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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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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在登基谕书中，就已经开始大力渲染天皇的神性。各地发布的谕书都称天皇为神，是日本理所当然的主人，只是在此前的数百年间，日本纷乱不断，北条、足利之辈趁乱作恶，夺取了理应属于天皇的地方。而天皇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后，到今天依然保存着血脉。
尽管谕书巧妙地向日本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天皇都“默默无闻”，但当时的日本人还是对突然强调自己是“日本主人”，是“神的后裔”的天皇感到陌生，即便是身在皇宫所在地京都的百姓，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感受过什么天皇的神恩。他们的生活辛苦而艰难，并没有因为和天皇住所不远得到什么好处。
然而，谕告只是对百姓进行皇权教育的开始，只是让百姓对天皇的神性有个模糊的印象，明治天皇上台后不久，日本就开始了系统化的大规模的皇权教育。
大力兴办教育是明治政府最为后来的日本人称道的维新内容之一，明治政府从很早就意识到要教化国民，让天皇是神的观念深入每一个日本人内心，没有比教育更好的手段。当时教育的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传播西学，一个就是皇权教育。
教育的普及程度越高，皇权教育的效果就越明显，1871年明治政府在日本设立了文部省，相当于今天的###，在全国大设学校，并逐步施行义务教育。
当时的每个小学，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位置是否偏僻，都有一套由政府制定颁发的《节日祭祀仪式规章》，都要认认真真地组织学生们学习对天皇的礼仪。每个小学生在看到天皇像时都懂得停下来进行跪拜。每逢升国旗之时，也要高喊天皇万岁。虽然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将这种做法放在心上，但久而久之，这些硬性规定的礼仪便也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天皇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逐渐高大起来。
人在幼年时接触的理念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爱国被等同于爱天皇，皇权教育见缝插针，一些专为天皇而设的节日出现了，每到过节之日，老师们就会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要崇拜天皇，信奉神道教，并相当肯定地告诉孩子们天皇是神裔，是不可侵犯的。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还颁发了不少教育令，强化对学生的皇权教育，譬如1880年颁布的教育令中就规定，皇室应是历史教育的重点，学校在培养学生对天皇的忠诚和爱国情怀上必须下大功夫。而根据当时的日本法律，若想成为一名教师，无论教授什么科目都必须精通皇室历史。
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爱国教育就完全被皇室教育取代，按照皇室教育的要求，身为日本国民，为源远流长的皇运效力，是与生俱来的职责，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明治政府试图用大力强化皇权神性的办法保护日本的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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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皇崇拜：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缩影（4）
为此，明治天皇还破天荒地从舒适的皇宫中走了出来，到全国各地看望他的子民，一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二来考察皇权教育的效果，而在明治天皇之前，根本没有哪任天皇这样做过。明治天皇在位45年，外出体察民情便有90多次，平均一年出行两次。
一边跪拜天皇，口口声声信仰神道教，一边又虔诚膜拜外来神佛，是对天皇不敬的一种表现。为了进一步强化国民对天皇的崇拜之情，日本政府开始规范国民的日常习俗，佛教的盂兰盆节，来自中国的乞巧节和端午节都先后被国家禁止，同时，和天皇相关的纪元节和天长节又被上升至相当重要的位置。
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正是通过这些皇权教育手段，在近代才逐步形成的，可见天皇制的历史并不悠久。
从19世纪后半期才兴起的皇权教育，到了20世纪便将全体国民都卷入了对天皇崇拜的狂热情绪中，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在无形中坚定了人们对天皇是神的这一说法的信心。对那时的日本人来说，若天皇不是神，日本怎么可以一下子成了亚洲最强的国家？怎么可以迅速地挣脱出被列强欺负的阴影，并一举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时事的变化成了皇权教育的印证，日本人逐渐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天皇联系得如此紧密。
和天皇共命运的感觉随着对外战争的升级一起强化，像安丸良夫那样在听到战败消息后痛哭流涕的日本人大大有之。虽然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天皇理应被当作战犯接受审判；虽然从道理上说，滋养了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天皇制理应被废除，但考虑到天皇制已成为日本价值体系的核心，一旦被废除，必然在日本掀起新一轮的动荡。麦克阿瑟就曾经感慨道，天皇的力量比20个机械化师还要强。就这样，日本的天皇制被保留下来，日本人对天皇的感情依然诚挚。
1946年，新的日本宪法公布了，裕仁天皇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民主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日本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国力的增强，让日本人重新恢复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将天皇比作璀璨的阳光，一些日本人也开始不满当年在美国人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宪法，一些日本人认为天皇制的存在让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发生了改变，战后的民主主义即将衰落，民众对天皇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裕仁天皇病重时，全日本都笼罩在哀伤的气氛之中，人人抢购日本国旗，不少人自发地到神庙中为天皇祈祷，到皇宫前为天皇祈福的人成千上万，各大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对天皇的病况做追踪报道。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国内很快便开始了对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评价工作，为了了解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真实想法，读卖新闻社特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调查将“昭和”，也就是裕仁天皇在位的年代，以战争的结束为界，划分成“昭和初年到战败”和“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两个年代，结果有13％的人认为“昭和初年到战败”是日本的“辉煌时代”，认为其是“晦暗年代”的占74％。同时，有89％的人认为“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一时期是“辉煌的时代”，也只有9％的人认为战后的日本是晦暗的。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战后的昭和时代表示认可，也并没有认同举国狂热的战争时代。调查又发现，大部分对战败前作出高评价的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轻人绝少有对那个时代作出“辉煌”评价的，另有20％的年轻人干脆表示自己对战败前的状况很不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认为战前是“晦暗时代”。而从来都在政事上各抒己见的各个党派，在对战前战后的看法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都认为战前的日本是晦暗的，认为战前“非常晦暗”的自民党人占总数的33％，社会党人占了41％，共产党则占了60％。
几乎没有哪个阶层认为战后的日本不“辉煌”，无论人们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大家都普遍认为战后是“辉煌时代”，亲身经历了残酷战争，并耳濡目染战争狂热气氛的70岁老人为83％，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为86％。
有26％的人认为昭和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战争”，持这种观点的人多经历过战争，那些战争年间的孩童，也就是如今50岁左右的日本人为35％，战争时已具备了独立思想能力的今天六七十岁的老人有43％，而只有17％20岁上下的年轻人，提起“昭和”就会想到战争。
战后日本的高速发展也同样让人们印象深刻，共有22％的人对昭和印象最深的是“和平、自由”或“经济迅猛发展”，其中的大部分都为20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年龄在50到70岁的人则很少这样认为。而在日本的所有党派中，支持共产党的人只有5％认为昭和的“和平、自由”让自己的印象最为深刻，而支持自民党中的人则有18％这样认为。
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日本是“优秀的国家”，认为日本是“糟糕的国家”的人只有6％，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任何年龄阶段都是如此。在支持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的有9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是“优秀的国家”，而只有69％的支持日本共产党的人士支持这种观点。同时，有24％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认为为日本是“糟糕的国家”，持同样观点的自民党支持者仅为4％，民社党的支持者为2％。
尽管新宪法实行了几十年，日本早已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可传统文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读卖新闻社在调查中发现，有64％的人都希望日本尽量使用古老的元号，而支持使用西方历法的只有28％。即便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中，也依旧有58％的人更倾向使用元号记年。虽然调查显示城市越大要求使用西历的人就越多，但在大城市中，只有32％的人愿意使用西历。就连最讲究时髦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都对透着浓浓历史气息的元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支持使用元号的几乎占了一半，比愿意用西历的多出7个百分点。
已故裕仁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新登基的明仁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日，在被调查者中，有82％的日本人都希望能将这两天作为节日，而反对把天皇生日当成国家节日的只有，令人惊讶的是，越是年轻人越希望定这两天为节日，在20岁的被调查者中有91％的人都赞成把这两天当成节日，这些从没有受过皇权教育的年轻人，对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天皇和皇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天皇不管是人是神，都是日本的象征。战后初期，国势衰微，日本人开始剥去了天皇神圣的外衣，对天皇制进行深刻地反思，正如他们对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样。而随着国力的恢复，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被唤醒，埋藏于他们心底多年的天皇情结也一齐苏醒。战后初年颓废抑郁的日本人根本想不到在几十年后，90％的日本人都坚信日本是“优秀的国家”。明治初年，政府还要为树立天皇权威制定节日，而战后的日本人则根本无须国家号召，就对将天皇生日作为全民节日充满期待。日本文化因为天皇的存在格外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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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分子的“西洋”先觉（1）
继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美、俄、英、法等列强又相继敲开了日本的大门，让封闭了百多年的日本人认识了除中华文化以外的西方文化。事实上，早在开国之前，日本的西学研究在锁国政策下就已经开始。
日本虽锁国，但并不自闭，日本政府把长崎作为一个通航港口，与来自中国和荷兰的商人交往。一些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透过“锁国”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机会吸收西学新风，尤其是由荷兰传过来的西方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形成了研究荷兰文化的“兰学”。其代表人物渡边华山不仅是一流画家、著名政治家，还是一个通晓西洋文化的洋学家，对西洋的一切事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渡边华山名定静，35岁时改号为华山。他自小爱好广泛，对儒学和绘画尤其感兴趣，一生致力于儒学和西方文化的研究，成为开明儒学的实践家，在政治和绘画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是公认的能够把日本的和文化、汉文化和欧洲绘画风格成功地融为一体的画家，有人用“天下画家虽多，但无出其右者”高度评价了他的绘画成就。其经典传世之作《千山万水图》曾以一亿日元的高价被收购。相较华山在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不懂荷兰语的情况下还能成为兰学思想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就更显得此人的卓尔不凡。然而，渡边华山一生命运多舛，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并为他后来变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渡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自杀的悲惨结局也让他成为后人眼中的传奇人物。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华山的着述，但是随着忠君爱国思想的泛滥，华山被作为忠君的楷模用来宣传皇国思想，并被编入了修身教科书。这种做法是对历史的误读，将华山思想的闪光点都淹没在了皇国思想的封建性之下，歪曲了华山的历史形象。若华山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备觉愤懑吧。
二战以后，学术界开始在绘画艺术领域和思想政治领域对华山进行正式的研究。其中对华山艺术领域的研究要远远多于他的思想政治领域，对其西洋观和由此派生出来的文明史观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这迟迟不能为日本思想史学界重视的华山政治学说，恰恰是其思想的精髓，对华山西洋史观形成的社会背景、知识来源以及华山思想价值的研究是极具历史借鉴意义的。
1773年，渡边华山出生在江户半藏门外田原藩的一个武士家庭。渡边家虽为近臣，但是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幕府和各藩都入不敷出，只能大量削减武士俸禄，从来都称不上富裕的田原藩更是如此。华山的父亲定通有8个孩子，微薄的俸禄根本无法让家人吃饱穿暖，有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并不等于有丰厚的家财，华山一家的生活贫苦异常，他的弟弟们有的到寺院做活，有的出家为僧。因为贫困，华山的父亲身患重病，长期卧床不起，他的兄弟姐妹也大多病死。为了维持生活和替父亲买药，身为长子的华山从8岁起就为藩主世子做勤杂，一直做到15岁，7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练就了华山惊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为了贴补家用，华山在做杂务的同时还学会了绘画，为今后华山成为一名画家、洋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苦难没有将华山击倒，反而成了他发愤图强的巨大动力。
1832年，华山临危受命被擢升为田原藩家老，在天保饥荒和英国势力加速侵略的社会形势下，华山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在田原藩进行了诸多财政改革和殖产兴业的措施来推动田原藩经济的发展，并制定了按具体职位规定收入级别的“格高制”，提拔人才也不受原来俸禄额的限制，为破格提拔人才铺平了道路，渡边华山为改革耗尽了心力。1836年，田原藩大饥荒，华山因日夜操劳而病倒，在病床上写下了《凶荒心得书》，上书藩主，主张以民为重，设法救灾和重建家园。为了拯救藩民，华山建立了报民仓，将平时的余粮积累起来，待荒年开仓济民。在天保大饥荒中，田原藩因有报民仓的存在没有一个人饿死，华山为此得到了幕府的嘉奖，从此名声大振。
遗憾的是，华山的诸多改革措施都没有能彻底贯彻，有的执行力度不够，有的收效甚微，这使华山朦胧地意识到封建幕府政治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在天保大饥荒时，物价上涨，1837年，大阪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起义的悲惨结局给华山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使他真正意识到了改革无法解决日本幕府统治下的社会危机，他开始将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寻求救民之道。
其实早在1832年担任田原藩家老，忙于修建海防的时候，华山的心思就已经飞出了田原藩的范围，他立足于世界，为日本的前途深深忧虑。日本社会的内忧外患，殖民主义的入侵，触动了华山的民族责任感，在加固海防的过程中，他开始研究西洋学说。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华山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当时致力于兰学研究的学者邀请到一起，组成了一个以洋学救国为目的的洋学研究团体，史称“蛮社”。与此同时，纪州藩的远藤胜助也组建了“尚齿会”，邀天下志士，探讨时事。蛮社人员经常出席尚齿会的活动，除和尚齿会的会员们一起研究西洋形势外，还为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出谋划策。面对来自于欧美列强的先进思想的冲击，华山越发感觉到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巨大差距有可能给日本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希望通过对西洋先进文化、技术地学习，能够把日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渡边华山利用当时传入日本的汉译本的西方书籍、有关西洋知识的中国书籍和日本兰学家们翻译的兰学书籍来了解、研究西方知识。德川幕府为了抵制西洋文化实行了禁书政策，但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却缓和了禁书政策，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的书籍以及有关西洋的汉译西书和汉籍更是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中国的第一部西方丛书，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天学初函》就在此期间流入日本。据海老泽有道编制的《南蛮血统的研究》统计，江户时代就有170余种汉译西书流入日本，其中大多数都是1720年以前输入日本的。介绍海外地志的书籍、地图至1720年就已经有38种。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译了介绍西方解剖学的《解体新书》，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的序幕。之后，日本学者开始译述西方书籍，到渡边华山生活的时代为止，已经有480种之多。这些书籍都成为渡边华山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最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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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分子的“西洋”先觉（2）
三宅友信是藩主同父异母的兄弟，每年长崎的译官和荷兰使节都要来江户送贡品，也会带来大量的荷兰书籍，三宅友信受渡边华山的影响，开始购买、收集兰学书籍。虽然渡边华山不懂洋文，但是有了三宅友信的洋书，再加上一些精通外语的好友的帮助，学习西方知识就更加便利了。渡边华山还通过大量的情报资料了解世界形势。
德川家康于1612年首次发出了严厉的禁教令，下令驱逐所有在日本的教士，并关闭各地教堂。禁教令引起了人们强烈不满，1639年爆发了岛原天草天主教大起义，德川幕府开始彻底驱逐葡萄牙人。
在禁教之初，为了配合禁教政策，幕府要求荷兰商馆馆长和长崎的荷兰商人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况，如《荷兰风说书》，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荷兰风说书》的范围也随之变化，其涉及的国家逐渐从西班牙、葡萄牙扩充至整个欧洲、印度和中国。其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从荷兰东印度总督的交替情况到来日本的船只在途中是否遇到其他国家的船只，从日本漂流民的生活状况到荷兰本国和欧洲各国的动态等等。渡边华山搜集到了从1666年—1826年的所有《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而其他的兰学研究者很难获得这样的内部资料。这些情报是渡边华山了解西方的重要来源，也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超越了其他兰学家的重要原因。
此外，渡边华山从荷兰商馆人员那里也得到了不少有关西洋的知识。华山曾经访问过到江户参见幕府将军的荷兰商馆长纽曼。纽曼有着周游世界的经历和学识，从纽曼那里，渡边华山了解了很多有关西洋的知识和世界形势。在访问纽曼之后，华山还撰写了有关西洋情势的访谈录《舌或问》。这次的访谈对华山的影响很大，不但更新了他的西洋知识，还使华山对西洋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加贴近西洋社会的现实。
渡边华山获得西洋知识的资料丰富，高起点的西洋学研究让华山的西洋学颇具前沿性，而且华山十分注重对西洋学的实践，还经常与著名的兰学家探讨有关西方的问题，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将兰学研究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渡边华山对西洋学的研究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于海防，但是在渡边后期的西洋学研究中，海防只是其兰学成果的一部分，华山似乎更加注重对西洋整体的综合研究。华山的大局观在当时研究兰学的日本学者中实属少见。华山研究西洋学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地分析西洋的状况和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解决日本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
渡边华山通过对西方知识的研究，逐渐认识到面对多变的世界局势，日本的内部危机，只有学习西洋才能让日本适应世界，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要变。面对西方世界对东亚的未来局势，渡边华山认为日本以往专与治理内患的海防体制应该彻底改变，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的日本社会状况也要变。渡边华山苦心研究西洋学的目的正是希望国内学者能够扩展国际视野，改变学风，提倡实学，日本统治阶层能够加强海防，日本社会也应该恢复生机。渡边华山一心求变，希望唤起社会的重视，直到临终前的遗书中还期望着日本社会能够“变”。
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特点是视野开阔、自成系统，通过自己对西洋的认识，在与日本社会的比较中指出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提出解决办法。他对西洋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面上，而是从更深层的原理来剖析西洋社会，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就是“万事穷理”，也是西洋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渡边华山站在新旧社会制度对比的高度，分析了西洋社会与日本社会之间存在的差距。渡边华山是日本开国前封建时代独具慧眼的先觉思想家，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兰学家，迈入了现代思想的大门。
但是以渡边华山为中心的革新派的主张却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1839年5月，华山被保守派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主张西学救国的革新派在保守派的强大势力下受到压制，但是华山思想的先进性并没有被蛮社之狱掩盖。研究渡边华山的日本学者菅沼贞三和芳贺彻认为，渡边华山在自杀前几个月完成的作品《千山万水图》中所描绘的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似乎预示着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也表现了华山时刻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心情。渡边华山对日本局势的忧心忡忡和华山的悲剧结局并不表示华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华山的遗言中的“数年后为之一变”，恰恰说明了华山对世界局势的敏锐的洞察力。
在华山受管制期间，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开始了鸦片战争，中国已经遭受了列强的凌辱和侵略，东亚海面上的列强船只频繁往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使日本成为东亚唯一的一块没被占领的土地，但美国人佩里的叩关让渡边华山的警示之言变为现实。
渡边生活的19世纪30年代正是西方殖民势力渗入远东地区且迅猛发展的年代，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的闭关锁国和对外政策已经不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形势和社会发展，如何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占领、解除民族危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很少有人能认识到日本所面临的危机，渡边华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担当海防系的便利条件，让他比别人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华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被激发，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并强烈意识到西方列强的先进性和日本面临危机的严重性。为了拯救民族于危难，渡边华山在认识到西方先进性的同时，积极了解、学习、研究西方的先进事物，并吸引了当时研究西方知识的日本社会的其他著名学者，使日本人对西方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华山冷静的大局观也让他自己成为了日本社会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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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1）
鸦片战争让中国的清政府意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佩里的“黑船”则让日本看到了和西方的差距，大开国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关系微妙的国家无论情愿与否，都在外敌的胁迫下开始了“欧化”进程。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近现代西方欧美国家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至于其他国家纷纷向其看齐，探究它们的发达之道，“欧化”一词，也在这探究的过程中诞生了。“欧化”也就是“西化”，是指那些欧洲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建立自己国家的过程。
因此说“欧化”是一种世界国家发展的动向，是世界国家追求进步的趋势。但是在“欧化”的过程中，在不同文化的交融进程里，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碰撞，“欧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何况“欧化”本身就是传统和现代交揉在一起的矛盾体。
需要注意的是“欧化”不应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而仅仅是一种强国强民的手段，学习欧洲国家之所长，是为了后来居上。“欧化”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老谚语放到国际大环境上也同样适用，所有国家都在发展，先进和落后都只是一时状态，倘若哪天非洲成了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地方，为各国热衷的恐怕就不是“欧化”而是“非洲化”了。同理，世界上也存在“亚洲化”、“澳洲化”的可能。
日本的“欧化”形成于明治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欧化”运动的主力军，尽管日本跨入近代化国家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在“欧化”进行之中，日本也曾面临重重困难。
日本的“欧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在这三个社会系统中，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顺利“欧化”，文化结构的“欧化”却举步维艰。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文化上的改革都最为艰难，文化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它世世相传，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它是无形的，绝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受它影响的人，也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有形的易变，无形的难改，面对浩瀚的文化，改革之人往往不知该如何下手，它牵一发而动全身，似乎怎样改都改不彻底，怎样变都变不通透。那些和欧洲国家有着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欧化”文化时还相对容易，但对一直以来都只着眼于东方世界的日本来说，文化上的“欧化”难之又难。
文化结构的转变又不能依靠技术和制度的变革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在自身的创造、实践过程中得到的启发来转变，凭借外界的影响来转变思想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效果也不理想。日本文化最擅长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将其改造为适合日本特点的新文化。
日本的“欧化”之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颇为被动的“开国”。当时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很自闭，完全不知道西方诸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被坚船大炮叩开国门才意识到自己闭目塞听的时间太久了，已远远落在了世界后面。日本在被西方国家打开国门之后就感受到他们在各个方面施加的压力，“开国”为日本带来的不只有军事上的忧虑，还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转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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