地区。这种直接军事干预的行为向联合国提出了挑战。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处理苏联干预匈牙利、罢免改革者伊姆雷·纳吉的事件，美国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机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方对苏伊士危机的干预方式，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这次美国的反应是创造性的，结果是英国被迫撤军，干预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表明旧殖民主义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也使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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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3）
此后，由于数十个新独立国家涌入联合国，美国不得不和苏联竞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非殖民化VS冷战时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拉美国家一样，都是初级产品生产者，这些产品包括：糖、咖啡、橡胶、锡、铜、香蕉、可可粉、茶、黄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许多农业初级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当地地主耕种的种植园生产的，许多初级矿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炼的。不论什么情况，产品都是在由欧美公司主导的市场出售，通常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并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进行加工。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为国家发展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总是强调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困难。他们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受到欧美流行发展思想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广泛采取了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许多新领导者，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印度的尼赫鲁和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桑戈尔，都曾在欧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此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国内缺乏一个能够领导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开始其经济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专注于大项目即样板似的政府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成为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以替代来自欧美的昂贵进口产品。但是建设这些工业化项目需要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于银行、出口信贷代理机构和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们再一次遇到了难题：如何保住西方获得第三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独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方面摆脱了对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及维护秩序和发展的直接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国的所有权益。但是独立也带来了挑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本国经济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其他的可能选择——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毕竟，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简单地从拉美进口石油和咖啡，或从非洲进口铜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商品，这实际上是要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向其前宗主国提供固定补贴。无论是基于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帝国权力本身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大都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资源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选择也会成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劳丁·马丁向约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选择那样，③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世界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数不尽的贷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减免债务并使用贷款引诱这些国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控制之网呢？这些国家根据借款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像约翰·珀金斯这样的“经济杀手”所诱惑，愿意借款兴建宏大的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将带来繁荣和现代化。向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资金还有助于赢得新第三世界权贵们的效忠，因为这些权贵们处于需要为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盟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荣耀的压力之下。这使腐败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可能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陷入与西方世界建立的关系中，难以自拔，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结果使这些第三世界领导者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走上一条可能不仅是更严峻，而且是更危险的发展道路。
债务繁荣到破灭：对第三世界的侵蚀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1974～1976年的滞胀危机，并标志着二战后繁荣的结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银行中，充满了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这数以十亿计的美元（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堆积在银行账户中，其结果将会是吸干全球资金的流动性，加剧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衰退效应。该怎么办呢？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瘫痪以来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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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4）
严重危机，而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石油美元作为借款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亿美元，用来建设钢铁厂、大坝、高速公路、铁路线和核电站等一揽子项目。④
S·C·格温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一文中写到，大量借钱给第三世界的繁荣景象于1982年8月急转直下。当时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随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它们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则是一系列变相拖欠。为此，借贷双方采取了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宣称其目的是帮助债务国站稳脚跟。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与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第三世界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而转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企业竞争。北美之外，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的标准拥护者有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
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按照IMF的结构调整计划（SAP）运行，但是这些国家几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许正因如此，它们尚未重获金融健康和经济独立。
经济杀手：隐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为全球帝国霸权利益服务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正如约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职员中每人都有一个头衔——金融分析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能表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一个经济杀手。”伦敦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分支机构，其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穿着打扮与你在城市中或华尔街见到的职员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每天的工作却是掩盖被盗用的资金，清洗贩毒的黑钱以及帮助跨国公司逃税。他们是经济杀手。国际货币组织的一个工作组来到某个非洲国家的首都，该工作组拥有增加必要贷款的权力，但非洲国家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是削减教育经费，开放本国经济，允许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商向本国倾销商品。这种工作组也是经济杀手。一个咨询师在巴格达由美军保护的“自由区” 里开了一家店铺，他重写了开采伊拉克石油储备的法律，他也是一个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实上有些行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执行的；有些则处于灰色区域中；还有些却违反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集团，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户们努力按他们的意愿安排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数十亿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控制之网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还的债务要多于3750亿美元，这是第三世界得到国外年援助金额的20倍。这样的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尽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⑤南半球的国家仍要补贴富裕的北半球国家。
这样一个失败的体系是如何维持运行的呢？
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网中，而且极难逃脱。自约翰·珀金斯第一次为美因顾问公司（Main）设计预测以来，控制之网已经变得愈加宽泛、复杂和无所不在了。上页图描述了控制之网中货币与权力的流动。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发达国家，但这种流动，正如约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债务束缚，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经济。本章其余部分将概述自由贸易计划、IMF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发展，阐明腐败和剥削如何成为权力控制体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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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5）
市场：富人的补贴与穷人的自由贸易
如果全球帝国有一个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贸易。作为援助的代价，IMF和世界银行在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坚持要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包括：关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和出口替代项目。而它们赞同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用贷款发展新的出口工业。例如，引导轻工业进行出口加工（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贸易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下进行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谈道：“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东亚四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政策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总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⑥
“自由贸易”一词让人们想起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而非事实，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也不会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结果使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农民的生计被毁于一旦。IMF的经济杀手们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⑦
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却因IMF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⑧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要致力于自由贸易，而第一世界的国家却通过出口信贷来补贴出口者，而这通常会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布鲁斯·里奇在“出口灾难”一文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上述行为还会产生其他的负面效果——保守主义者所乐于引用的一个著名的“意外结果”。20世纪90年代早期，IMF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400亿美元。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⑨
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8吨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这个数量变成了40吨。⑩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许多IMF的项目要求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这些国家通常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几乎不懂技术。在一些国家，如加纳，由于IMF强制的预算削减，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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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6）
垄断：不公平的竞技场
尽管第一世界的精英们一再鼓吹自由市场的魅力，但为了主宰和操控市场，他们使用了非市场力量来确保控制力。他们坚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这个协议是他们在1994年乌拉圭贸易回合谈判时，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通过的。TRIPS允许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垄断，这样就将第三世界的生产商拒之于获利市场之外（而使他们陷于商品生产的境地）。
为达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国坚持将基因物品，包括种子、人类细胞和微生物等，界定为可申请专利的物质成分，这样它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权。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 TRIPS条款，通过开采南方国家的本地动植物基因资源，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得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生物盗版。一个尤其无赖的事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Rice Tec公司申请并获得了一项一种印度的大米专利，声称其开发了新的大米基因种类，实际上这种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育出来的。
债务：向公司商店出售灵魂
债务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赖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生存，已经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了。它们被迫重构经济、重写法律，以满足IMF结构调整计划和世界银行制约条款所开出的条件。它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控制世界储备货币，也不能做到长时间的入不敷出还能避免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写道：
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将会立即成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国家。我们的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我们有巨大的外债，且还在持续增加；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备有所行动的政府。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IMF将来到美国的门前，告诉我们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贸易账户平衡，要少消费、多投资。但由于我们是美国，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如果那些措施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剂良药，那为什么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败、债务及其内幕
腐败通常伴随着权力，作为一种利益和控制机制，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源泉那儿吸引过来。腐败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他贪污了至少一半的对扎伊尔援助资金。他当然喜欢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但这些债务是靠他国家的人民来偿还的。同时IMF和世界银行也乐于继续贷款给扎伊尔，尽管它们自己的调查员警告说这些钱将会被贪污。也许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支持美国实行的非洲政策对他能够持续获得贷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贷款仍能够稳定地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银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贝尔克曼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向我们展示了内部调查者关于发展基金是如何转移到贪污者的口袋里的说明。
这种“债务和资本的循环”已经引起了许多借贷委员会的广泛兴趣：Sag Harbor集团估计“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债务者借去的资金将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个月这些贷款就会回来。”约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账户如何通过泽西岛和开曼群岛等一些没有管制的离岸银行业的避风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
同样的，离岸机构能够帮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权要们藏匿他们从逃税中获得的利润，却让普通市民来承担这些账单。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在卢森堡大公国的银行保密法下，把离岸银行业的投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银行诈骗案中，大约有3亿美元被盗。露西·科米萨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监管机构看到了另一条路：BCCI调整银行业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球员”——从中央情报局和在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到麦德林贩毒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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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7）
IMF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把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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