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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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兹抄录二则：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会仙号主人启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座，专备女客消遣。招待周到，保君满意。兹定于十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务请先临一试，方知言之不谬也。
　　从上述广告来看，大烟馆的主人为了赚钱，真是丧尽了天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尤其是刊登以女色招徕雇客的广告。这真是无耻之尤！
　　大同的烟馆，在日本督促下，纷纷增加床位和烟具等设备。烟馆设备以鼓楼西的一处最为完善。该烟馆租赁聚宝源饭店为营业场所，有10余间房屋，单间开设雅座，备有精制的吸烟器具，专供上层人士使用；另有大房一处，名曰“混堂”，烟具和设备远逊于雅间，供下层烟民使用。顾客一入门，即有招待员殷勤接待，先让座位，再选择鸦片的品种数量，然后开灯吸食。除茶水方便外，还备有瓜果、糕点，可随意选食。
　　内蒙古。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烟馆大门两旁贴着醒目的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日寇占领绥远以后，烟馆更多，而且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这些青年妇女陪烟客围灯横卧，并头对吸，烧烟侍茶；或兼事卖淫，满足烟民色欲。
　　辽宁。在日寇占领下，辽宁各地烟馆林立，也有吗啡馆存在。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存在着富人吸大烟，采煤工人、小商贩扎吗啡、抽白面的情况。抚顺千金寨比较有名的大烟馆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新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永感楼等。这些豪华烟馆设备华丽，还备有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公开接待烟客。她们一面陪同烟客，面对面地躺卧在烟榻之上，为烟客“打大烟”，侍候“瘾君子”；一面说说笑笑，勾勾搭搭，甚至发生色情行为。在这些烟馆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
　　吗啡馆则多为日本浪人所设。1933年，日本浪人在南山城地区开设了江上洋行、山下洋行、田中洋行、山本洋行等吗啡馆。贩卖海洛因和吗啡。一些贫苦的人吃不起大烟，吸海洛因、扎吗啡，很快就成瘾，快者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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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3）
吉林。在日本和伪满政权的统治下，烟毒泛滥，各县都设立鸦片零卖所，其实就是大烟馆。1933年至1934年，开通县城仅13000余人口，即有庆丰恒、诚记、玉兴和、兴顺盛、厚记5个鸦片零卖所。每个鸦片零卖所内，都是间壁得仅容两人的抽烟单间，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一般鸦片零卖所有10余间单间，诚记、玉兴和等大的鸦片零卖所多达20余个单间。每个鸦片零卖所都有管烟、看灯的人，负责售烟、倒水等服务。在这些鸦片零卖所内，还备有打扮得妖艳的女招待，为烟客烧大烟，兼作色情服务。这些鸦片零卖所以色、烟二欲，引诱了不少顾客，以至于抢了当地青楼生意，窑娼的“花界会”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女招待。
　　此外，还有私烟馆和花烟馆，如王印、丁发甲即开有这种烟馆。这类烟馆，用自家的床榻、烟具，开灯供客吸食，家庭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侍候烟客，或陪客烧烟，齐头对卧，一人一口地吸食；或兼做暗娼，提供色情服务。
　　黑龙江。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已是到处建立鸦片烟馆，仅讷河即有六处大烟馆：县城四处，拉哈镇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当时的大烟馆有三个等级：一等烟馆设有许多房间，且多为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得妖艳，专门为烟客烧烟，看火，卖弄风骚；有的大烟馆馆主为了多赚钱，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女儿以色情勾引烟客。那时，讷河流行一个下流小调，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婵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二等烟馆的房间稍小，设有床铺，备有烟具，可就地吸食。三等烟馆则只有一二间门市房，没有床铺、烟具，只是零星贩卖熟膏。
　　安徽。民国10年左右，安庆全城有大小烟馆数十家。既有豪华的大烟馆，也有一些低级小烟馆。在安庆城西门一带有好几家低级小烟馆，凭女色引诱烟客。如高祥夫妇都是大烟鬼，为了“以烟养烟”，在糍粑巷租了一楼一底的单家独户的房子，开设烟馆。他的烟馆设备尚可，经常开二三盏灯，以妻子、女儿侍候烟客，其女儿高兰英颇有几分姿色，吸引了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大小老板、商店大伙计前来吸食。
　　五巷口有个李小脚，是个寡居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在自己家中开烟灯，以其姘夫地痞蔡大宝挡门户，自己和两个女儿侍候烟客；家中也开二三盏烟灯，引诱西门外粮食行、棉花行的老板、大伙计前去吸食。
　　义云理发店老板徐义云，夫妇两人在自己家的楼上开烟馆，仅一盏烟灯；他以开烟灯为诱饵，吸引商人前去谈生意，聚赌抽头，兼营烟、赌二业。
　　同安桥的毛兴鼎开了个流动烟馆，带着烟具、烟条送烟上门。
　　西门城内黄甲山有个张大个子，开了间花烟间，家中经常有二三个烟花女子，陪客人烧烟，陪客人说笑。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江苏。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多是低级的“燕子窠”，当地人称之为“烟灯”，大概烟具简陋，除一枪一灯外，别无长物吧。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这种情形，诗中写道：“燕子窠，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人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当时，昆山境内有几个烟灯最著名：一是酒店弄二号龚阿三与丈夫合开的烟灯，龚氏妓女出身，染有烟瘾，日寇占领昆山后，在自己住所开设烟灯，并招雇了一批上海、苏州的妓女作招待，烟、妓兼营，为害一方。二是“双福堂”，是钱姓苏州妓女所开。钱氏妓女结识了一个日本浪人，合开了楼下卖淫、楼上卖烟膏的“双福堂”，也是烟、妓并营。三是西街口的一家烟馆，为青帮中人胡氏所开，有烟铺四五间，及“雅座”二间，并雇佣男女招待多名。四是南街一家烟馆，是昆山较早的燕子窠，以烟膏质量好闻名，深受大地主、大商人欢迎。他还在家设赌场，坐抽“头钱”，烟赌兼营。五是啸楼茶馆，是青帮中人周禹门所开，楼下开茶馆、书场、摆赌台，楼上开客栈、烟灯，并有暗娼陪宿，是烟、赌、娼三毒俱全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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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4）
此外，昆山的旅社，如花园饭店、正泰旅馆也兼设烟灯；妓院如勾玉弄、九步三湾、后等处，也兼设烟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南通，遍设售吸所。售吸所，其实也是大烟馆，有些取个雅名，如安乐宫、新新、爵禄之类。
　　浙江。温州城在清朝末叶即有很多烟馆，即使是冷街僻巷，烟馆也到处都是，不可胜数。温州的烟馆分二等，一是大土馆，这类烟馆都以房间雅洁，烟具考究，服侍周到招徕烟客。大土馆房内明窗粉壁，几榻洁净，并悬有名人字画，陈设古雅。金漆炕床上，冬天加盖皮套或棉垫、棉靠背，并添置火炉；夏天则换上芦花垫或龙须席。烟客进来，香茶、水烟、热毛巾源源送至；并雇有佣人代客烧烟、装烟；有钱的人甚至躺在烟榻上，一张口，就有象牙烟嘴送上嘴来，就可以吸食。烟具也很考究，烟盘有红木的、白铜的；烟枪以紫竹制成，更考究的则以甘蔗、象牙制成，配以白玉或象牙的烟嘴。烟斗也有炒斗、平斗之分，而以广东梁有轩朱砂斗最有名，斗角边配以银质马鞍桥。还有绵羊角烟盏、广东烟插、白铜灰扒、吴兴小茶壶。烟灯则以路桥灯，配以白铜花脚盘，虽一灯荧荧，黯如鬼火，但却被瘾君子称为“美人灯”、“迷人灯”。
　　二是“煎烟馆”，俗称“鸦烟馆”，通称大烟馆。专门开灯供穷烟客吸烟，其房屋狭小，设备简陋，一个房间设有数张烟榻，大多是一副床板，两条木凳，床上草席一张，枕头两个，此外别无长物。板条桌上，放一缸粗茶，任客自喝。
　　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烟毒十分严重。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20余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等。烟馆的特征是，门前挂一竹帘，写上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识。各家烟馆，大体上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五六人，小榻可供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扦、茶具等。烟枪一般用甘蔗套上竹筒，配上烟斗、烟嘴制成。当地人喜欢这种烟枪，有“甘蔗入竹筒，吸了才会爽”的说法。国民党实施“寓禁于征”后，烟馆一夜之间变成了“戒烟所”，仍旧卖烟，侍候瘾君子，所谓“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莫此为甚了。
　　湖北。1933～1938年，汉口各个地区都设有售吸所，是供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亦即烟馆。分甲乙两级，甲级的房间都是雅座，铺设讲究，并雇有专人侍候烧烟，如后花楼的三太、统一街的福生等。乙级则为普通房间。当时汉口有22家售吸所，只有2家为甲级，其余皆为乙级。每个售吸所都备有百两至几百两的烟膏，10至20支烟枪。烟枪以老膏烟枪为最好，其价格高达100银元，普通烟枪则30银元。床位也颇讲究，冷有毛皮垫褥，热有广东凉席，还备有泥金茶壶、上好香茶。
　　售吸所还设门市，零售烟土、烟膏、烟泡。每家都雇有工人，少则10人，多则二三十人。工人每月工资8至10元，每天工作10至16小时。售吸所每月营业额最少四五千元，可净赚一千元，但必须按时交纳营业执照费、戒烟执照费等税捐。（参见田梅村《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武汉沦陷后，售吸所有了很大发展，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次配给烟土十两五钱，依次递减为7两5钱、4两5钱和3两。当时武汉共有100余家大小不等的售吸所。
　　湖南。1920年左右，辰溪县城刘运宽开了一个大烟馆，设有专门烟床两铺，烟具齐全，馆舍整洁，招待“殷勤”。他的儿媳张氏颇为婀娜多姿，又晓风情。凡是有体面的烟客上门，都由她招待：陪抽烟，伴闲谈，调笑嬉戏，毫无禁忌。由此，招徕了不少人前往。1930年左右，刘黑也开了烟馆，其房舍狭小，烟具低劣，没有专门烟床，只好在自己的睡床上营业。不过，他经营有方：对老客求现不赊，对新客稍微通融，对“发蒙者”免费供应。
　　广西。梧州是云贵两省烟土集散地，烟毒泛滥成灾，吹烟馆（即大烟馆）遍及全市各个角落，其中四方井附近较为集中，多达10至20家。吹烟馆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规模都很小，必须向官方领取牌照，交纳烟灯捐。一些大的商店，也开设烟灯，让顾客边吸烟，边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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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5）
四川。四川吸烟的人很多，烟馆林立。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当时有人形容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城市的每一条街，即有几家烟馆。有些烟馆外面，写着“雅室”二字，大烟馆内部陈设富丽堂皇，有沙发躺椅，并备有妙龄女郎，替客烧烟；还附设小卖部，供应糖食水果。烟馆要缴纳销售税和红灯税。
　　除烟馆以外，还有其他行业兼营烟馆生意，如旅馆内附设烟馆，浴室附设烟馆，妓院附设烟馆，山货、棉纱、匹头等店铺、交易场所附设烟馆，从重庆到泸州、叙府的轮船附设烟馆；此外，长江边上、峨嵋山上还有流动烟摊，备有烟灯、烟膏、供人吸食。
　　四川西康（雅安），红灯馆即烟馆，分为甲乙丙三类，发给营业执照，每月缴纳“牌照税”。四川西昌城内烟馆遍布大街小巷，从东门过四牌楼，下南街，经顺城街、马水河街，到武侯祠，仅挂牌的烟馆，即有60余家，不挂牌的、流动的烟馆，则无从数起了。这里烟馆取名颇有讽刺意味，如“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很好地讽刺了国民党的禁烟政策。
　　四川成都，1924年以前，烟馆多在裁缝店的楼上，茶馆、饮食店的后堂，不挂招牌，暗中营业。自1924年3月后，四川军阀和官府发布“禁烟令”，发给烟民“戒烟证”后，烟馆就打出“售店”的招牌，公开营业了，吸食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售店里吸食了。当时，成都到处都有售店，估计全城约有2000余家，烟灯万盏，每日可供10万人吸食，占当时成都人口的1/6。上等烟馆有“卡尔登”、“阿尔岛”、“太平洋”等几家，还有在公馆内开设烟馆的，这里陈设很华丽，有貂皮褥子、红木床、章罗斗子、虾须枪。有“烧匠”打烟，有卖糟蛋、白糖藕粉、三合泥的糖食担子，有卖艺卖唱的男女吹拉弹唱。下等烟馆，一般都开设在僻街背巷的铺面和杂院里，以及城外穷人聚居处。这些烟馆设备非常简陋，备有木板通铺，草席和枕头，床边备有烟盘子，内装烟灯、烟枪、打石、扦子及一小杯烟膏。此外，成都还有所谓“兜兜烟馆”，其实就是流动烟馆，卖烟之人手提兜兜（内装烟具、烟膏），沿街叫卖，随时供烟客吸食。
　　四川邛崃，烟馆通称红灯烟馆，一般都安置床铺几间或几十间，床上有烟盘，盘内有烟灯、烟枪。烟馆的门面是经常遮蔽着的，只开一道小门，门口或屋檐桃枋上挂着一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玻璃灯，正面写上“一道烟馆”或“烟馆”字样，灯的两侧还写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等字样的对联。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邛崃有大小烟馆约800余家。
　　四川江津，1917～1935年为鸦片盛行期。此时，江津烟馆公开开设，随处可见，即使山村路旁小店，亦有烟馆。以县城城关而言，就不下五六十家。连河边（即长江边）棚户，也有三五家烟馆，供船夫、力脚吸食。后来，城中出现了“天然”、“独逸”、“瘾逸”、“几水塘”等烟馆，居然冠以雅座，以广招徕。室内陈设华丽，并雇有“枪手”（受雇打烟、服侍）。大的烟馆有烟灯十余盏，小的则二三盏。
　　四川宜宾，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公烟馆即有100多家、烟灯约2000盏，此外街头上也有“兜兜烟馆”。有名气的大烟馆有蓬莱、厚味村、三层楼、大来、洁雪、北园等。其中，大来烟馆烟具最为考究，北园烟馆更为突出，它设有单间，以供私人谈话。这些大烟馆冬天有火盆、烘柜、棉被、皮褥，夏天则设凉枕、凉席，小卖部则供应茶、香烟、糖果、水果等。每一床位，备长、短枪各一支，备烟客选用，还有“叉手”（又名枪手、烟手）代客烧烟。有时，还可见娈童开烟，调笑戏闹。并备有一二跑腿，代客送东西、购物。入夜后，烟馆有卖唱的，说书的，打道琴的，讲生意的，讲官司的，也有“开条设法”，出滥点子的……
　　云南。民国九年（1920）弛禁以后，云南大理烟毒流行日盛，在下关，仅四方街、西大街、正阳街、振兴街、仁民街和鸳浦街一带就开有上百家大小烟馆。其中杨记烟馆设床三张，备烟具6套；李记烟馆，设床6张，备烟具12套。烟馆既是吸烟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和赌博的场所。（参见苏松林：《大理地区禁烟肃毒述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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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6）
甘肃。天水县城里有五六家大烟馆，当地人叫“一道馆”。所谓“一道馆”，就是只允许烟客吃一道，二道、三道烟留给开烟馆的人。民国十九年（1930）川军入天水，烟馆大兴，县城一时有三四十家。不过多是只有一张床铺，一二副烟具的小烟馆。较大的一家在公安局隔壁，门面四间，进深四间，共有八张床位。设备讲究，除五六套一般烟具外，还有二三套精制的烟具，专供上等人使用。门上无招牌号匾，只挂一个蓝布夹板门帘。（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我们根据各地文史资料的记述，缕述了各地烟馆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自鸦片传入后，各城乡都建立了烟馆；鸦片泛滥之后，烟馆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烟馆多于旅栈、饭店的情形，在各地都存在；烟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官府严厉禁止之时，它的变种——燕子窠、私烟馆也广泛存在着。
　　第二，烟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设施之豪华、服务之周到，都是很突出的；下等烟馆则设施简陋，姑且满足一下烟瘾，其他无法提及了。中等烟馆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大地主、大资本家、富商；温饱小民；贫困的苦力，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烟馆，过过烟瘾。
　　第三，大烟馆的命名、装饰，存在着“雅化”的倾向，它的命名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式的命名，二是极力渲染大烟之美妙；三是赶时髦，以“洋名”为烟馆命名。开馆之人命名之用意，颇耐人寻味。烟馆之装饰，多以对联、名人字画，给人以高雅的印象。
　　第四，烟馆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边吸烟边聊天，或谈生意；或商讨对策，以偷盗抢劫；或说长道短，讲讲当地名人迭事，风流雅事，甚至闺门丑事等等，不一而足。
　　第五，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在烟馆中，有妓女侍烟，有赌局存在，烟、赌、娼三而合一，在烟馆中都可以满足了。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是烟馆开赌场、雇妓女；二是妓院开烟灯，设赌局；三是赌场设烟灯，有妓女存在。当然，黑社会之帮会分子、流氓无赖、地痞也汇聚于烟馆，谋划着鸡鸣狗盗之事。
　　第六，有些妓院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青年男女，为烟客服务，提供各式文化娱乐活动，使烟客在烟瘾过后，听戏、看杂耍、听说书……
　　第七，烟馆是一个重要的税源，烟馆要交纳营业费、执照费、戒烟费、枪捐、红灯捐等捐税，而且遍地皆是，数量巨大，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为贪图厚利，对禁烟之事不能痛下决心，彻底根除……
　　第八，烟馆开设者，或为与官府、军阀有勾结的富商，他们以烟毒赚取了巨大利润。为加强竞争，他们聘请高手技师煮烟、烧烟，改善服务。而那些私烟馆、燕子窠的开设者，他们或穷极无聊，自己及家人抽大烟，而试图以烟养烟，其结局无不是家破人亡，那些以自己妻女服侍烟民的，更是丢人显丑，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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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讲究（1）
对于有钱的烟民来说，吸烟是显示身份、派头之事。他们吸烟时，讲究烧工、烟具、服务，极力追求舒适、豪华、享乐。
　　首先，讲究烧工。煮熬好的烟膏，是一种浓稠的半固体形状，吸食时还须挑下一小块，烧成烟泡，方可装上烟斗吸食。就是这个烧烟泡，也是名堂众多，极为讲究的。如四川宜宾军阀刘文辉部下的旅长覃筱楼，是个瘾君子，他依仗财势，每次煮烟，动辄上千两的南土上等货。他嫌当地煮烟匠手艺太潮（不好），每次都从自贡请来“技师”，细煮细滤，每搞一次，都长达十天半月。覃为“玩格”，喜欢烧“名堂烟”，什么“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之类，花样极多。有次，一个“打烟匠”自称手艺无敌，给覃吃了“蛤蟆跳井”、“官上加官”，获得覃的夸奖，打烟匠在得意忘形之下，脱口而出地说：“请旅长再吃一颗‘连珠炮’。”覃旅长对此颇忌讳，勃然大怒，抓起烟枪劈头打去，并骂道：“你在咒老子，给我滚。”从此例来看，烟匠能烧成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虾蟆跳井、官上加官、连珠炮，名堂、花样是够繁多的了，够吉利的了。
　　广东潮州人很早就接触鸦片，对烟土的熬制、烟泡的烧工都极讲究。上海开埠后，一大批潮州人在上海开烟馆，形成了潮州帮。潮帮之烟馆，以“烧工”著名，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有“六出角”、“七出角”、“狮子头”等美名。
　　正因烧烟名堂多，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聘请著名的“烧工”为其烧烟泡，让美妾玉女在旁服侍，过着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醉生梦死的日子。
　　其次，烟具的考究。吸食大烟，离不开专用烟具，如烟灯、烟枪、烟扦子、烟盘等。但烟具的好坏、价值的高下，却有天壤之别，豪华者镶金嵌玉、饰以珠宝，价值愈万。一些达官贵人、大地主、大商人为了显示富丽堂皇、豪华富裕，往往很注意烟具。他们在自己的家中专辟烟室，使用价值连城的烟具，“享受着”烟毒的“美景佳味”。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崇尚的烟具，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内蒙古地区。临河有钱的人吸烟，非常讲究：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蓝”烟灯。民谚有云：“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常见的烟枪，有的是用粗甘蔗制成，有的用木杆子加工而成，多用金、银、铜质镂镀镶焊，工艺精美好看。烟枪上安的烟斗，一般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的最好。当地大官僚潘秀仁过瘾时头枕檀香枕，嘴含红玛瑙嘴的烟枪，用金扦子挑烟，用盘龙灯烧烟泡，很讲究排场。大地主李三毛旦过生日，有人送他一副豪华的烟具：紫檀木大烟盘，银丝编织的盘龙灯，琥珀嘴的烟枪，老鸹眼的大烟杆，宜兴的陶瓷烟斗。
　　安徽。安庆的官僚、地主、士绅等往往自己在家开烟灯应酬客人，烟室幽雅，床铺清洁，冬裘夏席，暖凉宜人。全套的烟具很精制，点的是“风灯”，抽的是“三把半”的烟枪，烟斗、烟盘也都是珍品，喝着细茶、参汤、房中另有姨太太及丫头侍候，他们吸的是“雅品烟”。
　　山东。济宁的官僚豪绅，阔商大贾，朱门广厦中别辟烟室，罗汉榻上枕衾锦绣，烟具罗列，件件考究。主要有紫檀木大盘，内放白铜刻花点翠小盘，正中放置烟灯。烟灯主要有两种，一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全高约14～15公分，灯座直径10公分，精雕细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呈宝塔型。二是胶州灯，高约10公分，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等。烟枪则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等五部分组成，全长约66公分，粗3公分。枪身为紫竹、湘妃竹、象牙制成，嵌以翠、玉、玛瑙、犀角、象牙质料的噙口（即烟枪嘴）。在枪身的五分之四外开口，覆以白铜钻花长条，名曰花子。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烟斗以安徽寿州陶斗最为知名，有八角、六角、四方和圆形，上面嵌有银线。枪的末端则有象牙、牛角、翠、玉之类的包头。烟扦以“张判扦子”为名品，以14号钢丝制成，长约18公分。此外，还有烟缸（彩花古瓷或铜质雕铸）、烟合（象牙或牛角制成）、灰合（铜质）、挖斗（铁质）、掇子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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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讲究（2）
四川。雅安的军政高官吸烟，是颇有派头的：烟盘子是佛磨铜打的，金色灿烂，盘内雕花，周边花草镂空；枪则为象牙枪、虾须枪、宝石枪、药枪等多种，玉石烟枪嘴；烟盘子上放着几十个烟斗，挖刀柄和烟打石都是玉石做的，烟盒、烟杯则是黄金做的。而且，还有专门管理烟具的勤务兵、丫头。一般豪绅地主，也以有一副上好烟具为荣，否则认为寒伧，失面子。
　　自贡的大烟王刘圣瞻，出身于官僚、富商之大家，他设计的烟室，完全仿照成都著名大烟馆太平洋的设施：室内设有收音机、留音盘子，以姨娘为开师，另雇一跟班。他的烟具多得惊人，烟斗有一千几百个，且尽是珍品，有礼三、张六、吮香、定一、书画、玉浆等名货；烟枪有五十多支，有象牙、犀角、宝石头底、湖妃等名枪；烟盘、烟灯也有十余套；烟盒子有三四十个，有金的、银的、玉的、珊瑚的、犀角的、水晶的、紫铜的等等。
　　四川川南禁烟督察总处长刘文彩，也是一个大烟王，在宜宾冠英街、中山街的老、新两处公馆，都开设大烟室，他自称烟枪可编成一连，其中不乏宝石烟枪之类昂贵的烟具。
　　云南。镇康、耿马一带的豪绅富户烟具讲究，要用玉嘴、瓷斗银包的烟枪；铜制的油仓座、玻璃罩的烟灯，及其他豪华烟具。
　　陕西。武功的官绅富户及大商贾，对吸烟很讲究，烟具（包含烟枪、烟灯、烟盒、烟盘等），系银质或玛瑙制作，其价值不下万元（银元），超过了中人的家产。
　　甘肃。少数豪门权贵，对烟具特别讲究，什么黄金烟盘，牙骨烟枪，允呜氏烟斗，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