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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2-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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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大的时候，才被回到自己的家里重新领回。一个*作者说，他的父亲与奶妈一直呆到12岁！
当时代的一些专家告诫父母提防孩子依恋他/她的保姆——那个充满爱意的、悉心照料的代理妈妈。他们认为，如果在断奶之后，孩子继续与奶妈在一起，那么这种依恋可能削弱甚或永久性地破坏孩子对其母亲天然的爱。孩子迟早要被父母接回（如果他们能够活过人生最初的数个月的话），重新融入家庭温暖舒适的怀抱。
孩子睡在构造简单的摇篮里，摇篮里铺着轻薄的床垫，通常挨着床放着，有时候甚至放在床的上方，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像吊床一样自由摇摆（西蒙内？马第尼，十五世纪）。根据财产清单的记录，在客厅、女仆的房间和储藏室都发现过这种摇篮，表明这些地方是用来储藏而非使用摇篮的房间（除非远离厨房的佣人房〔camera di cucina〕是由奶妈使用的）。财产清单中提到的摇篮，没有一个在母亲的卧室里。因为孩子的摇篮放在母亲卧室的时间很短——即孩子被从奶妈那里接回来到被送去和较大的孩子一起睡觉之间。尿布、襁褓和其它婴儿用品通常放在离母亲很近的地方（在卧室或者前厅），由她亲自监管。不管有还是没有保姆，母亲都要亲自监管经常是种类繁多且保管良好的全套婴儿服装的状况。据我们所知，一个箱子里面装着50件婴儿服装。
十四世纪的伦理学家弗朗切斯科？迪？巴尔贝里诺，就照料婴儿提出了许多颇为明智的事宜。但是他论述针对的是自家的保姆，大概是一个很好的农妇。她遵从了他的建议吗——或者对这些建议已了如指掌？
瘟疫流行期间（1348－1430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孩子死亡率很高。1348年以后，杀婴（通过窒息的方法）的行为增多； 十五世纪时变得更加普遍。被遗弃的孩子太多，乃至于建立收容所来照顾他们——譬如，1445年佛罗伦萨的圣加洛和英诺森蒂收容所。这种机构的存在进一步鼓励更多的父母遗弃自己的孩子。婴儿，尤其是女婴，非常容易染病，穷困潦倒的父母推想，收容所会周到地照料孩子，所以认为遗弃他们更好。 。。
个人隐私（6）
孩子长到能够走路和说话那么大的时候，态度才发生变化。存留下来的摇篮大小各有不同，这个事实说明，这些摇篮不单单是为婴儿准备的。但是，年幼的孩子很快就被送到床上睡觉，通常与哥哥、姐姐、亲戚或整个家庭（有时多达六个人同睡一张床）睡一起。乔瓦尼？多米尼西语带谄媚地描绘了富人家的孩子，他受到亲吻、轻拍和听着儿歌入睡。他喜欢听恐怖的鬼故事。他的娱乐室里堆放着木制的或陶制的马、小手鼓、鼓、彩鸟以及一百多件其它礼物。根据一些财产清单来判断，乍看上去，一些孩子似乎被宠坏了。母亲卧室的箱子里装着足够给小国王穿的衣服：各种各样，制作精良，染色华丽，银钮扣闪闪发光。（一个小孩的衣服上钉有170个钮扣）。
多米尼西的记述，讲的是一位地位煊赫的夫人，显然只适用于有限的几个家庭，即便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是如此。一位毛皮商的财产清单表明，他的两个孩子只有一件外套和四件黑色的束腰外衣，而且只有一件是衬里的；一位区长的女儿只有四件睡衣，一件女便服，两件简单的束腰外衣，还有一条裙子，所有这些衣服都是由普通的织品织成。昂贵的玩具是非常罕有的。然而，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对他们疼爱有加。富裕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就被宠坏，虽然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教育措施并不是很严格。平民孩子的衣服更加寒酸；而且从来都没有提到过玩具。
孩子理所当然地要玩游戏和玩具，父母宠爱也自在情理之中。但小孩很快和年长的兄姐们共享房间和床，因此也分享着他们的玩乐活动和关注之事。家庭越穷，儿童时代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的时间就越早。许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小女孩只有六岁大就出去受雇当女仆。
长大。并非所有年轻的单身汉都有自己的床。在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中，三个年轻的隐士同睡一张沙发，有一天，他们忏悔的牧师加入到他们中间睡在沙发上。在贫穷的和农村家庭，分享卧床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好像年轻人有自己的床也是很平常的，甚至在工匠阶层中间也是如此。1390年，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区长，将他所有的三张床安置在一个房间里；其中只有一个有床帘。锡耶纳的凯瑟琳，是染工二十五个孩子中的的第二十四个，至少到十四岁的时候才有自己的床。她和一个兄弟住在同一个房间，但几个月后，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但因为她坚决拒绝结婚，作为惩罚，她又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年轻人需要独立，而他们的愿望也往往得到认可。城市中很多人有自己的房间，农村也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房间。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内心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发展。一些孩子很快形成自己祈祷的习惯，像蒙特普尔西亚诺的阿涅斯，还有锡耶纳的卡特琳。其它相对年长的孩子，私下里以那些“圣歌”向朋友们炫耀。年轻的人文学者则利用自己城市或农村家里的私人房间储藏书籍、读书、从事创作。
父母往往指派年长的孩子做事。圣卡特琳在七岁的时候就被打发跑腿。十三岁时，她被指派到厨房干活（作为惩罚）。当她足够大的时候，开始在房子的两段楼梯之间上下奔波，将包裹递到门前台阶那儿。对弗朗切斯科？迪？巴尔贝里诺来说，作为商人（即使富裕）的女儿，很自然应该参与到家庭活动中，而这些活动是家庭女主人管辖的事务。就如保罗？切塔尔多所指出的，这些活动包括烤面包、烹调、洗涤、缝补、纺纱和刺绣钱包。他也认为这些活动对法官和骑士的女儿照旧适用。至于普通女孩子，农民的女儿等等，她们的工作与佣人相差无几。男孩子也要使自己有用。年轻的时候，他们跑腿，再大一点，就准备行使权力。莫莱利赞扬他的堂兄，当他们举家二十口人因为瘟疫，从佛罗伦萨逃到博洛尼亚避难的时候，他才十二岁或十四岁，但是却负责处理所有的家庭事务。 。。
个人隐私（7）
父母要管理家务杂事，每天的生活，甚至孩子的职业生活。甚至像床的位置，是否要睡在门廊边这样的事情也需要父母做决定。年轻女孩子的事情更是需要父母的详细审查，像她的房间、床铺、锁头、发型以及占用房子的时间。父母会影响到孩子们职业的选择。学徒合同是由父亲签订的。更普遍的事情是，父亲管理儿子的财产，而根本不管财产的来源，不论是来自礼物、工资、继承的，还是买来的。父亲有权决定儿子应该如何利用他的财富，但是在儿子成年后，由于权力的释放，父亲的这个权力有所限制。
在婚姻问题上，家庭的压力非常大。这个赌注太大了，不能留给孩子自己做决定。首要的问题就是是否结婚。很多男孩子勉强结婚，尤其是不太富裕家庭：结婚花费昂贵，令人厌烦，而且负担很重。阿尔贝蒂对这种状况表示悲哀，坚决鼓吹：“必须通过说服、辩论和奖赏的形式，诱导年轻人娶妻，通过论争、计谋和技巧来达到目的。”他勾画了有利于婚姻的论据。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与婚姻问题有关的，必然会发生的无数次的讨论场景，泪水必然会喷涌而出。跟男孩子不同，女孩子并不会受到温和地对待。当卡特琳告诉母亲，她不可改变的独身誓约，并且露出已经剃过的头时，莫娜？拉帕几乎因暴怒而窒息。整个家庭都怒不可遏：大量的责备和嘲笑降临到这个女孩的身上。同时也提出警告：“即使伤心，你也要嫁人。” 卡特琳的房间和钥匙都被拿走；她失去了自由，被送到厨房，成为洗涤女仆。生死攸关的不仅是女儿的命运，而且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凯瑟琳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完全有理由期望她能有一个好的婚姻，而家庭则会有一个“出人头地的女婿。”
孩子们有时能够影响父母权威的行使。流行的观点认为，儿子有权参与父亲对家庭财产的管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得到城市法令的支持，而且这一观点广泛的被付诸实施。在农村地区，父亲在草拟分成契约的时候，儿子也参与其中，而且，他也帮助父亲管理农场。当女孩结婚的时候，其兄弟有主要的发言权；锡耶纳的年轻的凯瑟琳的兄弟就是这样做的。十四岁的时候，在村庄大会上，男孩子就被考虑准备分担父亲的责任。兄弟姐妹彼此支持。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寻求制造自己的私人空间，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卧室；他们需要某些权力，以便自主行动。
尽管有习俗的限制，还有父母的犹豫，男孩子最终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他们在很多方面寻求自由：宗教、性、工作和婚姻。当然，这些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当年轻人在社会中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代替家庭的私人生活—协会、青年团体、学徒联合会—这时，他们更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这些数目众多的团体，我们所知不多，团体仪式和狂欢有助于将年轻人首先整合到私人社团，然后，渐渐地把他们整合到城市生活结构中。对女孩子来说，自由的希望很渺茫。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躲避到祈祷、神秘主义、或者自由的最后宣言：拒绝结婚中。因为许多传统家庭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讨厌女人的心理，所以她们的困难处境就更加加重了，这在保罗？切塔尔多的*中有所反映。女孩当然必须要活着，她们以不能以给家庭带来羞耻的方式穿衣。而且，让她们吃得太多毫无意义，除了精心挑选的事情外，她们从不外出。无论如何，这是规矩，不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家庭，而是得到广泛应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个人隐私（8）
变老
当代人对老年年龄的划分意见不一。但丁认为从四十五岁开始，帕尔米耶里认为从五十六岁开始。这时，人生开始走下坡路。我们所思考的真正的老年年龄，或者就像当时所称呼的老朽，但丁认为从七十岁开始，帕尔米耶里也同意。将老年年龄定在四十五岁或者五十六岁，会将许多年轻孩子的父亲划为老年人：托斯卡纳1427年的地籍簿所列出的老年人名单，将许多三十和四十岁的人也列入其中，而他们的孩子还不满一岁。到五十六岁的时候，一个人开始不大认得儿子的孩子，也就是那些将延续他姓氏和血统的孙子。对老年人的看法，真正关注的是那些超过六十五岁或者七十岁的人。
老年人的数目相对较少：1371年，占普拉托人口总数的％；1480年，占佛罗伦萨人的％。然而，环境有时有利于老年人；1427年，10％的托斯卡纳农民属于这一类别，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11％，而富裕阶级只有3－4％。然而，他们在家庭的作用和他们的比例并不对称，尤其是富裕家庭和农村地区，在这儿，老年人经常是家族的家长，而且经常掌管几个家庭。他的孩子，甚至孙子和他住在一起。像阿尔贝蒂的*展示了对这些年长者的尊重，鼓励其他人向他们请教，注意他们的回答，因为他们的经验而服从他们，对老年人要特殊照顾，确保他们卧室的舒适。
然而，这些规则被破坏的时候要比遵守的时候多。老年人经常进入第二段婚姻，而他们年轻的妻子厌烦他们的不活跃，有时甚至憎恶他们，从薄伽丘、萨凯蒂和其它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一点。六十四岁的货币兑换商里波？德尔？塞加的作品，恼怒地记述了他年轻的妻子加诸其身的侮辱，她称他是“颤巍巍的老傻子”（ vecchio rimbambito），并公然侮辱说“她的屎罐比我的嘴要好看”。孩子们经常发现老顽固们冗长的规定是不可忍受的；关于家庭内部因为这个而产生的紧张状况的报告充斥于各种材料中。但是，一般老年人每天的生活比较平静。年龄使他们多话，他们可能坐在炉边，使晚上的房间充满生气，而不是像阿尔贝蒂的詹诺佐，沉迷于在场的人的谄媚，十分令人讨厌。
老年妇女的命运要比老年男子更难。年轻的寡妇，即使不得不和孩子的监护人分享权力，监护人经常是前夫的兄弟，但她仍拥有权力和威望。但是，由年龄不到38岁的寡妇掌管的家庭， 只占1427年佛罗伦萨家庭总数的％，而在农村地区，则不到1％。老年寡妇更加普遍常见，她们的地位也更低。在佛罗伦萨，％的城镇家庭和5％的农村家庭由超过58岁的寡妇掌管。但是，这些是相对小的家庭，平均只有两个人，他们的平均财富也是很少（与男人掌管的家庭800弗罗林相比，佛罗伦萨老年寡妇掌管的家庭的财富平均仅有20弗罗林）。对一个女人来说，年龄的增大即意味着可能面临着守寡：佛罗伦萨60岁的女人，有46％是寡妇；65岁的女人，有53％是寡妇；70岁则有75％成为寡妇。而寡妇就意味着孤独和贫穷，直到有儿子愿意接受她。一位年老的妇女向年轻的同伴抱怨：“我们老了，除了铲壁炉里的灰外，还能做什么？当我们女人变老了的时候，不论是丈夫，还是其他人，没有人想看我们。他们把我们送到厨房侍弄炊事用具并且冷嘲热讽。这还不是全部。更恶劣的是，歌曲也拿我们作为取笑对象！”对一个女人来说，变老就意味着看着孩子长大并离开。变老就意味着承受难以负担的压力和被遗弃，变老就意味着自己是个无用的废物，而过去的温暖和其乐融融一去不复返，完全被人们遗忘了。 。。
个人隐私（9）
佣人的私人生活
家庭的佣人包括家内佣人和其他佣人。十五世纪，在佛罗伦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雇佣人员相对较少；佣人的大量增加是十六世纪的事情。（到1552年，％的佛罗伦萨人是佣人）。即便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也雇佣很少的佣人。乔瓦尼？鲁切拉伊的大家庭需要六个佣人，弗朗切斯科？ 达蒂尼雇佣五个佣人，但是，普通家庭只雇佣二、三个人，甚至上层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这一规模的雇佣人员在医生、公证人、法官和商人的家庭是很普遍的。社会等级稍低的阶层，如工匠、店主、以及属于“中等之家”的经纪人家庭一般只雇佣一个佣人，而且通常是女性。在比萨（1428－1429年），大规模的家庭佣仆是很少见的。
年轻是一种优势。据估算，1427年，在佛罗伦萨，我们已知的男佣中40％（456人）和已知女佣人中的39％（280人）都在8岁到18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和家庭孩子的年龄很接近，因而，主人对待家庭仆人就像家长对待孩子：严格，但尽可能公平，有时甚至是宽大为怀。这些佣人不会因为琐事而挨打，他们的过错可以得到主人的原谅。至少像保罗？切塔尔多、 阿尔贝蒂以及乔瓦尼？鲁切拉伊这些作家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家庭琐事分配给年轻的佣人来做，描绘这些佣人的词汇包括：仆役（famulus）、家仆（domicellus）、从人（fante）、男仆（ragazzo）、保姆、侍女。当然，不可能允许所有佣仆以同等程度进入家庭私人生活。在有几个女仆的家庭里，侍寝女仆无疑比其他人更多地卷入女主人的私人事务中。但是，在只有一个女仆负责所有琐事的家庭里，这种区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有很多家庭都是这种情况。通常在18岁就完婚的家庭女主人在年龄与她相当的女仆中寻找伙伴；很容易就会把这个伙伴视为亲信知己，尤其是当女人被限在家里，与年龄较大、刻板森严且时常不在家的丈夫共同生活。女仆很可能被迫充当女主人浪漫绯闻的同谋。但这样一些故事，只是小说里的谈资，缺乏统计数据上的依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女仆在最隐私的时刻——如穿衣、洗浴和试穿衣服时——协助她们的女主人，并且是女主人名正言顺的伙伴。
十四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富裕的主人为家仆们提供舒适的住处，主人经常厨房附近或房子里的其它地方为他们留出一个房间。佣仆的住处有时具有双重用途，同时充当家庭日常补给品、旧家具、木头、原料和其它物品的储藏室。揉面槽和其它家庭用具的存在，使他们的房间看起来像间工作室。但是，房间里总是有床及床上用品，时常还有椅子。床和床单的加工材料的质地都要比主人的要粗糙，而且经常是别人用过的。女主人将仆人的床上用品存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并监管着它们的使用，但这样做并非是惩罚；孩子也是受到同样的待遇。
佣仆尽管受到主人严密的监管，必要时还会受到惩罚，但他们也得到主人的体谅和尊重。主仆之间经常发展出感情纽带，尤其是在仆人护理主人的情况下。主人的遗嘱里会给那些依附于这个家庭的佣仆予以回馈，赠给他们精美的衣服、金币或一块田地。有时候，主人会在继承人的家里，为仆人留出一个永久性的房间和膳食位置，这样的预备类似于主人为遗孀所做的。伦理学家提出大量的维持家庭和睦的建议，同时针对主人和仆人。弗朗切斯科？迪？巴尔贝里诺特别重视侍寝女仆，因为她的工作涉及到私人家庭的核心。他建议侍寝女仆应该顺从、整洁、朴素、忠诚（不要谄媚女主人）、对孩子用心照顾、最重要的就是谨慎，要非常非常谨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个人隐私（10）
无论主仆双方的善意有多么的多，也无论伦理学家的告戒受到多么好的注意，主仆关系仍然存在困难。只要家里有佣仆，就必定要产生问题。尽管临终忏悔牧师的训诫犹言在耳，但老主人遗赠给佣仆人的礼物有时候被新主任用来替代多年未付的工资。许多其他摩擦，即便没有完全灭绝主仆之间的感情，那么至少也会让这种感情黯然失色。主人抱怨佣仆无能、懒惰、奸猾、上下其手。年轻貌美的女仆，在女主人看来太过轻浮；而取代她们的“老处女”，在男主人看来又过于丑陋。如果佣人能够写信，他们会指责主人冷酷、吝啬、好色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恶习。怨恨情绪表露无遗：“我希望看到他被绞死，而我决不会抬根手指头去救那个彻头彻尾的撒谎者……坏得流水且狡诈阴险的家伙。”这就是被激怒的马格丽塔？达蒂尼对她家的一个仆人的描述。根据主人更换仆人（和仆人更换主人）的频率判断，不信任的情绪在主仆双方都很强烈。从理论上说，家内仆人要签订公证契约，详细规定服务的时间（热那亚，六年服务合同期是最常见的）。实际上，这样的契约经常没有实行或得到尊重。十五世纪的文论集提到，三个佛罗伦萨家庭做出了30个雇佣承诺，但是，实际上只有四个佣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年。很多佣人是女性，而女仆的服务时间一般从三个月到六个月不等，平均下来也就只有四个月。
在这些情形下，对于那个最隐秘的房间（即主人的卧室）里所发生的一切，佣人可能是带有敌意的目击者；轻率的家仆具有最便利的条件流播家庭的隐私。随着新仆人来来去去，主人的感情和肉体曝露在数十双眼睛的视界里。圣吉米亚诺的一幅壁画，描绘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沐浴时仆人在场的情景。主人谨慎地隐藏着自己的感情，控制着自己的越轨行为，但是，他们对有关他们赤身*的闲言碎语似乎并不在乎。家族和财产的秘密才是真正的秘密，这就是女主人为什么总是将门和箱子的钥匙栓在自己腰带上的原因。
家内奴隶。与自由佣仆一同存在的是奴隶。他们大部分来自近东，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农村地区以及各个城市都使用奴隶，但是，他们在较大的城市家庭里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1458年热那亚人口普查统计到两千名多名奴隶，其中％是女性，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用做家庭女仆。很多人宁愿用奴隶，也不要雇自由仆人，因为用奴隶的花费很少。即使最贵的奴隶价格也少于仆人六年的工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其它城市都有大量的奴隶人口。
奴隶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买回来。1366年至1397年间，佛罗伦萨购买了340个有记录可查的奴隶，其中40％的人在23岁以下。奴隶们一所所有。主人家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打骂他们，包括主人、女主人和年长的孩子。法庭上的证人将他们的生活描述成处于被鞭打的恐惧中的一群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奴隶，尤其是那些被允许进入主人密室的奴隶，信心开始增强。女奴隶主要在女主人的监管下工作。在某些城市，像弗留利和拉古萨，很多有钱的妇女习惯带着一个忠心的奴隶；在其它城市，像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一习惯更多的不是职责问题，而是威望的问题：高贵而富有的女主人把奴隶当成自己的佣人。这些卑贱的同伴经常生活在与女主人相当亲密的环境中。
最讨厌和最累人的工作都分配给奴隶而非自由佣仆去做。但一些人被安排去做针线活，这给了他们闲聊的时间。另外一些奴隶被用作保姆。1460年，佛罗伦萨一名店主家庭拥有的奴隶玛利娅，整个白天都被独自留在屋里，她每天都数次出入女主人的卧室，知道珠宝盒放在那里，也知道钥匙放在哪里。这让我们产生一个印象，即她对这个家庭里最隐秘的房间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且她的主人对她不存任何猜疑。主人有时候非常信任奴隶，乃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将家庭事务交给她掌管。就这方面，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屡次和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开玩笑（1463年）。
奴隶也开辟出自己私人生活的狭小空间。与自由仆人不同，他们往往多年为同一个家庭服务。一些奴隶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小空间里，通常是顶层阁楼，里面堆满了供应品和不用的家具（佛罗伦萨，1393年）。他们或者睡在储藏室里，旁边堆着木柴和建筑材料（佛罗伦萨，1390年）。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有自己的床，但无论怎样，他们是单独睡的。幸运的奴隶会有较好的住处，也许会有自己的卧室。一个奴隶将自己的衣服放在她所称的“自己的房间”（佛罗伦萨，1450年）。奴隶们衣饰简单，就像主人在家里穿的衣服，但这些衣服是由便宜的旧布制成的。前面所提到的年轻奴隶自己保管衣服；她把自己的衣服存放起来，自由裁剪旧衣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它们。人们也允许奴隶在城市里闲逛，拜访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既包括自由身份的人，也包括被解放的奴隶。
当然，奴隶的存在经常是麻烦。家庭成员发现他们行为乖张，有时态度敌对；他们反映的是异国的品味、选择和秘密，经常摆出不服从的态度。如果家庭的其它成员是顺从的，而奴隶则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掀起不服从的忧虑。在被捕获和驱逐的时候，很多奴隶令人烦恼，甚至很疯狂。奴隶因为他们异样的行为而受到指责。因为差异他们受到指责，他们从未受过教育，而且因为偷窃、撒谎、好争辩、甚至讨厌的气味而不受欢迎。最后但属于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的女主人害怕奴隶年轻的肉体、迷人的异国情调会迷惑丈夫。1430年至1445年间，佛罗伦萨弃婴收容所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弃婴是女奴隶的孩子，因此也是主人的孩子。在一个像孩子般依赖主人的环境中，成年奴隶渴望保持自主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奴隶渴望独立的愿望最终通过诱惑、煽动*、暴力或逃跑的形式得以表达。最后，很多奴隶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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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团结（1）
在富有之家——不仅仅指贵族阶层——尤其在城市中，私人观念超越了家庭的范围将亲戚包括进来。受到感情的影响，血族关系在兄弟、堂兄弟姊妹、舅舅、外甥之间得到加固，这些人在大家庭中一起度过部分儿童时代的时光。服丧只限于兄弟和其它亲友；寡妇、兄弟和嫂子都穿黑色的丧服。但是血亲关系走得更远，就像阿尔贝蒂的作品和其它托斯卡纳*中看到的，他们的回忆就是对自己的氏族或者宗族的称颂。
在佛罗伦萨、热那亚、博洛尼亚以及其它地方，亲族团结被维系着，并通过许多象征物事表现出来。世系血统通过家族名字可以区分出来加以区分，这种家族名字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使用日益普遍，它是证明血统团体的一种标签。在每一个世系或家族分支中，少部分的姓一代接着一代地被重复使用着。赋予新生儿的每一个名字，不仅仅寄托了家族的记忆，而且也期望继承开创这个名字的祖先的勃发力量。家族的盾徽上饰有武器、衣服、房屋、礼拜堂、祭坛、坟墓和旗帜，时刻向每个人昭示着家族的古老、强大和勇气。土地、房屋，以及诸如塔、广场、街道、礼拜堂和教堂保护人身份等其它具要高度象征意义的财产，都为大家所共有。这些财产经济上的意义并不大（其余的祖传财产都在每一代的儿辈中被分割了），但是却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亲族关系首先是一个关涉到的意识问题。在饰有家族盾徽的教堂，家族维持着祭坛、小礼拜堂和坟墓，这样，通过相同的教士，相同的仪式和相同的祖先，家族的精神力量代代相传。死者也并没有被遗忘，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人们不辞辛劳编纂润色*。佛罗伦萨的*作者竞相宣颂自己家族最古老的祖先。乔瓦尼？莫莱利*（约1400年）的起始点，不仅提到生活在1170年的一位祖先，而且还提到那位远亲的曾祖父。1450年后，先人的画像和半身像开始充斥殿堂。1480年后，它们当中又添加上了死者石膏面像，据瓦萨里称其数量是“难以胜数”，这些石膏面像被到处悬挂——壁炉、门窗、檐口以及你能想到的地方。这些面像“神态自然，看上去就像他们依然活着一样，”无数张脸悬挂在家庭隐秘之所，时刻提醒每个人，婚姻小家庭只是那个更大的有机体——世系——里的一个小单元。
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作者们倡导要尽可能对外扩展善意和友善圈子。由于时常为经济问题以及城市中少数家族统治带来的政治动荡所困扰，他们感到，一个广泛的亲善同盟网络是对抗命运反复无常的最好方法。在为其儿孙撰写的*里，乔瓦尼？鲁切拉伊雄辩地赞同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在我们的城市佛罗伦萨，我忠告你们，如果不能勇敢面对各种巨大的困难，就不可能保住你们的财产。［他指的是在税收方面。］……保护自己，我没有看到什么方法比避免树敌更好；一个敌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比四个朋友带来的助益还要大。另外，要和同伴［同一世系成员］、盟友、邻居以及其它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之间保持友善而良好的关系。我从来不傲慢无礼，因而，他们经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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