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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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为日本带来的不只有军事上的忧虑，还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转型的挑战。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在西方国家打开日本国门和亚洲其他国家国门之后，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是亚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亚洲国家被迫向世界打开国门，要么灭亡，要么“欧化”。“欧化”的过程充满着“血与火”，对不约而同地积极实行“欧化”的中国和日本来说，“欧化并非本意乃不得已而为之”。
　　而即使本非自愿，亚洲国家也不能回避想发展就必须“欧化”的残酷事实，实际上“欧化”也绝非一件坏事，日本在“欧化”后没多久，就尝到了它的甜头。在今天看来，“欧化”是中日两国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距离的一条捷径，从学技术，翻译西书到学制度，尝试改革，中国和日本都越来越大胆地汲取西学精华，西学的风气也从少数知识分子、国家大臣那里，直刮到了普通百姓身边。日本在实践“欧化”的过程中愈发感到“欧化”对强国强民的重要意义，后来的日本人甚至称佩里为“开国恩人”，为他建铜像，修纪念馆。
　　由于各国家的背景都不相同，同是“欧化”，其手段、进展、结果也就都不相同。就拿中国和日本来说，两国虽然相邻、遭遇相当，亦同属东亚文化圈，有类似的文化背景，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二者的“欧化”结果截然不同。日本的文化结构较中国开放不少，可以做到来者不拒，中国则不然，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让它不能完全敞开胸怀接受西学。日本可以毫不顾忌地学习外来文化的全部内容，从科学技术到思想制度，然后迅速消化吸收，中国则必要考虑保护腐朽而庞大的国家制度，有选择地、小心翼翼地学习西学。虽说对待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往往被果断“去”掉的，正是西学精华所在。
　　判断一个国家“欧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就体现在文化结构的变化上，文化结构的转型是“欧化”的重点，而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结构的变化又有几个标准。首先是观察知识文化传播者的人格变化，这些人虽然是国家中的“小众”，却多是一个时代文化风潮的引领者，他们思想和人格的变化能够带动整个国家文化思想发生转变。其次，文化的转型总是会带来传播媒介的变化，如果传播媒介没有变动，文化转型就称不上彻底。最后就是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教育体制的改革，当文化结构的各要素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教育的改革才能够实现。
　　充当“欧化”过程中生力军的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敢为人先的勇气，能敏锐地体察时代的变化，又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自觉担起振兴国家的重任。在日本近代“欧化”进程中一展身手的社会团体有三种，他们依次是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政府要员。其中属知识分子的影响最难评定，他们的成就不像工业管理者和政府要员的那般显而易见，却又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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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2）
目前为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定义出自西方学术界，中国近代国学研究专家余时英先生曾对其加以总结概括，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但他又不能完全将自己陷入专业之内，一心一意做学问，他要有社会良心，有一定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应该以一种超越一己之私利的心情关注着国家、社会、世界的变化。他可以是艺术家、科学家，也可以是教师，是新闻工作者，但如果他的心思只局限于个人专业，那他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定义，便可进一步探究现代知识分子。
　　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原有“知识分子”定义的基础上添加了两个条件阐述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即“两种解放”。在丸山真男看来，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解除身份制度加于己身的束缚，然后再摆脱正统世界观赋予他们的任务，他们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而与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相呼应，必要有能让大家畅所欲言的言论环境，这也是造就现代知识分子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但归根结底，不管他们要颂扬政府，还是抨击时政，不管他们是为官方说话，还是为百姓发言，都必须谨守自由独立的原则。
　　日本现代知识分子就是在相对自由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872年8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法令——《学制》，鼓励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多学习外来文化，并尽可能地将其化为己用。宽松的文化环境，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格外活跃，被称作“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就是在这一时期和友人合伙成立了“明六社”，该社以《明六杂志》作为传播西学、宣传自我思想的阵地。自此之后，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大小文化团体纷纷登场，文化传播的途径增多了，读书看报成了普通日本人了解西学、学习西学的重要方式。
　　时代变化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大家刚刚熟悉了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留声机、电影就接连出场，西方文化就像一股难以抵挡的潮水，滚滚而来。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正意味着文化结构的变化。
　　就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大力传播西学的同时，他们的人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世界观、人生观，对生命尊严的理解和对社会道德的看法，都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美国学者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社会需要建立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都需要现代化的人来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正是社会大众现代化的开端。英克尔斯通过四种心理特征来判断知识分子是否具备了“现代性精神”，这四种心理特征即：他是否是参与型的公民，是否有丰富的知识；他是否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能不能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依然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他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思想。
　　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首先表现在人格的独立性上，人格的独立有“与昨日之我”挥别的意味，摆脱依附了数百年的幕府政治又谈何容易，人格独立像日本“欧化”一样，有痛苦，有困难，有迷茫，有困惑，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功实现人格独立者，也有在几番挣扎彷徨后继续依附统治阶层的人。
　　“明六社”的大部分成员就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人格独立，尽管他们中不少人都和明治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一直未改启蒙日本国民的初衷，将“国家独立”与“自我使命”合二为一，他们立志要唤醒所有日本国民蒙昧的心志，让日本重新振奋起来。而在当时具备了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又何止“明六社”的成员，一些身为幕府官员的知识分子亦执着地追求独立人格，逐渐摆脱了对幕府的依附，转而在精神上依赖天皇，成为推进明治维新，指导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有多才多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日本启蒙之父福泽谕吉……尽管他们大多出生于恪守传统的下层武士阶层，但独立自由的人格让他们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德富苏峰就是其中之一，他积极倡导“平民主义”，不同于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他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寻找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途径和方法，他放眼世界，博览中西学说，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他的学说是汲取了斯宾塞的进化论，密尔的功利说以及以科布顿和布莱特为代表的非干涉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学说的精华，又糅合了横井小楠的世界和平思想。德富苏峰无疑是学贯日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大胆地批判传统道德，而从他激烈的言辞中人们很难想象他居然出生于社会上流阶层。
　　遗憾的是，明治后期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开始依附政治，想政府之所想，说政府之所说，以致后世学者在研究他时多称他为“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之艰难，从德富苏峰前后时期思想的对比中，可见一斑。
　　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文化结构的转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结构转型的动因，文化结构的转型又会塑造出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知识分子。活跃于大正时代的吉野作造和武者小路实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堪称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后者的理念虽有些不切实际，却也是瑕不掩瑜。
　　吉野作造提倡的是“民本主义”，他提出的观点是西方民主原理及现行政治体制与儒学概念结合的产物，他坚持从博爱和人道的角度观察问题，始终拒绝介入政治体制，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并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干预国家的发展走向。报刊、杂志、演说会就是他强国智民的阵地，《新人》、《中央公论》、《东京朝日新闻》都登载了他大量文章，黎明会、东大新人会、全国学生促进###同盟等相当进步团体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而大正民主运动的政治意义、理论高度都远远超过了浩浩汤汤的自由民权运动。吉野作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时代斗士，他对他的理念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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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3）
武者小路实笃是“白桦派”作家的代表，他也是具有“现代化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热爱罗丹的艺术，为其中洋溢的浪漫主义气息倾倒，他赞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意，惯常以悲天悯人的目光审视人间，他勇敢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专心致志地建设起日本的乌托邦——新村。尽管由于理论过于理想化，他的新村实践终以失败告终，但英雄不以成败论，他的失败成就了他的荣耀，敢于尝试理想之人——尤其是这一理想为大众幸福而发——都值得世人尊敬。后来学者将武者小路实笃称为“边缘化”知识分子，而在大正时期，不乏武者小路实笃式的“边缘化”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动荡不安，都有建立人间桃园的梦想。
　　文化的传播者由一般定义上的知识分子“进化”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传播媒介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多种多样，当这两个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教育体制的变革应运而生，文化结构的质变随之而来。
　　如果将“明六社”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看作教育体制变革的第一枚果实，那么兴起于18世纪晚期的“兰学”就可谓开了教育体制变革的先河。荷兰是最早和日本建立联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当时的日本还有一个专门用荷兰文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的“兰学派”。芝兰堂是日本最早的兰学塾，也是最早教授西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它不同于旧世的儒家学堂，也和各藩建学校有很大区别，它教会学生开眼看世界，拓宽他们的气魄心胸，让他们不满于汲取儒家一家思想。芝兰堂称得上是日本“欧化”之始，开了日本新式学堂建立之先河。
　　日本最早的一批新式学堂多着重于传授西方军事科学，这些学校的创办人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学校竟瓦解了传统的教育体制，让日本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其他学科和其军事科学一起悄悄流入了日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老师的思想，象先堂和适适斋是这些新式学堂中的佼佼者，在这些民间教育机构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中，在它们全面引入西方文化之后，日本的教育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然而，这只是一种转变，并不是转型，“转变”是“转型”的基础，是一种积累过程，当“转变”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转型”。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就是这样一种过程，在政府建立起全面吸纳西方文化的教育机构之后才正式开始教育体制的转型。
　　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佩里率领舰队逼迫日本签下“开国”的城下之盟，史称“佩里来航事件”，日本国民为之惊奇，日本政府为之一震。看着势不可挡的美国舰队大摇大摆地开入日本领土，危机感顿生的日本人立即开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救国势必要从教育入手，民强才能国强，1858年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开设洋学塾，1868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沿袭了芝兰堂的西学传统，而其以欧美自由结社为模本的办学方式则启发了后来的日本大学。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着手教育体制的改革，集中优秀师资，创办藩学所，以政府的名义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它是第一个由日本官方创办的专攻外国文化的综合性学校，也是日本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它孕育了日本近代综合性学府的雏形，培养了大批维新人才。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欧化”，政府亲自出马指导教育改革，以西方国家为模式，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先后实行过多种教育体制，1872年，在参考了法、德、荷、英、美等国家的学制后，文部省颁布《学制》，希望日本的教育也能像法国的一样，具有高度的划一性和强制性。1879年《学制》废除，《教育令》生效，该令以美国的教育制度为样板，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推动了日本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1886年《大学令》颁布，同时制定了《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学位令》，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了日本的教育体系，这些法令被统称为《学校令》。
　　此外，日本政府还增设了29所高校，承认私立大学的合法地位，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型正式完成，日本的文化结构转型也基本完成。
　　政府和民间教育机构的改革的双重作用让日本教育体制成功实现了转型，日本“欧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这要归功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他们对“欧化”的坚持和执着，让教育机构的现代化转型顺利完成。
　　明治维新的过程就是“欧化”的过程，明治时期的三大结构即自由主义、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欧化”的态度都不相同。明治时期的“欧化”可以被分成3个历史阶段，即明治政府统治的最初10年；明治二十年代及明治三十年代。在这3个阶段中，知识分子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明治初年之后的10年的是介绍西洋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阶段。这时的日本刚被打开国门不久，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落后了世界一大截，开始奋起直追，最大限度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模式，在日本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当属“明六社”的创立和《明六杂志》的开办，“明六社”的创始人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树、森有礼都对封建主义大加批判，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理论，例如：英法系统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德国的君主立宪制等。
　　以“明六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挺欧化”的主力军，但其全盘西化的主张也难免让他们的学习流于盲目和浅浮，单纯地效仿西方国家的民主运动让自由民权运动一度陷入困境，因此，明治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之前的学习态度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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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4）
这一时期，有人指出了全面“欧化”的弊端，的确，对西方诸国的思想不加选择地吸收很容易引起日本思想界的混乱，由于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人心惶惶，日本人对未来已经备觉迷茫，思想上的混乱很容易扰乱国家政局，为日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对日本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更不满对西学盲目崇拜的社会风气，认为日本若想自信地傲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树立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明治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从前那样照搬西学，他们一方面深入探究欧美文化的精神价值，一方面挖掘日本传统文化的闪光点，试图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德富苏峰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创办“民友社”，力求彻底“欧化”日本国民精神，以《国民之友》为阵地，深入细致地向日本青年解读西学。
　　三宅雪岭和陆羯南则刚好站在德富苏峰的对立面，他们对西学大举进驻日本的现状深深忧虑，生怕来势汹汹的西学泯灭了日本民族的个性，因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要有独立的主权，也要有独立的民族精神，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一旦那些习惯了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民主、人权意识被西学唤醒，日本的国内矛盾势必被激化，外忧尚未化解，再有内患来袭，日本的前途愈发不容乐观。虽然陆羯南也认识到“欧化”是日本发展的必经之路，并在《日清欧化主义》中详细论述了亚洲国家要想摆脱落后的状态，只能依靠“欧化”，但他又额外强调“欧化”是为了保住“本国固有文化”，因此绝对不能“违背国民性”，他试图用国家主义约束“欧化”。
　　这一时期，“挺欧派”和“反欧派”势均力敌，都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
　　德富苏峰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日本对外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中逐渐弥漫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感染了德富苏峰。他开始鼓吹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帝国主义，在他看来，日本和德国一样实行着君主立宪制政体，在德国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当然也可以在日本畅行无阻。
　　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内村鉴三、中江兆民、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又向日本社会引入了社会主义思想，遗憾的是，由于对马克思等人理论的了解不够透彻，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受到重创，元气大伤。
　　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欧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修正，讨论着如何才是适合日本的“欧化”形式；讨论着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欧化”中的去留问题；讨论着“欧化与传统”、“制度与精神”、“国权与民权”、“民主与专制”之间如何才能更好地协调发展。对于“欧化”没有人消极的争论是对还是错，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都意识到“欧化”对日本的必要性，大家只是在具体的问题上存在或大或小的争论。
　　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一个是英国派，这一派以福泽谕吉、森有礼、中村正直为代表，他们主张在日本推行英国的功利主义；另一个是德奥派，以西村茂树、加藤弘之、伊藤博文为代表，主张日本像德国、奥地利那样实行国权主义；而以板垣退助、植木枝盛、中江兆民为代表法国派，则希望日本能发扬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德富苏峰、内村鉴三、木下尚江、幸德秋水、片山潜被称作“美国派”，强调美国的基督教博爱主义；此外还有以三宅雪岭、陆羯南为首的国粹主义、国家主义，竭力捍卫西学冲击下的日本传统文化。
　　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的国富民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深入政治体制内部，成为政府要员，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实现着强国理想。
　　但同时，他们对国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顽固的旧势力又表现出妥协软弱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一些团体派系的论争上，这些论证多聚焦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德育论争”和“明治民法论争”，“明治民法争论”围绕着封建家族制度进行，论战的结果是废除一些落后于时代的典型封建产物，如一夫多妻制，并且给予妇女离婚的权利，逐渐向现代化的社会制度靠拢。虽然在这些论战中知识分子讨论得异常激烈，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些论战双方妥协的结果。
　　幸运的是，不管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张是激进还是保守，都能得到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欧化”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将国家在世界中的未来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日本的富国强民，日本人也开始自信满满地宣称日本是和欧美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度，只是跨入强国行列没多久，日本就走上了“不文明”的对外侵略道路，正如它曾经积极学习的西方国家一样，在侵略他国方面，也亦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本人认为，每个人到世上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出生在忧患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很少将时间浪费在生不逢时的感慨中，国家的危难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日本争取平等，终于在1911年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这也意味着通过“欧化”的手段实现国家的富强在日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在“挺欧化”和“反欧化”的交锋中完善自己的理论，并为它的实现做出最大的努力，无论他们的理念是否实现，成功摆脱了被侵略、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1）
在19世纪末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迅速，1875年中国和日本还经受着同样的灾难，《文明论概略》中也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同样身处半开化状态，但到了1885年，中国依旧疲弊，日本却已然强大，《脱亚论》中的日本是“移向西洋文明”的国家，而中国、朝鲜还在原地踏步，仍旧停留在半开化的水平。
　　日本和中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岁月，尤其在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的遭遇也格外相似，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在大举进攻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威胁，中国的清政府和日本的幕府也都有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经历。
　　侵略亚洲的西方国家，尽管在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激烈的矛盾纷争，但在瓜分亚洲一事上却表现出出奇的团结，互以伙伴相称，但这种团结对亚洲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狼在吃羊时从不会询问羊的感受，在这些向来信奉自由平等的列强眼中，脆弱的亚洲国家没有主权可言，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肆意制定不平等的规则，劫掠亚洲财富。所谓的国际正义，在这样一个残酷时代，只存在于弱者的呐喊中。
　　日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之一。有着丰富战乱史，为武家所治的日本人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二战后进驻日本的美国士兵惊讶地发现，日本的老老小小竟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此时的日本没有为西方人的入侵哀叹太久，他们意识到和强者的差距，意识到亚洲的疲弱，他们开始向西方靠拢，试图从衰落的境遇中挣脱出来。
　　学习他国长处是日本人的传统，西方国家的大举入侵让日本人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力支持，正如1000多年前的大化革新那样，全盘西化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成功地从伤痕累累的亚洲脱颖而出。“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是当时日本国内较为盛行的一种声音，既然挥舞着枪炮的西方人是强者，而亚洲各国如此脆弱，与其和亚洲他国绑在一起任人欺负，不如加入西方侵略者的队伍中去。日本的资源本不丰富，日本的领土十分狭小，侵略正是壮大日本的好方法。于是，日本像西方列强一样，大摇大摆地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先后和朝鲜、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日朝修好条规》、《马关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等。
　　福泽谕吉是对近代日本意义重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钞票上。早年曾游历欧美各国的他对西方人的侵略理论颇有心得，极力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并于1885年专门写了《脱亚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这让原本就尚武好战的日本大受鼓舞。
　　福泽谕吉认为，此时的日本已和几十年前那个被欺凌蹂躏的日本挥别，其国民的精神已经从亚洲的固陋中摆脱出来。日本跨入了西洋文明之中，而日本的邻国中国、朝鲜在多方欺压下又绝不会强大起来，在这个交通如此便利的时代，这两个一直对日本意义重大的国家虽然也耳闻目睹文明事物，却依然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舞台，傲然无自省之观念”。
　　当时的中国和朝鲜于内是一个时代的行将灭亡，于外被强国瓜分的命运业已注定。在近代亚洲率先强大起来的日本，感觉自己正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生怕有和中国、朝鲜类似的命运，被西方国家纳入侵略的计划中来。为了不让别人欺负自己，日本必须尽快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脱亚论》道出了日本人的忧虑，也暗合了日本人的心意，明治维新的成果来之不易，日本强大了，然而和野心勃勃的西方联军相比，又显然强大得不够。一向为日本人尊崇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的种种惨况让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对西方人的恐惧和对亚洲邻国的鄙视交融在一起，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同福泽谕吉的观点，主张“脱亚入欧”的声音日益高涨。
　　信奉武士道的日本人本来就推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并把这种风格当成可贵的个人品质，福泽谕吉恰恰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爱国论不可避免地渲染上武士道的色彩。但这种没有道义作根基的爱国心，却为后来的世界，也为日本自己埋下了祸根。在福泽谕吉眼里，所谓爱国本身就是一种自私之心。他认为日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如海难中率先登上救生艇的人，可以将其他企图爬上救生艇的人推落水中而不受法律惩罚一样，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顾世俗道义也无可非议。
　　没有人能怀疑福泽谕吉的拳拳爱国心，1834年出生的他，对日本被列强欺凌惨况沉痛万分。他愤怒于列强的蛮横，认为日本虽然弱小，但也拥有着和西方列强一样的国家权益，他还在《文明论概略》中大力号召日本人保卫国体，伸张国权。
　　爱国之情越强烈，保卫国体之心便越坚定，伸张国权的力量也就越大。他认为爱国的方法有很多，且越多越好，不必为道德正义拘泥。人间世事变幻莫测，历史大变革中的人间世事更是如此，福泽谕吉曾感慨道：“昨天恼火之事，今天就变成可喜之事，去年欣喜之事，今年便成为忧虑之事，得意的变作担心，乐园变作苦境，仇人可以成为朋友，外人也可以成为兄弟，为了相同的目标，同甘共苦。”维新后的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它今日的强大不能保证日后不受欺辱，若因国家利益所需，变昨日的敌人为今天的友人也未尝不可。
　　日本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