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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落子无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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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无法承受之轻（2）
收工后，我们一伙人从田里走回来，经过秀英家门口时，走在前面的在莲就开门进屋了，但马上就哭喊着，跑了出来，我们赶紧跟了进去，看到水根脖子上吊了根绳索，挂在门梁上——他自杀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根放下来，但早已咽气了，应该是在心灰气丧之际放弃了生命吧。我看着那尸体，惨白枯瘦，肋骨条条分明，那简直是个骷髅啊！
那时，他们全家都在嚎啕大哭。农村妇女有边哭边念的习惯，那个秀英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水根啊，你说想吃鸡，我怎就没明白你的意思呀……你关照长根去要回小沈借去的三寸布票，也就没有想到你要走啊……我这个寡妇为什么就这么的命苦哪……
——就这样地，我们才知道水根结束自己生命前所发生的琐碎小事，包括他为那三寸布票的后事安排。那一刻，我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故事：那个土财主严监生，临终前总不肯断气，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直直地伸着两个手指，众人皆猜不到他的意思，只有小老婆赵氏明白，知道他嫌油灯点了两根灯芯太费油了，在把其中的一根掐灭后，他才长长吐口气，离世了。那只是故事，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也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困守农村的日子
上海知青初到农村时，以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在经受劳动锻炼后，就可以回城，或是进工厂，或是上学。可我们在西塘多年后，却仍然没有这种迹象。其中，只有小陈当兵走了，小金通过父亲退休顶替进了工厂，小曹办理病退回上海，其他人都还是在农村。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更注重于眼前的实惠了。那时流行着这样的信条：“有‘如此’就如此，没有‘如此’也不过是如此。”每一知青离去的消息，都会在其他人心中激起更大的波澜。社会上越来越激进的政治高调，更是令人感到不祥。
在失望之余，有人开始找门路了，有的投亲靠友，转到其他地区，有的长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只是在乡下短暂地住一阵后就又回家了。我们刚下乡时，走在山前镇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后来上海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一直坚持在农村，可心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下乡之初，我最感兴奋、最盼望的是回上海过春节，因为能与家人团聚，能吃到上海风味的食品，能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指点江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已没有吸引力了，因为要好的同学大多已进了工厂或上了学，而回到上海只会触景生情，是苦楚大于欢乐。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附近遇上了街坊三宝，他当年学习不好，没有考上中学，进了工厂，也就避开了下乡这一劫。他随口问起我近况，大吃一惊：“怎么，你还在农村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人生失败者。
当年我离开上海时，隔壁邻居的女儿小英还是个小孩，可我又在上海见到她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农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诗人的失落。我已没有回上海的欲望了，见到故人旧物，只能增加我的伤感。
西塘大队的领导还不错，给予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小汤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小韩担任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小宋担任了大队代销点的售货员，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机手。以这些工作安排，就可以避免田间劳动的艰辛。大队干部与上海知青非亲非故，能这么做，算是很不错了。
可我还是在当农民。大队领导先是让我去代销点工作，我推辞了这份好差事。我要继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因为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才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小谢已滞留上海很久了。原生产队长钱妮不愿再干。大队就任命我为生产队长，并让老农贵修协助我。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要有所作为，就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学。
在“文革”中进行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全国统考的大学招生制度，招生是以“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时招生的数量少之又少，每个公社才有几个推荐名额，由基层单位推荐，还要送上级审查后选拔录取对象。
我目标很明确：我要上大学。所以，我积极努力，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以获得群众的肯定和推荐，从而能获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我也有过机会，我曾数次被大队领导推荐上大学。我的表现出众，那是公认的，所以基层群众、大队领导，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荐我。但是，我在政治审查时却被刷了下来。
在那一过程中，我经历了热切期望后的无限失望。那种痛苦、绝望和挫折感，若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于体会的。而且我还不能公开流露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显得我表现好是“动机不纯”。
——与其他知青相比较，我经受了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努力，表现出更大劳动激情，只是因为我更不安于现状，更希望改变命运。这看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却带有时代的合理性。我也有过更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挫折和受挫后的心灵创伤。但表面上，我仍然热诚，积极性不减，那是因为在压抑情感，凭着毅力在坚持。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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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的悲哀（1）
在南方的农村，农民初春时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动，到秋收后就闲了下来，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养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开始忙起来。
在那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千古习俗就被改变了。冬天就是兴修水利会战的开始，县、公社、大队各级都有工程项目，所需劳动力由上级向下面各个生产队摊派，而出差的劳动力费用也要由生产队承担。那个时期农村也兴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产队的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缺乏一个长远规划，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资源的浪费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与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劳动。我参加了西塘水库和吴城水库的修建，也挖掘过山前人工渠，体验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样的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民工们以大队为单位，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所谓的住处，也只是农户人家腾出个房间，在泥土地上铺了稻草，摊开自带的铺盖，一排一排地就地而卧。甚至连妇女也要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间房。
每天早早就上了工地，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队会派人替集体煮饭，菜则要自己携带，也就是腌菜、辣椒、咸萝卜之类的，既下饭又可长久保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奋战，场面气势壮观、振奋人心。我们依靠人工，挖出了宽有二十五米，深度超过两层楼房的人工渠道。
我穿着劳动布的裤子，裤管卷到了膝盖，脚着的是橡胶底的解放鞋。已在十二月的寒凉气候中，可我仍然赤裸着上身，与乡下人的唯一差别是肩膀上戴着垫肩，那是从上海带来的。我簸箕里的土石要比别人多，挑担时走路的速度也要比别人快，尽管我曾是大城市人——这就是我表现突出的秘密。因为我是上海知青，大家有着较低的预期心理，但我干起活来，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更拼命、更吃苦，他们就很感动。那里的人们是善良、纯朴的。
人工渠道越挖越深，到后来已有三四个人高的深度，我肩担着泥土和石块，脚踏在沿着人工渠边挖上去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了地面后，把土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又下去挑下一担土石。就是这么地，挑完一担又一担，一担又一担……一直要天黑才收工。然后，是一天，又是一天……
——这些经历说起来是枯燥的，但生活本来就是枯燥的，人本来就是这么地活着。在身临其境之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今天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异，我怎么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忍受这样简单、重复、原始的体力劳动。这使我认识到，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产生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忍耐力，而这种意念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我人生的主要驱动力。
最后完成的山前渠，看起来气势磅礴，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渠道的两边，两条等高、与渠道等距相隔的人造堤坝与人工渠道平行，也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当我站在完工的渠道旁，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也有我洒下的汗水。
这样的雄伟工程，是当政者的政绩，但实际效益却不是很大。因为这一条人工渠只是取代了已存在的自然河道，那河道本就有把上游的水排到下游的功能，但因为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弯弯曲曲的。而这一人工渠道则那么地壮观，展现了那种人定胜天的冲天豪气。可是，这样的工程太劳民伤财了，而且还占用了不少耕地。
当年为修建水利工程，无偿地调用了农村劳动力。农民们的积极性当然不是很高，可又不敢违背上级指令，只能软扛硬磨。记得那是在西塘水库工地上，某天，公社党委书记来视察。他看到了出勤民工稀稀落落地没有多少人，勃然大怒，马上要下属去调查。那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结论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出：“阶级敌人破坏”，要立即清查。
清查的结果显示，缺勤的人很多，但大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无法和阶级敌人挂上钩。最后，发现毛家窝村的一富农家庭的父子俩都没有来。所谓富农家庭，也就是说，那父亲在50年代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富农的经济成分，而富农在文革中又被划为“黑五类”，而他儿子那就是富农的家庭出身。
其实这一对父子是请了假，才没出工的。他们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去卖猪。因为队里派了他俩的民工差。那样的苦差，一般农民们都不愿去，所以成分不好者就要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不敢抵触。这父子俩都是单身，长期在外，养的猪也没法照管了，就只能先卖了。但猪由国家统一收购，所以他们那天把猪送去卖给湛溪街的供销社，却正好碰到公社书记下工地视察。
尽管他们缺勤是请了假的，但为要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当天晚上，工地上就召开全体民工的批斗大会。这一对可怜人，就站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连气也不敢出。最后，批斗大会结束了。但是，对于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要批臭，在经济上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所以还宣布了惩罚性处理：罚款三百元，还要罚他们夜晚加班，完成两个土方的工作量。大会结束后，公社书记前呼后拥地先离开了。
散会后，我看到那富农的儿子，一个忠厚的农民小伙子，在与黄书记说话。黄书记是个女性公社干部，约三十多岁，她由上级派驻在西塘大队。那富农儿子，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是否可以减少一些罚款。黄书记断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哀求。
工地上的悲哀（2）
只见他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颤颤巍巍地递上去，说这是他们卖猪刚得到的，一百八十五元钱，全部都在这里了。他接着说，他们家已没有钱了，要补足罚款的余额，只能向别人借钱。可借钱也需要时间啊！他恳求黄书记给予几天宽限期。
黄书记接过纸袋，向披着的干部服的胸前口袋一塞，凛然说道：“你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到时候你必须把钱凑齐交来。如果缴不清，我们将拆你家的房子，卖你的床，我们可以让你经济上破产。”她边说着边要离开了。
“还有，今夜你们必须完成规定的土方量，如果完不成，明天还要加倍处罚。”她又转过头来厉声地警告，然后扬长而去了。
我恻隐之心油然而起，可我强制性地压抑住这种情感，连怜悯的想法都不敢有。那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大是大非，是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原则性问题啊！
发掘潜在的伟大力量
意志的力量原来就存在于精神意识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以人为的方式去激发它，以获得这种力量，为我所用——就像在核裂变过程那样，用中子去冲击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内在的能量一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核时代，大家都听说过核武器的威力。原子弹由铀或钚等重原子元素组成，在一般情况下静静地躺在那里，相安无事，可当原子核受到中子冲击时就会发生裂变，成为轻原子核，在裂变反应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千克铀在裂变时，在百万分之几秒的瞬间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
在人的意念中——我称其为精神的“能量核”，也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具有类似的威力。但它只是潜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或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它时，它就不存在。可当我们认识到它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去利用时，就可以释放出巨大力量，就可以排山倒海、创造出人间奇迹。这就是“意志力”的伟大力量。
其实，人们凭着直觉，已意识到了“意志力”的存在。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狗急跳墙”、“穷寇勿追”、“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的说法。古今中外有许多成功范例，是通过这种力量的运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秦末的楚霸王项羽以破釜沉舟的策略，激发了士兵的士气，打败了处于优势的秦军。公元前55年，凯撒大帝率领着他的罗马军团横渡英吉利海峡，去攻打今天叫英格兰的地方，他也把渡船全部烧毁，自绝退路。他的军队就只能前进并取得胜利，结果也真就是如此。世界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的老板山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是通过员工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精神力量的使用上，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地。在战争年代里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做政治思想工作”、“忆苦思甜吐苦水”等一系列的创举，激发起战士们的高昂斗志，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作战，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那么，在我们人生追求中，又能以何种方式去释放出这种力量，借助它来实现我们的追求呢？我前面提出了“三个必要条件”，就是为了激发出我们精神意志的力量，以实现我们的追求。
但要强调的是，意志的力量原来就存在于精神意识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以人为的方式去激发它，以获得这种力量，为我所用——就像在核裂变过程那样，用中子去冲击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内在的能量一样。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有一天，我与老乡们在水稻田里耘苗，远远看到村前山路上走来两位陌生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我们观察着，他们走进了村子，与在村口玩耍的孩子们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一会儿，春莲跑了过来，一边喊着：“小刘，有人找你！”
我踏上了田埂，把脚在水田里甩了两下，洗去了粘在脚上的淤泥，就踩着赤脚向那两个人迎了上去。 高个子笑着迎上来，自我介绍说他姓李，那个年轻些的姓张。他们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干部，现是下放知青的带队干部。这我已听说过了，江拖是江西的大企业，在山前公社林场设立了一个知青点，专门安置工厂职工的子弟，还在那里建起了拖拉机修配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坊等，这些都有利于地方的发展。
他俩从公社知青办的老萧处获知了我，就从公社林场步行十八里路，特地来找我。我邀他们在村前大树下就坐，并用竹筒勺子给他们各舀了一碗清凉的井水。他们大口地喝着，天太热，走长路最容易渴。我们聊得很愉快。
他们是来了解我们上海知青的情况，并想通过我们的事例，对那些刚从南昌下来的知青们进行一场思想教育。我同意了。他们下星期一将步行过来，自带干粮，当天往返。老李特别强调，不需要招待，只要提供凉水就可以了。
到了那一天，老李和老张带领着一个上百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这个小村，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应在十###岁，看起来是那么地年轻、单纯、天真烂漫，就像春天的太阳，我也为他们的欢乐所感染。他们对农村的一切都表示出极大兴趣，问这问那的，有些问题在农村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幼稚。他们太可爱了！
最后他们在村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老李说了几句，简单地介绍了我，然后请我讲话。我站在他们面前，突然想到，我刚从上海下放到农村时，尚不到十八岁，难道我那时看起来，也是这样年轻单纯吗？想到这里，心里就隐隐作痛，一种难言的悲凉之意涌上了喉咙。 我轻咳了一下，压抑住情感，开始讲话了。我首先介绍了其他几个上海知青：小沈、小汤、小宋和小韩。小宋是大队代销店售货员，小韩是大队民办学校老师，她们实际上已离开了这里，我请她们过来是为增加阵容。 我先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劳动是严酷的，但是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接着，我回顾了下乡历程，从上海大城市来到江西农村，从柏油马路走到田间小路，从白面书生到普通农民，这是个艰辛的过程，但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必经之路。我也谈了理想、目标、奋斗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话。
那些年轻人坐在地上，仰着头听我说话，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虔诚，他们被打动了。 在讲话结束后，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生产队的田地。最后，在送他们上路时，我又特意带着他们经过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树林，那是我们到麾石村那一年亲手栽下的。那时种下的杉树苗，已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绿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这已是我在农村的第七个年头了，可还是前途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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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受挫折的大学梦
我的目标是上大学，但却一直无法实现梦想，因为政治条件不过硬。在前两次招生时，我被推荐上去，却在政治审查时刷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所谓政治条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亲的政治面貌。 我父亲是教师。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那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最坏的“黑五类”。但我家还有“海外关系”，我大伯住在香港。因为是境外的亲戚，国内的人事部门就无法调查证实，那就具有可疑性，所以是“政治污点”。我大伯任香港国华银行副总经理，那是中国驻外机构，他算起来也是中国驻外机构的雇员，这应不同于一般的海外关系呀？我多次申诉，但从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 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荒唐的。可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前途。我出身不好，为了改变命运，就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我是党员，在政治上也就及格了。可正因为出身不好的“政治污点”，我入党也就更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想入党，就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忠厚人，对我们上海知青一直很照顾，他也很支持我。入党的程序是先填写入党申请书，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上报公社，只有当公社党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 那天，我与谢书记约了，晚上去见他——他极其关心我的入党进程，希望我的申请能尽早被大队通过。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就给他的小孩带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这在农村也是个稀罕物。 吃了饭后，我们就聊起天来。书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肯定了我的表现，说我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麾石村的人们对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我。我看了才知道那是我的个人档案袋。那是对个人保密的材料，这也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在中国，每人都有个人档案袋，与他生命同时存在，终身保存。这一档案由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当此人调到另一单位，也跟着转过去。里面记录着人生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政治身份，也记录着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评定。在那个年代，这个档案袋的重要性不亚于肉体生命，也记录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上海知青的档案是由公社党委保存的，但大队党支部为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就从公社借来了我的档案，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我拿着我的档案袋，双手微微颤抖。这东西极其神秘，尽管我从未见过，却一直在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档案袋，取出里面的材料翻阅起来…… 其实，我的档案简单，因为我很年轻，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个人材料包括小学、中学的学习纪录和成绩单，父、母、弟、姐、妹的社会关系等。而我急切地寻找父母的政治情况部分，父亲的政治结论一栏寥寥几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香港，据其自称是在我政府驻外银行机构工作。
那真是触目惊心啊！我当时的感觉，犹如当头一棒，眼前只冒金星，只觉得天昏地暗，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一瞬间，我却想到，我小学作文中曾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奇怪，我居然还会有这种念头，而且至今仍然记得），不过那是抄袭来的。因为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以为那种描写是艺术夸张。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没有体验，只是因为尚未真正到达伤心处。 谢书记也许注意到我极度惊恐的表情，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的表现是所有群众肯定的。他这么说，也许为宽我的心，也许因为他文化程度低，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我很清楚，“敌特嫌疑”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呀，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鉴定，我是没有前途了。 在那惊骇之余，一下子，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什么在中学时，我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强烈要求却被拒绝；为什么我数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在政审时被否决；为什么我表现积极，入党申请却迟迟批不下来。一直以为因我不是“红五类”，那时才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此严重的“政治污点”。
不记得那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凌晨时迷迷糊糊入睡了，可又在噩梦中惊醒，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敌特嫌疑”几个大字。我真希望那只是一个梦啊！ 我欲哭无泪。天哪，我倒底该怎么办呀？我想到了放弃。算了吧，我为什么要苦苦挣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呢？为什么要继续地做无用功？还不如像其他上海知青那样，回上海去吧。 我感到绝望了，我在绝望的痛苦中思索了好几天，后来就逐渐地冷静下来了。我反复地询问自己：①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②理想是否已经完全破灭？ 那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想到，我出身固然不好，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我已担任生产队长，这是重要的一步。我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应以此为基础，作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在那年代的政治术语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专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而“典型”则是指他们中那些表现好，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阶级”的榜样。那个时代极其看重家庭出身，但也为政治上需要，树立一些这样的典型。 当然这种典型是少之又少，可我对自己说，即使只有一个这样的“典型”，我就还有机会，我就要成这个“典型”。只要我入了党，也就有了新的人生。 只要希望尚未全部破灭，那我就要以十倍的勇气，百倍的努力，继续奋斗。当时，我是这样勉励自己：“今天我在为前途而竭尽全力，我也许不能如愿以偿，也许最后无法实现目标，但临终前我也可以告慰自己：我因为时运不佳、能力不够，才没有成功——但已尽力了，我死而无憾。” 我决定继续留在农村，我还要努力。同时我也去信家里，告诉他们我刚了解的情况。起先，我以为他们早已知道，只是觉得不便于告诉我。从回信中才获知，连我父亲也根本不知道这一组织结论。 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如此严重的政治结论，本人却丝毫不知。既然把他视为危险的政治人物，却又不作进一步审查，以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他就这样地背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黑锅，直到我了解到此事。 按说，我父亲的历史也不复杂，他1947年重庆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高雄的石油炼油厂工作。当时中国大陆处于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他在台湾感觉到当地人对大陆人的憎恨，认为台湾没有前途，就决定返回中国大陆了——可那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呀！后来，我知道还是因为我的大伯。他与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同名同姓，结果就张冠李戴地被怀疑上了。就这样地，我父亲就有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我父亲后来找了学校系党支部黄书记汇报，大意是自己过了这大半辈子，也差不多了，已无所求，但不能因为个人历史而影响小孩的前途。他反映了我的处境，请求上级能调查他的历史，并给予一个政治结论。上级同意这个要求，就开始了组织调查。 ——这个政治调查持续了近两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原政治结论，我父亲上级也以公函形式通知了山前公社党委。但此时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文革”已经结束，已经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大学招生是择优录取，而我是通过了高考而上大学的。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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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改变命运
那个时候，我仍在奋斗之中。但我终于明白了：光表现好是不够的，我必须有特殊贡献，我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入党，只要能入党，也就能把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会了，挑担、推车都不比当地农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这已不够了，我还要进一步掌握农业知识。 我就向贵修老头学习，他在村里年纪最大，也是本村人，不仅熟悉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当地的田地资源情况最了解。我常请贵修喝酒，虚心请教。一个上海知青，这么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乐意传授经验。我们结下了友谊。 在生产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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