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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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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力。从人格角度出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转换极其复杂，而且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德富苏峰人格的转换也刚好映射出近代日本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明治初年德富苏峰深受欧美自由思想的影响，一直主张自由民族、平民主义。到了明治中后期，他的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向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舆论记者变为一个政客，和日本内阁关系亲密，松方正义内阁、大隈重信内阁和桂太郎内阁都曾经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富苏峰政治主张和身份的变化归根结底源于其人格的断裂。进入大正时期，敏感的德富苏峰感觉到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但是由于其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局限，他把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理解为大正时期国民的精神危机，并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求达到“举国一致”，希望日本成为统领世界的国家。大正时期以后，德富苏峰身上便再不见独立文人的影子，他唯皇室和军部之命是从，为他们说，为他们写，为他们歌功颂德，教化百姓。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形成也有他的“贡献”。因此，后人曾这样形容他反复曲折的一生：断裂——试图整合——整合失败——彻底断裂。
明治二十年代初期，德富苏峰受欧美先进文化影响，积极主张“欧化”和“平民主义”，并得到了思想界和言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主张开始向国家主义、权利主义和帝国主义转变。他认为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世界上的愚昧，把文明传到野蛮的社会中去，之所以采取战争这种形式也是日本对外开放的需要。1894年德富苏峰发表的《大日本膨胀论》中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日本对清朝所采取的态度，以及采取“征清”行动的原因。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征清”是为了大日本的膨胀，为了扩张就必须征清。这一观点让我们也看到德富苏峰是支持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的，也表明了其思想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
1893年，日本主张对外强硬外交论的反政府联合派爆发了“严厉取缔条约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德富苏峰高举争取“自主外交”的大旗积极响应。对“国民精神”与“平民主义”，德富苏峰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国民意识的支配下，除了国民，任何其他势力都不复存在。国民精神，与国民共同经营、管理国家的国###动都是平民主义的表现。通过《平民主义与国民精神》一书，他完成了“平民”与“国民”概念的偷换和融合，也实现了从“平民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过渡。主张“平民主义”、远离权势的德富苏峰在1897年就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开始向政治靠拢，因此被人称为“变节汉”。
德富苏峰思想的转变导致了他人格的断裂。自担任参事官起，德富苏峰便与政界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从独立的舆论记者发展成为“御用记者”，1890年由他创办的《国民新闻》也成为“御用新闻”。为自己的变节，德富苏峰进行了辩护，在《时务一家言》中，称自己仍是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些辩护改变不了其人格断裂、依附政府的事实。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时期德富苏峰和甲午战争后的德富苏峰如此大的反差，德富苏峰的人格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人格的断裂与其思想的变化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对研究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帮助。
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否独立，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其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如果独立于政界、权力或参与政治组织并没有融入政权中去，就是独立；如果向政界、权力靠拢，或已经融入了政权，就是依附。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与依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时代的变化，是知识分子人格转变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很可能导致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有的知识分子在人格转换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再由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有的则表现出单向性，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人格转换呈双向性的知识分子通常都会经历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单向性者则没有这样的过程，即使有也会以失败告终。人格的转化现象构成了另一种知识分子人格即人格的断裂。
知识分子的人格断裂有多种表现形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被政治权力吸收。事实上，知识分子关心社会问题，参与政治是融入社会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并不影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独立的人格。但是如果被整合成政治权力的一部分，那么他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立场，成为御用的文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是为当时的政府辩护，尤其是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国民意愿，或正在带领民族走向歧途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其在思想上已经出现了人格断裂。出现人格断裂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误用传统思想并扩大其宣传力度。德富苏峰就任松方内阁敕任参事官，靠近政治的行为就是其人格发生断裂的表现。
导致德富苏峰发生人格断裂的因素在甲午战争前后就出现了，只有对比青年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其人格断裂的原因和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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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2）
19世纪80年代，德富苏峰接触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深受其自由主义观的影响。明治初期的“欧化”政策调整了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争辩。德富苏峰企图把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观吸收进来，用来解决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创建新的社会秩序。1885年，他发表了《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一文，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后，开始更为系统、更为理性地思考日本的发展方向，并完成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德富苏峰在故乡开设大江义塾，远离权力宣传自己的思想。1887年，他在东京创立了民友社和《国民之友》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虽然传播方式发生了转变，但是性质没变，仍然是以独立的身份发表言论。《国民之友》成为德富苏峰的宣传基地，并使他赢得了“天下立言家”的美誉，德富苏峰还亲自为其执笔将编辑权揽在自己手中。这些都表明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还保有人格的独立，这一点在其自传中也有体现。他谈到自己在青年时期没有当官的想法，既不想成为大臣，也不想成为议员，只想通过自己的想法来运营政治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当时的他如此专注于著述和办杂志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卖书赚钱和独霸文学界。他认为，书籍和杂志的畅销的确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志向推广到全天下，他也谈到自己虽然喜欢政治并将政治视为生命，但在当时是这种喜好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可见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想法十分单纯，他远离政权，不想参与政治，其人格也是独立的。但是到了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的人格逐渐走向断裂。
德富苏峰主张《国民新闻》政治化是其人格分裂的最初标记。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了《国民新闻》，主要目的是想把其作为变革的根据地。在德富苏峰的自传中，他也提到自己在创办《国民新闻》的时候，热心改良，包括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和宗教改良，其中政治改良是他最热衷的，而当时德富苏峰还把政治改良的着眼点放在了打破藩府的统治上。
1891年，第一次松方内阁组成，德富苏峰通过农商大臣陆奥宗光获取了内阁的大量消息，并刊登在《国民新闻》上，为该报刊的政治报道增色不少。同时，他还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支持陆奥宗光，其政治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3年，德富苏峰批判了当时的自由党逐渐接近政府的行为，还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批评自由党党员星亨，此举引起了星亨的强烈不满。星亨开始攻击民友社，称其为自由党的敌人。从此《国民新闻》开始介入党派纷争，并成为自由党内“民党联合派”和“接近政府派”分裂的主要原因。1896年，德富苏峰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明治二十年代《国民新闻》的活动，并强调《国民新闻》的政治主调并不突出，将“平民主义”与诸多改良结合起来，表明其独立的政治立场。但是随后《国民新闻》的报道内容逐渐转向以政治为主，开始政治化。这主要是因为德富苏峰在这一时期想成为众议院的候选人，其政治活动因为强烈的参政欲望而逐渐失去平民化，并且越来越靠近政党，融入政权，逐步失去了其人格的独立性。
1897年，德富苏峰出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是其人格发生断裂的重要标志。原本打算通过《国民新闻》进行政治改良、打破藩府统治的德富苏峰反而与藩府政治家们频繁接触，这其中的原因和德富苏峰对“道理”和“权力”的重新理解有很大关系。他认识到，独立记者脑中的“道理”在经过宣传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之后，就可以成为“权力”，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相融合的。新闻言论的主要作用便是通过宣传将“权力”道理化，新闻舆论的宣传力量很有可能使原本就非合理的但是本身强大的“权力”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理”，这一过程要在新闻舆论对国民意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才能完成。于是，德富苏峰开始倾向于“权力”。
1896年，德富苏峰出游欧美，欧美强大的实力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1896年的《国民新闻》上，德富苏峰发表了《关于游历欧美，告江湖诸友》一文，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曾经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的一个转机，能使日本介入世界政局，拥有处理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借此机会，能够引导世界了解日本，日本了解世界。德富苏峰游历欧美是其思想发生变化的行动表现。他游历欧美的目的是想考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状况以及拉拢与欧美各报界人士的关系，希望能让世界各国认同日本的国际地位。德富苏峰在谈及日俄战争问题时，也强调：要使交战双方以外各国对日本抱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由于德富苏峰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恶化，在选择依附对象上就只能是与伊藤博文等自由党对立的藩阀政治家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贵族院议员近卫笃和二条良基。德富苏峰“打破藩阀”的“平民”主张也缩小为反对伊藤博文内阁及自由党。《国民新闻》逐渐失去了其创办宗旨“批判藩阀政治”的功能。德富苏峰通过将报业的经营规模推向全国，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或秘书是其追求政治权力的具体方法，此后德富苏峰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围绕这两方面展开。尽管德富苏峰担任政府官员不久就辞职了，但是这一时期的德富苏峰已经不同于大社义塾和民友社时期的德富苏峰，其人格已经从独立转化为依附，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德富苏峰为了融入政治，掌握“权力”，在山县有朋内阁第二次成立后，与山县派藩阀势力进行合作，成为其人格断裂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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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3）
1898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成立。山县组成之初面临着甲午战争后的战事处理和战后经营的问题，山县内阁采取了增加税收和扩充军备的方法来拉动国内经济，增强军事实力。德富苏峰在舆论上支持了山县内阁，这种做法与其青年时期所提倡的“平民社会”的理想显然是相背离的。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主张的“平民社会”提倡生产，反对武备；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在其观念发生转变之后，提倡的生产转变为对政府扩充军备政策进行辩护。这是德富苏峰在权衡“道理”和“权力”之后作出的向“权力”屈服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德富苏峰进一步向权力靠拢所表现出的人格的断裂。1901年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后，德富苏峰做了桂太郎内阁的外援，完全变为一个“御用记者”，《国民新闻》也沦为“御用新闻”。
德富苏峰逐渐向“权力”靠拢，担任了内阁的智囊和秘书，为内阁辩护。在进入大正时期之后，德富苏峰的参政欲望越发强烈，其人格断裂也表现得更加明显。1910年，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德富苏峰赴汉城参与制订朝鲜的新闻政策，并担任了《京城日报》的总监。《京城日报》是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殖民统治机构总督府的机关报，总督府是带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殖民统治机构，德富苏峰就任其机关报的总监，事实上就成为了殖民统治的打手。他还把《京城日报》当作东京《国民新闻》的“分社”，来帮助日本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这一举动完全违背了他青年时期主张的国际协调秩序理论，并已经融入政府的殖民统治中。德富苏峰将《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作为其为政府服务的阵地，为政治权力人物公开辩护，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秘书，在《京城日报》的运作方式和经营态度上可以看出此时的德富苏峰其人格已经彻底断裂。
不久，寺内正毅总督与德富苏峰签订了《关于新闻政理合同书》，其中的规定已经说明《京城日报》的性质和与《国民新闻》的关系。条款中规定《京城日报》以总督和总督府为本位，配合其完成在朝鲜的统治，明确了《京城日报》的殖民统治工具的性质。并规定其所需资金由总督府承担，但是编辑、经营、人才供应均由国民新闻社承担。德富苏峰实现了东京《国民新闻》在殖民地设“分社”的目的，为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13年，寺内正毅与德富苏峰就《京城日报》的组织形式签署了《有关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合同书》。合同中规定了报社的经营形态为股份公司，总资金为7万元，其中由德富苏峰出资1万元，寺内正毅出资6万元。由此可见，由德富苏峰出面经营的《京城日报》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总督府，资金上的依赖就导致了德富苏峰人格上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报社与总督府之间的关系，为《京城日报》成为统治工具，德富苏峰成为殖民打手奠定了基础。自此，德富苏峰频繁来往于东京和汉城之间，从事报业的政治活动，为日本政府效力。东京的《国民新闻》不再是“推翻藩阀统治”的有力武器，德富苏峰将其作为政府的机关报为政府辩护，朝鲜的《京城日报》则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对总督府负责，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辩护。
在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富苏峰与当时《京城日报》的社长阿部充家联手，以东京的《国民新闻》和朝鲜的《京城日报》为阵地加强了战时的报道体制。在日本是否与德国开战问题上，《国民新闻》认为日本完全有实力与德国一战，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国民新闻社的常务理事给京城日报社社长写信中也提到，在战争已经波及到东京之后，日本出动3个师，其中2个师团被派往青岛，1个师团被派往中国的北京、天津、广东、福建以及长江流域，国民新闻社主张发行新公债来支持日本军队的出征。作为创办者的德富苏峰时刻掌握着国民新闻社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德富苏峰也是支持日本参战的。青岛陷落，日本占领胶东地区之后，阿部充家派《京城日报》记者前往青岛，并指出如果以记者的身份不能进入青岛，就以少将随从的身份进入青岛。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通信，就派人到青岛地区做实地考察，将日本对青岛的整顿情况记录下来，等允许通信之后再发回京城日报社，这样京城日本社才能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在报道上占有优势。京城日报社将报社的兴衰与殖民统治者的具体经营活动联系起来，使自己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优于其他报社。《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的类似做法，将其联合报道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也显露出来。《国民新闻》对战争的支持，与京城日报社的合作都表现出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
1911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前，德富苏峰成为贵族院议员，直接参与到了权力中心，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德富苏峰与桂太郎关系密切，被称为桂太郎的侧近，曾经在舆论上多次支持桂太郎。在以后的诸多著作中也表现了德富苏峰的政治立场，他从来都是把桂太郎定位第一，将《国民新闻》定位第二，《国民新闻》成为桂太郎政治立场的扬声器，德富苏峰成为桂太郎的发言人。
在桂太郎内阁下台之后，德富苏峰继续向政治靠拢，处处为内阁辩护。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的很多家报纸联合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是历史的倒退，是“官僚阀族”的再现，并积极要求实行宪政。在多家报纸的反对声中，《国民新闻》积极发挥政府机关报的作用，为寺内正毅内阁辩护，称只有天皇才能任命首相，是否实行宪政也是由国民做主，政党不是国民唯一的代表者。很明显，德富苏峰是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来压制反对寺内正毅内阁的呼声，让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趋于合理，这也表现出他回归儒学的一面。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与寺内正毅断绝了关系，开始集中精力撰写《近代日本国民史》。这一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表现已经从靠近政治、积极从政发展到对国民进行教化，将它的“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认同”观念传递给国民，将国家推向战争。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4）
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特点就是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通过与藩阀势力的合作，其政治立场与内阁立场保持一致，他直接参与政权，利用传统儒学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论”教化国民。
昭和初期，德富苏峰继续用“皇室中心论”和“国家认同”理论教化国民，并通过著书和演讲等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1936年，德富苏峰担任了大日本国史会的会长。1938年，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鼓吹“皇室中心论”。次年出版了《昭和国民读本》，重新阐释了儒学，并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之后，他还和头山满、松井石根向近卫文首相提交了《即时缔结三国同盟建议书》。1941年，他出版了《皇道日本之大道》，继续鼓吹“忠君爱国”和帝国主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德富苏峰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发表了名为《兴亚警钟》的演讲，鼓吹战争。1942年，他出面担任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同年，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在鼓吹战争、教化国民的同时，还积极配合政府对国民进行文化管制。在这一时期，德富苏峰公开鼓吹对外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言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导致行为的变化，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其思想的变化。因为思想是一个人一切行为的支配力量，人格的变化也受思想变化的影响。在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思想的形成与变化都受现实社会具体情况的影响。
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的变化，和他对日本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有关，也和他在“自我认同”方面出现的思想危机有关。一个人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在追寻自我、认知自我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自我认同危机。德富苏峰发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时代，日本受到西方影响，主张全面欧化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德富苏峰产生危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自我认同”扩大到整个国家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国家的认同就是追问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日本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自身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都会影响到个人的认同观。德富苏峰思想的变化，就是“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
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将社会推向危险的不利因素。德富苏峰在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思想的先进方面的同时，也吸收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动思想因素，即经济上对外侵略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一般说来，思想变异的合理性占很大一方面，如果它是思想家思想变化的主流，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家的人格也是独立的。但是，当思想变异的非合理性占主流地位时，其思想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甚至极有可能把社会引向歧途，思想家的人格则表现为断裂的特征。
德富苏峰的早期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在加入熊本洋学校之后，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实现了他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异。在第一次的思想变异中，德富苏峰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些思想中保守和反动的因素。因此，他的第二次思想变异就在第一次的反动思想因素的基础上开始了。
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是以他提出的“平民主义”和“平民社会”为标志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斯宾塞的启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主张的“生产社会，和平社会”的社会秩序，变成了“武备社会、暴力社会”的社会秩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完全违背了斯宾塞的理论，在斯宾塞看来，武备社会是社会形式中比较低级的，而且其最终会被文明的生产社会和继续向文明社会前进的社会形式所取代。而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由生产社会转向提倡武备社会无疑是社会的倒退，因此他的思想转变带有明显的保守、后退倾向。
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对国际社会实力的重新认识和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成为其思想变异的基础，出游欧美的真实感受促使他提出“弱肉强食”的文明论，成为其思想变异的最初表现。德富苏峰由极力提倡“平民主义”到主张对外扩张的转变是其思想变异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异也是受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主张自由贸易及和平，但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又不否认经济上的对外侵略，为德富苏峰的武力侵略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祸根。
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提倡“随意结合”、“等价交换”的文明论和“利我利他”的国际调和秩序观，但是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的文明论和国际秩序观已经发生了转变，德富苏峰1890年发表的《日本人种的故乡》就表明他的思想有变异的趋势。在文章中他指出，日本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时机还未成熟，作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人口数量上，争取以数量上的优势来扩张领土。这就是德富苏峰“日本膨胀论”的思想基础，同样也是其思想变异的结果。
他还支持日本对清政府开战，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开化落后、传播文明”的正义行为，将日本美化为文明的带路人、光明的使者，以此来充实其“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在《时务一家言》中，德富苏峰阐述了“弱肉强食”理论，认为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无理的也必将征服弱势，要想实行“道理”就必须有实行的实力，并表明自己归于“权力”的立场。德富苏峰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同时，他还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引入自己的文明论中，主张领土扩张和军备扩张。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5）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出“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论调之后，德富苏峰开始回归儒学，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表现。1898年，德富苏峰发表了《读论语》，在对《论语》进行透彻的分析后，他认为孔子多次提及的“礼”就是社会秩序的代称，由此可以看出德富苏峰试图从传统儒学中寻求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对“忠君爱国”、“皇室中心论”、“家族”等概念进行了再分析。德富苏峰的做法是典型的对传统思想的恶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其人格的断裂。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开始彻底批判西方先进思想，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体现。“思想中毒”的观点也是德富苏峰在重新认识西方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1916年德富苏峰在《大正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中，对曾经让他受益匪浅的曼彻斯特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曼彻斯特思想的形成背景决定了其思想的性质，在英国人的常识和英国国情下产生的曼彻斯特思想如果应用于社会背景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国家实力不同的日本，很可能会使处于民族自觉过程中的日本国民再度沉睡，以致阻碍日本的发展。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如果扩展就变成世界同胞主义，缩小就会变成个人独尊主义，是十分不适应日本的国情的，日本也应该有适应自己国情的思想主张。
德富苏峰对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和吸收称为“思想的中毒”。德富苏峰之所以提出“思想中毒”的说法是因为他看到大正时期的青年对明治初期引进的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曼彻斯特学派思想还在积极地吸收，并将大正青年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淡薄归结为是受明治时期“思想中毒”的影响。他将此比喻成父母的因果报应落在了子女的身上，德富苏峰这一时期的思想与青年时代主张的“纯粹泰西主义”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德富苏峰还分析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国情，他认为，日本国民目前正处于思想意识的自觉阶段，自己应该担任唤醒民众自觉心的主要职责。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社会改革给日本民众思想界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思想界一度出现混乱的状况，甚至毒害了大正时期的青年们。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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