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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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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那些制定各种政策的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他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进行规划。与此同时，要把“高费用低效率”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低费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如果你到基层行政机关考察，就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人无所事事。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时间就能够解决的业务，通常要由三四个人负责，而在其之上又有股长、科长等人负责最后决策。因为无事可做，上午的工作时间，他们或是在看报纸，或在考虑中午吃些什么。下午上班时，则三四个人聚在一起，以评论上司或者考虑怎样安排晚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工作进入高效率模式。因为该做的事情无人问津，所以只好利用规章制度进行强制规范。我们引进目标管理制、分数制、薪水或人事奖励机制、年薪制等先进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部长也被列入评价体系之内。在引进分数制以后，甚至连我也产生出必须更加认真工作的想法。我们按照公平的原则评分，并将成绩与公务员的工资或人事安排挂钩，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必要时，采用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借以改变公务员的懒散意识，加强竞争力度。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改革。”
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打造“有竞争力的政府（petitive government）”。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制定符合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知识信息化时代的制度，取消过多的政府限制，依靠民众的自律性解决问题。
另外，坚决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和人力，使政府组织本身蜕变成为具有能够与主要发达国家公务员组织或者世界超级企业相竞争的高效率组织。
日后，行政部门将会发生“质”的巨变，公务员岗位不再是“铁饭碗”。通过改革措施，效仿民营企业，引进竞争机制，那些能力平庸、不肯务实的公务员注定会被淘汰。而薪金较低却认真负责的公职人员将得到应有的报酬。在这种制度激励下，每个人都会全力挖掘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最大的创新精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会长与“赶牛访北”（2）
改革能否成功推进，最重要的因素是观念的转变，一定要消除“怎么做也不行”、“那些事是不可能的”等消极想法，坚定“可以”、“必须要做”的确信和信念。
我认为在韩国的宪政史上，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实质就是国民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过去，大家认为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是不可能由国民来左右的。但是，在IMF经济危机的促使下，国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的政府来解决这一艰难课题。
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八十多岁的时候赶着牛群访问朝鲜。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超越半岛南北交流的层面，成为恢复韩国人“大陆气质”的一个契机。在南北分裂之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些“我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做狗买卖时……”的笑话。但是，南北分裂已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向北行进的陆路与海路均被封锁。虽然韩国名义上是一个与大陆相邻的半岛国家，但实际上却已变成一个岛国，“南北分隔”已逐渐成为韩国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壁障。这种壁障在不知不觉中，引导韩国人民的思想向忌讳与外国人交流或拒绝引进外资的倾向发展。
希望郑会长“赶牛访北”可以降低南北之间存在的物理壁障，进而成为拆除我们心理障碍的一个契机。观念的转变是在时刻准备面对未来挑战的思考中形成的。美国在人口、资本、资源等国情方面均比韩国优越。但是，当其在八十年代面临贸易、财务赤字危机时，毅然忍受刻骨之痛进行了“残酷”的结构调整。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在掀起重组、缩小规模、标杆管理、学习组织等经营创新战略风潮时，韩国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先进企业接纳这样的创新文化。当时，这些战略术语也只有在学者们的讲义中偶尔才能看到。结果，今天我们必须付出更大代价，弥补当时的过错。
要克服目前发生的外汇危机，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近期，出口贸易成为韩国制定经济策略的首选目标。不过，以往只出口工厂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朴世利、朴灿浩、宣铜烈等人 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端出口商品。他们在为国家创造巨额外汇的同时，使韩国的国家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重要作用。例如，一部“侏罗纪公园”影片的投资仅为六千五百万美元，却为公司赚取了八亿五百万美元，这一金额已超出了国内出口数十万台汽车的创汇额。
另外，必须摆脱以往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政策，为中小企业或风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只有整个社会能够对不热衷于争利权和拉关系、全力开发创新技术的企业做出肯定时，韩国的经济根基才会变得更加坚实稳固。
由此可见，观念的转变对改革而言至关重要。从民众和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将以往的两个实权部门（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成立的行政自治部，无疑是一个更具实权的部门。所以国民不会期待其效率大幅提高或发生本质变化。但是，我们必须要将“作为恐龙部门的行政自治部真的能变好吗”的想法转变为“可以实现彻底转变”的确信。只有转变传统观念，习惯才会随之改变；只有习惯得以改变，命运才会出现转机。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行政部门出现暂时性的萎缩是必然的。虽然当时可能会感觉到痛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我确信一切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目前出现的IMF体制下的经济危机，正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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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不倒翁
有些人提出质疑说“国民政府（金大中政府）推进的改革真的能成功吗”，并强调“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在执政初期，虽然也曾强有力地推进改革，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
平民政府在其执政初期，虽然曾对行政部门进行了大力整顿，但是，却将公务员顽固难除的传统诟病遗留下来，未能彻底改变行政部门的弊病。
平民政府缺乏在制度改革层面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准备和努力，因此一旦有人遭到责问，其他人则认为是其“运气不好”。
官僚们大多蛰伏起来避开审查的风头，静观局势的变化，待到审查态势减弱之后，就会如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恢复本来面目。
进入国民政府时代以后，行政部门存在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不作为的问题。地方选举之后政府对公职人员纪律状况实施了为期二个月的调查，其结果揭发出一万余名违纪人员，其中大部分是不作为和贪图安逸的问题，其次为收受金银饰品、公费招待、滥用职权等问题。
但是，在推进改革方面，国民政府与平民政府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国民政府是在*化力量进一步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国民通过数次的总统*和地方自治制选举，积累了丰富的*化经验。并且，这个时代的国民对政府推进改革的要求比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IMF管理体制下产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为推进改革提供了宝贵机遇。只要全体国民做好让步、牺牲的准备，实施根本性的“革新手术”将并非空谈，改革已经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如果国民政府同样无法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么不但要面临今后五年至十年的经济危机，而且将很难在全球竞争中存活下来。
平民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发生的错误，也将为今后推进改革工作提供一个深刻的教训。通过吸取这些教训，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审查活动在整顿行政部门纪律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持续开展审查工作，直至彻底消除公职人员的不正之风为止。但是，仅靠开展审查工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依靠正确的制度改革，才能扩大改革成果并使其更加持久。
我认为目前正在开展的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型向行政便利型模式的一次重大转换。因此，需要政府将某些权利职能果断下放给民间，实施分权，并修订符合这种政策的各项法律制度。
另外，政府应改正以往高居民众之上的态度，将政府功能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的行政服务体系。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不仅需要为国民提供行政服务，更需要让所有国民都“满意”。
例如，政府今后要在各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其行政服务标准的宪章。这是一种与英国的国民宪章、美国的服务标准、欧洲的公共服务标准等相似的行政规范，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大部分会员国都采用了这种规范。
以地铁部门为例，制定“售票员的态度是否亲切”、“站内环境是否整洁”、“地铁是否准时”等相关行政服务标准，如果不能达标则需按照承诺对乘客进行赔偿。这样，行政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不会只停留于口号、抽象的表层，而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另外，各行政机关需积极开展国民满意度调查，由国民直接对行政机关进行评价，调查其组织运营情况。在此基础上，逐步引进与英国行政服务代理（Agency）相似的目标责任制。通过引进责任制，在诸如公办医疗院、驾驶证考场等地实行负责人招聘合同制，并引进企业会计制模式，以独立决策和创新为基础，将民众的活力注入行政组织。
通过政策实名制明确责任范围，也是促使行政部门加强其对国民责任感的有效方法。赏罚严明是行政部门生存的基础。茶山丁若镛先生在其着作《牧民心书》“吏典六条”中也指出“吏事必考其功。不考其功，则民不劝。国法所无，不可独行。然书其功过，岁终考功，以议施赏，犹贤乎已也。”
在推进改革进程时，设定正确的政策方向固然十分重要，但调整改革的强度和速度同样也不可掉以轻心。此外，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阻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外对韩国改革的看法是“虽然正确把握住了改革的方向，但在强度和速度方面尚有欠缺”，也有人以改革的声调颇高、却缺少实践行动为由，戏称韩国也属于NATO（No Action；Talk Only）国家类型。
另外，美国MIT大学的多恩布什教授说：“韩国若想取得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就必须把官僚全部驱逐出境”、“韩国继承了急于维护既得利益和掩盖政策失败等日本官僚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无法克服官僚对改革形成的阻力，韩国的经济危机还会复发”，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尽管通过我们的努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改革的强度和成效并没有达到国民和国际社会所期待的目标，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尤其是公务员自身，在行政部门的改革进程中不能以身作则、没有积极参与并走在改革前方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刻的反省。
不过，通过改善制度而进行的改革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验证过程，因为制度改革的成效不会立杆见影，所以短期内无法显示显着效果。
在实施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若想更改一部法令，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并且，在此过程中，想要说服各个利益集团为此放弃其自身利益也并非易事。所以，为了打造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就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在等待的过程中学会忍耐，并要不断督促和激励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甘当恶人的部长
过去，曾担任过内务部部长的一位前辈，对我开玩笑说“在任职六个月之后，内务部部长就要做好举办花甲大宴的准备”。这是因为，内务部是处理各类事件、事故及灾害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一旦发生严重状况，部长常有被免职的可能。
由于春夏秋冬时刻需要提防山火、洪水、台风、大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精神一年四季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下班以后，在深夜或凌晨也要为突发的事件、事故绷紧神经，这就是过去内务部部长所面临的境遇。
据统计，在建国后49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共出现过63位部长，其平均任期只有个月。当然，有朝一日我也会从部长职位上退居下来。那时我最想听到的评价是……你是成功推进行政部门改革的一位优秀部长。
对于国家的事业，公务员应该具有主人公意识，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是国家的主人。我认为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制定高效率的行政制度，为国民提供亲切、快捷的服务。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精减机构和人员、通过新制度为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概念。目前改革的框架基本形成，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虽然制度已有所改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事和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仍需要对公务员的态度和意识进行革新。因此，一定要为其创造一个富有活力、严谨认真的工作氛围。
就我个人而言，在改革浪潮汹涌激荡的时刻担任行政部长，无疑是为自己增加一份沉重的负担。从政的人都希望自己深得人心，因此，负责裁减机构和人员这样“得罪人”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并非幸事。但是，我深知在迈向改革成功的道路上，需要一个“甘当恶人”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担当这个角色，一旦选择，决不退缩。
在向公务员下发辞退、停职待业通知时，我感到异常痛苦。组织改组后需要确定新的人事安排，那段时间我经常彻夜无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精减的人员，与我一样也是一家之主，需要对一家人的生计负责。
早年，我曾有过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落选后没钱租房的生活经历。当时，为了挣钱糊口，每日凌晨就要起床，去市场批发鲜鱼再到各处叫卖。甚至有一次已经与朋友约好见面，却因没有车费被迫取消行程。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失业者的心情。每当思及那些被精减人员将要面临的打击、痛苦和挫折时，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无比沉重。
在公布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报批文件时对我说“部长，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但是，根据“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高龄者择先辞退”的人事原则，他只能被停职待业。对此我心存惭愧，挥之不去。但是选择标准已经确定，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要让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这种得罪人的责任”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有一位1940年在全罗道出生的事务官，被辞退后四处散发谣言：“部长是庆尙道人，所以驱逐了全罗道出身的我”，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在寻找到与之直接相见的机会后，我试图以“因为没有对每位公务员个人的能力进行正确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龄当作最客观的衡量标准”为理由说服他。听到我的解释，他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仍希望为其在下属部门安排一个合适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接到辞退通知后，其本人或夫人前来苦苦哀求。每当听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里还有八旬老母时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颇感为难的话，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难过，但也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去。
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改革势在必行。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伴随着阵痛。但是，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临的危机，只能丢卒保车。银行职员的工作被韩国人公认为“铁饭碗”，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名失业者，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公务员的士气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行政部门的结构调整中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应该正确面对现实。
以无数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开展的行政部门结构调整，一定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且，在民众脑海中以“权威主义、不亲切”等为代名词的公务员，将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获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将目标定位于精减机构和人员上，今后则应把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高行政部门服务效率作为重点加以实施。
当然，在我的任职期内，取得划时代的改革成效也许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经历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一定能够品尝到改革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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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施加阻力的顽固势力往往会提出“赞同总论，反对各论”的歪曲理论。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大的集团，只要改革对其利益稍有损害，就会强烈反对。
政府结构调整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下属部门及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正式开始，他们就通过示威*、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等活动表示抗议。民营企业忍受着30％～40％的高裁减率仍推进残酷的结构调整。与之相比，公共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政府公布公务员降薪10％以建立失业基金的方案之后，韩国总工会下属铁道、电力、烟草与人参等公共部门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减薪及公共部门结构调整，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摩擦。而且，当政府下属部门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宽松的组织改组计划、最后却推出精减80％人员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方案后，立即利用通过报纸刊登全幅广告等方法制造舆论，并集体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据悉，在实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甚至采取了“以内退处理，一次性发放大额退休金”等各种通融方法。
当自己所属的组织受到外部威胁时继续坚守的想法出于本能的防御意识。但是，如果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准公务员组织的集体抵抗，就难免要受到极不负责任的责难。
我任部长时，每当执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各论反对”的音调过高，就会影响到“总论”的实施。
我认为，许多公务员并不想真正了解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尤其对于职位较高的人来说，本应赞同改革原则和政策路线，并且以身作则，但是他们非常欠缺这方面的意识。
先进社会应以市场经济、国民利益为中心。但是，官僚们仍然没有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大政府、强政府观念”，仍然迷恋政府独权的行政方式。公务员无法成为改革主体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观念差异和理念冲突。
现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舍己奉公、牺牲个人”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问题高于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国民的生活以及导致效率低下。
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认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坚信今后也要持续奉行下去。同时，他们还提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张。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经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主动牵头创造就业机会，并向福利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济预算。而且，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由于国防产业的比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的顽症”。
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放文件办公桌，这意味着“整理办公桌最为官僚化的方式就是将需要废弃的文件复印保存”，这应该是对官僚主义弊端的一种讽刺吧。官僚主义的用词刚出现时，具有与“合理性”相同的含义，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如今却被贬为“不顾及国民的意愿，采取独断、威权、压迫态度的主义”，脱离了广大国民，一味强调扭曲的精英意识。
这些官僚主义弊端已经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倘若不予以摒除，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不注重目的、只强调手段和步骤的过度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的态度也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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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务员的战争”
1998年5月21日，某日报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做了下列专题报道：
“茶山丁若镛在其着作《牧民心书》中根据清廉度，将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只靠国家发给的俸禄生活的公职人员；除了国家给予的俸禄之外，巧立名目接受百姓馈赠的公职人员；压迫百姓收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公职人员是最卑鄙、最*的。
丁若镛同时指出‘古之贤牧，视为逆旅，如将夙驾，湥洳臼椋渥叭危Ｈ缜秭雷埽內唤拧Ｒ坏闼桌郏×簦絽u行，旷无余恋，此湥恐幸病！溆靡庠谟诟娼牍叭嗽保吧钪皇侨松械囊桓龆淘堇蹋心蛭傲倒僦岸钕萜渲小？梢钥闯霾枭较壬唤鍪窃谘史矫娉删屯怀觯幢闶窃诙怨吧畹母形蛏弦部俺频贝说谋砺省�
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在记者招待会上吐露，‘在担任部长几个月后我发现，公务员以集团利己主义为核心团结起来，以非常隐蔽的巧妙方法阻碍改革进程’。他指出‘政府的下属部门之所以如此繁多，也与公务员退职后的工作保障存在一定关联’，并坦言‘即使成为部分公务员的敌人，也要准备和公务员进行一场战争’。
对于他此次的发言，部分行政部门深表不满，认为‘措辞过于严厉’。但是，金部长的发言确实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如何实践。诸如高层公务员退职后，仍然就职于下属部门，同时享受退休金、工资双薪待遇，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层职员只知剥削民众收受贿赂，而高层职员不谋其事，专注于退职后的工作问题，国家怎能取得正常的发展？”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改革行政部门”的话题被报纸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报导后，无意中成为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其实，我并不喜欢“战争”这一词，而且更没有和公务员开战的想法。只是，在开始行政部门的改革后，我确如一位战场上的司令官一般，做足了精神准备，而关注改革进程的人们也经常将改革实践比做一场战争。
韩国行政部门的模式已过于庞大和僵化。权威主义和行政便利主义思想存在其中，明哲保身的意识依然如故。所以，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即便做出一定的牺牲，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为国民呈现一个果断干练的公职人员形象。
所谓的“与公务员的战争”，从1997年末我担任总统职位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干事时就已开始。就职行政部长后，首次听取业务报告时，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呈报新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增加人员的计划书、升职、转补人事方案及奖赏计划等文件要我审批，并称其事十万火急。
由于IMF管理体制刚实行不久，考虑到财政条件，他们提出的公务员新年工资上涨3％的方案被我驳回。当时，我将他们的工资上涨方案暂时保留。因为，我认为在各部门刚刚开始实施结构调整的时期，涨工资的举措并不现实。
而后，新政府在事先冻结公务员工资的基础上，又决定削减其10％的工资。当时，正是遭遇IMF危机的第一年，税收不足七兆六千亿韩元，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况且，在民营企业均已裁员减薪的关键时刻，身为公务员又怎能例外？
另外，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公务员增员计划未能得以实施，新政府尽可能控制了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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