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落子无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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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知青却经历了一些极其悲惨的事。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动容、震怒。后来国务院就下了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也就有了大队领导把上海知青迁到麾石村的决定。
　　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留着络腮胡子，又驼着背，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地方土音。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挺关心的。这次他也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
　　麾石村原只是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水田，人少田多，历来要从外村抽调劳动力过去。大队在那里办过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村里的一栋土砖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
　　一下子，这个偏僻小村就汇集了这么些上海人，竟成了半个小上海，也就热闹了起来。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那一次在上海与出租车司机的偶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也激发了我的无限感慨。
　　是啊，我俩是同代人，当年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同样地经历了艰辛困苦。可在三十年后，彼此的处境却又如此不同，可谓天壤之别。那一刻，我们都百感交集，那种心情是无法以语言来表达、也是没有那个时代经历的人所难以体会的。
　　我开始思考了：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我认为运气、天份、家境等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我俩人生的落差，因为我在这些方面也都很普通，我俩没有根本区别。
　　我在人生中经历过很多次的坎坷、挫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曾想到过要放弃。假如我那时果真激流勇退了，那今天又会处于何种境地呢？我是否就要把不幸归咎于命运呢？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改变命运呢？那位出租车司机说，是因为我努力。
　　这话对，但也不对。说他对，因为我的确很努力；说他不对，因为中国还有无数很努力的人，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他之所以能够载到我这个长途乘客，是因为他凌晨六点多就在金茂酒店前等待。尽管大堂服务生拿不到他回扣，也只能把这趟车派给他，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比他的同行更努力。可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很努力的人们没有从逆境中崛起呢？
　　显而易见，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对我们的命运产生着影响。在这一思考中，我得到了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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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生的主观因素
我与那位出租车司机，有着共同的起点和类似经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也有不同点。通过分析，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1。　目标明确，志向远大——拥有好高骛远的境界
　　当年我俩都不安于现状，强烈希望改变命运，但我更还有个明确目标。即使在最困难时我也没有放弃大学梦。那个理想，以我的处境，太不切实际：我身在偏僻落后的乡下，每个县才有几个推荐名额，录取又是政治决定，而我的政治条件也不过硬。我那是“心高命薄”。
　　2。　毅力、勇气、百折不挠的决心——以一意孤行的气概去追求
　　我俩的另一个差别在毅力。他在一次推荐上大学受挫后，就灰心丧气，放弃了。可我在经受多次挫折后，仍不泄气，继续努力，始终不放弃。为了追求，可以承受任何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一直到目标实现。
　　3。　积极思维，进取心态——甚至要有盲目乐观精神
　　我俩的人生态度也不同。他愤世嫉俗，态度消极；而我进取、乐观，积极思维。所以，在最困难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看到机会，也就能坚持下去。
　　这三点对人生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称其为改变命运的“三个必要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在下面的励志篇中进一步阐述、分析。我相信，你只要愿意读完，就会同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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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我们上海知青搬到麾石村后，生活就比较有着落了。但这么多青年人在一起，彼此间也难免就产生出了矛盾。
　　小谢是68届高中生，年龄大一些，是知青班的班长。但有些知青并不服他，认为他没有多大本事，只知道与上级搞好关系——回想起来，其实小谢人还是不错的，但年龄比我们大，更多些社会阅历，所以比较世故些。平时，小毛和小宦常向他挑衅，故意刁难，但小谢表现得很委曲求全。
　　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个儿，黑亮的肤色，再配上粗浓的眉毛、厚嘴唇上的小胡子，看起来就很粗犷。他们的形象，以我们当年的说法，“很野”。
　　起初我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印象不好。但熟悉了，就觉得他们只是“吃象”（样子）难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我看不惯他们对小谢的霸道样，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他们蛮不讲理。小谢是我们的班长，是义务性的服务，我们不应苛求责备，要支持他的工作。
　　一天下午，生产队保管员吴生和给我们分发口粮，小谢主动去帮忙。在过程中小毛和小宦又凶起了小谢，怪他没有让秤杆翘得更高一些，使他们得到的稻谷少了。
　　我觉得是那保管员在主秤，小谢只是帮忙，他们这么闹，实在没有道理。实在忍不住，也就多了几句嘴，意思是说他们的不对。我只不过想说句公道话，但或许态度也不很好，结果反而是我与他俩争吵了起来。
　　我与小毛吵得特别凶。我平时不太作声，似乎很老实，他们也许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而实际上的我，却也是脾气急躁的。在激烈争吵之中，就发生肢体冲撞了。小毛又转身找出两把菜刀，威胁要与我单挑，一人一把刀进行决斗。我也不是吃素的，怒气冲天地冲上去。但是，其他劝架的知青硬是把我俩拉开了。
　　自那次吵架后，我们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彼此都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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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1）
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那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那天，我们上海知青也都去了，因为我与小沈、小陈比较好，我们三个就相邀着赶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到了赶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聚来，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或是像我们这样地来逛街。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曾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的，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近，来我们村找过他们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2）
我又向当地老表打探去周家村的路。我是闲聊中“无意”地询问，为的是防止走漏消息，惊动对方。
　　我又看到一个老表的砍柴刀很好使，刀面加手柄有一个手臂长，刀背有一手指厚，刀口锋利，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力一挥，小孩手臂粗的松树枝就被砍断，唰唰地掉了下来。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花了五元钱，从老表处买了过来。
　　我在不动声色中准备着。
　　　。　想看书来

狭路相逢“勇”者胜（1）
三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天尚黑蒙蒙的，其他知青还在睡梦中，我悄悄地起了床，吞些冷饭，就出门了。我把柴刀从后背插入腰带，再披上一件灰色的外套。从外表看，没人能注意到我所携带的刀器。我走上去周家村的路，在看到那个村子时，天露出了鱼肚白，还是一个好天。
　　可是，我又开始犯愁了。那是个好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么大的地方，我怎样才能不惊动别人，又找到上海知青啊？我觉得我的计划还是欠周密性。正好这时，我看到一个老表在前面的田间小路上走着，就加快几步，上去打招呼，询问上海知青的住处，又问小孙在不在。
　　他似乎与上海知青很熟悉。他告诉我，那些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刚走。我的心沉下去了。可是，他又接着说，小孙与他任民办教师的姐姐今年不回上海，要在这里过春节。而小孙送那些知青搭火车，昨晚才回来。真是太凑巧了！
　　他以为我是小孙的朋友，主动带了路，领着我在村中小巷里绕来绕去，最后带到村子大厅前，指着后面一个房间说：小孙就住在那里。事后回想起来，这么大的村，若不是这个热情的老乡，我还很难找到这里。我向他表示谢意，他就走开了。
　　整个村子仍是极其安静，多数家庭仍在睡梦中。我就上去敲门。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开门的就是小孙。他还是睡眼惺忪，但一看到我，脸色就变白了。我挤身进了房间，随手就把门关上了。他也不发一语，退身到床沿又躺下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上次马家集的事而来的。我已知道那是你指使的，但我与你无怨无仇，所以一定还有策划者，只要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我马上就走，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我恶狠狠地盯住他，等待他的回答。这一切太突然了，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已是慌了手脚。他先承认了，那些上海人是他的朋友，是他哥哥托他们照顾他的，但他矢口否认他与此事有关。在我的严厉驳斥下，他沉默了，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最后说：“我给你十秒钟考虑，如再不如实招来，我也就只能不客气了。”
　　“一、二、三……”当我数到十后，他仍无反应。我一把就抓住他的头发，按在床上狠狠地揍起来，我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拳头上，还专拣要害的两肋和腰部打——后来听说他那次伤得不轻。
　　狗急了也会跳墙。他猛地一个翻身，把我一推，跳起身来冲出门外，我紧跟着追了出去。我到了门外，就看到他手里握着一把锄头，向我扑过来了。我已来不及多想，反手抽出插在背后的柴刀，迎头冲上去。
　　当他举起锄头劈下来时，我猛然向右一个侧身躲过锄头，左手趁势抓住挥下的锄头把，右脚向前一步，右手握着柴刀，就狠狠向他的头上砍了下去——甚至在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那一刻的情景，就会冒出冷汗：我那一刀下去，如果砍中了的话，后果就实在不堪设想了。
　　他反应却也是极其灵活——此真乃大幸也。就在我的柴刀劈向他那一瞬间，他松开了手，一个转身就跑了。我也紧跟着追了上去。他赤着脚，在那湿漉漉的青砖地上还打了个滑，摔倒了，接着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下就蹿出去了。那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人在性命危急关头的求生本能。他在小巷子里转了几下就消失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眨眼的片刻间。而那个时候，我还真是懊丧无比：已是煮熟的鸭子，怎能又给飞了呢？
　　但我已经冷静了。我对环境毫不熟悉，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所以也不敢恋战。绕了几圈后，找不到他，也就只能离开了。我手里还提着那把刚夺来的锄头，以作防身之用。我出了村子后不久，就发现一个乡下老表在半里路之外，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已走了二里多路，他还跟着，嘴里喊着当地老表的土话。
　　开始，我不懂他在喊什么，可他一句一句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我终于听明白了，他在喊：“……那你可以把锄头还给我了吧？”原来这锄头是他的。在那个年代，一把锄头也是农民家庭的一件财产。可他又不敢走近，所以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又走了一里多路，就要上山了。估计也不会有人再追来，站在田埂路上，把锄头向水稻田的中央一扔：“锄头就还给你了。”
　　我继续上路了，而那个农民也没有再跟上来。
　　我走在山间小路上，忽然觉得脖子左边湿湿的，该是露水吧。我也没在意，随手抹了一下，可才一会儿又湿了，再抹一下，伸手一看，哎呀，都是鲜血。这才注意到左边头角上擦破了一块。
　　回想起来，可能是我刚才侧身躲过劈下的锄头时，未完全躲避开，还是擦到一下。可在那性命相搏的紧急关头，神经高度紧张，根本没有感觉。到这时，才觉得隐隐作痛了，我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贴在伤口上，用手指压着，一会儿血也就止住了。
　　我回到麾石村时，才是早上时间。在我们知青房子前，几个晚起的室友正在门口刷牙洗脸。我也不露声色，进屋后换洗一下，在伤口上擦了些红药水。那天我还出了工。
　　可到下午，就有消息从外村传过来了：小刘差点把周家村的上海知青小孙打死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高度警惕，怕有人来报复。晚上睡觉时都要顶上房门，那柴刀就放在枕头边。但是，后来一直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狭路相逢“勇”者胜（2）
很快地，打架事件在方圆几十里中流传开来了。有一天，附近何家村的一个老表带着他的儿子来见我，说要拜我为师学武功，还一本正经地说，要三拜九叩地举行拜师仪式，还会杀猪办酒席。
　　我忍不住笑起来，告诉他我不会武功，也不配做他儿子的老师。但是，民间故事还是在流传，传到后来就带有传奇色彩了。
　　其实，那些熟悉我的老表们，知道我是一个老实、本分，有上进心的上海知青；却也对我多了一份敬畏。所以，我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却也能有效领导那些世代务农的当地人。
　　这一次经历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一课，使我认识到人的兽性一面。我带了那把柴刀，不是去杀人，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我独身去闯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若是紧要关头，得有自卫的武器。而且我估计小孙不会轻易就范，必要时，也要以此来威胁他一下。只要他害怕了，就会说出实话来。
　　可在那紧要关头，我脑子就狂热了，我冲上去时，真的是想一刀砍了他。可那一刀如真劈中的话，他不死也会残，那么我不仅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我将是行凶杀人犯，我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那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是啊，犯罪与成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再想想，许多决定民族兴亡、国家历史的大事，何曾不是决定于某人关键片刻的一念之差呢？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它若还对我有教益的话，那就是使我认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次去过周家村后，我就以为对方不会甘休，准备了再干一场，但这却没有发生。
　　我想，是我在勇气上盖过对方，也就在精神上压倒了他，所以才没有后发事件。这也是我的人生启示：我们只要目标确定，决定作出就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全力以赴，不要患得患失、考虑太多，那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数年以后，一次在我回家时，我妈突然注意到：“哎，你的头角上怎么会有一个疤啊？”我还想糊弄她，可她肯定地说：“这是原来没有的！”
　　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发生过意外，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妈就说我“戆”，连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都不知道。在母亲的眼中，儿子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其实，我实在不敢告诉她这一经历，怕惊倒了她。
　　但那次打架经历给我上了深深一课，那可能的后果使我感到惊恐，也使我理性了，事情就告一段落。事后我又抄录下了本章初的那段话，本是苏轼评论张子房的，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1）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大感触，还是本书开首时我母亲那句话：“过去你奋不顾身，是因为那时生命没有价值呀！”
　　是啊，那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都使我强烈感受到了“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以至于今天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樟树县城的下放知青小刘；从公社林场过来看我，他与我很投缘。我们坐在房前聊天，只见一个乡下小孩，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说：有人掉到后面的水库里去了，要我们去救人。
　　我们赶到了村后的水库处，看到在水库的堤坝上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在那里惊慌失措。他们指点着，大致告诉我人落水的地方，我就走下水去。
　　那是秋季，水库里的水只有齐腰深，但水库的中央，就有一个很大、很深、陡然陷下的坑，那是早年为修堤坝打土方挖的。那地形我知道，附近的农人就更熟悉了，因为每年冬天，水库干枯见底，就都可以看到——人就是掉进了那个坑里的水中。
　　我下到水里，一直走到那个坑边，摸索着下去了，发现那里的水确实很深。我一个猛子下去，潜到库底，水很浑浊，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用手在地上摸索着。实在憋不住气了，就浮起来，把头探出水面，猛吸一口气，又潜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又吸口气，再下去。这样反反复复地好几次了。
　　最后，我的手触到了一树枝干似的东西，那好像是人的肢体。我正好快憋不住气了，脑中闪过死鬼附身的传说，有些恐慌，紧抓着那东西，使劲地向下踩水，头伸出水面后，换过一大口气，便全力向堤坝方向游去。直到我的脚触到水下地面时，才站了起来，也把手抓的东西提出水面。
　　在岸上观望的人们不约而同，“哇”地叫了起来——拖起来的是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躯体，我手中抓着的正是他的小腿。
　　我把他拖上了堤坝后，再一看，哎，还面熟。那是附近毛家窝村的一个老头，他老婆被我们戏称为“疯老婆子”，因为她平时嘻嘻哈哈的，显得有些傻气。那老头双目紧闭，脸色灰白，表情极其恐怖，早已没气了。水库离我们村有半里多路，从孩子找到我，再到我赶过来，耽搁了不少时间，已太晚了。
　　最初来叫我的那个小孩，哭哭啼啼地诉说了整个过程。他们几个人相约，中午休息时去水库捞喂猪的水草。到那里后，脱光衣服后就下水去干活了。农村人不会游泳，但也没有关系，因为水库的水很浅。他们都知道水库中央那个很深的坑，通常避免过去。但那天老头看到深坑那个方向漂浮着很茂盛的猪草，舍不得放弃，就站在坑边上，尽力伸手过去多捞一些草，一个站立不稳，就掉到坑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疯老婆子”就赶到了，她抱着死去的丈夫，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我看着旁边的猪草篓子，心中大为不忍：为了这些猪草，一条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后来我和小刘就离开了。走在路上，他告诉我，见我下水时，他心里直打颤。其实，我也害怕，只是不愿表现出来。
　　那天下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听到毛家窝村的那个方向，传来了放鞭炮和吹唢呐的声音，那是在为刚死去的老头料理后事。
　　我们上海知青所集聚的麾石村，本村人姓吴，据说这一家族是历史上最早来这一带落户的，但近年来衰落了。吴姓的本家只剩下了三户，其他都是外村人家，包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村里的一户吴姓人家，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妇。那女主户叫秀英，她把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拉扯大了，也吃了很多苦。
　　秀英的两个女儿都出落得漂亮、能干。我们到村子落户时，大女儿已嫁出去了，小女儿叫在莲，十六七岁，尚在家。我们知青出工时，就爱与她打情骂俏，也别有一番情趣。秀英的小儿子长根才十五岁，聪明可爱，常与我们上海知青一起玩，也学会了上海话。
　　她大儿子水根在农校读书，那时也刚从学校毕业回乡。他长得很清秀，像个白面书生，在农村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可水根回来后不久就病了，据说是风湿性关节炎，拖了很久。农户人家有人生病，那就是个沉重的负担，他不能劳动挣工分，可还要吃饭，而且治病也要花钱。为了治病，秀英带着他去医院，又请了三教九流的土郎中，中西药都试过了，却都不见效。我们看着他脸色惨白，慢慢地消瘦下去。到后来连行走都很困难了。
　　这一寡妇家庭确实活得不容易，秀英平时也颇有怨言，水根当然也感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最后，水根下了决心。那天他对母亲说，他想吃鸡。农村家庭都养鸡，但一般只有贵客到时才会杀鸡款待。当下，秀英就骂开了：为了你看病，花了这么多钱，全家都难以为生，你还想吃鸡，吃了会死喔！——那是当地人骂人的口头禅。
　　就在出上午工前，水根又吩咐他的弟弟：上海知青小沈还借了我家三寸布票（当时的棉布是计划供应，有三寸布票就可以用钱买三寸布），以后你要记得向他要回来。
　　可长根急着要出工，回嘴说：布票是你借给他的，你自己怎么不去要？他哥没吱声，他也就走出了家门。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2）
收工后，我们一伙人从田里走回来，经过秀英家门口时，走在前面的在莲就开门进屋了，但马上就哭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