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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落子无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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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太太抓着个女孩，似乎是她孙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活就是不让她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强行把她拉开、拖住，才使那哽咽着的女孩子登上了车。看着那捶胸顿足的老太太，我妈妈已红了眼睛，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就先上了车。
火车缓缓启动了。就在那一瞬间，人群中不约而同，齐声爆发出嚎啕大哭声。那一片哭声是那么地突然、那么地整齐，就如同在交响乐演奏中，当乐队指挥手中指挥棒猛然向上一挥；一下子就进入乐曲的最高潮。那真是个悲壮的场面——却也有悖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坐在车厢的座位上，周边的许多男女学生都已哭成了泪人。
我们这列火车是额外增加的，得给其他列车让道，所以比慢车还慢。一路上开开停停，爬了二十几个小时，我也是时睡时醒。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车停下来了，听说到目的地了。我与大家跑出了车厢，发现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车站，再看了车站的标志，知道是“临江站”。
下车后就看到一群群的乡下人，皮肤黝黑，衣着粗陋，有些拿着扁担，有些带来了手推的独轮小车。那车是我首次看到的，所以觉得很新奇。那些围上来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干部和农民，专门来接我们的，我们要找到自己落户地点的接待干部。西塘大队还安排了一辆拖拉机来接人，我们这一行共是十五个上海人，七手八脚地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拖车，也就都爬上了车。
我还注意到，不是所有单位都派了车来接人。有些来人只是肩挑背扛，带上了行李，领着他们的知青，徒步离开了。我还颇为自得，他们是靠“11号车”（指走路），而我们却有八个轮子的车来接。
后来才知道那些步行下去的知青才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分配在离铁路要道较近的村子，交通方便，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我们下放的村子很远，离临江车站，走公路有七十多里路，走山路也有三十多里地。交通不方便，经济也更落后。
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抬眼展望，都是丘陵地带，是那种猩红色的红壤地，一路上所看到的也就是稀稀落落的松树和小灌木丛。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所谓的公路也只是两条平行的车轱辘道，是由机动车轮子长年行驶压出来的痕迹。
可是，搭拖拉机是与乘公共汽车完全不同的感觉。那车轱辘道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绕来绕去。拖拉机也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它拉的拖车更是颠簸得不行。我们紧紧地抓着扶手，被甩得晕头转向，有些女孩开始呕吐了。最后，拖拉机终于到了我们的下车地点，湛溪镇。
小韩，一个长得很妩媚的女知青，气愤地在抱怨：“这种鬼拖拉机，今后再也不要坐了。”——那时大家尚不知道，以后若能搭到拖拉机，就该感到幸福了。我们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外出只能到光华山林场去搭便车。那里常有拖拉机外出跑运输，但是否能搭便车，那就要看司机的心情，且还要看他的脸色。
湛溪镇还不是目的地。我们十五个知青被五个一组地分到三个村子，离那镇上还有几里路。各村来接人的干部和农民早已在等候。上海知青们刚彼此结识，就又要分开了。大家挥手告别，并约好要互相走动，然后又上路了。
与我一起下放在叶家村的是小谢，还有三个女知青，小韩、小邹和小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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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七岁（2）
小谢是我们大队上海知青班的班长，68届高中生，所以比我大三岁，瘦高个儿，方盘脸，穿着深蓝色的咔矶布中山装，很有干部架式。一路上他很活跃，见到来接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叶钱儿，就主动上前握手寒暄，显得很善于打交道。
从湛溪镇到叶家村，约为五里的山路。农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独轮手推车，推着吱嘎、吱嘎地上了乡间小道。
我对那手推车很有兴趣，也想试一下。农民们指点我：先微弯下腰，背上车背带，两手各抓一边的手柄，再挺身站起身来，推着车向前走。可我才走上几步，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赶紧歇手——但不久后，我能用这小车推着四五百斤的货，走上十几里路也不算一回事。
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里的老乡已准备好了。他们帮忙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我们在厨房的饭桌边坐下。桌上的大碗里装着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感到很难堪，因为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间，小郑，那个脸蛋白净的上海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她们就不再会那么讲究了。
按习惯，我们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为着争夺肉骨头而打架。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艰辛困苦，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在春播农忙季节，前后大约要忙上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沉闷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见靠近村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们几个知青，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边上，我站在田埂上，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着被窝余温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双脚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头的冷痛，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双脚被冷得麻木了，就丧失感觉了，也就不痛苦了。接着就弯下腰去拔秧，把秧苗拔出来后，再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洗干净后用稻草杆扎成一束，扔在一边后再拔第二束秧苗，第三束秧苗……这样地，一直要干到天亮。
收早工后，就匆匆地吃了早饭，那只是青菜煮粥，再放些盐而已。因为很饿了，就吃得特别香——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理解，那么大的碗，我一下子就能倒两碗粥下去，人胃的容积真有那么大？
接着就是出上午工。我们挑着满簸箕的秧苗捆，到了水田，就下到田里开始插秧。就那么弯着腰，不停地插啊插的，要到吃午饭时方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干，直到晚上，肉眼已看不清插下的秧，才收工回家。
我走在收工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一方面是因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近视眼，天黑就看不清路了。回家后，农民们还要煮饭、喂猪，可我们就吃些冷饭剩菜或上海带来的酱菜、肉松什么的，很快就睡下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上床的感觉就不是躺下，而是瘫倒。浑身的肌肉酸痛，脚底板也是火辣辣的——白天踩在水田里干活，已被割了许多小口子。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已是无法再爬起来了。可到了第二天凌晨，当鼓声又响起时，我又强行地爬起来，又是那么跌跌撞撞地走向了田头。
因为是农忙期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户农家可分到一斤肉，知青受到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五人加在一起就有五斤肉了。那是新鲜猪肉，是大家很久没有吃到了的。
我们提着肉，挺首昂胸地回家，肉切成了大片，扔到锅里加一勺水，放一撮盐，煮熟后就那么地吃了起来，还觉得特别香。那几个上海姑娘，也啃得欢。我看了一眼小郑，她筷子夹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正飞快地往嘴里送，那猪皮上的毛还未刮尽呢！
回想起初到农村时，她那种挑剔劲儿，现在却也在狼吞虎咽，我乐了——古人说的不错，人是“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农忙季节的劳动强度太大，人体消耗过多，生理上需要补充油水。
收获后的喜悦
农村在秋收后，就是农闲季节了，再到阴历年底，就要准备过年了。生产队也开始分配结算了，那称之为“分红”，就是按各家庭的人口、出工人数和天数、劳动强度把劳动成果分配下去。
我们上海知青也分到了应得的份额，包括一年的口粮、钱和其他实物。我分到了人民币六十七元多，尽管微不足道，却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意义非凡。我们还分到了花生、食油等农产品，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当时城市的消费品极其匮乏，在上海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会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给五两食油，而花生则是很少有的。我准备了一副担子，两个大纸箱，装上了食油、花生，还有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本我是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才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行李则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呀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快到年底，铁路交通运输正处于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一骨碌就钻进了窗口——我的脊背肌肉非常发达，在单杠上引体向上的动作，一下就可以做五十多下。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
才眨眼之间，下面的行李就都传了上来。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随来的乡下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用力，也是因为过度紧张。到此时，我才陪起笑脸，向座位上那些乘客表示歉意，说也是不得已呀！我们人都已在车上，他们也就只能体谅了。
终于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车站，我看着走在路上的行人，先大吃一惊：“上海女孩子的肤色怎么这么白啊？”苍白得就像在农村杀鸡时，放了血、拔了毛后的鸡那个颜色——请原谅我的不敬，但那确是首次回上海时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因为在农村已见惯了晒得黝黑的肤色。
走进家门后，第一感觉是房间里太明亮、太干净了。在看到家里的锅碗后，又是一惊，怎么这么小啊！锅也就乡下人的碗那么大。我问：“我们家的锅碗都换过了？”
“没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习惯了农户人家的大碗、大锅、大灶，就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误差。一会儿，我妈下班回来了，她看着我就抹眼泪，可我却充满着幸福感。
在吃饭时，我妹大叫起来：“哥，你怎么把吃剩的骨头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过来：“对不起，这是在乡下的习惯。”我告诉她，乡下屋内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头扔到地上后，狗会吃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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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1）
第二年开春时，上海知青们又先后回到了农村。稍事休息后，我就投入了劳动。我已很有经验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时，那秧苗插得东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线。小谢就强多了。他是高中生，在农忙时曾去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有过插秧的经历。
但到这时，我就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过当地的农民。只见我下到水田后，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个手指捏着敏捷地插进了水田，然后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那插秧的速度，真是比鸡啄米还快，即使在前面的人已先插秧很久了，只要我动起手来，那就是稀里哗啦地，一下子就赶上去了，最后还把他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我插的秧，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我在村里还是“起率”（即插第一排的秧，他人则跟着我的秧排插）的。乡下人夸我聪明，学习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过了他们很多人。
其实，我只是善于总结经验罢了。插秧的动作，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从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再插到水田中。但我已悟出了窍门：提高速度的关键不在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匀地从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数人不习惯使用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为地训练左手动作。在插秧季节前，我就先训练自己了，有空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杆，练习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动作。这非常有效，所以到插秧时，也就看到我那种令人惊叹的速度了。
一天上午，我与会计叶钱儿争执起来，我说我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他却表示不相信，他是故意激我。我们打起赌来：我单独在一块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体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头干了起来，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间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点多，本是午饭时间，我也不回去，让小谢替我把饭带到了田头。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积已越来越小，胜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极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体，给酸痛的腰背一个休息的机会。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躺下后那就再也不愿起来了。
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插完最后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么面朝青天背朝地躺着。我陶醉在那种放松后的舒服感，还有目标实现后的成就感。好几分钟后，我才又站了起来。
收工时间尚未到，老乡们还都在田里忙着。尽管先已打了赌，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个小时后，我已疲惫不堪，再也不愿弯腰了，就去干挑秧的活。
晚上收工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体的感觉不对了。我暗中希望那只是因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回到家后，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烧已发到了℃，全身无力。我还想坚持出工，可挣扎着下到田里，实在无法支撑，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当时，春插最忙阶段已过去了，我就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烧退下了，但仍然体乏无力，没有一点食欲，知道要去看病了。由于乡下的房子室内极暗，我走到了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发现自己全身泛黄，是那种令人恶心的黄疸色。我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步行二里路，去了大队医务室，又找到蒋医师。当年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即选拔出一些有文化的农民，稍加训练后，就在乡下巡回治疗。这不能解决大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西塘大队只有这位蒋医师是从县医院下来的，被乡下人公认为最好的医师。
我诉说了症状，他检查了一下，说我没有发烧，不会有大病，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要注意营养，多吃些腊肉、鸡蛋等。可他的建议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仅没有食欲，而且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反胃，想吐。
刚好小谢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回来。他顺便去了医院验血，发现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决定马上回上海。
我翻出医学手册，找到了对肝炎病的形容：皮肤泛黄疸色，没有食欲，怕油腻食品，体乏无力，等等。这与我的症状完全相同，而且室友已确症为肝炎，我无法再抱侥幸心理——我患上了传染性肝炎。
那时我已知道，肝炎症状极其明显。但蒋医师仍然误诊，医术也就可想而知，可据说他还是大队四个赤脚医生中最好的。真是庸医误病啊！不，那只是反映了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针盐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见影，恢复体力了。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蒋医师，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当年的农村；尚没有今天流行的打点滴，类似方式是用一个大针筒把盐水葡萄糖液注射进静脉血管。蒋医师做好准备工作后，开始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针头扎进了我胳膊，没有见到回血，就拔出来再扎进去，还是没有回血，就再扎……就这样地，进去再出来，反复地试了四五次。我睁大着眼睛，咬着牙，耐心地观察着他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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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2）
他一边工作，一边解释说，这个活挺难的，就得这么地反复尝试。他额头上冒出了汗，也真难为他，为了找到我的血管，确是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才听他说：“行了！”就开始为我注射。
在注射过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涨。到最后，针筒里尚余下了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无论他怎样尝试，还是无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动身了，先步行到林场，再搭上去临江的拖拉机，最后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我直到在车厢的位子坐下，才放松下来，那时就觉得左手臂涨得难受。我掳起了袖子，就吃了一惊，整个左小臂肿得像小腿那么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惊，因为不知道原因。
最后，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现在家门口。家人们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惊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去医院看急诊。
医生也不等血的化验结果，就根据初步诊断，要求我马上住院，是传染病隔离病房。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还得称体重。我一看，才九十八斤重，又吃了一惊——我曾做健身运动，肌肉比较发达，体重一直稳定地保持在一百二十五斤左右，身体又没有什么脂肪，怎么会瘦这么多？
在抽血化验时，我心里着实害怕，因为有过蒋医师打针的经历，但还是装出勇敢的样子——男子汉哪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肿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见她用橡胶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针头敏捷地扎向我手臂，一针见血，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针尖也是快速地一下，然后熟练地压上棉花球。我几乎没有痛的感觉。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肃然起敬，佩服地说：“医生，你的技术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你锻炼过身体，血管很粗，这是最容易的。我们在实习时，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练习扎针。”
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又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葡萄糖液就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在蒋医师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也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在初发期有传染性；必须住院隔离。在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出院后也与其他知青联系，他们在我和小谢离开后，都先后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所以，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村里老表已在议论，说知青们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给予我一个重大教训，使我开始注意身体。我逐渐地康复了。转眼又到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劳动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令我极度得惊骇。我们隔壁住的是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他旁边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会像某些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要我们从上海带回一些紧俏货。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备受农民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但是，在那冷淡的外表下，他是个热心肠的，对我们上海知青很照顾。
那一年春插农忙时，都没有看到叶文照，一打听才知道他病了。对乡下人来说，工分犹如生命。他没有出工，那就是说他病得不轻了。有一天，我又见他侄子用独轮车载着他出了村子，听说是去樟树县医院看病，那一定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但过两天，他们又回来了，说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没有治了。让送回来，那就是等死。
下放在我们村的小匡原是樟树卫生学校的。她告诉我们，急性肝炎若没有及时治疗，那就会转化为肝癌。
我们也去探望了文照。他已痛得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手里抓着一根拐杖，上身趴在桌上，痛苦地在哼着。他肚子鼓得大大的，已有腹水了。见到了我们，又用拐杖示意别走近——据说肝癌晚期的传染性最强。到那个时候他还在为人着想。
他老婆在客厅给我们让了座，从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呻吟声：“老天为啥要我受这个罪啊……我这辈子没有害过谁……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哪！”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听说他精神好了一些，还喝了半碗粥。有经验的老人却悄悄地议论：“这是回光返照。”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他家方向传来了嚎啕大哭声。
村民们就讨论开了，为什么村里有这么多的肝炎病患者？小匡说：是公共厕所位置不恰当，离水井太近了。
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一个土砖盖成的简易房子，里面是一个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之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记得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于直接从井里舀凉水喝，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再后来，我一次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但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生活在这土地上，不就那么地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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