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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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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艳照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3）
我们推敲这两个艺人的形象，陈冠希本来大家就不觉得他的形象是乖仔，而阿娇是*，*是不应该干这样的事的。那什么是*？
娱乐产业其实是很呆板的，比如说推出偶像，*是一种模式，我们假设她是不能跟*有关系的，最好就是让我觉得她没有性。
阿娇破坏了*的形象，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愤怒呢？就是觉得被欺骗了，因为你原来不是你该是的那个人，本来明星是一种社会文本。现在的问题是阿娇这个明星文本，给我们的含义被钟欣桐这个活人意外的行动破坏了，所以觉得很不可接受。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喜欢*的情欲被压抑，其实是自己欲望的维护和发泄。就像是今天中国一些大款常常被人揭穿，说他们找*时，喜欢标明要处女，这和我们对*的欲望是很接近的，她应该是一个处女，正因为是一个处女，我对她的欲望才特别的强烈，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权，我觉得自己特别站在上风，我觉得自己处于宰制的地位。这些细节，我们先不去讨论了。这件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当然是社会的反应了。
公众立场：并不稳固的道德高地
媒体——手段滥俗的传统卫道士
首先是媒体的反应，香港大部分的媒体在形容这批照片的时候，不是叫*，而是叫*。这个淫明显是有一个价值的偏向和含义。一开始香港媒体就把这件事定为*的时候，接下来故事的大致逻辑发展、情节安排就已经可以预见了。既然这批照片是*，肯定有一些人就很淫了，很淫的人是谁呢，大家就要追查了，看他怎么个*法和*法。香港媒体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一批艺人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原来私底下会干这样的事，天天指责他们虚伪，天天这么处理。
这一点再次证明我对香港媒体一直以来的判断，大家都觉得香港媒体特别混乱，香港的狗仔队非常厉害。比如说女星下车时狗仔队怎么拍照呢，不是正面。而是两帮记者，一帮是从上面拍，是为了拍女星的*有没有露出来；还有人就是从下面拍，是看你的裙底。但是我一直觉得香港的媒体其实发挥了社会上很重要的道德把关的地位。
香港社会欢迎这样媒体的存在，这正显示出香港是非常保守的社会，我们透过这些新闻是为了让我们显示我们的社会的道德水平还在我们的手上，还是很高的。而我们比起这些艺人还是很高尚的，艺人在香港社会发挥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大家把他们踩低，鄙视他们，以显示香港市民的水平之高。香港娱乐界在香港不是让人仰望的东西，是鄙视的，他们可以有钱，但是我们可以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我们有时候看贪官，那么有钱，原来人那么混蛋，虽然会愤怒，但是隐隐约约是有一种*的。我发现大家在骂的时候特别痛快，私底下大家聊贪官贪污腐化时，都是带有笑意说的。
网络——在暧昧的公私领域之间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网络的问题。今天的网络世界对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去迎接它。举一个跟*门事件无关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因为被批评，而“撕下脸来做一回禽兽”，在网上用粗言秽语去骂，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不是在学术期刊上骂，而是在网络上、博客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今天网络语言的特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艳照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4）
现在法律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公跟私的区分，而网络世界就有很多处于公和私之间暧昧的性质，比如香港警方认为在网站的论坛上分享陈冠希的照片，就是侵犯隐私，但你是朋友可以传，不过在网络上，不是那么清楚的，因为在论坛上我们大家都会有讨论发生，会有互动发生，会建立某种关系。
所谓的“*门”事件，当一上网之后，网民不觉得自己犯错了，不会认为我传照片不对，因为这是大家的，没有所谓私人的概念，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侵犯隐私。正如平常不觉得在网上免费看电影，就是侵犯版权一样。但是很快问题就会产生，如果有一天在网上传的不是陈冠希的照片，是你的照片呢？理论上，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随时都是暴露在公众的眼光下，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君子慎独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监督和监视的。“*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分外小心自己随时处于他人的目光下，而且我们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在这个社会，我们怎么应对和处理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仍然没有任何一套方法，甚至是一个基础的原理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场提问：明星也是公众人物，他因为公众形象而得利了，很多人买他的票看他的演出，是因为他的形象，这样的公众人物有义务维持超过普通公众的形象。
梁文道：这一点我刚才确实是忽略了。的确，明星通过自己的形象获利，有一些人会觉得明星，或者是一个歌星干了一件坏事，或者私生活败坏，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好。刚刚过去的美国格莱美大奖最佳女歌手得主，就是出了名的私生活不好，好像还坐过牢，但是得了大奖，大家喜欢。如果我是喜欢这个人的音乐，比如说我自己以前很喜欢一个重摇滚乐队，那帮人是出了名的坏，还涉及*，但是我听到他们的音乐，并不会使我联想到这帮*犯在干什么事。的确，现在我们的娱乐产业，特别是中国，尤其是香港的娱乐产业里，出现了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整个产业不是建立在他们制造出来的音乐或电影上，他们整个牟利的基础是建立在形象上，比如说形象代言、广告代言等等。但是，这仍然跟我刚才说的政治公众人物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靠自己的形象发财，如果你相信阿娇是一个*，这个*的形象很吸引你，因此她代言的某项产品你去购买了，你现在愤怒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欺骗了你善良的感情。可是对另外一些人，你对她完全没有兴趣，*的形象完全没有打动你，你就不会帮衬她，不会购买她做广告的产品，那就没有影响你。而官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或者怎样，他都会影响你。
现在在中国看到很多广告代言人，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小心或者去探讨的问题，我从来不认为广告代言人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我好像在拆我的很多朋友的台，拆他们谋生的工具，可是事实上我真的不相信代言人会对广告产品起到什么很大的作用。根据很严格的广告市场调查，你就会发现这是很个别的，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代言人，更不是所有的明星当代言人都会起到效果，尤其是牵涉到公共产品的时候。比如说香港这一回的“*门”事件、“*门”事件，就是这帮少男少女，曾经帮政府拍过大量公益性质的广告，针对青少年贩卖你的良好形象，鼓励大家从事公益行为，这绝对是政府的错。如果偶像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比如说阿娇曾经帮香港红十字会做过捐血的广告，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数据显示对年轻人的捐血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以前也做过一些跟广告有关系的工作，从我的角度来看，做广告，搞创意的人用明星来做你的主打，这表明你没有创意，或者你很懒惰，好的广告是不需要明星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艳照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5）
现场提问：我们在面对中国道德的时候，中国的道德是非常空洞的，没有张力、没有概念，怎么拯救中国的道德？
梁文道：我不知道怎么拯救中国的道德。当然我讲过也写过很多有关的事情，我也有过一些有关的想法，但是太难回答了，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告诉你我的想法，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是错了，而且还在错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联系今天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今天部分掌管文化产品的官员，他们的理据、他们做事的方法是需要检讨的，或者干脆要放弃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恐怖的影像产品，怕大家吓坏了，就很保护大家。我常常会觉得奇怪的一点，当讲到一些坏品位或者坏影响需要*的东西，我首先要请问的是，为什么这批官员他有权去决定什么叫做品位好、什么是品位坏呢？是不是这些人大学里都是念艺术的，为什么今天就可以突然告诉13亿人什么是高品位？是不是他们入职前经过非常完善的品位美学训练？即使这样，你也不能将这些品位加在所有人的品位之上，告诉人家什么是好品位什么是坏品位，什么是可以听什么是不能听的。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从根上就错了，真正道德能力的培养，不是因为你常常禁止什么，真正的道德是有没有给他做一个道德判断的机会，道德判断的能力是需要实践的，要通过日积月累长期的实践和有人提醒你，才能培养你的道德感。道德是一种关心事情的能力和考虑事情的方法，还有下明智判断的能力，这些东西都不是可以强制的由上而下告诉你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这样就可以出来的。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可能我们的道德就会非常败坏。
现场提问：我是通过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和《开卷八分钟》，还有《南方都市报》专栏认识你的。听了你刚才精彩的演讲，我突然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性教育很保守，人口却这么多呢？是不是正是因为不开放，导致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
梁文道：大陆的性教育是不是很保守，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香港的性教育是保守的。我常开玩笑说，健康教育都是教的生殖教育，精子怎么和卵子结合的过程，教的都是生殖相关的问题。而对日常老百姓，性绝大多数的作用不是跟生殖有关系的，你跟太太要上床，绝对不会说我们来*，我们来繁衍下一代吧。大部分生活里，我们的性都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如果性教育是完整、健康的，应该要考虑这个元素，就是快乐的元素。我这么说好像很下流，好像在跟中学生说*是很快乐的，要好好享受。但是其实古希腊的教育里也会说性是快乐的，但是要节制，比如说喝酒很快乐，我们也需要节制。如果你的性教育一天没有办法正视这个元素，而且你以享乐为很龌龊很肮脏的东西，要从性教育中排除出去，相反会变得很压抑。这是我对性教育的判断，我觉得这不是性教育，至少不是完整的性教育，是在教大家生孩子和不生孩子而已，是不是导致13亿人口这么庞大的规模，我不知道。
现场提问：梁文道先生的书里曾经说过，“看见性工作者就像看见自己，*有自己的边缘状态，当她们表现跟我们一样的话我们生气了，因为违反了我们正常的观念和正常的行为。”结合您今天的讲座，作为很善良很天真的人，怎么面对很黄很暴力的媒体呢？如果今天您是“*门”的主角，您的照片被发上网络了，你会怎么面对呢？
从“艳照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6）
梁文道：我觉得没有经过考验的天真和善良，不算真正的天真和善良。一个一辈子被人关在家里的小孩，那种天真不算是天真。天真和善良，是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各种的邪恶、各种的危险之后，个人道德的坚持，或者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在保护下未经考验的状态。你刚才念的文章，也是我最近的感触。香港最近有*被杀，我去一个展览剪彩，就是一群性工作者拍自己日常的生活，一个凤姐拍自己上班的地方，开工的房间，她拍自己的枕头套，然后写注解，说这个枕头套是自己一针一线，自己喜欢的花样。还有小狗，客人来的时候就关在什么地方，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是小狗陪自己。还有球鞋，在哪里买的、多少钱，自己觉得穿得很舒服。她的生活跟你我是一样的，她的兴趣、爱好，她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压力，和我们都是一样的。而这个展览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告诉观众，性工作者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但是这个信息很让人愤怒，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在说性工作者很值得我们尊重一样，这些愤怒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不能够忍受他们是正常的。
曾经有一位大思想家说过，他来自斯洛文尼亚，在美国时拼命讲好莱坞电影，结果底下的观众愤怒了，我们把你请来你居然一直在讲好莱坞的喜剧，你不关心社会现实吗？他就解释说，他们认为你来自不正常的地方，居然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好莱坞的喜剧，他们很愤怒，他们觉得你不应该讲喜剧，应该讲你们国家的苦难，然后我们帮助你，但是你没有按照既定的演出你的角色，所以你太混蛋了。
如果你是第二个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比如说像我这种人，被揭发这种事情，如果还想混的话，当然要赶快出来承认了。这是我以前学过、教过人家怎么处理公关危机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结了婚，被人拍到从酒店里跟一个女孩出来，很明显是刚刚开完房，他自己开着车扬长而去，剩下那个女孩子留在那里跟记者应对。这是很糟糕的公关方法，以我的见解，这位朋友应该走出来，请女孩子自己开车离开，如果不会开车就打车，然后主动跟记者说，你不要拍女孩子，责任在我，她不是大家认识的，我才是大家认识的。如果这样处理的话，第二天媒体出来，其实媒体还是照拍，但是起码不会那么负面。我个人认为，任何公众人物遇到任何的事情，所谓丑闻被揭发，首先就是彻底承认，不要否认，任何的否认和隐瞒在今天的媒体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承认一点明天又承认一点，挤牙膏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会立刻承认，但是我不会道歉，因为我不觉得这是需要道歉的事，按照我刚才的分析，我不认为陈冠希有错误，为什么要道歉。
现场提问：现在那么多人都在道德声讨，主流价值观在声讨，怎么没有人谴责侵入陈冠希硬盘然后进行编辑、上传到网络上的奇拿或者一个团伙呢？
梁文道：其实不是没有，也是有很多批评和谴责的，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这的确不是社会主流的意见。香港主流的报刊，或者是网站上大家发表的言论和情绪，大部分对奇拿的态度相对来说是宽容，甚至是鼓舞、欣赏，在这个事件中甚至是有一点劫富济贫的人。对他的宽容，就在于我们对整件事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判定这批人就是*的，我们判定他拍照是错误的，我们判定他有这样私下的生活是对不起大家，我们先有了一连串的假定，而我们这些假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没有严密的检讨和推论的过程。接下来媒体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运作的，你就不会觉得奇拿是犯罪或者犯法的人，不会怀疑他的动机和意图，再发展下来，当然就包括了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刚才也说了，在网络世界里散播一个东西是属于大家的东西了，就等于现在BT种子，让大家可以去下载某一个东西，我们平常会不会觉得这些人很可恶呢？不会，我们很感激。我觉得网络世界我们对奇拿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仇恨他，就正如我们不会仇恨一个人上传了一个大家很想看的电视剧，我们为什么要仇恨他？我们很感激他，而且奇拿提供的这个片子，让大家觉得比其他所有的电视剧都好看，所以不会责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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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1）
主讲：秦晖
时间：2008年4月12日
人物简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开始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上亿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什么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为什么我们对贫民窟这么敏感呢？据说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种理论，说贫民窟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罪恶，是资本主义时代造成两极分化，少数人变富，大多数人沦落到贫民窟去了。现在人们说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我觉得像这些混淆是非问题，有必要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资本主义的真问题是拆毁“贫民窟”
某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恩格斯说了，在资本主义之前，穷人哪怕住得差一些，还能住得下去，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就麻烦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飞快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的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把城市搞得很漂亮。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
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2）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阴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
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其他*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20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是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自由交易为主的商业性拆迁和*决策的公益拆迁。
所谓*决策，是指如果一个项目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的讨论、社会上的反复论证，最终形成一个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进行财产评估。第四个程序，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那么就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另外换一个地方行不行，是不是可以有替代的选择。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需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这个过程不是那一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而不是驱赶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
隔离型贫民窟：约翰内斯堡－索韦托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怎么办呢？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而不给他们提供福利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3）
索韦托不但建筑的房子比较简陋，而且犯罪率很高，比纽约还要高11倍。而且，索韦托也是一个革命摇篮，南非几乎所有的黑人反抗组织都在这个地方活动，包括非国大，曼德拉本人也在这个地方生活过。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的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城市也就出现了脏乱差了，更加重要的是，南非隔离种族制度废除以后的这几年，约翰内斯堡的治安状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南非的现状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是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索韦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地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就会出现大量的人涌到这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回家过年。不过，南非的这种景观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基本上是外籍劳工。因为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很多*的其他国家的黑人都来南非打工，南非的跨国劳工很多。而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一般来讲都是全家住在一起，尽管索韦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是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
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了，治安也比以前糟糕了，但是人们普遍还是认为今天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有一个曼德拉广场，也就是纪念种族隔离制度废除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南非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还是很多，但南非人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问题。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的贫民窟问题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却并不多。独立后印度实行*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19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被前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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