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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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经过热心于中韩文化交流的崔在善教授介绍，我和徐万民、王小甫、徐勇教授等东北亚研究所的同仁结识了金正吉先生。大家相聚在北大勺园，畅谈中韩文化交流和东北亚的和平发展事业，颇有心心相印之感。于是，相约开展合作，推进中韩文化交流和东北亚研究，共同寻觅学术真谛。
　　但是，真正了解金正吉先生，还是在拜读了他的着作《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之后。这本着作是作者在出任韩国行政自治部部长期间的感知录，内容丰富多彩，感受真实。这本着作从“不改革行政，只有死路一条”的论题谈起，依次论说了“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不正之风、无能、贪图安逸的行政盲区”、“亲切的态度胜过一切”、“‘次品率’为零的行政服务工厂”等论题。这些论题涉及公务员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推行改革的理念、原则和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了改革进程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问题时的心情；提出了公务员机构改革的前进方向和最终目标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任何国家在实行改革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中韩两国具有类似的官场传统文化背景，行政改革面临的问题也大同小异。在韩国官场出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也经常遇得到。因此，在阅读这本着作的过程中，在韩国围绕公务员体制改革出现的各种现象，屡屡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种跨国界的感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本着作在中国出版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人们借鉴外国经验常说的话。那么，就请在《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中，寻找开卷有益的借鉴吧。
　　中韩两国虽然隔海相望，但是真正的相互理解却并非易事。韩国在军人政权时期实现工业化，文官政府实行了政治*化，这些基本看法为中国一般读者熟知。但是，对1997年以来韩国如何推行公务员体制改革，韩国的官民关系的现状、网络平台在国家行政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韩国高官的执政理念如何等问题，就未必耳熟能详了。恰恰在这些方面，这本着作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例证。正如作者所说，这一着作“直接引用了来自行政自治部网站（）‘与部长对话’一栏目中的内容”，借以了解“韩国普通国民和部分公务员对韩国行政部门的一些想法”和“行政部门真实状况”。由于这本着作直接、真实、具体地展示韩国公务员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读之则必有所获，这是开卷有益的另一个原因。
　　作者在釜山大学读书时代，率先参加争取政治*化的学生运动。从那时候起，始终不改初衷地坚持“国民立场”。在这本着作中，就是作者强调“站在一名国民的立场上”来观察和真诚反省韩国行政部门现状。作为行政自治部的最高长官，作者以极大的勇气来“揭发自己组织内部的问题真相”。这种勇气来自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自然会得到韩国社会的理解与积极反响。可以预期，这本着作的中文版，也会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知音，受到欢迎。
　　金正吉先生是中国的朋友，历来热心中韩文化交流，期待中韩合作、共创新世纪共同繁荣的新天地。在2008年首尔站的奥运火炬传递时，他作为韩国体育运动的总负责人，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在中国的电视转播中，金先生最先起跑的姿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相信，通过这部着作，广大中国读者会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更加了解这位中国之友。
　　是为序。
　　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宋成有
　　2009年5月16日于海淀蓝旗营
　　

自序
这本书描述的是本人在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的六个月期间内，亲眼目睹的在行政部门内部发生的一些真实情况。六个月的任期很短暂，所以，更为确切地说，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国民的立场去描述我所观察到的韩国行政部门现状。
　　韩国的行政部门如今正处于巨大的变革当中。为了实现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一流国家这一目标，韩国政府在克服经济危机的同时，力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加快改革的步伐。行政部门自然也处在改革的行列中。但是以往沿袭下来的追求太平、安于现状、犬儒主义、贪污*等错误惯例依然存在，阻碍着改革前进的步伐。
　　本书以“国民的视角”，尽可能地揭露出目前行政部门存在的诸多问题。另外，本书同时记录了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事件和当时的心境、行政改革的具体方向及其他国家的改革事例等内容。
　　而且，本书在许多地方直接引用了来自行政自治部网站（）“与部长对话”一栏中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韩国普通国民和部分公务员对韩国行政部门的一些想法，是我们能够直接了解目前行政部门真实状况的窗口。因此，本书相当一部分内容的实际作者，可以说是“盼望行政部门改革的普通国民及公务员”。
　　不过，书中并没有更深入地解释行政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没有提出充分的对策，这部分的欠缺令我颇感遗憾。我想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专家学者去研究探讨吧。
　　在准备着手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人均反对我的做法。他们认为：“公务员犯下的错误或行政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归根结底应该由部长承担责任，因此最好不要加以指责而应给予包容。”
　　当然，一位在职部长想要揭发自己组织内部的问题真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如果过分揭露行政部门存在的反面问题，有愧于那些正在兢兢业业工作的公务员。回想在以往六个月的任职期间内发生的是是非非，我在做好接受广大国民严厉指责的心理准备后，还是决定推出这本书。同时，希望本书能够敦促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真诚、彻底的自我反省。
　　行政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具备强势的竞争力、保持最佳精神面貌的组织，才能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改革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我们正在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如果改革不能够取得成功，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为行政部门掀起一阵变革之风作出一定的贡献。
　　金正吉
　　一九九八年中秋节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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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光阴荏苒，拙着《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的出版已经过了十年。当时韩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各部门正在进行着痛苦的结构调整，行政部门不能置身事外，也要分担整个社会遭受的巨大痛苦。行政自治部主要负责公务员的人事和组织工作，时任该部部长的我做好承受来自公务员社会内部的严厉批评和巨大压力的心理准备，通过这本书，站在国民的立场上，毫不隐讳地揭露了行政部门存在的各种弊病，敦促在行政部门推进强有力的改革。该书出版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售出数万册，荣登韩国畅销书排行榜。社会各界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严厉指责，有人大加赞赏。
　　2008年9月，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宋成有教授向我建议举办以“韩国行政部门改革”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并建议出版拙着《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的中文版，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这自然而然成为时隔十年之后我决定在中国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契机。
　　在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同时，应各界的要求，时隔十年之后，该书的再版事宜正在紧张筹备之中。此外，我正在为撰写该书的后续篇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将来如果条件成熟，希望能够在韩国和中国出版这部后续篇。
　　今年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韩国在198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于1997年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得不在社会各个部门推行高强度的结构调整。而目前的中国也在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遭遇了全球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阶段。由于在体制方面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行政部门的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但十年前韩国行政部门存在的贪图安逸、贪污*等弊病目前同样也存在于中国的行政部门。这些弊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根除，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改革才能取得成效。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韩国和中国作为同属一个文化圈的近邻，维持了“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自1992年实现建交之后，韩中两国在短短十七年的时间内，在经贸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因此，我衷心希望拙着《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在韩中两国共有和分享行政改革先进经验方面也起到一座桥梁的作用，能够成为促进中国行政部门改革和发展的契机。
　　值此中文版出版之际，我特别要感谢为此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提供机遇的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宋成有教授，感谢为宣传本书不辞劳苦的崔在善教授和任炳翼博士以及负责书稿翻译和校对整理的李永春博士。
　　金正吉
　　2009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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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1）
韩国中央部门的一位公务员，以“行政自治部　的两副面孔”为标题，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这篇文章是现职官僚对官僚主义提出的批评，是当前韩国行政部门真实的自画像。
　　这位自称为“否行自”的公务员所发表的文章阐述如下：
　　本人是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行政自治部的一名中央部门公务员。行政自治部公务员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一直高踞于其他部门之上的问题，在其前身总务处或内务部（）尚在时；就已经广为人知。但是，我觉得赋予行政自治部的职能和责任非常重大，不能仅仅是以嘲笑或发火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所以决定发表此贴。就我个人而言；对于金正吉部长还是很有好感的。他在担任第十五届总统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科委干事委员时，曾经提出过很多改革意见及措施。不过，说实话，近期我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在行政自治部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试图努力改变的任何迹象。许多主动给行政自治部职员打电话抑或接听过来自行政自治部职员电话的人，均反映说通话结束后心情会变得非常郁闷，十分想大喊一声发泄出来。人们所总结出的行政自治部的特点就是“能办的事而却办不成，不能办的事儿却偏偏办得到”，不知行政自治部部长是否对这种情况有所耳闻。因此，若要发展，行政自治部就必须进行改革。我不清楚部长是否了解到，在上次政府组织改组时，不知有多少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期待废除总务处和内务部。然而，由于它的作用及职能至关重要，基于在内务部和总务处必须进行改革的想法，我还是投了赞成票。但结果适得其反，却把两个官僚“黑手党”整合成为一个“至尊”。这或许是期待它们从内部自我崩溃、分崩离析而采取的措施吧。
　　无论如何，行政自治部必须要进行变革。如果它们自己不想进行变革，就要想方设法使其进行变革。但是，我却同时看到了变化与阻碍变化两种迹象的存在，那就是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我所看到的行政自治部职员的两副面孔。
　　因为业务需要，我有机会访问海外培训科及其楼上的各科室。我当时的感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天国与地狱”间游走一程。首先访问的海外培训科和其后访问的其他各科室的办公室，在结构布局、家具陈设等方面大同小异，但在此工作的职员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海外培训科，见到有客人来访，立即起身打招呼，然后让座，询问来意，以亲切的态度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真诚地听取建议。但是，在其楼上各科所遭受的待遇却是：见到有客人来访也爱搭不理，需要主动去询问才会有人接待你，经常将客人冷落一旁，旁若无人地给家里打电话，闲聊家里新来的小狗是否吃饭，小孩有没有事等皮毛琐事，在一通长篇大论之后，就会对你说“不行”、“我做不了主，需要让你们的科长或局长来找我们的科长或局长’”、“这不符合规定（他们所阐述的规定，想不出究竟有多么复杂、做作，我想如果派遣这一部门的公务员去解释法令，女人也有可能被说成是男人）”、“今天很忙，下次打电话再带过来”、“发传真看不清楚，最好自己带过来（其实他们让你直接带来的文件无非就是简单的一张统计表）”等一系列搪塞之词。这类话，在其楼上科室的人口中肆无忌惮地、极其自然地说出来。他们对我这样的公务员态度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对那些普通百姓又会采取何种态度。

热点话题：“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2）
行政自治部必须发生变化。而且，其改革应该由内部开始进行。但是，如果金正吉部长仍然跟现在一样，不采取任何变革措施，那他就是在玩忽职守。
　　在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内心感到十分难过。通过这篇文章，我重新认识到普通国民及其他部门同仁抑或地方公务员对我们行政自治部的看法。虽然一有机会我便会强调公务员的素质问题，但是真想改变现状看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今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批评，令我感到我们行政部门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篇评论，在行政部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然，除了一些鼓励和赞誉以外，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二十多名公务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贴子的访问数量达到7000多次。
　　有一位地方公务员做出了如下的评价：“我也有给行政自治部的海外培训科打电话的经历。海外培训科的工作人员确实令人感觉非常亲切。当时我在想，与我通话的人也许是曾在总务部工作的职员吧。因为在内务部上班的人待人态度一般都不是很好。关于内务部高高在上的权威主义姿态，我想在地方工作的公务员一定都曾领教过吧。在市、道等地区工作的公务员都知道，许多地方公务员在开展工作时，即使产生疑问也不愿意向内务部打电话进行咨询，这就是内务部在地方公务员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话表述就是……待人态度极其恶劣。”
　　他同时提到：“有许多满怀壮志的公务员都希望能够强力推进行政部门的改革。当然，改革的核心不仅仅是精减人员这一方式，而应在公务员中引进竞争机制，促使那些毫无竞争力的公务员自动离开。”
　　一位在行政组织的一线……洞　事务所工作四年、曾接待过无数来访百姓的信访办工作人员如此评论：不久前，我给提出‘以肯定、积极、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迎接变化’口号的行政自治部打了一次咨询电话。打电话时已接近午餐时间，由于在处理发放虚假身份证问题上没有指导先例，所以我首先向区、市进行了咨询，但是为了将事件处理得更为稳妥，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给行政自治部打电话咨询一下。
　　接电话的职员第一句话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洞事务所都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饭了，有事情你快点说”。但是没容我多言几句（事实上正题还没有阐述），那边只说了一句“指南里都有”便将电话挂断了。我一阵呆愣，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真想对他说“难道你的工资比我高吗？看你的样子，一无所有”。这究竟是什么态度啊，即便是我问错了，也不至于如此过分吧！
　　还有一位公务员提出：“有许多地方公务员就‘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一问题产生了共鸣，从而引发无数人的访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足以说明韩国行政部门的前途还是充满光明的。”
　　我也从一位曾经在内务部上班、后经过自治团体锻炼再到行政自治部复职的一名公务员口中听过此类事情。他对我说道：“在地方自治团体工作期间，最紧张的事情，就是接内务部的电话。在和内务部通过电话后，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郁闷。”
　　这是对行政自治部的严厉指责，指责者并非普通国民，而是公务员。这一点更令我的内心感到痛苦。韩国的行政部门确实已经到了必需进行改革的地步，行政文化和公务员的行为以及态度都要得到彻底改变。另外，我认为组织内部的自我批评，正是这次漫长争论结下的果实，这再次坚定了我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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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调教部长（1）
部长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茶山丁若镛先生　亦曾在其着作《牧民心书》的“吏典六条”中点破“牧孑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这一点对于我这种政治家出身、担任部长一职的人而言犹为如此。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副部长以下的所有公务员联合起来在威逼部长。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部长过客论”呢。
　　首次领教公务员社会的威力是在政府宣布组阁的那一天。我在十五届大选前后组成的总统任职交接委员会中，担任政务分科委员会干事一职。报纸上经常报道我有可能成为下届部长的候选人。最初的猜测是我将到靑瓦台担任政务首席，随后又猜测将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或海洋水产部部长。
　　发布组阁消息的那天早上，一位国民会议高层负责人通过车载电话，事先将我进入内阁的消息透漏给我。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不久，海洋水产部的一名干部首先给我打来电话。他祝贺我“到海洋水产部担任部长职务”，随后又要求到我汝矣岛的个人办公室做业务报告。不过，因为我还没有接到青瓦台的任何通知，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所以极力劝阻他不要过来。
　　不久后，我接到了青瓦台任命我为行政自治部部长的电话通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行政自治部的几名干部就来到我的个人办公室。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带来了部长的就职演说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的名片。
　　并且，他们还开来了我下午去青瓦台参加任命仪式时要乘坐的、粘贴青瓦台出入证的部长专用车。另外，他们还带来据说是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让我批阅。但是，由于我只接到入阁通知，尚未获得部长任命状，所以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而言之，行政部门职员的反应能力的确惊人。我认为换做任何非公务员，都可能无法达到这种办事效率。我并未使用他们为我准备的就职演讲稿，只是简单讲述了自己平时的几点想法作为我的就职演说。事后方知，这几位行政自治部干部在来到我的办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选呼声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长候选人家，由于中途得知被正式认命为部长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转抵我的办公室。数日后，我在秘书办公室中偶然发现了几张印有那位候选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断定这是在销毁过程中出现纰漏才被遗留下来的。
　　当然，这种尊敬上司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普通国民的态度是否如此？可否对普通国民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做出迅速反应呢？每当想及此处，总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们事先为部长候选人准备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国民交纳的税款造出来的。如此说来，这种迅疾反应是否意味着是对国民心血的浪费呢。
　　官僚集团是反应力和观察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呈报文件时，公务员首先会观察部长当天的心情如何，倘若其认定部长心情不佳，就会将需要报批的文件延后一、两天再呈报。反之如果秘书室内的气氛融洽，则说明部长心情舒畅，这样更容易获得批准。
　　我所经历的代表性事例，是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我在担任交接委员会干事时，对于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一直持保留态度。首先，我担心因此会引发侵害个人隐私的问题。另外，这项工程需要投入约二千七百亿韩元的政府预算，如果包括安装感应器等民间部门的费用，则共需约六千到七千亿韩元的巨额投资。因此，在财政状况极其困难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　下，对于是否真的需要紧急推进这一项目，我一直举棋不定。　。　想看书来

官僚调教部长（2）
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所以在我面前他们谁也不提及电子身份卡一事。在彼此逐渐熟悉之后，当断定我心情好时，才会逐步向我灌输推进这一项目的必要性。利用诸如“如果不引进它，我们部门的行政改革程序项目会出现问题”、“这是必须推进的国家事业，不能进行将非常可惜”等极具说服力的话语，把我的思路引向他们设定的路子上去。有时，这些话语还会通过与我关系比较亲近、并且能够对我产生影响力的亲信传达到我耳中。
　　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发现公务员在揣摩部长心理状态，设法实现他们有所求的一面，可谓异常机敏。
　　下面，我将为读者讲述另外一件事情。我在某个时事周刊看到一篇以“调教部长”为标题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官到任后一般会遇到的三种陷阱：
　　第一，日程安排陷阱。官僚们为部长安排紧凑繁忙的日程，使其异常忙碌，从而没有闲暇时间考虑政策方案。当你忙碌得毫无思绪时，官僚们会突然呈出已经在其手中保留一到两周的政策方案，要求部长审批，并催促说向青瓦台报告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如此一来，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后，部长会习惯性地说出“看一下，明天有什么安排”之类的话。部长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主持工作，反而会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官僚们。因此，在缺少充足的时间进行外部咨询或听取外部舆论意见的情况下，部长便会草率发布一些政策方案，从而遭到媒体或其他部长的抨击。
　　第二，访客陷阱。一般情况下，访问部长的访客数量很多。其中一部分访客是与部长有预约的，但是更多人则是无约而至。后者并非前来指出某位部长的缺点或政策上所存在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说些中听的话语取悦于你。通常，前来提出问题的访客，不会无约而至。长此以往，经常与这一类人相见，也就只能听到一面之词。
　　第三，自我陶醉的陷阱。面对忙碌的日程、不间断的会谈，通常感觉到自己对待工作已经非常认真。所以，对给自己提出批评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反感。同时，心中慢慢滋生出“这工作并不是很难做”的自满情绪。当其认识到这些自身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离职之后。只可惜，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与之较为相似的事情。在新官到任以后，老练的高级公务员一般会暗示给部长两个建议：
　　第一，要经常与总统单独会面。他们会向部长暗示“我们会为您创造单独会面、取得信任的机会，您只须竭力与之相见即可，只有如此才能长期确保您的职位”。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为本部门争取预算，只要时机成熟一定要提出这一问题。当务之急便是竭尽全力确保自己所管辖的部门预算，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一个部长的能力。”这样的话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重复说，似乎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部长出谋划策。
　　到任后不久，你有可能会听到“部长的能力不行，有可能被调迁”一类的传言。这种传言本身也许就是公务员内心不平、不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可以理解为对部长不能充分维护、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及不能最大限度实现部门利己主义的不满情绪。
　　部长若想确保在自己领域的位置，正常运行业务程序，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
　　首先，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计划，避免出现执行具体政策的官僚常见的偏见及错误。
　　其次，要具有说服力。部长为了能够彻底贯彻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方针，必要时需要说服其他部门、国会和执政党、媒体、相关团体及企业、国民甚至是具有任免权的总统采纳自己的意见。
　　最后，要具有领导能力。部长只有能够具体、准确地掌握业务流程，才能获得下属职员的信任及其响应，进而才能够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部长所处的位置是“政治”与“行政”的交叉点。部长一般可以分为尽职尽责推进业务的行政型部长和致力于引进新政策的政治型部长两类。我则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部长，最为重要的是要对部门的运营状况持有坚定的信念，并且能够准确洞察行政部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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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没有避风港
“古代曾有一位将军在上战场之前，将家人全部杀死。这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卑屈地被敌人屠杀。这是因为，在抵达战场之前他已经想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并且预想到家人的结局会是怎样。
　　但是，在IMF这种管理体制下，我想通过裁减公务员的方式获取战争的胜利，是否不太现实。公务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需要时随便选出人来培训几天，就可以胜任的。通过裁减部分公务员的方式以换取国民的理解，这种想法非常危险。难道因为IMF改革就要使其子女挨饿、辍学吗？请不要忘记公务员及其家庭成员也是韩国国民。
　　我真的开始有些怀疑部长您是不是我们的‘父亲’？倘若没有‘子女’存在，‘家庭’的存亡还有什么意义？日后，您也将从如今的位置上退居下来，您的照片也将会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成为一段历史。希望您能给行政自治部留下美好的回忆。”
　　“许多公务员在忍受着微薄薪资、人员过剩、国民的误解、责怪的目光以及‘我们被公司炒了，你们公务员也得被炒’式的所谓“水怪逻辑”等种种压力下默默地工作。但是，即使在100名公务员中，只有一名公务员犯下错误，普通国民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部门。对待国民的这种批评，难道你能够以‘称职的公务员比不称职的公务员多’为理由进行反驳吗？
　　因IMF导致的国家经济危机，远比公务员们的想象更为严重。我曾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睡过一晚，目的是为了了解媒体上所报导的失业人群的具体数量及其想法。结果竟是，在经历八年公务员生活之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作为一名公务员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并且，深深感受到行政部门也不能够成为结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