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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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从而毒死人命。
　　

走私和武装贩运（3）
肥猪走私法。即事前先将肥猪淹死，挖出内脏。然后把烟土装进猪尿泡仓中或塑料袋中，放进猪的腹腔内。再将刀口（一般设在猪尾巴下边近肛门处）小心缝好。再将这些装了烟土的死猪与其他活猪一起运输，即使检查人员发现死猪，也会认为是不小心死于运输途中，不会生疑。
　　大鱼运土法。就是利用捕获的大鱼，从鱼口中放进吗啡等毒品。其具体作法是，从鱼口处将鱼的内脏掏出，再将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装进玻璃管中，从鱼的口部伸入鱼腹中。再将这种鱼与其他鱼混在一起运输，自然可以躲过检查者的法眼，顺利地运到目的地。
　　灭火器运土法。在当时的四川长江上航行的船只，都装备有震旦灭火器，以备消防之用。一些烟毒贩子，于是购买一批灭火器，将其内部倒空，填装上烟土，携上轮船、汽船，放在一个角落里。检查人员自以为是船上自备之物，不去检查。下船时，走私者大摇大摆地携去。此法走私烟土十分隐蔽，极难被查处。
　　救生器运土法。轮船上备有救生带、救生衣等救生器材，是正常的事情。一些烟贩子则打起了救生器材的主意。他们去掉救生器材内部填充的浮木、海棉、木棉，将烟土、吗啡充填进去。走私烟毒，过关越卡，很难被人发觉。
　　此外，鸦片贩子还利用其他手法走私贩毒。如与邮政职员勾结，利用邮袋走私烟毒，仿效西药商标，以烟毒、吗啡冒充西药，蒙混过关。以上我们列举了十几种走私烟土的方法，这些方法仅仅是一些主要手法，还有不少手法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陈述。要之，利之所在，走私者如蝇附膻，趋之若鹜，总会想出方法躲过检查者的耳目。这倒是应了句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这一情况看，检查者必须注意新情况、新问题，于不可疑处仔细检查，于习惯处仔细检查，方能有所发现，查获走私行为。
　　走私行为猖獗的同时，烟帮武装贩烟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不安宁，商人行路、运货，既要饱尝行旅之苦、旅途之艰险；又要小心谨慎，防止土匪、强盗的抢劫。鸦片商人贩运鸦片，自然更要倍加小心了，因为鸦片价值高，更成为各路土匪、强盗抢劫的对象了。
　　另外，从事鸦片交易的商人，都是惟利是图的投机家。他们在鸦片买卖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甚至发生“黑吃黑”的勾当。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人推销云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二百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百分之六十。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正是一台破旧的‘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百分之四十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变成了‘败洋’。”（吴雨等：《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这种情况的发生，使烟土商之间的交易十分困难，互不信任。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封建官府、军阀、地方势力的敲诈勒索，使烟商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结帮成伙，武装保护自己，或雇请军队、会党帮助。
　　武装走私贩烟，最早是请镖局保护运送的。“清时，甘新道上关山重叠，商旅不便，有所谓‘保镖局’者，应运而兴，专以保护商旅为业，凡由内地解往新疆的饷银、商货，都由他们护运。这时，商人为了所贩烟土安全，亦雇佣镖局的镖车为之护运。镖局护运时，由商人将烟土封箱点交与镖局，按箱付给保镖费后，径由镖局的镖车起运，到指定地点再由镖局点交与商户。镖车一次出动十辆，由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聂丰年等：《鸦片为祸甘肃的回忆》，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镖局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热兵器的广泛采用，长枪、短枪代替了习武的把式，镖局也就逐渐消亡。此时，鸦片商人运送烟土，为了对抗官府的围追堵截，为了对付土匪强盗的抢劫，为了偷逃漏税，往往结成商帮，武装起来，携带长枪、短枪，保卫自己；或者请军队保护，与地方军阀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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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4）
在宁夏的吴忠地区，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结伙从吴忠地区往包头贩运烟土。这就是广布于西北地区的马帮土客。这些亡命之徒，多是当地贫苦无靠、无以为生的人，但自幼习骑马，会打枪，不怕死，于是为人雇佣，做起了马客。大烟商为他们提供快马好枪（一般是捷克式长枪），交给他们去包头兑换黄金的烟土，返回吴忠后得到烟土约三四十两作为佣金。当时吴忠的马帮很多，多达几十帮，每帮人数不等，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人。
　　帮有帮头，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组织能力的人担任。如当时（民国年间）灵武的查克连、吴忠的马万良、南乡马万贞等人，都是有名的帮头。帮头是一帮的指挥者和决策人，一般携带长枪、短枪各一支，其佣金高于一般马客十两左右烟土。谁雇谁付，随帮的“土客”不分摊。
　　每次马帮从吴忠出发，帮头将出发的时间和会合地点暗中通知随帮的土客。但常有闻讯而至的并不认识的土客自动加入。因此，出发时一般为二十余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至包头时往往上百人左右。
　　土客马帮在长途贩运烟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帮规：①绝对服从帮头指挥，不得擅自独立行动；②“土客”之间不准暴露各自的雇主姓名、住址和驮货量；③遇有不测，丢货不丢枪；④帮头指挥分散突围，再次汇合时扬土为号；⑤若被官方逮捕，至死不出卖雇主和同伙。
　　土客马帮虽然携带长短武器，然而他们却小心谨慎，尽量不与当时的缉私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他们多沿原商路左右穿插而行，按土客马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如在途经有缉私部队的新召哨卡以南纵向地带时，土客马帮昼伏夜出，看东北方向的亮星走，不至于迷路。新召以北至包头，有蒙军驻守，土客马帮则给他们一点好处，就可以安全通过。万一同缉私队发生枪战，土客马帮也不愿与他们结下深仇，只打马蹄不打人，或枪打指挥军官，便于乘乱逃跑。如1944年吴忠土客马帮与马家军骑兵保安队遭遇，马帮开枪打死了保安队连长后，乘混乱之际逃走。
　　在云南，1917年以后，鸦片烟的价格上涨，贩运烟土有厚利可图。于是地主恶霸或与军阀有勾结的奸商，就乘机组织武装，前往边区产烟的地方去贩运。这种组织，就叫烟帮。这种烟帮很多，如元江的迤萨帮，景东的猫街帮等，都是有名的烟帮。烟帮大小不等，大的有几百人，他们各携快枪利械，赶着马匹、骡子等牲口，带着粮食，专走偏僻小路或昼伏夜行，尽量躲过缉私部队的查获。万一遇着了军队查缉，烟帮就要抵抗；遇着土匪拦劫，他也要抵抗。至于各县的民团，由于力量弱，根本不敢过问烟帮之事。烟帮中有这样的口号：“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着，人头落地。”从口号上看，是很有玩命精神的。烟帮返回后，将其携带的烟土化整为零，分散潜藏起来，再陆续售出，获利很多，其势力就更为雄厚了。
　　1918年云南军阀唐继尧派警察厅长秦光第带兵一团查缉烟帮。在顺宁、云县交界地方遇上了马姓烟帮。双方发生了枪战，烟帮武器、人数不如军队，但凭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使双方互有死伤。对峙多日后，烟帮弹尽粮绝，被迫屈服，交出了一半的烟土和枪械，另赔偿五百元的银币，才算了事。
　　在湖北宜宾，每当烟会结束后，一些中小烟贩，常常为了安全和多营利，结伙走私，营运鸦片。烟帮中人多为亡命之徒，跑得，累得，能走夜路，会耍刀弄枪，不少人是旧军队的职业兵痞，哥老会的职业袍哥，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以及“拖滩”多年的惯匪，多半是懂得黑社会内幕的人物。当然，他们的背后也是有靠山的。在宜宾哥老会组织有34家之多，其中一些“总舵把子”即是烟帮的后台。
　　烟帮如果遭遇上土匪和地方团队，一般是“拿言语”、“出上咐”，即表明身份，讲江湖义气，因而获得“照应”，准许通行。如果遇到军警的查缉，能行贿的，就留下一点买路钱；如果硬好检查刁难，则往往开枪互相射击，硬打猛冲。因此，每当烟帮过境时，当地军警都很紧张，甚至如临大敌；有时关卡税官反被吓破了胆，退避三舍，听任烟帮大摆大摇地通过关卡，不敢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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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5）
在西康，1940年前后，烟土价格大涨，运到成都、重庆可以获利几倍，地方有势力的人、股匪垂涎鸦片，便出枪出人，中途拦劫。鸦片贩子不得不雇请军队保护。一般跟棚赶会的小烟贩和旅客，害怕路上遇见土匪，便不约而同地跟着走，形成“烟帮”，当时人称“走烟帮”。如1948年有军阀唐英的烟帮，用警卫部队学兵连100余人护卫，有花筒机枪五六挺，武力很强大。烟帮携带烟土70多背篼，雇请民夫背；同行的大小烟贩、旅客共三四十人。这样，这支烟帮共有200余人了。
　　烟帮前行时，护送的部分用一班人为尖兵，在前探路，接着是坐滑竿的，再后是小贩和旅客，部队保护烟背子走。因为要在大站住歇，有时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落站。无论休息、吃饭、住宿，都要在场头场尾安岗放哨，烟背子的屋前屋后，更是岗哨重重，如临大敌，严防有人袭击以及背夫私逃、烟土丢失。
　　在广西，烟帮活动更为猖獗。每个烟帮都自备有长枪、短枪数十枝。烟帮头子都是一些旧时代的军官，当过游勇和土匪的人，与旧桂系上层有一些渊源关系。如烟帮头子陆炎，曾做过巡防队的哨官，后移居百色，是地方有势力的豪绅。烟帮头子陈荣廷，是绿林好汉，且在绿林中辈份很高，是当地军阀陆荣廷的老伙伴，他的脸面大，牌子硬，一切关节都打得通。他是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的，在这条路的每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老婆，成一个家。他每次上帮或回来，就等于每日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广西的烟帮一般由百色护送花纱匹头、洋广杂货到云南贵州去；回来时，就秘密护送鸦片，往往勾结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烟帮头子组合一定的商人、货物或现款，用马驮或人挑肩扛运到云南或贵州，叫做上帮。也有不少单独的烟贩自带了资本或货物，闻知上帮的日期，便随同上路。所以一个烟帮往往很大，最多时竟达一千几百人。这千余人的烟帮，在广西崎岖的路上前行，声势很大，浩浩荡荡。烟帮到了目的地以后，就把货物交给当地的有关商号发售，或在当地的街上公开直接以货易货，收购烟土，然后开帮回来。烟帮回来时往往携带大量的烟土，多者达五十余万两。
　　烟帮携带如此众多的烟土，价值连城，仅凭烟帮的长枪、短枪，还不放心，于是便请军队护运。从百色到梧州一段，保护费大约每两烟土六七角毫洋。
　　百色经营烟土的烟贩，虽然人数颇多，经营鸦片获利颇厚，但烟贩人品复杂，五方杂处，很难结成一个固定的组织，所谓的“烟帮”大多是临时性的组织，始终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式。
　　烟帮贩运烟土，通过武装走私，或者买通军队包运，可以不交税，因此不少人侥幸暴富；也有一些烟帮运气不佳，被缉私队捉拿，烟土被抢，甚至人也被杀死。
　　在清末民国年间，军阀控制着大小地盘，土匪拦路抢劫，仅凭烟帮自己的武装力量，很难保证安全。因此，雇请军队、帮会组织贩烟、保护贩运的情形相当普遍。如广西百色即有帮会道门组织，有洪帮和青帮。洪帮头子以卢明轩为首，召集落伍军人、流氓、地痞、地主、恶霸入帮，有相当大的势力，可集合二三百枝枪，一千几百人的队伍。青帮以张彪为头子，也拥有百余枝枪，并遥领部分地方武装，势力很大，有“飞虎队”之称，以专门护送鸦片烟帮得名。青帮和洪帮专做鸦片烟生意，有时自己走私贩运，有时替别人护送，收取保护费。洪帮甚至拥有一部十轮卡车，专为烟帮装运烟土，任意横行，地方官府不敢过问。
　　在山西太原，有许多闻名于乡村市井的“名人”参与贩毒。他们虽然不是达官显宦，却广有财产，颇为闻名。如晋源县的李文田，清徐县的周八、李秃只，太谷的王步政，榆次的金虎，太原市的姜振新、杨永福。他们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贩卖鸦片烟毒，当地人称之为“卖料料的”，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大多是地痞，又标榜什么“三老四小”、“香头多高”、“什么山头”，在各地摆香头，收徒众。青帮成立了“进步委员会”，洪帮成立了“民众进步社”，在各区县设立组织，以帮会势力为掩护，进行贩毒、制毒的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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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装贩运（6）
土匪本是以抢劫为生的黑社会组织，但在湖北宜宾，土匪也做起了护送烟帮，收取保护费的勾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旧社会的兵、团（民团）、匪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在鸦片上牟取厚利，互通声气，勾结作奸，甚至由匪而官，由兵而匪。在官府势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如省界、县界及边远地区，以及山川险阻、人烟稀少的地方，往往盘踞着土匪和民团。烟帮为了顺利通过他们控制的地区，便主动出钱出烟，雇请土匪、民团护送烟土。如盘踞在云南盐津、绥江一带的大土匪头子江瀛洲，利用土匪武装，长期在川滇边境接送烟土，大发横财。后来，他由匪而官，当上了“烟会重地”——普洱渡保商大队长，堂而皇之地征收“保护费”。
　　军队保护烟帮运送烟土，前文已多提及，如1931年云南军阀龙云、卢汉带兵攻打广西，顺便保护马仲衡、包文彩为首的烟帮。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烟帮，计有骡马1000余匹，携带烟土近200万两。龙云、卢汉将其护送至广西东兴，收取了10万多块银元的保护费。
　　当时四川交通不便，土匪、哥老会十分盛行，烟帮运烟，往往请军队护运。军队运烟，目的不在赚运费，而是赚取商人应完之税，其实也是一种走私。军队运烟，如运100担，在税率轻时（每担征收1200元），即可赚取12万元；在税率重时（每担征收2000元），可赚20万元，收入相当可观。但对商人来说，却少付出了一半左右的税款。商人和军队双方都有利可图，所以请军队护运也多得不胜枚举。四川军阀，哪怕是一个师长、军长，也往往在宜昌、沙市、汉口等地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接待本部护运烟土之事。
　　四川军阀刘文辉，依靠鸦片收入维持其军队和地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本人也不隐讳，堂而皇之地做起了运烟、销烟的勾当。刘文辉二十四军最精锐的警卫营，是专门负责鸦片运输的专业鸦片运输营，在其营长周桂三的指挥下，贩运鸦片烟土13年，屡屡得手。惟一的一次，失手于执掌川政的王陵基部下。刘文辉每年从各县收来的烟捐即有五六百担鸦片土，都集中于雅安，以这支专业鸦片运输营外运销售，获利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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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1）（图）
鸦片国产化后，云贵川等地的烟土行销全国，在巨额的鸦片买卖、运销之中，一大批商人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一大批烟土大王。下面，根据有关文史资料的记载，介绍几个著名的烟土大王。
　　福建叶清和。叶清和是福建厦门人，1898年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曾在英国教会办的英华书院就学4年，毕业后在家随父亲经营烟酒食杂商店，兼任英语家庭教师。1918年，叶清和20岁结婚。之后，常赴上海趸买烟酒、饼干、罐头一类食品。他看到有人从上海贩运鸦片入厦门获利甚丰，便见钱眼开，利用办货之机兼买鸦片，装在饼干盒内，混同真饼干走私到鼓浪屿。他的方法很安全，从未被破获。于是利欲熏心，胆子越来越大，联合他人合伙贩运，盈利均分。这样几年下来，他利用走私盈利及私占合伙人资金、利润等手段，积存了大量不义之财。同时，他走私的才能被当地鸦片大商人丘俊相中，加之他会说英语，擅长交际，被任命为押运员，经常赴沪押运毒品回厦门。由于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不久即被升为丘俊所办裕记商行驻沪办庄经理。但好景不长，1924年，裕记行上海办庄因偷漏鸦片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获，叶清和、叶亚成及其他职员被逮捕。叶亚成既是叶清和的同事，又是结拜兄弟，就讲义气，主动承担了责任，被判处十年徒刑，最后瘐死狱中。叶清和被从轻判处，大约关了一年左右，因告发同伙越狱立功，被提前释放。此时，他的顾主丘俊破产，叶清和失去依靠，无所适从。
　　叶清和在上海讨的小老婆李慧珍，这时给叶清和帮了大忙。李慧珍原是上海名妓，在“长三堂子”有几个结拜姐妹，其中有一个是杜月笙的小妾，有一个是上海大流氓头子华清泉的小妾。叶清和出狱后，李慧珍通过内线关系为叶谋事。当时，杜月笙在上海包销鸦片，主管“禁烟局”的工作。知道他的“连襟兄弟”是干黑买卖的老手，就欣然安插他在“禁烟局”缉私运输课任职。
　　到“禁烟局”任职，叶清和如鱼得水，驾轻就熟。他抓住机会，在运输“公货”时，夹带些自己的私货。这种方法既节约，又保险，船只等运输工具是禁烟局的，不需运费；私货是自己负责查缉的，保险不会出问题。这种万无一失的走私贩毒生意，使叶清和赚了不少钱。遇上他人偷运私货被缉获，他也懂得如何榨油水，养肥自己。所以，在“禁烟局”里干了一年多，叶清和就拥有了数万元家财。
　　1925年，羽毛丰满的叶清和辞去了“禁烟局”的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吉祥街德福里95号开设了一家和源行，公开的业务是代理德商的五金颜料，暗地里以批发波斯鸦片为主。和源行是合资开办的，上海大流氓华清泉、黄彰发、汪少丞、郑光耀等五人为股东。此时，叶清山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既有帮会头子作靠山，又有帝国主义作护符，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直接从波斯贩运红土入上海卖掉。同时，又在厦门开了一个分号——“和益行”，也经营鸦片生意。
　　和源行在运输波斯红土时，经常包租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等国家载重量1000吨的小货轮，由上海经日本至波斯，然后装上红土直驶上海。船上有五个股东的五个亲信押货，并在吴淞停泊，然后用小汽轮转运至上海港的小码头，运入仓库。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巡捕、流氓、帮会成员望风、保护，所以每次都很顺利。为了扩大销售，叶清和又成立了“国民药房”、“和兴建筑公司”等，暗中作鸦片生意。1926年下半年，叶清和又在“国民药房”二楼开设了一家“源和行”，专门贩卖海洛因。这家公司从法国马赛进口海洛因，每月约进口100公斤，在上海等地销售。
　　此外，叶清和在上海还搞房地产投机，盖了不少房子出租；在中汇银行、永大钱庄等金融机构投资，与人合伙开“隆顺洋行”、“华侨贸易公司”等。估计当时叶清和拥有六七十万元的资产。
　　叶清和还参与设厂制造海洛因。1929～1930年，叶清和与四川军阀范绍曾合资，在重庆设立海洛因制造厂。双方各出资50万元，范绍曾负责提供原料、厂址、运输和厂中安全；叶清和负责聘请技师、采购化学药品、机器设备及销售。这家制毒厂，先后聘请国民药房技师和日本技师，但技艺太差，生产的海洛因色黄质次，销路不好。两年后，因范绍曾兵败失势，重庆的制毒厂停办。
　　

烟土大王（2）（图）
不久，叶清和又与成都的一名军阀联系上了，双方各投资40万元，在成都苦竹林江建起新厂，搬来堆放在重庆的设备、化学药品，就开始生产了。但生产两批以后，谢姓军阀病死了，谢的儿子旅长谢互三翻脸不认人，将存放在谢家公馆内的药品、鸦片、原料和海洛因悉数吞没。新厂因而停产了。
　　1931年底，叶清和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办了海洛因加工厂，聘请日本人为技师，对四川生产的海洛因进一步加工提纯。在上海加工后，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也打开了，华北、东北各省是其主要的销售地，西北一些省份也有不少的销量。
　　1933年，叶清和在上海制毒厂因与同行竞争，被同行告发，被租界当局查封没收。叶清和亦被捕。交了保证金4万元后被保释，反过来状告工部局华人侦探长陆廉奎敲诈未遂，滥捕无辜。结果几场官司全都败诉，叶清和损失了20余万元后，潜逃厦门。
　　到了厦门后，叶清和依旧作烟土生意。他拉拢了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军官谭某，得到谭某的庇护，又与经营鸦片而臭名远扬的台湾高等浪人施范其（厦门“台湾公会”第一、二、三任会长）、曾厚坤（自1914年到1930年先后任过11年的厦门“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自1925年至1936年，先后任过5年厦门“台湾公会”会长）及另一台湾浪人合作，开设“五丰公司”，专门从香港走私波斯红土入口。五丰公司总部设在厦门，在福州开设分号。1934年1月，国民党政府派军围攻十九路军，叶清和害怕在分号的鸦片被抢，亲自押车从福州运往厦门。路过同安小盈岭时，被当地民军拦住。叶清和用闽南话向一小头目打听，知道这是同安土皇帝叶定国的部队，马上转忧为喜，对小头目说：我与叶定国是宗亲，都是自己人。然后又给小头目一些钱。小头目回到哨卡、与叶定国联系后，不但准予放行，还带兵沿路保护。
　　1934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叶清和又很快与国民党进剿十九路军的东路总司令蒋鼎文搭上了关系，并主动报效军费数万元，由此得到蒋鼎文的青睐。不久，国民党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鸦片公卖，归商人承包。蒋鼎文推荐叶清和承包了闽南特货的经销权。为此，1934年9月，叶清和组建了鹭通公司（半年后改为裕闽公司），叶清和为董事长，股东有曾厚坤、陈长福、林某等人，公司设在厦门。重要职员有会计主任黄清安、运输股长汪玉宽、庶务股长陈镜昌、保管股长白绵福、制造部监督李国泰。另聘请台湾浪人头子“十八大哥”中的李良溪、陈粪扫等为正副缉私队长。鹭通公司承包闽南“特货”销售专权，每月须交7万元。有此特权后，鹭通公司在闽南各县遍设代理处，把各县的包销权转卖给当地的军阀、土匪、地主、劣绅。为此各县都设立了代理处，执行公司的“承销持货办法”，并签订了保证书。
　　鹭通公司专卖的特货，主要从汉口运来，每次约有1000箱左右，每箱1000斤。每年贩运多少鸦片至福建，则无法统计了。1936年6月，国民党军统特务敲诈叶清和未遂，将其秘密绑架（此时叶清和已加入日本籍，并讨了一个日本小老婆）了。1937年叶清和乘乱逃到了香港。抗日战争时期，叶清和勾结日本特务，先后开设了几家公司，帮助日本人贩毒，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并协助日本人掠夺军事物资，如广东陆丰、海丰等地的钨矿等。1944年，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捕获，抗战前夕病死了。尸骨埋葬何处，则无从寻找了。大烟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可恶的一生。
　　叶清和之成为烟土大王，的确有其经营特点：先由走私烟土起家，再勾结上海大流氓、帮会头子，取得他们的支持，又加入葡萄牙籍，换获得帝国主义的保护，在上海开始发迹。之后，勾结地方军阀、土匪，加入日本国籍，进一步制毒、贩毒，垄断闽南特货，再创“辉煌”。可以说，勾结军阀、帝国主义列强、黑社会，寻找靠山，是叶清和经营烟土业的不二法门，也是他发迹的基石。
　　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赵典之，字焕章，武昌县杨赵村人。1878年生，1952年卒。在其一生中，胆大霸强，欺诈投机，贩运烟土，大发不义之财，成为远近闻名的“烟土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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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大王（3）
赵典之出身于小康之家，他的父亲作过师爷，在赵典之出生两年后去世，赵家生活开始困难。10岁时，开始读书，粗通文墨。16岁时（1894年），在武昌自强学堂作杂役，两年后因打架被开除。1896年，赵典之到汉口叶福泰丝线店当学徒，因店铺与同行抢生意，他帮助老板打架；之后，对方乘其不备，纠集人众将其打伤，卧床医治了数月才好。从此，他下了决心学习打架的本领，到猪鬃帮拜师学武功，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功夫。
　　1898年，赵典之借了点本钱，在郭家巷租了一间门面，出售煤油，代销签捐局奖券。混了两年，又觉得小生意难以发财，就改做“过手生意”。即与他练打架的朋友一起，做牛羊皮、猪鬃的买卖，从码头或客栈接纳“包袱”客人的货物，转手卖与行家，买空卖空，不需本钱，却可以牟利。这种生意，其诀窃是“一拍、二诈、三丢手”，有时聚众相殴，这正近合了赵典之的脾气。在打架斗殴中，赵典之崭露头角，赢得了黑社会头面人物的看重。
　　不久，赵典之与汉口日、法租界的包探傅坤山、姚春所有了交往。傅、姚都是走私烟土的头目。赵典之从此也开始走私烟土，并积蓄了些资本。1901年，在汉口开设了大庆祥牛皮行，在牛皮业的掩护下，大搞烟土走私生意。
　　1910年，赵典之与鼎升恒店铺合伙经营鼎泰祥杂粮店，业务蒸蒸日上。辛亥革命时，赵典之在太平洋行坐收零散贱货，光复后又派人四处采购，乘混乱之机大发了一笔，赚了近万两银子。之后，他踢开了鼎升恒，独自经营鼎泰祥杂粮店。营业范围以走私烟土为主，表面上经营杂粮、皮毛、棉花。
　　民国初年，赵典之学会了买办的秘密，直接与洋人作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洋行在汉口收购牛羊杂皮、丝、麻、茶、油、杂粮、蛋、猪、猪鬃等土特产，数量巨大，赵典之巧于应对，赚取了几万两银子。在商界名声鹊起，后来居上，成为牛皮业武昌帮的帮首。1916年皮业公所改组，赵典之被推为帮董，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