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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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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时局饕宸⒄沟缆返墓摇薄Ｕ庵痔逯扑淙灰埠懦�*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前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4）
不仅贫民窟在独立后比英国管制时大大扩展，左派执政下也比非左派执政下更为扩展。
西孟加拉邦自1967年起至今的40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印度左派（有人说还是极左派，即比印度共产党更左的印共（马））执政，是印度“左派三邦（西孟加拉、喀拉拉与特里普拉）”中左派连续执政时间最长、也最左的一个。但就在这左派执政的30多年间，该邦首府、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人口增加四倍，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也明显增加，超过了许多“右派”执政的邦。这当然不是因为左派更喜欢“贫民窟”，而只是因为他们作为左派更不能对穷人动粗！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在拉美就经常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开发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如果问拉美的开发商，他们就会瞪眼睛，你们真是有本事啊，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在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个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 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老实说，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BOSCO盖的一些房子看上去灰头土脸，不是什么豪宅，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里面也没有什么好家具，可以说近乎家徒四壁，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人，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钱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一套房子才花2000多美元，基本上就是建筑材料了。
*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的情况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5）
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们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中国的“集体工棚”问题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
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但是，集体工棚与贫民窟对于农民工而言哪个痛苦更小姑且不论。但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城市不但因此更好看，而且可以把养老和社会保障负担留给农村，农民工工资中不包括这些部分，因此劳动力价格可以更低。
其实，中国真正的“奇迹”并不是没有贫民窟，如果说这是一个“奇迹”，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巴黎在奥斯曼时代就已经做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做到了。但是，中国现在真正的“奇迹”是什么呢？真正的“奇迹”是一方面城里有数亿农民工住在工棚里，另外一个方面，农村出现数亿的留守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一种现象造成的问题，还不光是过年回家交通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小太小，如果今年不是雪灾，也不会闹到这么严重，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35岁之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之后没有社会保障，这样的现象如果持续下去，会比贫民窟引起的问题严重得多。
不要让中国农民再做“两栖人”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倒是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也希望重庆的城市化开创一个新的模式。但是我要在这里讲，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恐怕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即使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没有办法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我们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怎么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到那里去了？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你给他自由，或者你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就像是种族隔离制度之前的约翰内斯堡，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副作用很是大的。中国最应该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国怎么会拉美化？是中国现在正在奥斯曼化，怎么防止这个现象，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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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1）
主讲：杨锦麟
时间：2008年10月11日
人物简介：15岁上山下乡到街道临时工、大学教师，继而转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专栏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2003年至今主持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
我非常高兴一年之后，又再次来到公众论坛，跟大家有一个心灵的交流，而这个交流又赶上了一个大时代的开始，这个开始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基础上再次出发，中国要走向哪里，中国未来的三十年应该怎么样迈出自己新的步伐。这就是我们的大时代。
在我们积极探讨对中国软实力的构成过程中，往往会忽略香港和台湾的存在，而香港中国人和台湾中国人现在所进行的一切，其实应该被纳入到中国软实力的一个范畴，他们所发生的一切也应该纳入所有中国人关注这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视野。
软实力的概念和传播
软实力的概念是西方移植过来的，约瑟夫？奈伊指的软实力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通过自身吸引力而不是威慑力来达到目的的能力，软实力靠的是吸引，而不是硬销。比如说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大片，我们可以想一想，作为中华民族奋进向上的积极形象花木兰是其中的一个，但是花木兰却成为美国好莱坞最著名的动画片形象。还有《功夫熊猫》，功夫和熊猫也都是中国元素。
我们探讨中国软实力想到中国13亿人这个板块，13亿人改革开放的能量。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还有香港和台湾，当然，还包括澳门。
我非常同意这样的一个提法——中国软实力的内涵和基本构成，必须和人类文明吻合和接轨，符合人类发展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基本规范，甚至是一致。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不是孤立于世界民族发展过程之外的，它们的表现方式、表达内容，内涵和精神是一致的。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应该包括了三方面关联的因素，也就是一个民族的经济复兴、社会政治进步，以及对中国过去传统文化重新的诠释。
我们对外宣传工作，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效果还是不理想。我们经常到海外组织演出，但观众多半是华人、华侨，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取暖，我们很少有一部像上世纪60年代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现在我们看的电视剧《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拍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是这些影视作品是没有办法进入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电视频道的。如何塑造和营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如何采取现代文明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的方式，赋予国际社会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这是在座所有人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有对外宣传的平台和载体都不能说很差，但是不能确保一个软实力的展示和传播过程的基本必需，中国文化产品或者不包装，或者包装得很差劲，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的文化传播，现在还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政治板块，还存在着政治分裂的现实，大陆、香港、台湾等不同政治区块的软实力，长期以来没有办法有效整合，我们的优势没有办法互补，各自为政，甚至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抵消、互相排斥的现象。我们有简体字、繁体字，我们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我们没有办法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一个有效的拳头产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2）
举一个例子，2007年中国电影票房33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27％。同年，美国电影票房237亿美元，海外进账占2/3，增长47％影视内容制作是可以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的软实力，但是我们这方面很弱，我们多元化的文化没有办法在影视作品中得到展示。目前中国电影市场规模仅为美国的六十分之一，中国元素传播出去的视野、视线是有限的。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和平发展的战略
尽管发生一些零星的边境冲突，尽管出现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但是，中国本身长达30年时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政治动荡，我们有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环境。
我们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氛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的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任何一个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介入，基本上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主要经济增长指标就不用说了，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足以让自己保持独善其身，虽然有一定的风险。全社会公民意识和基本素质的初步养成，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弱的，现在稍微好一些。
但是，只有上述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
第一，所拥有的政治文明程度是否能让大多数国家认同，接受得心悦诚服。
第二，你能不能经受得住成为一个大国之前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等层面的挑战和考验。
2001年，中国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变中国未来历史发展轨迹的大事：一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是中国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承办权。加入世贸后，经济领域中所有的游戏规则，你都必须要按照整个国际社会流行的通则来办事，承办奥运会，我们向国际社会做出很多的承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讲信用的。
第三，你的整体公民素质能否和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文明程度相适应和相匹配。我只提问题，大家一起找答案。
和平发展是我们的全新战略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夙愿，1979年之后，中国遭遇到了一个近现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周边地区和平和稳定的环境，有人说这是南宋以来难得一见的30年。这30年，给中国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给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历史思考、理论总结归纳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付诸实践的可能。我相信这就是未来30年中国传播软实力的基础。
大时代的中国，是急速变动和转型期的中国，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严格意义是16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200年才能达到的经济成长水平。我们没有贩卖黑奴，也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搞圈地运动。但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传统道德伦理，在很多领域是看不到了。我们很多县或者县以下，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现象——地方酋长化，政府管制能力急剧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虽然不是整体，但是板块化存在。
中国软实力应包括香港和台湾
中国软实力的传播，有大陆、香港、台湾等不同的政治区块，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大异，大陆、香港、台湾等目前的政治现状就是这样，求大同存大异的一个真实写照。一般概念上我们讨论中国软实力，不会把香港和台湾考虑在内，但是我主张把香港和台湾收到中国软实力思考的过程中。我同意香港一位教授的看法，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实力资源。中国的软实力中必须加上香港和台湾元素，我们对这个软实力的内容理解才能更加全面，也更加饱满。
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3）
有人说中国不可以搞法治社会，但是香港的中国人说可以，尽管这个法制制度、行政管理体系是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强迫带来的，移植在一个南方的小渔村，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变化，经过香港人的积极勤奋劳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商业地位，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不必刻意回避香港以及台湾曾经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无论它们发生什么，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出现了什么样的挫败或者是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必要回避它，坦然地面对它、接受它、理解它、消化它，并且有朝一日学习它、提升它，香港的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的经验教训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宝贵资产。
回归之前的香港和回归之后的香港，都是中国近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香港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相对完备的法制基础、自由经济政策均属于香港元素的主要构成。香港有区域内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有中国人的勤奋和与时俱进，与英国人留下来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廉洁政务、良好的营商环境、完整的法律配套体系，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结合。
法治社会和契约精神是香港元素的内核。香港有行会制度、工会制度，劳资关系的调整，商人和商人之间关系的配合，行业之间的互动，有很特殊的律师工会、会计工会、工程师工会等等，这些在中国内地也有了一些传播、学习或借鉴。
香港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承前启后，是中国在整个战略崛起、和平发展棋盘上非常重要的棋子。
台湾元素我们必须要强调。台湾当然是中国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同时台湾是中国最后一个政治分裂的板块。台湾过往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统治了50年，1949年之后两岸绝对的政治隔绝也持续到了1987年，之后开始有历史性的跨越发展，一直到了今天。但是台湾历史发展状况的特殊性，给中国内地历届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一些难题，美国因素的介入，日本的虎视眈眈，给中国的和平带来了复杂多变的挑战和考验。
我们也必须知道，台湾是华人社会尝试政治*化的先行者。国民党1949年在台湾实施高压白色恐怖统治，屠杀了无数革命群众，换来了第一次相对稳定的年代，也搞了土改，也很成功，成功赎买了台湾地主阶级手中的资本——土地，换取了对败退政权的认同。
台湾政权从一党独大到2000年出现第一次政党更替，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选举，而不是流血的、暴力的手段，一方逐步获得执政权力，一方逐步交出执政权力。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首次尝试，我们现在还不能下定义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这是第一次。台湾民众长期被压抑的当家作主的意愿，获得了初步的满足，政治参与热情和能量空前获得释放。
过去20年，每次台湾重大的选举我都在现场，我不仅到一个偏远的小渔村看一个简单投票站里所有渔民的投票行为，我也到都市观察七八十岁老头老太的投票行为，也看到了几次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跌宕起伏。
尽管台湾社会转型期的诸多不稳定现象无法获得克服，民粹政治的滥觞以及族群意识、统独意识依然在中南部左右着民众参与政治的情绪，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成熟度。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红衫军运动时我在现场，第一天9月9日下大雨，我穿着单薄的雨衣，连*、袜子都湿透了，但是在大雨滂沱下没有人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都在雨中做着同样的手势、呼喊同样的口号，没有发生当年2？28那样的烧杀抢掠。这是告别威权之后的政治能量释放，释放得如此空前，但又是那么有秩序。
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4）
两岸关系未来的格局
两岸关系未来的格局，是秉承了上世纪80年代*说过的，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秉承了*在90年代说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尽管还有极少数的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多数的台湾民众不会完全隔绝中华民族的血脉。台湾中南部是民进党大本营，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在那一块土地上是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的，保留非常完整。我手里有一张碟片，是民进党的一个常委投了200万新台币搞出来的，用闽南话读四书五经。
两岸既然要和平发展，软实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一定会更加频密，未来文化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角度。两岸尽管在政治上曾经有完全的隔绝，但是两岸新的整合其实已经开始，很多史料已经证明，即便是在政治上完全隔绝时两岸还是有互动，还是有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一个中国的认定。
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岸逐渐走向“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是可以预见的方向。目前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存度是33％以上，长三角、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链大多数是由台资企业构成。当一个分裂的板块，经济对母体的依存度如此密切，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是独立不了的。文化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执政过程中，两岸的文化交流、体育交流都没有完全隔绝，人民之间的往来就更多了。1979年有45名台商从泰国转飞香港，跑到广州参加广交会，所有的名单都被台湾的警备司令部掌握，回去之后每一个人都被叫去问话。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是要判刑的，但问完话就全放走了，这是一个迹象。这之后，一直到今天，每年台湾同胞到大陆来是1000万以上人次，两地通婚已经达到了数十万对。我今年在高雄县做一个采访，遇到一个女服务员，是广西人，嫁到台湾12年，她对我的第一句话是：“杨先生，我在这里呆了12年，已经拿到身份证了。”紧接着第二句，“我可以投票了。”第三句话是：“我要投马英九。”
两岸关系很长时间像是下象棋，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现在应该告别零合，不是下象棋而是下跳棋，跳棋是非零和，胜者可以全部过海，但败者也只是落后几子而已，跳盘不伤对方，原则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只要有依托就可以不断地跳到目的地，两个人可以下跳棋，三个人也可以下跳棋。
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地域和政治板块，为了追求平等、公正、自由和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法治社会，*进程和社会公益都有程度不同的努力探索的实践，他们都属于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产，他们都是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构成。我相信把香港和台湾纳入到我们软实力的内涵，我们对国际社会有更多的说服力。因为有了香港和台湾，历史的变迁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精彩。
香港和台湾维持法治、探索*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母体与两个子体之间开始呈现的整合态势不可逆转，彼此之间的互利互补优势开始呈现。中国软实力的传播不可以忽略或者忽视香港与台湾元素的存在，我们对传统文明的敬畏与回归，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维系，中国人政治*化道路上的探索与尝试，这样的软实力在传播过程中，获得的正面效益可以想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5）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成长经历中得到不同的感受，尽管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问题还很多，尽管我是一个50岁的“愤青”，但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有足够的理由和耐心给予憧憬和期待，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中国明天会更好！
现场提问：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的最近这一段时间，现在各大媒体在宣传中国可以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救星，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最近欧洲、美洲、亚洲的股市暴跌，如何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让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体系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杨锦麟：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现象，华尔街风暴之后，日本金融机构开始出击，抄底华尔街，进展非常顺利。国际上很多舆论也认为中国是最后一个国际贷款人，就把中国当作提款机。当小布什总统全家人扇着扇子来看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是有求而来，因为知道这事大了。日本经过十几年金融体系的盘整，保持实力、恢复元气，信心十足地进军华尔街，因为日本金融体系的完备性经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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