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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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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强大不能保证日后不受欺辱，若因国家利益所需，变昨日的敌人为今天的友人也未尝不可。
日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又向西方学习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眼看着西方列强凭借着武力上的绝对优势，收获巨额财富，日本怦然心动。那个曾经在《劝学篇》里怒斥西方国家侵犯弱小行为，高呼“日本也有和西方国家同样权益”的福泽谕吉，忘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有不容侵犯的国家权益。
“国际交往中只有两条道理：要么消灭别人，要么为他人所灭”，曾经受侵略的一方，渐渐萌生了侵略他人的野心。虽然起初，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团结一致，齐心对外不过是为在这纷乱时代中求得自保，但随着日本国力的强大，福泽的这一主张愈发向侵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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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2）
日本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光环之下，虽然也有对外扩张的举动和野心，但却从没敢动侵略中国的念头，最多偶尔滋扰中国的沿海城市。然而时移事异，鸦片战争后，中国便成了列强们瓜分蚕食的要地，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终于按捺不住。或许在那时的福泽谕吉看来，中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各国都忙着从中国身上榨取油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和中国如此接近的日本怎能放过这大好机会？福泽谕吉对民族的自信逐渐演化成自大，自大又变成侵略的决心。
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称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近代文明的国家，东洋诸国的文明中心，是亚洲和西洋国家抗衡的最重要力量，日本要担负起“保护”亚洲的责任，伸张国权。既然“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对外战争当然成了伸张日本国权的首选方式。可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此时的自己尚没有力量和西方列强开战。因此，战争的目标就锁定在中国和朝鲜身上。
虽然福泽谕吉本人认为爱国可以不分是非，也可以影响许多日本人不分是非地爱国，但在侵略之前，为侵略正名，将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却依旧是必须为之的工作。在《通俗国权论》里，福泽谕吉将日本美化成传播文明之火的使者，告诉人们日本和那些蹂躏中国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是要侵略中国、朝鲜，而是要帮助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文明。而武力，只是督促这两国进步的不得已手段。为了宣扬这种被美化了的侵略观，福泽谕吉笔耕不辍，定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点时事，展望将来。
其实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初年，日本就有大臣提出侵略朝鲜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很快遭到了正致力于推动国内变法的明治政府的否定。但仅在10多年后，政府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有了极大的变化，这一方面由于日本国内矛盾层出不穷，而对外战争正是凝聚民心、转移内部矛盾视线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由于俄、英等国加快了对日本周边国家争夺的进度。
日本不想坐以待毙，不甘静观西方人在自家周边肆意而为，于是便于1875年9月进军朝鲜，一举侵占了江华岛。西方列强虽强调彼此之间是伙伴关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对日本的侵略之举并没有过多阻挠。譬如对美国来说，日本比俄国更容易控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刚好可以遏制住俄国的势力。让美国没有料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只是朝鲜，侵朝不过是其向中国进军的前提。1876年，日本以当年被迫和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蓝本，强迫朝鲜方面签订了《江华条约》。
福泽谕吉的《通俗国权论》写于1878年，刚好是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3年之后，它美化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也反映了日本迅速膨胀起的野心。
有侵略的地方，就有反抗。1882年7月，朝鲜的爱国志士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远在日本的福泽谕吉很快对此事做出回应。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用武力对付朝鲜“暴民”，他称这些朝鲜志士为“文明之敌”，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日本“播撒文明”进程的一大障碍，日本以武力镇压这些人的反抗，天经地义。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从来都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明和独立缺一不可，并曾经撰文告诫同胞，缺乏民族独立性的文明，只会让整个国家都沦为西方人的奴隶。但到了朝鲜人身上，同样的独立精神便成了对文明的抵抗，似乎朝鲜的文明化就是任由日本大军长驱直入。日本对朝鲜的愿望何其“良好”，可见一斑。
除了支持政府“教化”落后国家外，福泽谕吉还大力“教化”本国人民，要求人们要绝对地效忠国家。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号召大家精忠报国本无可厚非，可爱国主义一旦成为侵略的理由，再诚挚的爱国之情也都会沾染上助纣为虐的意味。此时为福泽谕吉提倡的爱国便是如此。精通文墨的福泽将对他国的侵略描绘成光荣正义的事业，他告诉日本人为国尽忠应该是日本的道德标准，明治维新的光芒不能仅限于国内，还应在海外继续绽放。他建议日本人把眼光放远，在中国建业，于大有利于伸张国权，于小也可成就个人功名。他的这番说法对普通的日本民众相当有诱惑力。
19世纪80年代，虽然日本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仍在发挥效用，却已然遏制不住日本扩张计划的实行，他们迫切希望将在欧美国家那里丢掉的利益，从亚洲弥补回来。亚洲不会是日本抵御西方外敌的同盟，只能是日本侵略劫掠的对象。偏巧此时的美国由于崛起不久，在侵略一事上落后于人，除了菲律宾外，再没有其他据点，非常需要在亚洲培养一个为己所用的侵略工具。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挑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忙于扩大殖民地利益的英国也没有对日本有太多关注。
1883年，福泽渝吉在《时事信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宣传日趋完善的“脱亚入欧”思想。他将国际关系比喻成残酷无情的丛林法则，认为世界上的国家最终只有两种命运，不是像掠食者那样吃别人以求生，就会被别人所吃。掠食的一方是文明国，被掠食的一方则是野蛮国，文明吞灭野蛮理所当然。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国家被他国吞噬，福泽的此番言论，就等于在告诉日本人，日本只有侵略这一条路可选，日本若想长久地生存下去，就只能加入帝国主义的侵略队伍中。
福泽谕吉的这篇文章出台没多久，日本的外务大臣就公开表示要将日本的国民教化成欧洲国民的样子，在东洋大地上建立起一个欧洲化的新帝国。
亚洲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是中国的藩国，藩国向宗主国上贡，宗主国则要承担保护藩国的义务，因此日本要拓展在亚洲的势力，就必须先夺走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宗主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虽然在中国人的奋勇抵抗下，法军大败而回，但清政府却依然唯唯诺诺地和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被迫承认了法国在越南的种种特权，中国不败而败。这一结果大大振奋了日本。福泽谕吉也非常高兴，认为中法战争后，中国不仅仅站在了法国的对立面，还成为欧洲强国的众矢之的，中国被各国瓜分的命运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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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3）
为了让自己的推论更加无可辩驳，福泽还特地将列强为分割中国所开的照会，在报纸上详细地描述出来。福泽非常认同照会代表的说法，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崩溃不可避免，而在中国崩溃后，亚洲世界又急需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作为主导，日本就是这一主导的不二人选。
日本在10多年中一直对欧洲强国“相助为理”，劳苦功高，这是欧洲国家的幸运。且当日的亚洲也没有哪个国家在实力上能和日本相提并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欧洲国家都会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新主人。一些列强代表还主张将台湾和福建半省交予日本管理，因为早在中国的明朝时期，日本就侵犯过福建、浙江等沿海之地，将这些地方交给日本，一定会让日本人心大快，且心满意足。
福泽希望欧洲列强的上述言论能坚定日本人侵略的信心，既然欧洲列强已承认日本是其队伍中的一员，日本就无需顾虑自己在亚洲的“事业”会遭到欧洲人的阻挠，日本离中国如此之近，对中国又如此了解，一定会成为瓜分中国的主要力量。日本已经可以大踏步地向“脱亚入欧”的目标前进了。
福泽谕吉在1875年撰写《文明论概略》时尚是一名单纯的爱国志士，他为日本的被侵略痛心疾首，以笔为器，抒写着被压迫者的愤慨。但时间仅仅过了10年，眼看着日本一天天强大起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侵略扩张的鼓吹者，其前后对侵略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10年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一瞬，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10年的光阴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19世纪末的亚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其中的各个国家都在慌乱应对比自己强盛许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侵犯，在愈发严峻的现实面前迷茫不已。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序言中表现出的那种深深忧虑，“人心既如此骚乱，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错综复杂的情形又几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也是当时亚洲动荡境遇的最好折射。日本在被侵略的剧痛中觉醒，在被侵略的剧痛中强大，却依然无法摆脱曾经落后挨打的阴影，世界上的强国都在忙着侵略亚洲，侵略别人恰恰是证明自己强大先进的一种手段，侵略者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只要跻身到帝国主义的队伍中来，自己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福泽谕吉曾将亚洲其他国家比作“鳅”，将日本比作“鹤”，认为日本就应当用“杀鳅养鹤”的方法强大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将这场战争称作文明与野蛮之战，在他眼里，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日本战胜中国，正是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当他听说《马关条约》中，中国政府同意将台湾割给日本时，便立即着手设计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方针，很快便完成《台湾永久化的方针》，希望日本可以借侵台之机，扫除台湾土地上一切“蒙昧之蛮党”，日本应牢牢把握所有的殖民权力，将整个台湾日本化。
日本人好学他国先进之道举世皆知，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一直都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本和封建皇权水火不容，可日本人却将天皇专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这让日本的改革成效显著，也让日本社会中的封建因素较完好地保留下来。对明治天皇影响匪浅的封建大士族们加固着中央的权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结合起来，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与日俱增，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极速膨胀。福泽谕吉的思想正是明治维新这些特点的集中反映。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曾做过这样的统计，1878年，也就是福泽谕吉写就《通俗国权论》主张日本进行对外战争那年，日本的军费已占了国民经济收入的16％，11年后，这一数字竟接近30％。
对等级制度的尊敬和依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点，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等级不仅对日本人适用，对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福泽谕吉对世界的看法就受这种传统的日本思想影响颇深，他认为，世界之所以存在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其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安全便利。国与国之间应该不分你我，互通有无，这也是文明的要求。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国家也是所有人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交流，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是将世界共有财产据为已有的自私国家，是妨碍了世界幸福的国家，而别的国家也有权力以武力撞开它的大门。福泽谕吉的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出台。
甲午战争的结局，让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中国来说，为比自己强大甚多的西方列强的大枪大炮攻破，尚在预料之中，而为曾经对自己崇拜有加，并一度和自己一起被西方人欺辱的日本打败，就太让人震惊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开始放眼世界，一些当朝重臣还发起了规模甚大的洋务运动，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认真之心一点不亚于日本，但这依然没有改变于洋务运动中建造的先进船炮在日本军舰的攻击下沉没的悲惨事实。一些中国人愕然惊醒，意识到在一个落后的制度下，即便拥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技术，也无力摆脱落后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公车上书，和光绪皇帝一起展开维新变法，一些革命派人士也积极筹划推翻清王朝的计划。
而在海那边的日本则举国欢呼，士气大振，虽然在觊觎辽东半岛许久的俄国的干涉下，日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利益，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人对外扩张的决心。
对日本人来说，连中国这头在千百年中统领亚洲的雄狮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为日本打败，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容置疑，日本有理由也有实力实践自己的野心，偏居大海一隅的日本就要走出去了，不仅要称雄亚洲，还要称霸世界。军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不可遏制地弥漫到国家各个角落，日本人心底的好战之火剧烈地燃烧起来，为这种热烈的民族情绪感染，一些思想家也“顺应时代”，肆意宣泄着自己的帝国理想。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4）
高山樗牛曾被日本人称为“年轻的帝国主义旗手”，他出生于1871年，既对日本落后挨打的状况有所体会，又目睹了日本维新后的强大。作为文学家，他的文章语言优美，细腻祥和；作为思想家他的言论大胆激烈，极端狂热。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大力宣扬爱国思想，主张“君民一体，忠君爱民”并将对外扩张作为日本人表达爱国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1897年为甲午战争大为鼓舞的高山樗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创办了大日本协会，并以《日本主义》为宣扬思想的阵地，他认为日本应当让传统的神道教成为统摄全体国民的至高宗教，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悉数排除。
高山樗牛在31岁时就去世了，但他所宣扬的日本主义却牢牢地扎在了日本土地上，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完善愈发顽强。而当时盛行在日本国内的除了日本主义外，还有国粹主义。
明治维新之时，很多日本人为欧洲国家的强盛赞叹，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较为浓厚的媚外情绪。在上流社会，人们以过西式生活为荣，纷纷脱下和服、木屐换上西装、皮鞋，首相伊藤博文还邀请了400多名宾客在鹿鸣馆大开奢侈华丽的欧式化装舞会，而日本在对西方外交时表现出的软弱姿态，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三宅雪岭提出了国粹主义，要求“发扬日本特有的精神，振兴日本固有秀质，以此维持国家的独立开放。”国粹主义者让日本人重新开始冷静地审视自身的特点，反思对欧洲文化的态度。
虽然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和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都在鼓励日本人重拾民族自信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高山樗牛看来，国粹主义者的眼界未免狭窄，目标也未免渺小，他们只关注于日本国内，只知道宣扬国粹，而没有看到日本在“广袤世界中一国的地位”，缺乏世界角度的宏伟抱负。保存国粹极其必要，但为了保存国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西洋思想就难免陷入“排外主义”的尴尬境地。
在对待日本的传统上，高山樗牛反对“唯我独尊”，认为只要是对日本有益的东西就不必在意它的出处是东是西，应摒弃所有偏见审慎取舍，相反，对那些阻碍日本前行的因素，即便出自日本自身的传统，也要毫不犹豫地丢弃。他对那些“日本主义是狭隘的排外精神”的说法嗤之以鼻，并认为日本就是世界主义，是立足天下放眼世界的公理。
生在甲午战争后的日本主义，恍若一面镜子，折射出日本人对甲午战争的复杂心态，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自高自大，尽管在日本国内也有部分思想家察觉到任这种自大情绪蔓延高涨的危险，也有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满心忧虑，但这些冷静之声都被举国的狂热情绪淹没了。年轻气盛的高山樗牛比福泽谕吉更为激进，在他眼中，日本不仅仅是“移向西洋”的文明国家、还历来是“殖民的民族、征服的民族、航海的民族”，他将日本人和靠海盗起家、建立了大英帝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等同起来，大力赞扬日本人的尚武传统，并将古老的武士道精神和对外扩张的目标集合在一起。
不过初用战争证明了自己的日本，此时依然对横行亚洲的西方各国心怀顾忌，他们虽然愈发看不起亚洲的其他国家，却始终没能放下对欧美人的恐惧。高山樗牛甚至认为欧洲人今天对周围国家的所作所为，早晚有一天也会施加到日本身上。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也是人种的竞争，白种人是不畏惧道德宗教的，他们惯常用伸张人道的旗号掩饰恶行，英国虽与日本结成同盟，可这种同盟却脆弱不堪，日本人还不能掉以轻心。
对亚洲国家自大，对欧洲国家自卑，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一种微妙心态。对达尔文主义颇有研究的，也是这一时期影响甚大的另一位学者加藤弘之的话，精妙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加藤弘之认为欧美人是上等民族，他们势不可挡，并已经占据了亚、非、澳、美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总有一天会将世界收入囊中。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便只有欧洲人这一种人种了，不过，日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不同，他们和欧洲人同属上等人，“是和欧洲人一起横行于世界，将天地万物归我所有的伙伴”。
德富苏峰则是“日本膨胀论”的领军人物，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前后时期的思想差若天渊，早期的他曾希望日本政府能从藩阀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希望日本人也能拥有像西方人那样的自由民主，但从甲午战争酝酿之时起，他就成为对外侵略的坚定支持者，并沿着侵略之路大踏步地走了下去。1943年，为表彰他对日本法西斯做出的“卓越”贡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文化勋章。当然，日本战败后，德富苏峰也被当作战犯受到了中国的指控。
虽然“膨胀”一词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但综观整个日本，论起对“膨胀”的热爱，使用“膨胀”的频繁程度，却没有一个人能与德富苏峰相比。早在甲午战争前，德富苏峰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膨胀”一词了，譬如他曾形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的良机”。并认为通过这场战争，日本可以在东洋建立国民“膨胀”的根据地，让世界了解“膨胀”的日本，让日本上升至和其他“膨胀”的国家同等的位置，并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激烈竞争。
这种个性突出的“膨胀”之说类似于福泽谕吉后期思想中的“伸张国权”，同是鼓吹侵略，“膨胀”二字又比高山樗牛“日本主义”、福泽谕吉的“文明战争”更让人印象深刻，也更具煽动性。当时的日本思想家普遍将“强兵”当作“富国”的必须手段，而所谓“强兵”，就是要侵略扩张。德富苏峰认为“膨胀”可以让日本上下更加团结，让日本国民的精神愈发振奋，而甲午战争刚好可以一改日本300多年来“收缩”的旧貌。
日本是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这让日本人大为自豪，而在这一时期，日本确实也成为亚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战场上论成败，取决于国家的强弱，而非国土面积的大小。日本人希望重塑自己在世界面前的形象，日本的不少学者也纷纷投入到重塑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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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5）
三宅雪岭等国粹派人士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光辉一面的挖掘，希望日本人不要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大妄自菲薄，而是注意到自己文化中的财富，为自己自豪。德富苏峰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这些日本传统文化束缚住日本前进的步伐，日本若要成为“膨胀的国民”、“伟大的国民”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传统文化抛弃，全盘西化。既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汲取西方的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
一个人若想得到他人的承认，首先就要承认自己，一个人若想自信地矗立在他人面前，首先要拥有自信。国家也是如此，一个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国家，是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的。国粹派担心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否定会挫伤日本人的自尊，让日本人愈发自卑，而国粹是日本人重要的力量来源，要重塑日本的国民精神，首先就要弘扬国粹，用日本的传统文化滋养日本人。
国粹派人士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向日本人展现了一个美丽异常的日本，让很多正为西方文化惊叹的日本人蓦然发现自己曾一度忽视的本民族之美。但也正如德富苏峰的支持者们所说，美丽的风景对残酷的国际形势无能为力，日本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能靠美丽的风景而生。
相比国力的强大，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赢得西方国家的尊重似乎更加艰难，白人的态度依然傲慢，西方国家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也依然生效，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古代的武士们可以为了一句辱骂的话拔刀相向，捍卫自己的尊严，可近代的日本人却要忍受西方列强的轻慢。郁积于胸自然要发之于外，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日本如此高傲，是因为它们将日本和亚洲其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等而视之，若日本再不做出什么举动扭转西方国家的这种错误看法，那么亚洲他国的遭遇总有一天也会降临到日本身上。
日本没有办法用武力纠正西方国家的“错误”，转而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原因归咎到中国和朝鲜身上，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对日本做出不义之举，日本还是称二者为自己的“恶邻”，福泽谕吉甚至明确表示，政府应该立即和这些“恶邻”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德富苏峰对此大为赞同，并认为对这些“恶邻”动武，则刚好可以体现“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德富苏峰曾说：“如果我国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西方国家）的误解便可迎刃而解，我国的真实形象、人民的特征就都能像迷雾散尽后的晴空、清朗的山色那般清晰分明。”德富苏峰把重整日本国际形象，让日本彻底挣脱被侵略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甲午战争上。
甲午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这让德富苏峰兴高采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让日本扬眉吐气，“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等词接连出现在他的文中，而这些都不能表现他的喜悦心情，日本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实力。德富苏峰内心深处的日本无限放大，急剧“膨胀”，而在德富苏峰眼中，此时这个战胜了的日本完全无愧于这种“膨胀”了的形象。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达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否则就不会在战争胜利后屈从于俄国，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是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德富苏峰没有料到的。但德富苏峰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番言论却反映出其作为思想家的眼光的长远，在辽东半岛的经历让他感触颇多，他认为“商权”是比武力更能推进日本“膨胀”的手段，19世纪后半叶的战争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一种，正如人们总用战争形容商业一样。他希望辽东半岛能成为日本商权的延伸地。日本发起的甲午战争向西方列强发动的种种战争一样，都以商业为目标，中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的宝地。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不长，但一直为领土狭小苦恼的日本人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意识到，中国对其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和今天不同，在充满了硝烟和战火的19世纪，开拓海外市场几乎和侵略战争是同义词。既然弱小的国家无力抵抗，强大的国家便也无所谓公义道德，可以堂而皇之地挥舞着长枪短炮，损人利己。德富苏峰用“文明”的外衣，包裹起侵略的实质，让甲午战争看起来格外“神圣”，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将中国划入“野蛮社会”的范畴，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就是让中国得沐“文明的恩光”。在他看来此刻的日本和传奇一般的古罗马帝国没什么不同，古罗马帝国影响了地中海诸国，日本也将履行在东亚和南太平洋播撒“文明”之光的义务。因为日本人是这一地区唯一一个具有政治组织能力的国民，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国家观念的国民。大日本的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膨胀”。
甲午战争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无论是德富苏峰、高山樗牛，还是福泽谕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都自觉地接受并吸纳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策略——列强间为伙伴，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权益。日本人在惊惶间被武力轰开了国门，举目望国际形势，却只见侵略与被侵略，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摆在日本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侵略他国，要么被他国侵略，而“脱亚入欧”似乎也成了必须之道。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更加坚定了侵略以强国的路线，在此后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态不断“膨胀”，为无数人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像一个吹过了头的气球那样，轰然破灭。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的种种理论很多都能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思想家这里找到渊源，这些思想家们预见到，并也一度看到成功的“膨胀”，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料到“膨胀”破灭的结局。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1）
在游历欧美的过程中，德富苏峰充分了解了西方社会的实力和权力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方国家凭“实力”说话的现实。“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模式给德富苏峰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回国后不久，德富苏峰在权力的引诱下放弃了“道理”，走向了依附“权力”之路。
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错综繁复使文化转型也变得步履维艰。
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力。从人格角度出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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