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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2-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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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团结（2）
他继续冗长的说教，详细阐发着上面说过的，但他的这段话的意义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保护财产不受财政当局的侵犯是家族的利益所在；为了这个目的，与亲戚、邻居仅仅保持颔首为礼的关系是不够的，需要更密切的关系。与大家族的关系要特别亲密，为了大家族可以牺牲一切，并且要有亲密的朋友，他们值得完全信赖。但为了与其他市民“和睦友好”也需要像对待熟友那样对待他们，邀请他们吃饭，相互信任，互通书信和往来。这当然是一个富裕商人的看法。但是，他所处理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读了鲁切拉伊建议之后，我们开始明白，每个家庭扩展熟友圈子作为防护国家卤莽侵入的堡垒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然而，这个建议无论如何合理，但难以付诸实施，它充满着自欺欺人的成分，太过乌托邦了。不过，当时确实存在许多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私人领域的情况，尽管与鲁切拉伊的雄心壮志相比，这种邀请仅停留在比较简单和适度的层次上。
更广义的私人生活
在城市和农村，空间构造的方式有利于家庭之间联系的形成。从这一现象中得益的首先是贵族。意大利贵族阶层家庭很久以来就在城市中最紧凑的地段建造塔楼和房子，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拓殖了并在某些情况下强化了这个区域。每个家庭都根植在自己的区域里。这种模式及其衍生的邻居团结，在十四、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或者热那亚还没有被打乱。在佛罗伦萨，几个显赫家族的房子通常围聚在塔楼、教堂、凉亭或小广场周围。在比萨和锡耶纳，房屋建筑群在中心宫殿的周围形成坚固的堡垒，继续由占据领导地位的宗族居住。在热那亚，占主导地位的家族和他们护卫者，集中在较小的区域，建筑房屋。在热那亚郊区，同样的家族在农村建立了自己的房子，这些房子也为同样密集的附近建筑所包围。譬如1447年，斯皮诺拉家族在卡尔托有18幢房子。农村家族的情形与贵族家族相似。在托斯卡纳某些乡村，人们看出，村落或城区面积在十四世纪逐步扩展，以便于日益增多的家庭能够继续居住在一起。
因此，意大利的城市是一个个单元的聚合，这种聚合不时地被墙壁或街道的曲径所打断。十四世纪的城市，如热那亚、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老城区，仍然保持了它们原始的风貌。不管是同一家族成员、主顾关系、朋友关系，亦或仅仅是租佃关系（排除租佃时间很短的佃农，这种做法在穷人中很常见），居民们皆以熟识、合作、结盟和共同利益等方式联系到了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左邻右舍的人们彼此之间相遇、交谈和流长蜚短是自然而然的事；有时候，人们聚集到一起是正式的，由教区、社区或无论什么其他机构组织的，但他们的聚集更多地是私人性的和非正式的。
各种简单的设施都能用于方便他们的聚集。在富人的屋子里，通常留下底楼的一个房间作为他们聚集之所。皮耶罗？莫斯塔迪的财产清单（佛罗伦萨，约1390年）提到椅子和凳子（足够坐15人到20人）、桌子、还有大水罐、玻璃水瓶和酒杯，这些物品显然是提供饮料用的，饮料在储存室有丰富的储藏，里面有600升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人们喜欢在屋外聚集，因此椅子沿着房子的墙壁放置。人们坐在那里，或许还有一扇支起来的窗户遮在他们头上。锡耶纳堡垒型房子（castellari）的广场上和佛罗伦萨的家族场地上常常团团放满这样的长椅，犹如微型机会，很适合讨论各种事情。修道院、公共水井、面包店、教堂前院和酒店（为男人准备的），所有这些场所都为邻里交流提供了机会。最典型地体现贵族家族、主顾和邻里之间团结的两个建筑是教堂（举行仪式时是一块圣地，当其它时候则是非宗教的*）和凉亭，凉亭是由拱廊环绕的露天场所，家族成员可以在这儿聚会，聊天，辩论，解决争端，管理财产（通过接受封臣和农民），炫耀。在热那亚，一些凉亭对所有人开放，人们整个晚上都在这里闲荡。
私人团结（3）
贵族阶层在农村的房子一直很宽敞，有时候是大规模私人聚集的理想场所。在《论建筑》（De re aedificatoria）一书里，阿尔贝蒂以令人难忘的标题描述了典型的农村房屋：“论主人和贵族的别墅及它全部的结构和它最佳的位置。”他建议房子应该建立在可以欣赏风景的地方，房子周围环绕着适合狩猎和钓鱼的公园。“房子应该有几部分组成：一些地方对所有人开放，另外的地方只对有选择的同伴开放，剩下的部分留做秘密用途。”公开场地依据王子房屋的模式建立，应该包括适合用作跑马场的辽阔土地。另外选择的地区包括散步的场所，游泳池，草地，溪流和用作年轻人聚集的凉亭。老年人可以在这儿散步，家族成员（famiglia）可以在这儿嬉戏（从广义上说，这儿用famlglia既包括正式的家庭成员，同时加上亲戚，佣人和客人）。在屋内，这一扩展的私人区域应该包括环绕庭院的各种房间，不同的房间分别在冬天、夏天和冬夏之间的季节使用。冬天的房间应该加热，而且所有的房间都应该是宽敞而舒服的。靠近主要入口的房间应该留出招待客人。
以这样奢华的方式建筑房子，除了王子的宫殿外，阿尔贝蒂的梦想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然而，这一阐述反映了十四世纪以来富裕的意大利人的鉴赏力和偏好。他的观点是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实践的夸大和修饰。1310年至1320年间，佛罗伦萨银行界一个有名的家族佩鲁齐，在离佛罗伦萨城门不远的地方买下一栋乡村的房子，并进行重新整修，添加了一个花园，花园里有游泳池和喷泉以及用围墙围起来的场地。在十四世纪后期，阿尔贝蒂的作品因为它的壮观而闻名遐尔，人们称它为天堂。芳香的松柏树立在喷泉附近，“奇异而稀有”的动物在草地吃草。佛罗伦萨人聚集在这里，享受着乡村的魅力，在那不勒斯、热那亚和威尼斯城外，人们也享受着同样芳香的花园。
年轻人的私人生活
广泛的私人关系领域由亲密熟友构成的特征发轫于意大利，正如它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熟友的结识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住在附近的孩子们聚堆一起玩耍，男孩、女孩都一样，也没有考虑到社会差别。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一位富商的儿子和一个普通裁缝的女儿一起玩耍，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佛罗伦萨的女孩和男孩上同一所学校（有1338年的证明），因此，除了玩耍之外，那里提供了熟识的机会。我们不清楚男孩和女孩是否在同一个教室学习，但无论如何，年幼的孩子更容易在同性伙伴中交朋友，不管是出于爱好相同、敬服，亦或顺从。围绕在年轻的卡特琳？贝宁卡萨（诚然，她在男性面前比大多数女孩子都要害羞）周围的是一群忠诚的女性朋友，她们追求完美的主要乐趣就是秘密地鞭策自己。通过游戏和秘密，孩子们发现了自己的私人世界，同时，也为将来埋下了伏笔。少年时代未知的忠诚也许会在日后想起：“甚至在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是伙伴，我们是朋友，你肯定知道“（佛罗伦萨，1415年）——这是一个人需要帮助时的有力的论据，就像例子中的人那样。这样的忠诚是重要的，为成年后的友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青少年中间（指年龄在十二岁到十四岁或稍大一点的孩子），友谊更加牢固，更加独立。弗朗切斯科？迪？巴尔贝里诺认为，女孩子（除了王子或国王的女儿）与左邻右舍同龄的朋友见面玩耍是被允许的。在诸如“布昂戈维尔诺”这样的壁画（锡耶纳，1338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她们伴随着小手鼓的音乐载歌载舞。在家庭外面有着更大范围活动自由的男孩子们，也与其他人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唱歌跳舞。美丽雄阔的郊区公园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宠坏的孩子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油画《德卡梅隆》里的花花公子们是为典型。他们玩国际象棋和西洋跳棋，四处闲逛，在喷泉里玩耍，等等。18岁的时候，他们已经足够大能够出去打猎，从事军事冒险活动，等等。在较为平静和平民化的城市和城镇，男孩子就是男孩子：他们讲粗俗*的故事，只有最严厉和组织良好的家庭才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贝宁卡萨（圣卡特琳的姐姐）年轻的丈夫，“缺乏父母教育，经常和他的同龄人在一起：这些年轻人，说话口不择言，恣意地分享着粗鄙不堪的谈话，他也不例外！”可怜的贝宁卡萨，受到这么好的教养，伤心总是难免的！（锡耶纳，1360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私人团结（4）
这些年轻的勇士拉帮结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名称和仪式。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有时和敌对帮派打架（佛罗伦萨，1420年）。这些帮派，有些是长期磨合啸聚一起的，有些则是自发形成的。这些帮派助长了年轻人的胆气，刺激他们干破坏社会治安的勾当。有一次，一名皇帝党员（Ghibelline）被处死，一个由孩子和青少年组成的帮派抓住尸体，把它拖到这个人的家里，砍掉他的手，当作足球踢来踢去，而且四天来一直阻止盖上他坟墓的拱顶（佛罗伦萨，1381年）。
从更加客观和常规的角度看，年轻人也工作谋生。工作的时候，他们进入不同的熟人圈子：雇主、妻子和其他的学徒。一些学徒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圣卡特琳的父亲将学徒安置在屋檐下）。1348年后，他们的工资相当可观，这提高了他们的品味，刺激了他们的欲望：走出去，到城镇去，穿好衣服，赶潮流。到处一样，年轻男子对年轻女子兴味盎然；他们谈论勾引女孩子的技巧，在漂亮女孩子的房子前炫耀，为征服爱情而冒险，为他们所爱的人唱小夜曲，品尝每一个胜利的滋味。节日也有自己的风尚。富裕或不太富裕的年轻人都喜欢焰火，得到节日或比赛的讯息时，他们就点燃焰火。这种现象在托斯卡纳、热那亚经常出现，也许更多的是在威尼斯。特雷维索（包括对武装城堡的攻击）、帕多瓦举行的节日仪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但首要的地方是威尼斯，这里整年都有活动。通过工作、节日和诸如此类的活动，年轻人确立起对他们自己个人私生活的权力。年轻的单身男子，在二十七、八岁成立家庭之前，由于被排除在既存的私人生活模式——也就是夫妇家庭——之外而深感挫折，因此用粗鄙*的语言和征服男性或女性来补偿这一点。由于在既存的现实体制中，没有这些年轻市民的一席之地，因此在他们的帮派里建立起一个与现实机制对抗的权力，用帮派规则管理着他们自己的事务。随着青少年们逐步长大，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世界，而是寻求身份认同，获得新的人生经历。
家庭内部关系
家庭成员与外人——邻居、朋友、盟友和陌生人进行非正式的日常接触交往。天气晴好之时，人们早晚都去凉亭、邻近地区和城市广场（周围有方便长椅）。佛罗伦萨各个区域人们都去那些最有名的广场，如“新市广场”或“圣阿波里纳利斯广州”。其他许多人则喜欢家附近长椅的融洽熟识，邻居们都习惯晚上聚集在这里。年长者谈论过去、国外的旅游、外国，等等（薄伽丘）。男人们找乐子，讲着彼此的丑事（萨凯蒂）。他们最爱谈论的就是女人。某个晚上，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调戏某个邻居的婆娘；而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可能又谈论一些有点下流的话题，讨论为什么女人似乎总是在床上才能找到感觉（萨凯蒂）。贵族阶层的凉亭中的谈话也同样生动，贵族男人们从一大早就团团聚集到这里，经常讨论一些公共事务，家庭私人事务有时也会从这里流溢到公共领域里。
人们经常邀请客人来家里，因此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存在着经常的往来。孩子们去拜访他们的祖父母；母亲“按照惯例，经常拜访已婚女儿，以确保她们过的还好”（锡耶纳，1360年）。堂兄弟姐妹之间也互相拜访。“康斯坦萨（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的堂兄，我引用过他1459年写的信件）经常来到家里闲聊。”比邻而居的宗族成员难免在街道上相遇，一件很小的事也能迅速地聚集起一大堆复仇者。一天晚上，阿西亚约里宗族中一名年轻的妇女开玩笑呼喊救命；她的房间里立刻涌来焦急的亲戚，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朋友之间也互相拜访，对邻居的拜访也是日常事务的一部分。人们在白天隔着门或隔着窗户相互闲谈——这种图景往往被画家描述下来。晚上如果天气恶劣不能室外聚集闲聊，那么几对夫妇或一群妇女就会聚集在房子里。这种习俗在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得到证明，十五世纪，这些地方的家庭主妇们显然负责着“与他人相互往来以及邀请客人到家过夜”的事务。
私人团结（5）
人们非常注意病人的需要。阿尔贝蒂一再将此作为一项义务强调人们一定“不能抛弃生病的亲戚……而是要去看望他并给他提供帮助。”习俗也是这样规定的。莫娜？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在床边拜访她生病的堂兄。年轻的人文学者密歇尔？维利尼在手术前后，朋友们都来看望他，并对致以问候（1485年）。他们和他谈话，陪他玩耍，放些音乐振奋他的精神。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对病人显示出同样的关怀，不论病人是垂死的旅馆主人、还是痛风而瘫痪的老人，或者遭受绞痛折磨的主妇（她以前中毒过）。老朋友们都来与这个遭受痛风之苦的老人一同进餐，相互开着玩笑。一个老妇人，“像她对待所有其他的病人一样”，安抚着这位垂死的老人（萨凯蒂）。因为预料到朋友和邻居会来探望病人，所以病人通常被安排在一楼的卧室，这里是接待家庭外来访者的理想场所（可能这样做也可以防止传染，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只有瘟疫引起的恐惧才会阻止这样的关心。
在巩固家族之外私人关系的所有场合，最重要的东西包括食物和饮料。为邻居提供一杯葡萄酒是小小善意的表达。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为邻居酿出新葡萄酒举杯庆祝，有些人还带着陌生人一起来品尝邻居的新酒（萨凯蒂）。邀请客人到楼上用餐是非常熟识友好的一种表现，仅限于亲戚、朋友，以及关系相当亲密的。大型宴会邀请的圈子更广一些。教士喜欢接待教区居民，他们为教民提供了大量的葡萄酒，根据作家的记述，所有的教士都欢快地豪饮。作为礼尚往来，人们都喜欢邀请与他们关系好的教士或本地的助理教士。当教士出席晚餐的时候，他主持晚餐事宜；他右边坐着家庭的主人，挨次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家庭雇用的画家在晚餐时分有时也会接到邀请，而且经常带着关系亲近的朋友出席。但是，邀请共进晚餐通常是亲戚们的专利；譬如，斯特罗齐家族里的堂兄弟姐妹们经常相互邀请共进早餐和晚餐（佛罗伦萨，1450年）。
由于与贵族的生活方式（休假和必须的旅行）和时代因素（主要是战争和瘟疫）相关的诸多原因，贵族阶层形成了比较复杂成熟的待客模式。他们会专门留出客房，客人们可以住上一晚，有时甚至勾留好几个星期。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经常利用这个特权，呆在穆杰洛的女儿家或郊区附近的堂兄弟家里。她也知道该如何招待别人，就像她招待丈夫的堂兄弟那样，她的两个儿子在那不勒斯为他工作，而这位堂兄弟在1449年的时候恰好路过佛罗伦萨。她招待了他八天，对那些来问候他的许多亲戚、盟友和朋友开放自己的客厅和餐厅，并每天为他提供丰盛的膳食。好客不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家境稍差的家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对朋友和亲戚开放。如果家里没有客厅，他们会腾出家庭成员房间的床，或床上的某个地方，最不济会在马厩里铺上一捆稻草。
大型场合。在大型场合，广泛的私人关系圈子就体现出来了，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个家庭与其亲戚、朋友和邻居的亲近关系会得到强化巩固。一个妇女怀孕时，朋友和亲戚都以各种方式表达关心，精美织品、银器和其它诸如此类的礼物也蜂拥而入。一些新儿诞生也成为快乐干杯的场合，如贝马多？维吕迪，作为父母五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世上时（佛罗伦萨，1330年）。亲戚毫无疑问参加了庆祝这一事件的“盛大宴会”。宗族成员很少参加洗礼活动，特意安排这样的场合，是用来培养与邻居、主顾以及其它生意往来的人之间的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大多数教父母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佛罗伦萨，1380年－1520年）。
私人团结（6）
无论举行什么婚礼，真正的亲属再次确证了他们的权力，并要求得到他们适恰的位置。当乔瓦尼？德尔？贝内决定，女儿卡特琳娜应该出嫁的时候，他想让谈婚论嫁悄悄进行。别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未婚夫有这么多的亲戚，他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所以让他们闭上嘴巴是不可能的（佛罗伦萨，1380年）。双方家族进行磋商的习俗并非仅仅是礼节仪式，尤其是在男方或女方家族中有一个值得炫耀的杰出人物时。多纳托？维吕迪写道，当别人就另外一个堂姊妹的婚姻事宜与他磋商时，他表示同意（佛罗伦萨，1350年）。婚礼那天，宗族所有成员都来参加。在佛罗伦萨，宣誓和互赠戒指的仪式通常自由一小部分人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相关规定只要求新郎有四位近亲亲属陪伴。但是，其它亲属很快就出现了。在婚礼的当天或后一天，新郎的十五到二十个亲属将这对新婚夫妇在相似场合曾经收到的戒指赠给新娘。女眷赠予戒指，男眷则在旁监看着赠予仪式，这些礼仪性的戒指，确认了新娘作为新家族中的一员，并让同辈以及长辈对新婚夫妇欢迎得到了实物的体现（戒指曾经属于他们所有）。
为庆祝新婚夫妇共同生活开始而准备的婚庆宴会，会向家族成员发出邀请函，远至第三代亲（舅老爷、父母的堂兄弟姊妹、新娘和新郎父母的堂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的家族成员也会受到邀请。朋友们也出席宴会，且数目不定。亲属和朋友帮助安排一场盛大的宴会：新郎家的人会为宴会采购菜肴食品，而且所有人都会给新娘送礼物。他们同时也是婚姻的证人，正如莫德纳十五世纪的编年史家指出的那样：证人证明夫妇的承诺是真实的。婚宴非常铺张，为此感到担忧的一些团体寻求限制它们的规模。1401年，博洛尼亚规定，婚宴所邀请的女士人数不能超过二十四个，其中不包括主人家的女士，参与从新郎家到新娘家接亲的人数行列也有相应的规定。佛罗伦萨、锡耶纳和莫德纳均采纳了类似的立法。
参加葬礼的家族成员规模也同样宏大。根据萨凯蒂的记述，“所有男女亲戚”聚到死者家里，邻居也会加入到这一队伍中。女人哀号呻吟。要人的葬礼往往还伴随着令人心碎的哭喊。当乔瓦尼？迪？马可的母亲看到儿子的尸体运回家（他死于奥尔维耶托）时，“她用哀号来悲叹自己的命运，再加上在场的其他女人的哭喊，所以看起来像发生骚动”（锡耶纳，1394年）。然后收殓了尸体，并组成送葬队伍：家族所以成员理所当然都会参加。为了阻止令人担忧的庞大的亲属团可能造成的伤害，十三世纪的法令对送葬仪式的队伍进行了规约。在拉文纳，只允许比较亲近的亲戚参加葬礼，且不准在教堂里嚎哭。
大的家庭事件经常发生，除婚礼和葬礼外，还有新上任教士的第一次弥撒和骑士称号的授予，这里只提两个。在所有这些场合中，亲戚和朋友都被拉进家庭的私人领域，换句话说，私人领域变成大家共有的，因为授予仪式、婚礼或葬礼将整个世系都卷入其中。家庭荣誉、子孙后代或家族的生存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些仪式里，女人们——母亲、妻子、嫂子，也就是说不属于这个世系的女人们（或当将嫁出去离开世系的女人）起着重要作用。她们代表着自己的家族，通过联姻与举行仪式的家族联合起来。但她们也是作为个人参加仪式，而且她们的参与，即使是仪式性（像葬礼上的哭泣）的，也给这些场合带来混合着自发性、温情和情感的特殊印记。
在大型场合的间隔期，家族和客人通过建议和服务的交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家族成员代表着亲族势力与当局和法庭一道干预到私人事务中，并以各种方式彼此帮助。因此，亲戚们彼此出入家门；他们感受到与其它家族成员的团结，也时常感受到与其他家族成员的亲情（虽然有时候这种感情很难出现）。人文主义者普拉蒂纳以科西莫？德？美第奇教诲儿子洛伦索保持家族和睦应遵循的规则为例，强调即便在社会的最高层这些服务也非常重要：“爱你的兄弟，爱所有的亲属。不要仅仅对他们表示尊重，而且邀请他们参加商讨事务，不管这些事务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不管怎样，亲戚的建议总是比那些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建议更有价值。”
团结受到考验（1）
家族的团结经常受到考验，堂兄弟关系和远房兄弟更是如此。对家族团结的一个威胁来自于这样的现实，即个人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外出（很多人喜欢这么做）；另外一些人因为政治成败而遭到流放。死亡也会损害家庭联系纽带，尤其是共同的祖先被大家忘记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认为祖先生活在记忆中或生活在天堂中，即便已经去世，也继续在家族世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人，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连同人文主义者），寻求保护自己不受这些危险的伤害。
私人通信
家庭成员分布范围广泛是意大利传统中一个古老的组成部分。数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商人游弋海洋周游世界。小麦、牲畜、油和其它日用品的经销商，在离家周围数英里的农村地区穿梭往来。农民也经常去城镇，且短暂勾留拜访亲戚或移居大城市的老邻居。十四、十五世纪，市民需要承担日益庞大的国家机构所带来的负担，使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大使、省级行政官员和法官经常得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政治清洗使流放队伍膨胀。许多家庭不得不适应父亲或儿子生活在离家几天路程（如果不是更远的话）的流放途中的情况。
与生活在国外的人保持相当规律的联系。在川流不息的旅行者中间，有些人总是愿意携带消息和口信。“我无时无刻都在焦虑地等待着盖拉尔多（他自布鲁日来）的到来，这样，我就能从一个活人那里听到你的信息，获知你的健康状况和安宁幸福，”这是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1459年写给儿子的信。家庭成员可能要上路去与离家的亲人团聚。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孩子曾几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住在欧洲相对的两端——那不勒斯、布鲁日和佛罗伦萨——为什么不能到阿维尼翁团聚呢？问题的复杂使这个计划及其它许多计划都无果而终；人们谈论游览比萨或博洛尼亚，但是总是呆在家里没有成行。等待人们主动来访可能意味着完全失去与他们的联系。
但是，信件联系是一直存在着的。私人通信是十四世纪意大利人的自豪和快乐。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通过信件交流商业信息是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意大利商业技巧。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商业信件中日益加入了纯粹的私人通信。人们渐渐习惯了写字台：男人传递信息和传达命令；女人回信并提出建议；孩子送出爱的信息；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呈递帐目。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知道如何写信。社会等级越低，她们拥有这个珍贵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少，文盲问题在十五世纪的托斯卡纳地区似乎得很严重。一些男人也是文盲，尤其是劳工和农民，但是男人文盲的人数要比妇女识字的人数少。截止1380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们有着明确的写信需要和愿望；大量的信件保存了下来。1360年至1380年期间，私人通信数量急剧上升，至少在佛罗伦萨是如此。
每个人都可以接发信件。分成农有时通过信件的方式从地主那里接受指示。（锡耶纳，1400年）。其它信件在严格意义上说是私人性质的，主要是关于家庭事务，关于私人感情和利害关系，尤其是女人，她们的信件堪称是这种类型中的典范。儿子们被美第奇流放的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23年里（1447…1470年）坚持不懈地让他们知晓家内事务。她的女婿、女儿和小马坦（那时他12岁半）也给他们写了很多信。两个流放的儿子给他们回了信。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着紧凑。
团结受到考验（2）
通信对象（carteggi）范围很广。写给亲戚，朋友以及委托人的信件不仅揭示了私人关系的范围，而且也表明了他们与公共事务、公共机构的联系以及信件在整个行政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举例来说，佛罗伦萨人福雷斯？ 萨凯蒂1405年担任佛罗伦萨最高执政官，1411年重返政权，多次在孔塔多担任城镇镇长或乡村村长，他时常收到写在折叠数次的小纸片上的便条，纸片背面还带有地址。通过现在幸存的一些纸条判断，有时每天好几个，尤其是当他有任务要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写信人的范围很广。萨凯蒂的随从人员当然在其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他的雇员皮耶罗？迪？乔瓦尼经常定期报告关于他的不同产业的状况（关于收割、农民、供销等等信息）。如果需要，他会一封一封的给他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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