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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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公务员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并且，深深感受到行政部门也不能够成为结构调整的例外。”
　　以上是两位公务员发表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的文章。此二人对行政部门改革的看法截然不同。时至今日，也许尚有许多公务员对前者的看法持有同感。很多人指责行政部门没有跟进整个社会的改革步伐，状态依然如故。新政府内阁上台后，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但公务员的状况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因此，国民对于改革没有弹性这点怨言颇多。
　　改革步骤尚没有正式实施，但很多人只是听到口号，就误以为改革措施大部分已经实现。此外，道德散漫的风气四处蔓延。在公共部门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竟然有人公然要求特殊的人事安排，而高层官员退休后去下属部门任职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与其在做事之后要承担责任、倒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想法正在蔓延，“安于现状、不作为”的思维方式重见苗头。
　　创意氛围消失殆尽。大部分人均在察言观色，等待上司安排工作。另外，那些认为因朝野间的政权更迭而失去了既得利益、遭受冷落的犬儒主义势力亦不可忽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一定要进行变革。
　　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变化的漩涡之中。因此，需要对盲目扩张的大企业以及因不良经营导致外强中干的金融业、劳资纠纷不断的产业现场等整个社会层面进行改革。
　　其中，对行政部门的改革是克服国家危机的首要步骤。因为在整个社会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仅让行政部门成为避风港是决不能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对权威主义政权、官商勾结和政府管理金融、贪污*、全球化的失败等因素导致IMF管理体制和国家危机的指责，整个行政部门应深刻地进行反省。
　　行政部门的改革已不只是公务员个人或政权层面上的改革，而已经成为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能够放弃“既得利益”的心态作为出发点，进行广泛、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只是徒劳无功，实现改革的目标将变得遥遥无期。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进行民间部门的结构调整之前，如果公共部门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则很难实现有效的体制改善和对外信任度的改善。所以，公务员应舍弃“每次换届时上任者都会搞‘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主义”、“时间久了总统和部长都会感到疲劳”等等贪图安逸的想法，作为改革的主体行政部门理应走在改革的最前方。
　　我自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后，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裁减了18％的总部职员。因自身能力或意志力薄弱没有得到任职机会而面临失业危机的职员达到100多名。这与目前总部800余名职员人数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另外，我还下令各地方政府至2002年期间精减30％的人员。这个措施遭到公务员的反对和抱怨，其间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情也比比皆是。职员们都在抱怨“其他部门都按兵不动，为什么只有我们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不过，我认为我们作为负责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应该率先垂范，做出榜样。
　　在民间部门，伴随着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失业者人数不断增多。对此，媒体方面指责行政部门没有深入开展改革，公务员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考虑到国民的情绪问题，我认为，本应走在改革最前沿的行政部门，却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诚心进行改革，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欠妥。
　　行政部门的改革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合适的名义推进改革，则很难获得成功。在担任部长之初，我强烈地感到“没有可行的，也没有不可行的组织就是公务员社会”的感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公务员组织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具有能力，且训练有素、等级观念极强。所以，我确信只要总统和部长坚定信念、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一些不满政府改革速度的人，主张采取引进外部专家、给予市民团体监督权等做法向政府施压，以加速改革步伐。但是，我则认为不依靠外部力量，而是通过我们公务员自身的变化推进改革进程方为上策。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1）
如果想要治愈病症，必须首先查明患病部位，并准确诊断病因。改革的方法与之同理，如何走好改革的第一步，要从我们自身对改革的正确认识开始。
　　昔日创造“汉江奇迹”、将国家发展引入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今却沦为阻碍企业发展、招致国民不信任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究竟充当怎样的角色呢？
　　世界性评估机构……瑞士国际经营开发研究院（IMD），每年以40多个主要国家为对象，在政府、金融、国际化等八个领域进行竞争力调查，并发表评估报告。1998年，该研究院以46个国家为对象进行了评估，结果韩国政府的竞争力排名竟然从1995年的第18位，下降至第34位。这与1997年因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外汇危机后，接受IMF金融资助有直接关系。
　　平民政府（指金泳三政府）作为其施政重点推进的国际化，全球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41位下降到第46位（倒数第一），而金融部门的排名则从1995年的第37位下降到1998年的第45位。韩国各领域综合排名亦从第26位，下降到第35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也不是很高。IMF下属的经济研究院近期对一些国家的*程度进行排名，在进行调查的45个国家中，韩国位居第22位。在以10分为满分的透明度排名中，韩国以分，居马来西亚（分）、南非共和国（分）、约旦（分）等国家之后，*情况更为严重。该调查报告指出，加拿大、瑞士等国家的治理*情况最为良好，而*主义发展、舆论自由、经济全球化、非政府机构的活跃等则是消除*的主要影响因素。
　　IMF同时指出“贪污*并非专指收受贿赂，例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其家乡、…个偏僻的农村建造机场，虽然这种做法与贿赂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属于反映其国家*状况的因素”。
　　近期，德国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以全世界85个国家为对象，按国家分类发表了各国*指数。其中，韩国的*指数为分（满分10分），1996年排名第27位，1997年排名第34位，1998年则下降到第43位。
　　在韩国国内进行的政府系统服务状况调查中，各行政机关仍然没能避免不及格的命运。1997年，由国务总理室和韩国行政研究院主持，对37个中央行政机关（22个部、15个厅）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满分100分的调查结果中，中央行政机关的服务满意度平均分数达到分。其中，气象厅以分名列第一，其后为文化体育部（分）、公平交易委员会（61分）、农村振兴厅（分）、政府采购机构（）。位列排名末席的是检察厅，仅有分，法务部（分）和警察厅（分）分别排名为倒数第二和第三。而行政自治部则以分，紧随信息通信部（分）之后排名倒数第五。
　　从以上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各厅而言，更具实力的中央各部，尤其是其中所谓“实权”机关的服务水平却处于下游。行政自治部以极低的分数排在纠察和治安机关之后，这说明行政自治部一直被普通国民和地方政府视为“恶婆婆”。
　　另外，外国企业对韩国行政部门和公务员的评价同样很低。最近，大韩商工会议所以102家外国企业为对象进行了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人认为韩国“政策没有一贯性”，而占的人则指出韩国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缺乏统一性。在对行政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中，的人表示不满意。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2）
“在不足六个月的时间内频繁更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国家，怎么能够使我们放心投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由于韩国的政府部门之间经常勾心斗角，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决定将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发展事业”。
　　这是近两年内曾在韩国推进28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最终却决定放弃的道康宁公司的无奈选择。
　　为何各界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会如此糟糕？据说，以往外国政要来访韩国时，是在彻夜灯火通明的政府办公大楼中，寻找韩国如何由废墟中崛起并取得辉煌成就的答案。
　　在70年代末期，政府在公务员的主导作用下，通过动员全部人力及资源的高效发展模式，两手分别抓经济和安保事业。一个因战争而荒废的国家，只利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制造出汽车、轮船、飞机的部件，这样的事实确实可称之为奇迹。但是，在进入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产业化步入轨道、民间部门的发展逐渐成熟，企业可以独立履行其决策方针，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及对政府的期待值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另外，由于*化意识萌生，开始出现“官僚集团成为*权力后台”的批评之声。
　　此时，政府应该追求*、开放的行政方式，将其职能由主导者转换为调停者。努力解决劳资纠纷、贫富差距、地区矛盾等问题，为形成国民社会并使之正常开展社会活动而提供帮助。另外，整个国家需要步入国际化进程。
　　但是，官僚集团却怠慢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实现职能的转变，反而因害怕失去自己掌握的权利，没有积极主动地适应行政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官僚集团在社会体制的本质正在变化的情况下，却想垄断权力、影响力和信息，拒绝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末期，政府对经济专家提出的外汇危机警告不予理睬，甚至连报告书都不允许呈报，这种事例昭示出最明显的官僚主义特征。
　　一针见血地说，政府陷入危机的原因在于其无视周围环境的变化，反而固守以发展为主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状态。因此，政府履行的行政服务，不是以作为国家主人及顾客的国民为中心开展的，而是依据政府机关的便利主义低水平运营，陈腐的规制泛滥，使各种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制约因素逐步繁多起来。
　　可以这样说，公务员的行政便利主义、官员的自以为是，是滋生在传统官僚组织中的一种病理现象。如果想要根治这种顽症，仅靠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消极对症疗法，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必须果断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方可治愈。
　　1985年，我以第十二届国会议员的身份首次访问印尼时，在那里亲眼目堵了印尼极其严重的*现象。在机场，工作人员虽然对我们这些国会议员没有进行限制，但是对于普通的旅客而言，即便是在机场找一件行李这样的小事；都要对其进行贿赂。
　　如今，执政数十年的前总统苏哈托被人民武装驱逐下台。他全家人持有股份的企业数量达到1000余个。据统计，其子孙、亲戚所占有的400亿美元财产，足以与IMF提供给印尼的430亿美元相媲美。目前，仍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与其情况非常相似。由此可知，一个国家行政部门的透明度是衡量其社会健康发展可能性的尺度。
　　学者们指出，公共管理领域的效率性和合理的预算、通过正确的会计及其报告体系有效管理人力和物质资源、对官僚行为的制约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司法机关独立解决矛盾、废除多余规则、构成积极创新的组织、引导并促进社会变革、防*透明性、公开利用信息分析和讨论政策的可能性等是一个“优秀政府”所具有的特点。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距离“优秀政府”仍有较大差距。韩国行政部门的高费用、低效率结构和由此产生的落后的政府竞争力已经原形毕露，所以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令人心寒的政府机关服务态度（1）
1998年4月7日，我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设立了一个栏目“与部长对话”。希望通过此栏目，可以让国民畅谈对行政自治部的政策建议及改进事项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栏目中发表的贴子，只有我和发贴人可以看到。因此，很多人在此发表坦率、多样化的意见。例如家庭主妇、上班族、公务员、学生、研究员、教授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可以通过“行政现场”直接陈述其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没有机会与部长会面的公务员，也可以在此将其对结构调整和促进改革的意见以及个人苦衷等提出来。虽然我的工作比较繁忙，但是几乎每天我都要查看普通国民或公务员坦诚布公的苦衷和提议，并积极地将其反映在改革项目和政策构思方面。
　　不过，令人心焦的是；在政府宣布改革已过六个月的今天，我们依然会不时地听到民众对仍高踞其上的基层行政机关或警察的批评指责：“为什么依然如此？”、“为什么行政部门仍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呢？”部分民众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向我反映公务员恶劣的态度依旧没有发生变化的具体事例：
　　“我是一名准备经营酒店的私营业者；在向所在管辖区厅申请营业执照时，负责办理该事宜的公务员扩大解释法律条款，故意拖延时间为难本人。原本只需三天时间就可妥善处理的事情，经过十一天后却依然不见端倪。起初；为强调本店是健康、价廉的练歌房式酒店，我将酒店取名为《Park＋练歌房酒店》。但是，在提交申请五天后，前来现场审查的公务员对我说，如果取名为‘练歌房’也许会与练歌厅混淆性质，要求我将‘房’改成‘王’字，称为《Park＋练歌王酒店》。按照他的要求，我修改了酒店的名称。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要求我将酒店内墙壁上介绍经营项目的壁报字体全部更改。再次听从其言后，料想不到他却要求我将‘练歌’二字去掉，否则不颁发营业执照。于是，我列举了采用与之相似的名称正在营业的其他酒店，并对此提出抗议。他却强词夺理地说‘那不是我审批的，你不要与其他业主做比较’，而且强调就是要对我采取特别限制。
　　随后，他又向我提出取得LPG（液化气）使用许可、加入保险、堵塞天棚孔口、去除曲目壁纸、建筑物地下阶梯除酒店工作人员外禁止作为主要出入口使用等很多个条件。
　　在这个IMF时代，难道我们个体商贩就要遭受罪犯一样的待遇吗？。迫于无奈，我只好如数执行该公务员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却给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成南市：L某某）
　　“前几日，我去更换机动车牌照。办理之前，我准备详细咨询一下相关的变更要求。接电话的人态度却极其恶劣，通了数次电话才了解到具体的办理程序。但是在去办理更换手续时，他们却告诉我还缺少一份资料，令我无功而返。另外，因为需要办理各种繁杂手续，所需费用也颇多。可他们却连最重要的‘手续费’问题也未告之于我。试问这样的事情是否应提前告之，以免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几经周折后，我终于备齐各种资料及手续前往注册事务所，负责办理该业务的公务员只瞥了一眼，就吩咐我去邻窗确认内容。邻窗的公务员在简单确认后，认为不存在问题便加盖了公章，随后吩咐我回原窗口办理。我想如果能够将这两个窗口并为一处，办事效率一定可以得到极大提高。再次回到原窗口，这次他吩咐我将原车牌交上来。但车牌已经生锈，螺丝也变形，不好卸下来。我冒着大雨费了半天劲，才把车牌照卸下并交上去。之后，他让我去指定窗口办理交费手续。交纳手续费时发现所需不菲，幸亏我早有准备，缴费过程还算顺利，否则只能手持车牌四处借钱了。

令人心寒的政府机关服务态度（2）
就在我以为终于将事情处理完时，却没想到他又告知我，需去指定窗口购买债券并将收据转交至第一窗口的工作人员。在一切就绪后，我仍需要去别处交纳费用方能领取车牌。
　　更换一个机动车牌照竟如此麻烦，这令我感到始料不及。我们的身份似乎并不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接受国家恩赐的乞丐。如果客户前来办理更换牌照事宜，负责该事宜的职员在收取相关费用后，直接带领客户领取新的车牌，事情处理的一定会更加方便快捷。”（庆南昌原市：J某某）
　　“我是一家小饭店的业主，需要经常腌制咸菜。自从实行垃圾从量制后，作为一名合法国民，我积极响应环保号召及为节减垃圾处理费而实施的政策法规，从来没有违反过政府对垃圾袋的使用规定。
　　一次，我在腌制咸菜后，发现垃圾袋已经使用一空，便立刻去购买垃圾袋。但是回来时发现，在这片刻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位垃圾管制员在此拍照，并对我开具了罚单。我急忙上前解释具体情况，但他并不理会，反而冲我大声喊叫，用威胁的口气催促我去交罚款。
　　他的年龄与我的儿女相差无几，但他对待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犯人一样。我感到他有些过分，随口反驳几句，当然也向他说了些求情的话。但他却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在规定期限内若不交纳，将追加100万韩元的罚款。我难以分清，这究竟是为民众服务的区政府，还是为罚款而存在的监视团体？”（首尔家庭主妇：P某某）
　　“如果时间允许，您应该到‘地区民防卫’的紧急集合场所查看一下，您会发现那里正在上演一部电视剧。代替‘民防卫队员’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包括其父亲、侄子、母亲、祖母等各类人群，可谓五花八门。并且，与统长关系亲近的人根本无须参加集合，更有甚者依托关系将其亲友的参加证转交给统长，借此炫耀自己和统长的关系。医生、律师、税务师、会计师等高收入人群，或是花费几十万韩元雇佣别人代替自己，或是直接将钱交给统长了事。
　　试想一下，如果战争果真爆发，需要紧急集合时，这些平均年龄达40～50岁的民防队员，能够走上战场吗？这些人当真是因为爱国才来参加紧急集合的吗？我认为不应以相关公务员的职守或安保理论为准则改善民防卫制度，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首尔龙山区：H某某）
　　当然，上述民众指出的各类问题，与行政部门所实施的法规、手续上的制约因素存在一定关系，这点我并不否认。但是，同时也说明了我们行政部门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每位公务员都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待人如己，身体力行，我想这些问题一定不会出现。
　　我认为从此以后，负责信访业务的地方公务员，作用将会愈加明显。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解决国民“不便、不满、不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韩国有这样一句话：“只有说出所患病症，病情才能得到更好治疗，即使重病也会痊愈”。为了进一步扩大以往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所积累的经验，今年10月12日，我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又开设了“行政部门问题举报”的一个栏目，直接处理民众所反映的与行政自治部、基层地方自治团体所属公务员以及警察的违纪违法行为。要求举报者必须以实名发贴，而且发布在这里的内容只有部长才能够看到。
　　开设此栏目的目的，是希望那些公务员明白“享受安逸、贪污*的公务员不能继续留在行政部门”的道理。
　　因此，我决定继续保留“与部长对话”、“行政部门问题举报”等栏目，直至“公务员组织的最高决策者是民众”的道理被广为人知、韩国公务员组织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组织或世界优秀企业相比，成为更亲切、廉洁、具有竞争力的组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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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散漫的警察纪律
《警察公务员服务规则》中规定了如下条款：
　　“警察必须遵守法令、服从上级命令，敬重上司、信任下属、遵守纪律。警察的职责是法律秩序的守护者和执行者，所以身为警察不得做出脱离法令规定范围的越权行为。”
　　警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及自由、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所以其职务被赋予特殊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一但被滥用将会严重侵害国民的合法权益。
　　作为交通法规管制者的交通警察以身试法、粗暴执法的事例，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就出现过许多次。
　　N某某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他在上班时间发现一辆警车公然闯入公交车道，立即发文对此进行了谴责：
　　“我每天早晨都会乘坐公交车去上班。今天，当公交车通过杨花大桥时，我透过窗口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向前方行驶，我当时猜测这也许是某位高官的专车。果然，在车的后排座位上一名警察正在看报纸，而前座则是他的助理。我认为高级警官的车辆应该不会闯入公交车道，即使司机无意间违反了交通法规，也一定会得到官员的责备。但事情却并非如此，该轿车还是无视交通法规，肆意驶入公交车道。警察应该为广大市民做出表率，以身作则，遵纪守法，而这位高级警官却知法犯法，这令我为自己身为一名韩国国民而羞愧、脸红。高级官员便可以违反法规的意识，不是只在落后国家才会存在吗？希望部长敦促警察改正这些不良行为。”
　　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厉的批评。恰逢当日中午，“全国地方警察厅交通科长会议”在部长室召开。会议上，我刻意将此事公布于众，严厉指责他们作为交通法规执行者，不能以身作则，反而知法犯法。
　　事后，通过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得知，那位违反交通规则的官员是首尔警察厅的一名官员，他因担心在11点召开的会议中迟到，才驶进杨花大桥的公交车道上。最后，行政自治部按规定对其驾驶员开具罚单并向该干部提出警告的决定，同时向全国各警察厅下达“警车必须遵守交通法规”的命令。
　　在大田一家研究院工作的某研究员，则指出部分警察存在的如下问题：
　　“在忠清北道中部高速公路上，忠清北道警察厅的巡逻警车拦住了我的车，其中一名警察指责我超速驾驶。我马上对此进行反驳，因为我一直将车速保持在时速110公里。因此，我要求他们拿出我超速驾驶的证据，该警察声称无法提供证据，只是毫无理由地认定我有超速行为。我只好耐心地对他们解释我的车上乘坐着两个小孩及一位老人，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也不会超速驾驶，即便是因瞬间加速而导致车辆超速，也不及五公里吧。但这两位警察却马上抓住我的话柄说道‘不是超速五公里了吗’，于是，给我开具一张超速115公里的罚单。并且，以不出示驾驶证为由威胁要对我提出控告。迫于无奈，我只好接受了罚单，心想‘弱势的小市民就是要受苦啊’。最后，当我听到那位警察以嘲讽的语气说‘高速公路就是为开快车修建的，你快走啊’时，我心中韩国警察高大的形象一瞬间消失殆尽。”
　　后经确认得知：该事件中的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确未出示明确证据，仅以“有可能超速五公里”为依据开具了罚单。他们辩解说速度测试仪显示当时该车辆时速为120公里，但因为未能及时停止机器的工作状态，所以无法向该名驾驶员提供明确证据。由于这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言行不符合规范，故令其接受特别教养教育，并予以“再犯除职”的严厉警告。
　　大邱市的一位市民也向我们反映了与之相似的问题。他指出：在东大区立体交叉口前方，有一段路面狭窄、停车不便的危险区域，而交警却选择在这种地方处理超速事件。他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类“交警不向司机发出禁止超速的警告而藏躲一旁，发现超速车辆时马上出来开罚单”的现象。
　　目前大多数合格的警察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尚有一些不知羞耻的警察在直接或间接地索取贿赂、欺凌市民。因此，我决定从此以后，只要是能力欠佳或违法违纪的警察，不论其人数多少，全部撤职。我认为，若想在韩国公务员中彻底根除这些不道德行为，还需要广大市民学习上述反应问题的市民，以客观清醒的态度继续鼓励或监督公务员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国民自发形成的“举报监督体系”，不但可以在帮助警察净化社会风气、惩治贪污*、打击不法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够真正体现出其守护正义的意义。
　　美国警察被视为“法律的化身”，英国警察则是“绝对不会向市民开枪的朋友”，日本警察也有“亲切的道德教师”的美称。
　　我希望韩国警察也能够摆脱过去呆板、权威的形象，努力塑造出一个使国民信赖、拥有亲切服务精神的“邻家叔叔”式的警察形象。
　　韩国最大综合企业……现代集团创办人及荣誉会长，曾在1992年竞选韩国总统，目前“现代”不仅仅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也是政坛的幕后支持者。曾有人戏言，在韩国，人们可以不知道总统是谁，却一定知道郑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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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长与“赶牛访北”（1）
行政自治部的一位年青事务官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总统和部长一直都说要改革行政部门，那么到底什么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我对他的提问做出如下回答：“就是要改革公务员错误的思想观念。公职人员具有权威主义意识，容易在市民面前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是改革的首要对象。‘我出身名牌大学，好不容易通过考核成为中央部门的官员……’，这种意识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民众前来办理业务时，需要公职人员体现出的是‘您需要帮助吗’这样的亲切服务态度。
　　国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同时又是公务员的客户，而公务员只是依靠国民给予的工资生活的雇员。主人应享受主人的待遇，雇员则要回到雇员的位置上。另外，公务员应当正常提供国民所需要的服务。当市民拿着文件来办理业务时，公务员不能为难他们，而应该采用亲切的态度、热情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如果国民要获取所需信息，无论什么情况下，公务员都应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如有需要批准的业务程序，公务员应尽量一次性处理完善，不能让国民因程序繁琐而满腹怨言，即提供更高、更快、更好及更适当的行政服务。另外，一定要制定好的政策，因为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危害极大。所以，从“行政”的本质意义上看，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那些制定各种政策的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他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为国家的百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