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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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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公务员增员计划未能得以实施，新政府尽可能控制了新职员的招聘数量。交接委员会在先期制定了保留70％公务员的计划后，不久又调整为50％，最后规定保留人员数量不超过50％。
关于公务员精减问题，时任总统的金大钟为了克服IMF带来的危机，提出到1999年末除军人、警察、教师以外，在中央和地方50万公务员中裁减10％（5万名）的方案。
最后，在处理人事和勋状、奖赏的计划问题上，交接委员会认为政权末期进行大规模升职、转补，滥发勋状、奖赏是盲目收买人心的错误行为，所以没有予以采纳。
说各部门向交接委员会递交的业务报告是其相互间的一场角逐亦不为过。因为这是宪政历史上因政权更迭首次进行的名符其实的权力交接，所以整个交接过程始终笼罩着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特别是在得知政府组织的改组计划后，各部门为了保全身家，利用宣传、游说战等手段相互间展开了生死搏杀。
在政府交接的过程中，为了使交接得以顺利完成，交接委员会临时从各部门调遣部分人员充当专业委员，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所属部门面临危机时，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行为。
例如，在改组的过程中，有人向委员会哭诉自己的部门是必不可少的部门，更有甚者，竟然在提交改组方案时要求成立新的部门，互探信息的不良风气四处弥漫。另外，有一部分人则在会议期间私自离开，利用手机向其所属部门透露会议内容。无奈，我不得不对其提出警告：“委员会将遣返那些陷入部门利己主义的人”，并且强调到：“这样做的人在人事安排上没有任何好处”。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上看，被遣回其所属部门，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此时，国家正陷入危机，在政府、企业等组织都在全力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却因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其行为令人感到万分心寒。
经过这些事情，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深深扎根在公务员心中的“政权有限，而公务员社会是无限的”思维意识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我与公务员的正式接触要追溯到我在交接委员会任职期间。当时的行政部门只要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便会以强有力的对应逻辑武装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诸如遇到减薪、辞退等与其切身利益相悖的问题时，他们的表现便会异常激烈。由此，我认定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组织。
我从未产生过批评每一个公务员的主观想法。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即使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一直被存在问题的制度所牵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不良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措施，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培养公务员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其成为克己奉公的榜样。我们决不能因为承受外部压力而退缩，畏惧不前的行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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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1）
改革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定合理的计划，才遭遇失败的。即使规划出一幅完美的蓝图，如果改革的主体……公务员不予以积极响应，那么必然一败涂地。因此，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任职100天时，作为具体实践“造就有竞争力政府”目标的一个环节，我宣布了至本届政府任期届满的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结构调整计划。
任职初期，在巡查地方时，我便发现地方行政机构存在冗员过多的现象。据统计，平民政府执政五年期间，中央公务员的增长率不到1％，而地方公务员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5％，而且机构组织秩序散漫。因此，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改组的时刻。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对公务员额度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根据“帕金森定律”，其数量一定会持续增长。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倾向。我认为，政府首先需要把公务员人数减少至合理数量，并引进公务员总定员制，将被精减的人员，安排到适合其发展的部门。
作为一名政治家出身的部长，我也深知不得罪人、取得更多选票对我政治前途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人们对行政部门的批评和指责，却不得不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进行结构调整。
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许多波折。虽然我明确地提出了精减30％人员的指导方针，但实务部门却以20％的精减率已经难以实现为由对我进行反驳。我只得再以“国民希望的不是三分之一，而是一半以上”为由，多次下达强硬的指示。但是，直到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夕，他们仍然在为几个数字争论不休。
主管部门提出按照交接委员会当初拟定的方案……三年内精减公务员10％的意见制定计划。不过，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将方案确定为……至1998年末为止首先精减人员10％，2002年再精减20％，共计精减30％的人员。
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内容是：首先，在一年时间内从目前的291万名公务员中精减10％（3万名），这只是第一阶段的人员精减。而在2002年，通过邑、面、洞事务所的功能转换和业务委托民间，精减单纯事务助理人员等措施，精减人员总数的20％（57000名）。完成第二阶段的人员精减。
邑、面、洞事务所主要从事发放身份证等业务的处理工作。如果韩国可以实现政府办公电子化，这些业务就可以通过电脑自动办理，因此，便可以大幅度精减人员，而存留下的空间将被作为“居民自治中心”使用。在“居民自治中心”，民众可集中在一起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并讨论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另外，还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获取就业或房地产信息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使其逐渐成为地区社会的活动中心。
行政自治部发表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方案后，在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造成很大的反响。但是，发布会结束后我在查验方案时发现，在预计被精减的87000名人员中实际被精减下来的公务员却只占20％，其余的10％是单纯的事务助理员、环境美化员、保安等接受政府预算支援的人员，而并不是真正的地方公务员。
实际上，他们所申报的这10％的精减计划，只是在掩人耳目而已。主管部门解释说，进一步的人员精减无法继续实施。但是我坚决要求按照原定方案进行人员精减。最终，行政自治部决定制定了公务员精减30％、非正规公务员精减一半（23，000余名）的修正案下发给全国各地的地方自治团体。。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2）
如此看来，主管行政部门发布命令时，其下属单位表面上似乎在积极响应，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具有超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这让我再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为了达到真正的改革目标，必须对这些行政组织进行彻底的审查及严厉的鞭策。
在精减行政自治部总部冗余人员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行政自治部在其前身内务部和总务处进行合并时曾精减120名公务人员，而后又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取消了两个局和五个科室，精减人员51名。这比新政府执政之前的总人数减少了18％。
不过，这一方案在发布之前也曾被多次修改。最初，业务部门提出保留局级单位、只合并科级组织、人员精减30名的意见。在被驳回要求重审后，又递交了取消一个局和五个科、裁减人员41名的减员方案，再一次被予以否定。业务部门最终提出撤销两个局和五个科、减员51名的计划，才得以采纳。
公务员被录取后晋升至局长的职位，一般来说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行政自治部的公务员而言，突然撤销两个局级职位，不亚于遭受一次巨大冲击。但是，作为主管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行政自治部如果不引刀自戮发挥其表率作用，将无法带领其他公共部门和地方行政组织施行有效的改革措施。而且，那些转眼间失去工作保障、饱受社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的民众，也决不会容忍行政部门这样的权力部门在这场变革中置身事外。事实证明，在经历结构调整后，行政自治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业务依然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政府执政前发表的政府组织改组计划中曾明确提出：在至2000年这一期间内，将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人数精减10％，即18，000名。但是，此计划发布尚不足半年，各部门却上报要求增加一万名职员的申请。
例如，劳动部因雇佣保险范围扩大到五人以下的营业场所，业务随之增加，是故提出增员要求；而法务部则阐明因新近建造一部分监狱，所以需要增加人员。虽然行政自治部一再要求各部门利用其剩余人员，进行工作调整，但是他们却一直在阐述增员的必要性，继续要求增加人员。
因此，我特别强调“在全面精减人员的时期，增加人员的要求绝对不会予以批准，即使这个要求来自青瓦台”。
据说在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的主持下召开的“经济学家圆桌会议”上，许多人对韩国的公务员提出各类批评。参会人员指出“韩国绝大部分的中层公务员对改革持怀疑态度，韩国公务员至少需要经历六个月到一年的政治变革洗礼，在承受经济上的巨大痛苦之后，才有可能转换认识”，“政府高层官员和普通官员之间对待改革的意见分歧很大。如果通过教育能够改变局级以上官员的否定态度，则可以期待韩国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我们在对行政部门职员的观察中可以发现，越年轻的职员越渴望进行改革。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将来投入大部分精力工作的行政部门变成巨大的矛盾体，受到国民指责。但是，他们的个人热情，却无法在改革的框架中得以发挥。
阻碍组织进行变革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老狯的精神，另一个则是既得利益者。
“老狯”一词由中国的林语堂发明，指入世颇深，精于算计，城府深沉，多疑不前的态度。老狯的人对改革一般抱有隔岸观火的心态，他们会在心里嘲讽“任你百般折腾，结果还不是依然如故。”但是他们不会将其表现出来，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他们如坐山观虎斗一般，事不关己地等待改革的热潮风退浪平。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会虚假地表示接受改革，并表现出一副为了改革的成功义无反顾的姿态。
既得利益者是分获组织部分权力的人，即公司的要职人员或高层公务员。他们的权力与自己所掌握部门的大小成正比，手下职员越多的部门负责人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所以，一旦其部门所属人员随工作变化调任至其他部门或其所辖业务本身消失，则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此，他们会表示抗议，借以维护其个人利益。
所以，消除老狯的精神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并将其引入改革之中，才是组织变革的捷径。因为，如果没有了解组织实情、掌握组织情况的人帮助推进改革进程，改革的路途将十分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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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时代的悲剧，痛苦的结构调整（1）
在对地方行政组织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撤销冗余行政组织，至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计划推出之后，各个自治团体（地方政府）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因为他们并没有对行政部门推出的“解聘标准”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竟然发生了拒绝执行既定方针、以集团利己主义进行对抗或散布谣言、排除异己等有失基本道德标准的事情。甚至部分居民的地区利己主义也参与其中，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忠清北道曾坪办事处和忠清南道鸡龙办事处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两个地方组织并不是为满足行政业务的需求，而是为该办事处所在地提升为市级城市才成立的组织。所以，很早就有人提出对其进行改组的意见。
忠清北道曾坪办事处地处忠清北道槐山郡曾坪邑。在行政区划上，它隶属槐山郡。因为郡厅和曾坪邑之间被一座大山阻隔，所以处理业务极为不便，所以在此设立了办事处。但是，忠清北道曾坪办事处却不受辖于槐山郡办事处，而是从属忠清北道办事处。
忠清北道将槐山郡和曾坪邑的文件审批及户籍办理等业务收回，进行代理委托式运营。设立办事处时，这里人口只有三万两千名。然而，包括地方三级办事处所长在内的工作人员竟达233名。不过，政府承诺如果日后该地区人口数量如达到五万名以上，可以将其提升为市。
随着地方自治制的实行，这畸形的行政结构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曾坪邑的居民虽然参加槐山郡郡守的选举，槐山郡议会议员也是从其所在地人员中选举产生，但是因为业务本身与槐山郡分离，所以选举结果不具代表性。
忠清南道论山市鸡龙邑鸡龙办事处的情况与曾坪办事处同出一辙。因为此处的鸡龙台驻有三军总部，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论山郡无法有效地为其提供支援服务。但是，在论山郡提升为市之后，仍然保留了忠清南道分局，并申请批准其为特定市。
但是，在撤销这两个办事处时，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不仅道知事和地区国会议员找我商议过，而且居民还自发组织“非常对策委员会”，在政府大厦门口举行示威活动，部分居民甚至以剃光头发的方式表示反对。对此，我只好以“将行政业务转换到郡办事处以后服务程序会更好”为由说服他们，但是他们置若罔闻。
他们拒绝撤消这两个办事处的理由是：将郡提升为市在推进城市开发或人口引进政策方面存在更大的优异性。可是，如果取消办事处，郡升市的计划将被搁浅，并且还要精减一部分公务员。
在韩国，人口达50万以上的城市，普遍存在市厅和区厅政府功能重叠的问题，所以政府制定了至2002年期间废除人口达到50万以上市所属普通区厅的方针。例如马山市，随着附近新城市昌原市的发展，其人口已经下降到50万以下，因此，政府对其下发1998年内废除市内两个区厅的通告。不过，这样一来不但马山市的人员和组织会被精减，而且，该市从中央政府和道获得的拨款也会大幅减少。因此，市议会否决了废除案。
另外，在撤销人口不足5000名的小规模洞时，也曾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各洞都组织起来，组建“保护××洞泛洞民促进委员会”开展反对运动。他们在以“人口虽少，地区广”为由进行抗议的同时，甚至以“如与其他洞进行合并，将会反对已批准的建造广域垃圾焚化炉设施 ”等条件威胁政府。
IMF时代的悲剧，痛苦的结构调整（2）
在地方行政结构调整过程中，遭遇阻力最大的是对消防人员的裁减。从1998年7月至今，在全国16个市和道中，编内公务员总数为七万四千名，其中消防公务员为两万三千余名，占。其中，京畿道地区消防员人数竟占该地区全体公务员数的。
消防员在市、道公务员中所占比例过重的原因是：一线市、郡、区消防部门职员，在编制上也属于广域自治团体的市、道消防部门。
采用相同的裁减比率进行裁员，消防公务员被裁减的人数比普通公务员要多。例如，按照12％的裁减率计算，京畿道地区的3200名消防员将被裁去400余名，并且，关闭40多个消防派出所。
对此，消防公务员认为消防业务具有其特殊性，裁减消防人员也有悖于加强为民服务的地方组织改组方针，要求与警察、教师一样享受特殊编制政策。全国消防员联合会、韩国消防技术会社等四个相关团体，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示抗议。
他们指出“与消防员一周84小时工作制相比，作为类似组织，44％的警察却实施三班制周56小时工作制，而教师的工作时间则是三班制周75小时。而且，首尔消防公务员人均负责救助人数为东京的三倍、纽约的四倍”，“如果将24小时两班制的消防公务员与日8小时工作制的普通职员以相同的比率进行裁减，一旦发生救助、急救及灭火等事故时，甚至连出警的人员都没有”。
甘冒生命危险，在事故现场救人灭火的消防员是国家的尖兵。一旦将其裁减，必然会出现专业人才部分流失，日后倘若在对其实施补员措施，将会承受更重的负担。但是，在社会民众和行政部门都在精兵简政的情况下，我认为消防公务员也不能例外。
所以，行政自治部决定在保证业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从其内勤部门开始减员。而具体的裁减措施则由相关自治团体负责人进行地区实情考察和分析之后作出决定。
至去年8月末为止，在各自治团体首次进行的地方行政组织改组中，其裁减率超过我们部门规定的10％的目标，达到。
消防相关组织尽可能排除对119救护、急救队、消防官等业务主力进行裁减，而以内勤人员为主，裁减率为，达普通职员一半水平。地方自治团体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不过，像曾坪、鸡龙办事处和马山市这样阻力较强的地区，考虑到当地存在的特殊情况，行政自治部经研究决定对其放宽政策，但是规定要建立在不影响其他地区结构调整公平性的基础上。
由于行政组织缩减计划的实施，行政机关内部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因为主要由行政人员负责推进缩减业务，所以技术人员对此抱有很大意见。另外，在组织改编过程中，在地方选举时盛行的拉关系现象大幅增加，竟然出现了个人、部门乃至组织出面四处游说的局面。
许多人为了自己能够得以生存，不惜状告上司和同事、诋毁其他人的工作态度、业务能力，一时间流言四起，不正之风到处蔓延，损人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
要改革就不可能没有牺牲。如果存有“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不是被改革的对象”的想法，我们将举步维艰。民营企业和工人为了生存，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政府组织和国有企业却把IMF危机视为他国之事，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同时，地区居民也必须清楚，只有将行政组织进行重组，才会更加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将四分五裂的自治团体整合后，取得持久发展的事例比比皆是。
全罗南道丽水市和丽川市、丽川郡的成功合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历史上，丽水半岛本就是一个地区，相互间距离只有5公里、20分钟路程，同属一个生活圈和经济圈，但却划分为三个市、郡进行管理。由于各种行政事业按市、郡区分，单独开展，致使行政服务重叠、效率低下，所以，其发展要比相毗邻的顺天市或光阳市相对落后。
后来，政府依靠88％的压倒性的支持率合并了丽水半岛，使其成为全罗南道最大的城市。这对于大规模地区开发或社会间接资本的扩充非常有利，而且为其发展成为港口、水产、旅游产业城市打下了基础。这次合并是居民大局判断力和地区领导层健康的地方自治观的集中体现。
其实，缩减地方行政机构能够为地区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撤销区厅后，也许附近土地价格会下跌，饭店、代理部门等营业场所也会遭受一定打击。但是，通过结构调整节省下的财力，可应用于地区的开发事业，并且能够减轻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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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舒适的职位……“区政府股长”（1）
发布地方行政改革裁减方案后，许多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虽然认可了方案实施的意义和必要性，但是，由于担心选举时地区居民的选票问题和公务员的反对，并没有马上同意。
不过，一位结构调整的当事人（一名公务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上提出了必须要进行地方自治团体人员调整的意见。文章中他特别指出“韩国最舒适的职位是区政府股长”，并强烈要求撤销这一职位。
“我是一名在某广域市一线区厅工作七年之久的公务员。1991年时，以7级公务员身份被公开招聘至洞事务所。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一直兢兢业业。但是，对于地方公务员这一职业，我逐渐失去兴趣。正在准备改行时，恰逢政府开始进行*政权交替，推出任命具有改革意志的部长及进行地方行政组织改组等措施，我心中对行政部门的希望之火又重新被点燃。
我最担心的是行政改革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因此，在希望改革持续下去的同时，借此说出公务员们的共同心声。
组织改组工作绝对不能后退。这次改革是40年以来唯一一次能够真正改变公务员组织的机会。政府倡导改革时，公务员的反应都很冷淡，认为‘改革将半途而废’，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反抗和抵触现象。在改革中，抵触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若想取得成功，一定要按照计划尽可能地快速推进。
我认为，一定要撤销股长这一职位。行政自治部应取消目前这些有悖于“地方行政组织改编指南”的、被称为‘韩国最舒适职位’的人所拥有的审批权，将其投入到实际业务之中。当然，指南上对此也有指示。
经确认，某些人在中央部门说是‘××负责人’，但实际上职员却称呼‘××股长’，而且只负责审批。由于其工作性质，在中央部门，股长也不得不需要处理业务，但在地方行政上，股长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被精减的10％的人力，将那些股长转换为工作人员来进行补充即可。
根据“改编指南”要求，我希望一定要撤销‘股’制度。有些股长整日无所事事，上午看看报纸，下午则以跟职员闲聊来打发时间，还有不论什么事情都让下属职员代劳。这些都是八、九级低层职员的诉苦。有些股甚至只有一名股长和一名职员，职员往往一边帮股长处理私事，一边还要工作，而股长却什么也不做。
在某些自治团体，从七级公务员晋升到六级，大概只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一般来说，24岁被录用的人，只要熬到了30岁，就可以只负责盖章，舒舒服服地度过以后的工作时间。我是在26岁时升为七级公务员的，即使行政机关内人员过剩，但是只需要捱过几年时间，就足以让我拥有‘区政府股长’这一‘韩国最舒适的职位’。
总而言之，希望行政自治部能够将地方自治团体的六级公务员（股长）投入到实际业务中，负责处理激增的地方业务，利用这种方法来改变其充满权威意识和惰性的行政态度。
在进行硬件改革之前，首先要实行软件改革，使其成为行政组织改革的引擎。否则只进行结构方面的整改，改革将难以稳固长久。要知道，并非所有的公务员都反对组织改组和人员裁减，组织内部也有很多希望彻底进行改革的成员。
只有这样，组织才能自主推进改革。行政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克服与之相对立的阻力。因此，引进竞争机制对于改革而言至关重要。不然，通过缩短员工的退休年龄来顺应组织改革的政策方针，即使达到了裁减人员的目的，组织也会失去活力。
韩国最舒适的职位……“区政府股长”（2）
在竞争中感觉自己能力有限的人，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完善自我，才可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可以使人员精减的计划更易实施。据说政府准备引进目标管理制、分数制等绩效制度。我认为这样的想法也许不够客观，因为该制度并非是根据韩国公务员的特点制定的，所以在应用上可能存在诸多弊端。很多发达国家在引进这些制度以后；结果也不了了之。
因此，若要对公务员实施全方位的考核；绩效制度可以按计划引进，同时；需要采取针对本国公务员特点的多样化方法。另外；在公务员社会中，若想获得比其他人更快的晋升机会；或是使上司欣赏你，或是调任重要部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以我认为，在今后的升职问题上；至少应有10％的人必须经过公开考试之后予以晋升。虽然考试并不意味着考核的全部，但是；在升职时至少应该通过一次考试印证其业务水平。
我在刚做公务员时，早晚的闲余时间都在学院中刻苦攻读；借以提高自我。不过，周围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家人都问我‘公务员还需要学习吗？’，表示不解。一位与我交好的老公务员向我提出忠告说‘与我一样不犯大过、得过且过即可，太出风头会遭到排挤的。’
另外，当我通过考试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海外研修机会时，与我关系亲密的同事提醒我，如果去海外研修，回来后在升职问题上肯定会吃亏。为此，我考虑了很久。公务员社会给我一种与普通社会脱离的、象外星人社会一般的感觉。
所以，我抱着‘改革是打造有常识的社会’、‘改革是纠正错误行为的有利武器’的想法，再次寄希望于政府。但是，如果这次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我只能放弃这一工作。
当事务官是地方公务员一生的梦想，所以我希望在事务官的提升问题上，至少10％要进行公开竞争考试。因为在地方行政机关中，从七级升职开始就会受到团体负责人及行政干部的影响，所以，倘若只实行审查制，难免出现纰漏，也许只有那些能言善辩、善于拉关系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晋升机会。
为了那些默默无闻、力求上进、不屑贿赂上司的人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晋升机会，我认为应确定至少对10％的人实行公开竞争考试的制度。否则，须从外部调派50％以上的审核人员，在升职候选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公开的审核。
世界上不该存在终生不经过一次考试、安安稳稳混到退休的职业。凭借以往的语文、数学、历史等科目考试成为公务员后，却不思进取，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行政或法制概念的人，怎能处理好公务？
行政自治部改革方针中提出的组织改组，其方向十分正确，希望可以尽快推进。说实话，早在五年前，公务员之间就流传着裁减现有公务员总数的20％～30％也无妨的话题。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洞”这一层组织根本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许多公务员的共同看法。而且，没必要进行以5000名以下、10000名以下为限的阶段性裁减，而要做到全面撤销。如果分阶段进行撤销，将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另外，需要随时掌握一线公务员的动态，时刻预防集体抵抗事件的发生。
上述所言是一位拥护改革的现职公务员提出的真实意见。希望第二次行政组织改组的进程也能够得到强力推进，而且，在对待地方自治团体改革的问题上，期盼行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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