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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穴龙潭-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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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字眼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这个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颇具神秘色彩的机构，最早出现于1927年，到1935年，它共存在了九个年头。它的缔造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
熟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读者应该知道，1927年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当年轻的周恩来刚刚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为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买办代表的蒋介石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政治盟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即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迫使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当时的“赤都”武汉。此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表面还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对反动势力危害党的迹象丧失警惕。周恩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在他领导的中央军委内部设立了特务工作处。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负责与各种帮会组织联系，收编土匪和散兵游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撕掉了“左派领袖”的伪装，公开清共，并宣布宁汉合流。由此，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大肆屠杀，中###员人数由原来的五万七千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同时，也由于蒋介石在全国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合法转入到地下秘密状态。
为了更安全地坚持革命斗争，这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被迫由武汉迁往上海的租界。这时的上海各种反动势力比较集中，尤其在中共中央藏身的租界，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当时，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工部局”，法租界的叫“公董局”），还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即“上海外侨义勇队”），以及警察（即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法院、监狱。但上海毕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中心。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经过“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以及大革命时期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战斗洗礼，占到全国产业工人近四分之一的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先后召开了党的一大、二大、四大，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
上海租界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的确给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带来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地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及相互间的各种矛盾，利用租界地区街道四通八达、容易转移疏散，利用租界地区人口复杂、鱼龙混杂、不查户口等各种社会空隙和有利条件，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而且，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中共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但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追随他们的帮派势力，是不能任由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的，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对付革命力量。于是，无论租界、华界都军警（巡捕）遍地，岗哨林立，同时，暗探、工贼和叛徒四处钻营，撒开一张张有形和无形的网，伺机瓦解和破坏革命活动。
因此，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就成为当时政治保卫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周恩来（发动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历尽艰险，辗转由广东、香港到达上海）继续担任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周恩来根据自己领导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亲自主持设计，对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当时，周恩来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为此，1928年春，中央军委举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抽调一批精干的人员专门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地下斗争，怎样保卫自己和怎样打击敌人。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秘密工作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周恩来、恽代英等亲自授课，培训干部。其实，早在此前两年，中共中央就已秘密派遣顾顺章、陈赓、陆离三人，前往苏俄学习政治保卫知识和技能。顾顺章、陈赓后来一度成了中央特科的领导骨干。
为适应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中央特科逐渐扩大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它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等工作；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等工作；三科为行动科，负责镇压罪行严重的叛徒，下设“红队”；四科为无线电联络科，负责电讯联络工作，并培训党的报务人员。
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正是在旧上海十里洋场这种云谲波诡、错综复杂的特殊环境下，中央特科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斗争气概，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对付反革命的种种阴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共产党人与敌人斗争于隐蔽战线上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
正如陈云同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关于中央特科的座谈会上所作的评述：
“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一、周恩来陈赓组建中央特科情报科
1928年的上海，依然笼罩着血腥味浓重的白色恐怖。
时令已到了四月。在这晚春尚寒的季节里，阴霾的天空，似一张钝灰色的幕布遮压得人们透不出气来。
在法租界畸形繁荣的霞飞路上，武装巡捕们用鹰隼般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搜寻着。偶尔发现一两个乞讨的人，他们便挥舞警棍，张牙舞爪、如临大敌般地扑过去，口里还操着法语或半生不熟的华语骂骂咧咧……
不时地，一辆辆警车尖啸着开过，震耳欲聋的警笛声似天际的连珠滚雷般直捶人们业已绷紧的心弦。
一位年轻人似乎并未体味到这种紧张、恐怖的氛围。此刻他仰倚在霞飞路边一条弄堂口的躺椅上，悠闲、耐心地阅读当天出版的《申报》。偶尔，他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扫视一下四周……
这名年轻人，大约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给人印象强烈的是他那张充满朝气、轮廓分明的脸庞。一副硕大而高挺的鼻梁和一张结实圆润的阔嘴，分明勾勒出了他清朗刚毅的性格。尤其那一对深似潭水般的双眸，更不时扑闪着灵智而调皮的亮光，从而使他的整张脸透出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精气神。
他叫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他出生在一个解甲归田的湘军将领家庭。他的祖父陈益怀曾跟随同乡曾国藩东拼西杀。在血与火的战争故事熏陶下，不满十四岁的他就弃笔从戎，做了一名湘军士兵。但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军队内部的腐败，又迫使他离开湘军，进入粤汉铁路湘局当了名办事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成立了共产党组织。陈赓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的学习。政治觉悟提高后，他于192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的指派，于1923年底考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次年5月，转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起先后参加了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斗，并在第二次东征攻打华阳之役时，救过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命。随后，担任黄埔军校步兵科一团七连连长。
1926年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地区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翌年2月回国，随后担任北伐军唐生智第八军的特务营长。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只身随周恩来赶往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李立三一起担负起义总指挥部保卫工作。后担任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随起义军撤往赣南会昌时左腿负伤。随后辗转潮汕、香港到达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7年的10月间。通过新婚妻子王根英，他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王根英，自幼家贫，十一岁就到日商办的恒丰纱厂当童工。她1925年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不久，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她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陈赓在汉口结婚。婚后不久，陈赓随周恩来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她则回到上海，在党中央担任交通员。
党组织得知陈赓的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了位于公共租界爱多利亚路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牛惠霖曾留学英国，和留学美国的弟弟牛惠生都是上海滩出名的骨科医生，而且思想进步，一向同情革命。他俩还是宋庆龄的表兄弟。
其时，由于陈赓的伤腿是在行军途中断断续续地接受治疗的，虽已接上，但却错位了。按照病情，通常的做法是截肢了事，但陈赓抱着终生要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坚决反对截肢。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牛氏医生满足了他的要求，大胆地把他的伤腿打断重接，终于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左腿。
正当陈赓的伤势日渐好转之际，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因作战负伤住进了这家医院，而且恰巧住在陈赓病房的隔壁。此人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认识陈赓。
陈赓深知这个人是个坚决的###分子，预感到继续留在医院随时都会有被捕的危险。他当机立断，连招呼都不与牛氏兄弟打，就请当时也住在这家医院里面的一位同志，背着他迅速逃离了医院。
此后，陈赓同妻子王根英在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条石库门弄堂里租了一间房住下，一边安心养伤，一边听候党组织的安排。但他走路仍一瘸一拐的，王根英打趣地笑他是“铁拐李”。
〖BF〗就在这天下午，党组织通知陈赓，说伍豪（即周恩来）同志当〖BFQ〗晚要与他见一次面，地方在外滩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一艘租船上。
陈赓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他知道，这次约见，一定是党要安排他工作了。傍晚，他化装成一名码头工人，早早就一瘸一拐地赶到了十六铺码头。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他顺利地上了租船。
这是一艘游船，不大却装修雅致。中尾部有舱，舱侧开有格窗。透过窗棂，可游赏外滩的景致。
划船的是一名年迈的梢公（即船夫）。陈赓友好地向他连唤了几声“老伯”。他却毫无反应，只是咧开一张憨厚的嘴，朝陈赓友善地笑笑。陈赓顿时明白此人的耳朵已不听使唤了。
此时，夜幕垂落，华灯初上。江畔法租界外滩上鳞次栉比的建筑物霓虹闪烁，把偌大一条黄浦江渲染得色彩缤纷，煞是迷人。眼前的十六铺码头，商船云集，樯桅林立。
陈赓无心留恋此等景致，只盼周恩来同志早点出现。
不经意间，一位面目清癯的绅士向他们的船影影绰绰地走了过来。借助闪烁的霓虹灯光，可见那人头戴礼帽，穿一身高档入时的西装，胸前美髯飘逸。他右手执一柄嵌银的红木手杖，显得高贵气派。只见他径直走到船边停下，用手杖在船帮上轻敲了两下，对一脸诧异的陈赓说：
“怎么，才几个月不见，就不认识我了？”
陈赓蹙着眉头，仔细辨认：“您是……”但旋即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喜，激动得语无伦次，“您！是您，您……”
如果不是因为原先听熟了那夹带淮安方言的口音，陈赓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这名绅士竟是周恩来同志！
〖BF〗自去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陈赓就再未见到周恩来，屈指算来不觉有八个月了。而在这几个月〖BFQ〗里，他一直辗转各地养伤，虽吃够了苦头，却未能为党做一点事，出一点力。他内心的郁闷、苦痛时时折磨着他。此刻，突然见到周恩来，他顿感一种充实、一种兴奋。他的眼睛顿时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他接着呜咽地轻唤了一声“周主任”，就似乎骨刺哽在喉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这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此刻，他并不答话，而是身手敏捷地上了租船，坐到陈赓对面。
那名梢公见周恩来坐定，口里唤了一声号子，便将船悠悠地向黄浦江江心划去。
陈赓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前挪动几步，欲靠向周恩来。
周恩来见陈赓泪眼婆娑，忙伸出手臂，轻轻拍了拍这个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战友的肩头，抚慰地说：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现在还不到我们流泪的时候。你要坚强起来，既要跟伤病斗，又要跟凶恶的敌人斗！”
“嗯！”陈赓坚定地点点头，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希冀的眼光望着周恩来，“周主任，我请求党组织，给我安排工作。要马上安排，否则我的身体要闲得生锈了！”
“我今天所以约你，就是正式通知你，经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由你在特科中建立情报组织。希望你能挑起这副担子，使党中央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能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更好地保护自己，从而指导全国的革命。”
接着，周恩来给陈赓介绍了中央特科的基本情况：
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是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前身是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目前，特科组织尚不健全，内部仅有一个总务科和一支专门镇压叛徒内奸的“红队”。中央政治局集体研究决定，要在“红队”的基础上组建行动科，另外还要着手筹建一个专门打探敌人情报的情报科。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是顾顺章（已决定由他组建行动科），总务科长是洪扬生。
“顾顺章同志，你应该是熟悉的。”周恩来征询地望着陈赓。
陈赓点了点头。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他曾与顾顺章一起到苏联远东地区学习过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
周恩来接着说：
“今后，你除负责筹建和直接领导情报科外，主要是给顾顺章同志当副手。对这个新工作，你有没有信心？”
陈赓坚定地点点头，说：
“请周主任放心，我陈赓身上这一百多斤的肉，算是全部交了党费了。我生是党的人，死了烧成灰，也要变成党的鬼。”
周恩来被他的诙谐逗笑了：
“你呀，活宝的脾气还是改不了。”
顿了顿，周恩来神情严峻地告诉陈赓：
“虽然党中央全部设在法租界，但是，国民党的特务警探却随时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共同缉捕我们的同志。今年2月16日，江苏省委由组织部长陈乔年主持，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上海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场。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被捕。据说他们目前已被引渡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但出卖他们的叛徒至今尚未查实。因此，眼下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反间谍内线，刺探敌情，营救入狱的同志。”
“是！”陈赓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
“至于情报科的具体做法，那就是‘打进去’、‘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派人去自己搞情报。所谓‘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人，尽量设法拉出来为我党工作。”周恩来边解释，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叠好的《申报》，对陈赓说，“这里面有一份材料。是党员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的，他推荐一个人做我们的内线。这份材料你拿回去，先用心研究，然后，通过陈养山同志介绍，认识一下此人，摸清他的真实情况，再向我汇报。”
陈赓接过那份《申报》，小心翼翼地掖入内衣的口袋……
二、杨登瀛，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原来，陈养山极力向中央推荐的人名叫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浦，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
1925年年末，中###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也只有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尚由北洋军阀控制的邮局没收，因为上海其时也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
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
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BF〗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不久，他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NCB47口的职业，另租了房住，遂离开了杨家。但两人仍保持了往来。〖BFQ〗
这年（1928年）3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杨登瀛的电话，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
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杨登瀛顿了顿，说：
“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
临挂电话时，杨登瀛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
“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
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杨登瀛早已恭候多时了。 。。
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
“杨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惭愧。”
“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
“不知杨兄有什么大事相商？”
“是这样的——”杨登瀛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原委：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后来成了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到上海来，想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并且都是以杨登瀛所供职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和联系的，故杨登瀛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与从事洋务工会工作的杨剑虹交往十分频繁。这样一来，加上又同是广东人，两人的关系遂进一步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陈立夫的亲信。是年10月间，杨登瀛利用职务的便利，顺道到广州拜访了杨剑虹。1927年，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亦常去杨登瀛家玩。1928年元月，蒋介石从故乡浙江奉化回到南京复职。这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又经过仔细斟酌，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这就是杨登瀛约陈养山喝咖啡的真正用意。
介绍完情况，杨登瀛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
“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倒小可，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杨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
“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杨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
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杨登瀛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
“怎么办？”辞别杨登瀛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
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
“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
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
“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
“好的！”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待说：
“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个光杆司令。”
陈赓遂主动约杨登瀛见面。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说：
“登瀛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
“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
“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认为目前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高，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量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的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杨登瀛替他具体操办婚事。
杨登瀛接受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杨登瀛还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一百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九十五块大洋！
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杨登瀛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
“登瀛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
杨登瀛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他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
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杨登瀛心存感激之情。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杨登瀛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了出来。当然，此是后话。
就在张道藩的婚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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