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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穴龙潭-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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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道藩的婚礼过后不久的一天，杨剑虹突然指示杨登瀛陪同他前去拜会新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并办理洽请英巡捕房发拘票、派人会同搜捕的手续。
那天，杨剑虹事前什么情况都没有告诉杨登瀛。直到他俩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杨登瀛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驻地。幸而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已经转移，他们才扑了个空。
杨登瀛马上将此事告诉了陈赓。
陈赓听后，冷静地分析说：
“这件事只能说明国民党正在‘考验’你，他们对你还不是充分的信任。”
“嗯，有道理。那你看我下一步应当怎样做？”
“古话说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取得信任，没有表示怕是不行的。今后，我们会定期送给你一些我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的刊物，像《红旗》呀，《布尔什维克》呀等等，作为你接近国民党、取得信任的资本。当然，我们还会竭力配合你，譬如到一定的时候，给你一点关于我党活动的情况。总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叫他们拿到手，也摸不到边。”
三、罗亦农被杀经过（上）
正当陈赓精心培植他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的时候，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月15日晚，周恩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幢西式洋房的三楼，紧急召集顾顺章、陈赓、洪扬生开会。
这幢西式洋房由一位白俄老太看管。洋房的三楼由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和一名女同志以夫妻的名义租下，作为特科总部的接头地点。
洪扬生，1921年加入青年团，1924年转党，曾在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工作。1925年底，参加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后作为军事特派员，被派往东北工作。1927年春回上海。“四·一二”政变后随中共中央迁去武汉，在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是年秋，又随中共中央一并迁回上海，不久参加特科工作，担任总务科长。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神情冷峻地向他们通报了一个十分不幸的情况：
“中央根据可靠的渠道获悉：罗亦农同志于今天上午10时被英国巡捕房逮捕了。当时，罗亦农同志正在戈登路的一家秘密办事处，接待山东省委书记老吴。这家秘密办事处是由一对从苏联回来的年轻夫妇看守的，男的叫何家兴，女的叫郝稚华。根据可靠情报，罗亦农同志被捕后，老吴去向不明，而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目前仍安然无事；而且在罗亦农同志被捕以前，何家兴夫妇请的女佣曾急急忙忙出门，跟马路上站岗的巡捕打过招呼。”
顾顺章、陈赓尚未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几乎异口同声，脱口而出：
“叛徒肯定是何家兴与郝稚华！”
周恩来听罢，未置可否，只是冷静地说：
“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何家兴和郝稚华两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呀？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哩。”
陈赓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虽然现在无法拿出铁的证据出来，但据我分析：第一，他们夫妻兼做罗亦农的秘书工作，有关罗亦农同志的行踪，按理说只有他们夫妇才掌握；第二，老吴同志目前去向不明，敌人为什么不逮捕他，而仅仅是逮捕罗亦农？这的确是矛盾的。但老吴刚刚从山东赶来，什么情况都不熟悉，应该说他出卖罗亦农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他这次与罗亦农同志的见面都是由何家兴夫妇全力安排的，他事先不可能知道地点。因此，我觉得何家兴夫妇的可疑性最大。我怀疑是何家兴夫妇出卖了罗亦农同志，但又故意建议敌人不抓老吴，给我们造成错觉，以便他们得以继续隐藏在我们内部。”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嗯，分析得还有几分道理。”他望了望顾顺章，征询他的意见，“顺章同志，你的意见呢？”
“我没有别的意见，我认为陈赓同志分析的这两点，已足以断定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我凭直感，也觉得他们像叛徒。”
“不对！”周恩来猝然严肃起来，“你们讲的仅仅是推论，是假想的推论，而不是拿到确凿的证据后得出的结论。同志们，目前的斗争是复杂的，我们尤其不能靠直觉，更不能凭想像去臆测。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
顾顺章听后，脸上挂不住了，他似抱怨地辩解：
“我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嘛……那么，我们下步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陈赓同志，你马上通知内线，请他务必设法查明事情的真相和敌人的态度，为我们全力营救罗亦农同志做准备。第二，在没有铁的、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绝不可轻率从事。因此，请顺章同志安排行动科的同志，暂时将何家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严密监视他们的举动，但请注意不要惊扰了他们。”周恩来近乎命令地说道。
待顾顺章、陈赓等离去后，周恩来踱步走到窗前，一把掀开窗帘，凭窗远眺。窗外月光皎洁，给夜上海涂抹了一层稀薄的银灰色。此刻，他的心潮尚未平静下来，口里念叨着：
“亦农，亦农呀！此时此刻，你是否也同我一样，正凝望这圣洁无瑕的月光？”
恍惚间，周恩来的心路回到了一年前的上海！是呵！就在一年以前，他和亦农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喧嚣的厮杀呐喊声中，他们曾是那样的踌躇满志！那样的壮怀激烈！他的心路又似乎回到了这一年的元旦，亦农与战友李文宜举行俭朴而庄严的婚礼的日子，他的耳边似乎回荡起了亦农与李文宜的结婚誓言：长相依，死相守，白头偕老，终生不悔！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一户家庭殷实的人家。他自幼即富于正义感，曾在自家门口贴上一副自撰的对联：
存得天良，蒙庆受富；放开眼界，创业成家。〖HT〗借此嘲讽为人刻薄的父亲。后到上海求学，得识于陈独秀，于1922年被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同行者当中有刘少奇、任弼时。1925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19 27年任江浙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随后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这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他出任主任。是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1928年元旦回上海同李文宜结婚后，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顾顺章带领数名“红队”队员赶往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住所，以安全为借口，把他们夫妇迁到南京路（一家旅馆亚洲旅馆），并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陈赓则约见杨登瀛，转告了罗亦农被捕一事，要求他尽快查清罗亦农被捕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的情况及打听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此事的态度，并尽快查实告密的叛徒。杨登瀛听陈赓说完，不禁大吃一惊：
“听说罗亦农是你们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之一，地位与周恩来相当。英租界巡捕房捕人前，我居然未听到一丁点的口风。真没想到，这些巡捕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放心，我这就到警备司令部，亲自向钱司令打听一下情况。”
岂料，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初闻此事，也大吃一惊。旋即，他兴奋地说：
“罗亦农可是###的领袖级大人物哟！这是件大好事！我得马上报告蒋总司令！”
杨登瀛从警备司令部出来后，本想直接去找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侦探督察兰普逊，向他当面了解具体情况。因为前不久，他随杨剑虹到租界办案，已与这位英国佬打过一次照面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这样去未免太唐突了，且师出无名。他遂立即给南京的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发去电报，告诉他们罗亦农被捕的事，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陈立夫当即回了电，指示杨登瀛尽快与英租界巡捕房妥善办理引渡手续，并称自己不日将赶往上海，处理善后。
这样，奉陈立夫的旨意，杨登瀛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不想正与出门的兰普逊撞个满怀。
兰普逊一见是杨登瀛，不由喜出望外：
“哈罗！我正好出门，准备到贵府去拜访您呢。没想到，借你们中国的一句话，你倒捷足先登了。”
“既然如此，恕我直言，我想督察先生找我，恐怕是为了罗亦农的案子吧？”杨登瀛继而揶揄地说，“抓住罗亦农，算是钓了条‘大鱼’，督察先生怕是会得到你们女王陛下颁发的骑士勋章了吧！”
兰普逊听罢，不由一愣，随即爽快地大笑起来。他自我解嘲似的说：
“啊哈！我差点忘了杨先生的身份了。你可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呀！但我们昨天才抓人，今天，风声就传到了你们耳朵里。依我看，还是你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讲得好……”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不是？”杨登瀛接上兰普逊的话，随又认真地说，“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我刚接到上峰的指示，要我尽快向贵方办理引渡一事。希望我们能友好合作！”
“这件事好商量。但你们事先得答应我们两个条件！”兰普逊故意卖关子。
“请说，只要不是将整个上海拱手送给你，什么条件我都可以考虑！”
“好！爽快！我们的条件是：第一，你应当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你们对付共产党。所以嘛，请你们得考虑一下我们个人的利益；第二，告密的人要求得到五万美金和两本到德国的护照，这点，同样希望你们考虑一下，因为我已答应他们了。你们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吗？”
“看来，兰普逊先生您已经是个中国通了。您把中国的俗语古话说得如此圆熟，连我这个地道的中国人都要羡慕了。”杨登瀛打个哈哈，顺便扔给对方一个“高帽子”戴，旋即，他话锋一转，“不过，你刚才提到的两个条件我得请示上峰以后，才能明确答复你。”
……
三、罗亦农被杀经过（下）
是夜，周恩来再次召集顾顺章、陈赓等人开会，研究如何营救罗亦农。
顾顺章首先汇报了转移和监视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情况，他说：
“他们两人好像是惶恐不安。从他们的反常行为观察，他们俩十有###就是叛徒。”
周恩来挥挥手，打断了顾顺章的话：“对于何家兴、郝稚华，我还是那句话，在没有可靠的证据以前，绝不可妄下结论，也绝不可以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他望了一下陈赓，问，“陈赓，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的内线接触了英巡捕房，与兰普逊见了面，双方初步约定了引渡时间，是4月20日。关于罗亦农同志被捕的细节问题，兰普逊还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但他向我的内线提了两个要求，他的第二个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告密者的要求，告密者要求提供五万元美金和两本到德国的护照。但出于保密的需要，兰普逊对告密者的人数和姓名仍守口如瓶。不过，根据情况分析，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告密者肯定是两个人，而且到过德国。另外，据查，何家兴、郝稚华二人曾留学德国。”
周恩来听完陈赓的汇报，蹙眉陷入了深思。然后他掐指算了算，说： 。。
“今天是16日，距离敌人引渡还有三天的时间。”
接着，周恩来果断地说：
“这样吧，明天，希望陈赓同志继续通过内线，查实一下引渡路线。下面，我们研究营救计划。”
最后，大家一致议定的意见是：一、准备在引渡的中途武装劫持；二、一旦武装劫持失败，再通过其他的途径营救。
不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翌日晚，当陈赓约见杨登瀛的时候，杨登瀛告诉陈赓，陈立夫已于当天清晨自南京抵达上海，下午在钱大钧的官邸约见了他。陈立夫说蒋介石很重视罗亦农被捕一案，要不是因为正在山东前线督军北伐，蒋还会亲自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另外，陈立夫与钱大钧以“夜长梦多，谨防有变”为由，决定尽快引渡罗亦农，并且钱大钧已命令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具办交涉事宜了。据杨登瀛估计，引渡时间绝不会超过第二天中午。
这样一来，营救罗亦农的第一种方案显然已无法实现了。因为罗亦农被引渡的时间，已亲自掌握在陈立夫和钱大钧的手里，即使杨登瀛弄到了具体时间，等到通知陈赓和顾顺章等，劫持工作也显然已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这样就很难确保中途劫持的成功率，而一旦劫持行动失败，无疑会加快敌人对罗亦农的杀害。
“但如何实施第二种营救计划呢？”陈赓汇报完杨登瀛的情报，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顾顺章当即冒险地提出：待罗亦农被押解到警备司令部之后，乘敌不备，武装劫狱。
陈赓首先反对这一冒险盲动的做法，他说：
“我不同意！首先是我们的力量太弱，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上海国民党军队的老巢，防备极为森严。再则太冒险了，以我们现有的‘红队’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成功的把握微乎其微！”
周恩来听罢，先不表态，而是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两张报纸，递到顾顺章和陈赓的手里，沉吟地说：
“这是最近两天的报纸，头条新闻都是关于亦农同志被捕之事。他们声称：首要已擒，共祸可熄。当然，这是敌人借此制造舆论，给群众造成一种共产党已不成气候的假相。但反过来想，这说明敌人十分惧怕亦农同志，必欲除之而后快。事已至此，依我看，营救亦农同志脱离虎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陈赓闻听此言，内心一阵悲恸。他近乎哀求地问周恩来：
“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周恩来坚定地摇摇头。他想了想，又说道：
“当前，我们只有静观事态的变化了。但是，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能放弃。请陈赓同志尽快设法和亦农同志取得联系，听听他的意见。”
“是！”
诚如杨登瀛所言，敌人果然在4月18日中午以前，将罗亦农引渡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并关押在司令部内陆军监狱男牢。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内部的重要地位，陈立夫、钱大钧均不敢擅自裁决。两人合计后，决定由钱大钧再次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同时，他们布置军法处长裘某对罗亦农进行审问。裘某连续审问了三次，罗亦农除告诉他已然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其余一句话也未多讲。
4月19日，杨登瀛奉陈立夫的命令调来审讯记录。陈立夫审阅后，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当着杨登瀛的面，就破口大骂：
“这就是###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
杨登瀛吓了一大跳，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陈立夫如此暴跳如雷、如此歇斯底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打算如何处置罗亦农呢？”
“杀无赦！”陈立夫恼羞成怒，咬牙迸出这三个字。过了会儿，他的情绪稍缓和了下来，又悠悠地说，“当然，必须得等到蒋主席的来电，由他亲自裁决。”
就在罗亦农被引渡后的第三天（4月20日），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来了回电：“就地枪决！”
翌日，罗亦农身着直贡呢马褂和灰色哔叽长袍，脚穿皮便鞋，在一个排的敌人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
罗亦农牺牲后，敌人残暴地把他的遗体暴弃郊外，并严令不许收殓。周恩来知道后，命洪扬生带了两名同志，于半夜三更，找到乱坟场，将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了起来。
当夜，罗亦农的遗物一封写给新婚妻子李文宜的信，由狱中的同志转送了出来。当周恩来看到遗书上的一句话“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时，泪水霎时就涌出了眼眶。他在心底痛责自己：“我堂堂七尺须眉，眼睁睁地看着亦农你受死，却又无可奈何！”
周恩来旋即吩咐邓颖超，要她代表中央妇委会，连夜赶到罗亦农的秘密住处，看望、安慰烈士的###。
也就在罗亦农就义的当天晚上，杨登瀛受钱大钧之命，在上海外滩著名的一品香饭店设宴款待兰普逊。酒过三巡，杨登瀛取出预先备好的“红包”，交给了兰普逊，希望他从今往后通力与党国合作。
兰普逊也不说谢谢，竟直言不讳地追问：
“还有五万美金和两本去德国的护照呢？”
“噢，钱将军说为了感谢告密者，他要另设私宴盛情款待他们，并当面将美金发给他们。至于出国护照，他答应将亲自给他们办理，并派人护送他们安全离境！”
“是吗？”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知你能否告诉我他们的详细情况？明天，我就可以带他们晋谒钱将军！”
“他们是一对夫妇。但这几天不知何故，一直未见踪影。明天我找到他们后，马上打电话通知你！”
随后，在酒酣脑热之际，杨登瀛终于从“铁嘴”兰普逊的口里，套出了告密者的情况。
原来，告密者正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他们从德国留学归来后，被党组织安排以夫妻名义看守戈登路党的秘密机关，同时，何家兴兼任罗亦农同志的秘书。眼见上海滩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那两颗本不安稳的心被激活了。因为他们早忘不掉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了。随着时日的增加，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枯燥乏味的秘密生活。于是，他们频繁出入茶楼酒肆、舞场剧院，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玩得很晚才回家。这些引起了罗亦农的警觉。为此，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生怨怼。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们终于决定豁出去，并很快到英巡捕房秘密自首，供出了罗亦农。他们还与英巡捕房约好，一俟罗亦农赶到机关，即由他们的女佣以上街买菜为由，趁机向街头的站岗巡捕报警；并且故意只抓罗亦农一人，使他们得以隐瞒身份，继续在秘密机关守候，直到安全出境为止。
再说何家兴、郝稚华这几日因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那天，当他们从“红队”队员口中获悉罗亦农遇害的消息后，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商议，决定第二天由郝稚华到英租界巡捕房找兰普逊，一俟讨到五万美金，领到出国护照，就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郝稚华走出旅馆租了一辆黄包车，匆匆忙忙地赶到英租界巡捕房。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她出来了。当看到那辆黄包车还在门口，就顺便要这辆黄包车把她载回旅馆。
但令郝稚华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辆黄包车及车夫是顾顺章预先给她准备好了的……
原来，昨天晚上，周恩来得到陈赓转告杨登瀛的情报后，已经知道告密者就是何家兴夫妇了。顾顺章当时就叫嚷说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对叛徒夫妇。但周恩来未允许顾顺章造次，仍坚持一定要取得充分的证据才可采取动作，并设下了这一个“欲擒故纵”的计谋，故意向他们放风，说罗亦农既已遇害，没必要再对他们保护了。谁知，心虚的何家兴夫妇果真上当。
顾顺章深感事不宜迟，必须赶在何家兴夫妇与钱大钧会面之前除掉这对叛徒，遂立即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当即指示：
“既然已经彻底查实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就要尽快动手解决，不要再造成损失。这次行动，具体由你指挥‘红队’办理。注意：一定要处理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是！”顾顺章会意地点点头，就匆忙赶往同孚路的一条弄堂，与“红队”的同志们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在此，有必要赘述一下“红队”的情况。
“红队”，又称“###队”，俗称“打狗队”。
“红队”初建于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抢的工人组成了“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另外，“四·一二”事变以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批政治上坚定，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达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直接指挥。开始一段时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传说共产党有四条枪，可以横冲直撞，打遍上海滩。因此，“红队”建立伊始就声名赫赫，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红队”队员有李士英（副队长）、邝惠安、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三十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厢房即是“红队”成员聚居点。
情报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时获悉叛徒奸细的活动情况，能够准确无误地镇压叛徒，或者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不久，“红队”通过情报科的内线，甚至已与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炮兵营的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此外，“红队”随时能从洋行里买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时，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当时，“红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一遇紧急关头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长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其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特警宪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实施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汽车发动等技术；此外，还学习射击技术。每次学习射击时，他们都是在租借的地下室里秘密进行的。
4月25日清晨，一顶迎亲的小轿沿南京路一条小弄堂缓缓走来，锣鼓、唢呐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当队伍行走到亚洲旅馆门前时，只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将一条长板凳往街中央一摆，往上压了一摞光洋，然后伸展双手，向众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请各位兄弟赏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儿大喜的日子，向你们讨个吉利！”
见到白花花的光洋，轿夫们马上停下轿子。鼓乐手们也马上挤弄腮帮，使劲地吹奏起来。迎亲的伙计们也不闲着，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点起了“冲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顷刻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响一团，回荡在宁静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纷纷揉着惺忪睡眼，跑到街头来看稀奇。
就在这当口，几个人悄悄地溜进了亚洲旅馆。他们用脚踢开一扇房门。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妇被蓦地惊醒，正待发作，只见几只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一会儿，这几个人掩上房门，走出旅馆，悄然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
其实，这对被惊醒的夫妇正是何家兴、郝稚华。而这支迎亲队伍的伙计们正是顾顺章和“红队”队员们装扮的，那位拦在街中借喜事讨吉利的老板也是预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轿夫和鼓乐手们则是临时花钱雇请来的。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来动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枪杀。闻此噩耗，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悲恸。
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他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有一个重大工作。那就是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就在周恩来行将出发前几个月，由于敌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各地党的组织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加之罗亦农被叛徒出卖遇害及向警予武汉的遇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认真检讨党组织如何安全地在白区开展秘密工作的问题。痛定思痛之余，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思路，即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正当周恩来欲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之际，却接到共产国际的邀请，要他前往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但他临走前，还是将自己的这一思路解释给中央留守处的三名同志听了。当时负责中共留守处工作的三名同志分别是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于是，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该通告提出了八项原则，对党的各级秘密工作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而把党的秘密工作纳入正轨，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党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一栋二层楼的楼房上，建立了最可靠的秘密机关，作为政治局开会办公和中央领导同各地通讯联络的地址。这家秘密机关对外挂起“福兴商号”的牌子，由熊瑾玎、朱端绶以夫妻的名义主持。这年中秋节，两人由冒名夫妻结为正式夫妻。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党的首脑机关与开会的地方是分开的，且地方也不止一个。由柯麟（化名柯达文）、贺诚（化名贺雨生）以医生的公开身份在威海卫路开设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多次来这里开会。离“福兴商号”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店铺的二楼，则是中央军委的秘密联络地点；戈登路普庆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由于这些会址和联络点极端重要、高度机密，这年11月份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掌握这些会址和联络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时，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共有二百余人。周恩来规定各机关间禁止往来。
其时，中共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的，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国民党的特务及租界的包探，以及叛徒、工贼四处钻营，一个个伸出灵敏的嗅觉，以图抓到可以领到大笔赏钱的共产党人。整个上海阴沉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他在大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职务，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熟识他，加上他自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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