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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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在商界名声鹊起，后来居上，成为牛皮业武昌帮的帮首。1916年皮业公所改组，赵典之被推为帮董，1919年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董兼外交董事。
　　以前赵典之走私烟土，都是暗中进行，没有专门公司经营。后来，经过包探傅坤山、郑玉堂的介绍，他与烟土贩鲁履安合作，组织经营鸦片的福记公司。这个公司生意日益扩大，亟须一交际场所。赵典之又集资建立了大同旅社。在旅社中，接待烟土商，招待武汉一带军、警、政各界要员，打通了各方路子。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贿赂当权的各方人士，赵典之又在一僻静处开办了一家俱乐部，内设秘密房间，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既可吞云吐雾，也可招妓借宿，灯红酒绿，别有洞天。当时出入这里的人物，有官僚、军官、富商巨贾，如财政厅长郭干卿、榷运局长浓庆辉、警察厅长周际云、稽查处长刘有才等等。有了这些头面人物的支持，赵典之的生意越发红火了。
　　1916年王占元督鄂，与孙传芳商定，以“协助粮糈”之名，准许福记、福康隆、同康等八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八家公推赵典之为代表，与警察厅长周际云、镇守使杜锡钩、驻防军的师长寇英杰等协商，议定每担烟土（1000两）纳“协饷税”200元，由烟土商在宜昌交货贴花，由“武汉”、“飞熊”、“楚雄”三只兵船包运，抵达武汉起运到烟土公栈（鸿运里一号），提货时，则需要交纳税款，运费和栈租。这些具体工作，由鲁履安和赵典之共同负责。为防止其他流氓地痞骚扰，赵典之与军警头头协商，成立了军警督察处，负责执安巡逻，保护他的经营。自此，赵典之就控制了武汉烟土进出，垄断了烟土业。
　　1922年，肖耀南督鄂。此时，已设立了禁烟督察处，“地方协饷”改为“统筹军饷”，烟土税增至每担400元。武汉成立了特业公会，赵典之担任了会长，将全武汉烟土行按大批、二批、零售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调整土栈、土膏店共为32家。为了调整运商和销商的利益冲突，赵典之以会长的身份，召集双方开会协商，订立了七条章程。这些章程，既保证了运商、销商的利益，又使赵典之垄断了整个汉口的烟土市场。此后，汉口烟土生意越做越大，每月销售烟土由1000担上升至1500担，销售区域，除本省鄂南与汉水以东外，还扩大至东到上海，北至驻马店的广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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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4）
1924年，赵典之又担任了武（武昌府十县）黄（黄州府八县）禁烟总处处长。他聘请各县县长与执法官予以协助，还由各县县长和士绅推荐一人为分处长，委派一些稽查搞缉私活动。当时，总处就设在特业公会内，共有稽查60余人。这个机构是一个缉私机关，其实干的是贩卖烟土的勾当。但是，这个缉私机关，严格控制了他人染指烟土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因此，成了赵典之垄断烟土业的重要工具。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赵典之仍担任军警督察处处长，负责禁烟业务。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要彻底禁绝烟土，赵典之闻风见势不好，逃往上海躲避起来。不久，国民党财政部设立了两湖特税处，实行“寓禁于征”的鸦片专卖政策，赵典之又回到武汉，继续担任特业公会会长。此时，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特税收入增多，即有人奉承他为“烟土大王”，“大王有福，一上台生意就兴隆了”。
　　赵典之经营特业多年，已拥有百万元的资产。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与鲁履安合资经营的福记、顺丰土栈，这是他获利最多的根本。此外，他独资经营了一大批产业，如汉口的鼎泰祥，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上海、安徽、江西等省市的城市里都设有分庄分号，经营以杂粮、棉花为主，并以大庆祥的牌名采购皮毛，以福泰祥的牌名贩运杂货；还创办了福圣、协和两家机器米厂，赵圣记榕坊以及经纶织布厂；与他人合资经营了衡源银号、昌记堆栈；持有万泉公司、民生纱厂、协兴公司和上海国华银行的股票。另外，还有大批房地产和现金。
　　赵典之为人讲究面子，喜欢奉承话。他在经营鸦片业，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也参加慈善事业，沽名钓誉。如每年捐钱给善堂，送医送药，装出乐善好施的样子。此外，他还两次出钱修路，尤其是1930年汉口拓宽民族路，赵典之带领特商们捐出了一大笔钱，完成了这条路的改造工程。为此，有关方面还设立了专门建立了纪事碑，纪念他们的功德。虽然如此，赵典之始终觉得“烟土大王”之雅号不光彩，总想改弦更张，做点实业。
　　1930年后，赵典之把分布在各地的庄号收歇，人员解雇。1933年彻底与烟土业脱钩，金盆洗手了。
　　总之，赵典之由一个爱好打架的混混，依靠地痞、包探、军政界的高官们的支持，一步步当上了烟土大王。他也是勾结黑社会、反动官府而起家的。（参见赵舜琴：《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重庆的曾俊臣。曾俊臣曾经营了五年鸦片业，解放后发表了《经营特业五年纪略》的专门文章，回忆其经营鸦片业的经过。现据此文对他的情况作一介绍。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有之10年之久，做过井、枧、灶和运销业务，并在重庆作了十多年的盐帮会长。从1935年至1939年，从事鸦片贩销业务，即作起了特商，干起了特业。他经营烟土业仅仅有四五年的时间，很快就掠得了巨额暴利，成为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1935年以前，曾俊臣经营的盐号倒闭，资金和信用都受到很大损失，在商场一蹶不振，总想找个机会翻本。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特业，经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防止烟土走私。曾俊臣虽然知道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万代的最可怕的毒物，经营鸦片之类毒物的人，也为一般人所鄙视厌恨，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贩运鸦片，赚钱翻本，牟取暴利。
　　曾俊臣作过十多年的重庆盐帮会长，与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的军官们多有联系，过从甚密。尤其是在作盐帮会长时，为大军阀刘湘筹垫军饷，邀“包袱”（行贿），确实出了不少力，深得刘湘等人的信任。他曾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即使在国民党中央方面，他也结纳了不少高官显贵，像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此，曾俊臣有较强的后台，又有经商的经验和手腕，经营起特业，就得心应手，很快闯出一块地盘。
　　

烟土大王（5）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时任货税局局长，后来两次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著名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等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迭起来，取名“鑫记”。该土行有股本十来万元，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任总经理，李春江则为后台。
　　鑫记土行开业后，专做外销生意。先在四川、贵州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担（1000两）约三五百元，加上税捐和运缴，运到汉口每担成本平均达1500～1600元，汉口行市一般总在2000元左右。其中，税收占总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作几百、上千担生意，因为人事、资金和时间的条件都很好，做起来很顺手，每关生意都很赚钱，于是胆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的生意（一万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账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了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也在一万担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局面。
　　鑫记土行经营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利将近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为股本的八倍，仅十几个职工的花红就发了七八万元，职工和股东人人皆大欢喜。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取消原来的土行，改招“认商”，分向各产区收购，再交公营的“统收处”统一收购。统收处将所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于禁烟总局，每月按规定数量由上而下逐级分摊到各专区、县、乡、镇、保甲，直到瘾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被迫关门歇业。
　　一年后，国民党政府又允许商营。鑫记土行又与以周云章为首的成都帮和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并，成立了“庆康”土行，继续并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为后台，在川西南设有不少分庄。鑫记与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的庆康土行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四川省内各产区、销区开了四十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垄断了四川省内的烟土内销。同时，也发展了省外的业务。声势也更壮大了，职工总数达一二百人，另外还有为烟土加工的工匠几十人。庆康土行开业仅一年，就在贵州收购了8000担烟土，在涪陵收购了5000担，在丰都收购了3000担，在南坝收购了2000多担，再加上其他码头收购的，总计有2万多担。除大部分仍是运出外销外，在内销方面数量也不少，获利颇丰。
　　庆康作了一年以后，到1939年，最大的外销市场汉口等地已经沦陷，“特业”生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庆康也趁势收尾了。
　　从组织鑫记土行到结束庆康土行，曾俊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获利竟高达五六百万元，他志得意满，觉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短短几年内“翻梢”成功了。“翻梢”成功了，曾俊臣拥有庞大的产业，胜利洋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的；川盐、美丰、川康等十一家银行，他入了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还购置了可收1000多担租子的地产。因此，他成为当时著名的烟土巨商，有“烟土大王”之称。
　　曾俊臣经营烟土十分成功，其主要诀窃是勾结军政各界权要，窃取情报，有针对性地收购或卖出。他在30多年后，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原因时说：“主要原因是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伙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干扰。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关，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这的确是经验之谈。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上市，市价低廉，大量吃进，囤积居奇。但是，吃胀了，烟市行情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四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了解产销行情。李春江向他详细介绍了四川省烟土产量以及省内、省外的销量，还讲了当局的烟政方针。曾俊臣获得了这些情况，如同吃了定心丸，放下心来。他认为产不足销，烟价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趁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乘机抛出存货，每天获得近十万元的暴利。在这次增税前的半个月，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唐华将增税的经济情报告诉了曾俊臣。曾俊臣得到情报后，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付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并办好了手续。10月19日，成都来电，每担烟土由原来交税200元增至700元。这个消息当天就泄露了，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两个小时交库税即高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专程从成都赴重庆处理此事。因李春江是鑫记的股东，鑫记又是在半月前交的税，便没有再补税。这次，鑫记至少少交了30～40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给唐华5万元的“包袱”。此外，曾俊臣还总结了“尔虞我诈，逃避盘剥”，“商商斗争，故弄玄虚”，“以小利收买大烟馆”等经营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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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6）
从以上三个烟土大王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烟土商大都与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国家、黑社会相勾结，寻找后台；经营鸦片烟土，富于冒险，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暴利。他们的发家史，典型地说明了鸦片在中国泛滥的社会背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庇护。
　　综上所述，鸦片烟土商之经营烟土业，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各级官僚、土匪、帮会，想方设法，欺人骗钱；他们四处奔走、贩运，惟利是图，使烟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全国泛滥成灾。近代中国，在政治上已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英帝国主义所贩运而来的烟毒，加上烟商的拚命贩运，使中国又成为烟毒的世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又遭受着烟毒的折磨。烟毒，不仅给吸食者造成了伤害，即使是对大多数烟贩而言，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四川宜宾，有所谓烟贩“四客变化”的说法，反映了多数烟贩的必然结果和命运。这四客变化是：贩烟者初来宜宾是“烟客”；赚了钱，少不了要过豪华腐化的生活，去到赌场时，就变成了“赌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钱输光、花光，就只能当“棒客”（以盗劫为生）了。
　　

挑膏店（1）
挑膏店，又叫熟膏店、零剪店等，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吸食者的店铺。铺中往往设有烟灯、烟枪，供吸食者使用。
　　熬制烟膏，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手艺，最早是从海外传入的，广东人得风气之先，首先学会了熬制，慢慢传入浙江、福建及其他地方。
　　正因为广东人首先学会了熬制烟膏的本领，他们的手艺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欢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烟膏店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主要是由广东人即广州帮和潮州帮开设的。最著名的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林恒丰等数十家则为潮州帮。广帮烟膏以香味浓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代的陈膏、宿膏。广帮之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间，每大洋一元只能购得一两烟膏，有时只能购得七八钱。虽然如此昂贵，还是深受瘾君子的欢迎，因为“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广帮烟灰也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
　　在全国其他地区，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邻上海市的衰败不堪的上海县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记，在本城；一晋记，在亭林城厢。
　　在山东济宁，土膏店有董其盛开设的“盛华”，袁鸣皋、李幼石开设的“鸣石”，曹安卿经营的“寿康”，满隶园掌柜的“洪园”，刘海亭经理的“新新”等多家。
　　在安徽安庆，民国年间也有多家土膏店，有王烈侯、王少侯在同安门外开设的土膏店，有李连旺在大南门沿河街开设的土膏店，有王宏发在同安门开设的土膏店，有杨贤文先后在沟儿口、西门正街、韦家巷开设的土膏店，这些土膏店时开时歇，经常有八家左右。
　　在浙江温州，土膏店又叫“大土馆”或“大土宕”，折兑与门零皆营。其烟土主要购自大土行，熬成烟膏后除卖给烟馆外，还开灯供人吸食。这些土膏店家家门首高悬“公班水笼，大土折兑”或“烧焙大土，塘原煎”等招牌，极言其质量好，煎法考究。主要土膏店有：南大门车桥头的马武元，虞师里的王岩明，谢池巷的银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东门外的公释友，大同巷的阿有，西门的王怡生、同春、醉乐轩，文书巷的五云阁，府前街的留香阁等多家。
　　甘肃在清末即有官膏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全省各地都先后设立。官膏局负责征收烟税，收购鸦片，零售生熟烟膏。天水的官膏局曾贴出告示，大唱禁烟高调，而自身却大卖烟膏。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十分荒唐，使人反感。一天，有人在官膏局的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很有讽刺性，也很有见地。对联曰：“民食官膏（鸦片），官食民膏，上下交征，危矣；男穿女衣，女穿男衣，阴阳错乱，怪哉！”
　　以上所举，仅仅是南北几省的一些例子，要之，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各地都有贩烟膏的店铺。随着各地店铺的广泛设立，熬制烟膏的技术也广泛传播，其方法虽然大同小异，但各有小技巧，得以成名。烟土的熬制主要工序为：
　　一、煮烟。必须使用铜锅，将烟土放入锅内加适当之水，以大火煮沸，使其充分溶解，达到烟水混为一体，成较浓稠的汁液。
　　二、过笼。以竹编小眼罩篱式的器皿——竹笼，上铺经火烧过，去掉毛刺的表心纸（又名南纸）放于瓷盆上面，将沸透的烟液倒入笼内，由其自然渗漏，其渣滓、杂质被阻于笼内，纯净烟液滴入瓷盆内。
　　三、收膏。将纯净烟液倒入铜锅内，置文火上徐徐收膏，待其蒸发掉水份，浓缩成糊状（半固体）即可（中间如需搅拌，必须使用竹抹子，全部过程忌用铁器，以免变质，染上异味）。
　　四、贮存。纯净烟膏炼成后，视烟膏数量多寡，分别采用瓷器、银器、角合等器贮存之，使其凝结如粥备用。（参见袁静波：《烟榻絮语》，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是烟膏熬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些“能工巧匠”别出心裁，熬制出自己的名牌烟膏。如在江苏的某些地方，熬制烟膏更为精致些，其方法是先经熬炼，即所谓“三熬九炼”，然后加水稀释，用多层火纸过滤，除去杂物、泥沙，再经过蒸发浓缩成熟，这就是熟土。
　　

挑膏店（2）
湖北恩施，熬制烟膏有一个著名的技师叫万天宝。他煮的烟膏叫漂烟。其作法是：三煮、三滤、三澄、三漂，用白炭烟细细熬煮成膏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土中窑藏才能吸食。他用这种方法煮烟，一锅用水二三斤、烟土若干两，却要用三天时间煮成，每天工资为3银元，仅煮烟就要花9元。因此其漂烟仅富裕人家才能“一饱口福”。
　　湖北宜昌有个烟馆老板陈德元，自己掌握了熬烟的技术。他知道熬烟要有技术，熬老了有焦味，熬嫩了挑不上扦子。因此，熬烟都是他自己做。他用一个带木柄的铜锅，把烟土和从烟枪里挖出的烟灰放在里面，加点老水，放在炉子上用小火烹，直到浓缩成膏子，烟就熬好了。他的烟熬得好，当时尽人皆知。从其操作过程看，陈德元的熬制方法很简单、粗疏；其烟膏远近闻名，大概是因为加入了烟灰、老水，使之含鸦片毒量加大，烟劲更足，使吸食者更觉过瘾吧。
　　广西梧州的土膏店熬制烟膏，规模相当大。他们的方法是：每次将生烟100两加水煎煮，用疏布筛去杂质，反复四次，共煮10个小时才成熟膏。他们在熬制烟膏过程中发现，云南烟土可得回八成烟膏（即10两烟土可熬成8两烟膏），贵州货仅得回六七成。
　　广州的三有公司，对熬煮十分重视。该公司有一批制作烟膏的能手，操作技术熟练。制作烟膏的工序很严格，熬煮时必须采用钢锅来煮。也十分讲究放多少烟土，配多少水，煮成多少熟膏，都有定量。熬煮用的燃料也用最好的木炭（称为京炭）。开煮时，公司派人监督，以防止偷工减料。操作人员有高低之别，最高级别的是由香港烟商派来的。烟膏煮成了，首先要送给股东们或吸烟的巨头品尝，认为合格了，才起锅分发包装。
　　当然，熬制烟膏过程中，也有不法之徒掺杂假货，坑骗吸食者。如掺杂干果脯、柿饼一类的无异味的东西。
　　挑膏店在经营熟膏熬制、买卖的同时，往往开烟灯，供吸食者吸食。如天津的土膏店即在店内设置床位，备有烟灯、烟具，供烟客吸食。山东济宁的土膏店，也专门开辟烟室，设置烟榻，置备烟枪、烟灯等多套考究的烟具，随时供瘾君子开灯吸食。有的还雇佣二三名漂亮的女招待，专门为顾客烧烟、看火，以便招徕主顾。从这方面来看，挑膏店与烟馆有相似的地方，都经营着开灯吸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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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1）（图）
在鸦片泛滥以前，中华大地上已出现了烟馆。据记载，至迟在清雍正年间大烟馆就出现了。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泛滥成灾，各地烟馆林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凡是人烟聚处，都有或大或小的烟馆存在。以下按地区分别予以介绍。
　　上海。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迅速成为鸦片入口的中心，烟土大量涌入，烟毒遍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诚所谓“上海烟馆甲天下”。当时，烟馆已成为上海的一景，有关文献对上海烟馆作了详细介绍。如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10页《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烟间录》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一些著名烟馆，兹抄录如下：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扦必取夫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骛，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塌数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塌20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挂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
　　此外，闻名遐迩的烟馆还有北清芬、广诚信、老延龄、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规模较小的烟馆，则设施相当简陋，仅有几只木榻，备有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穷的烟民过瘾，其他则别无讲究了。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溷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