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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穴龙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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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他在大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职务，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熟识他，加上他自1927年11月份到达上海以后，成为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不惜以巨额悬赏捉拿他。
为此，周恩来严格遵守白区秘密工作纪律，限制自己外出的时间，没有重大的特殊情况，一般外出时间是在清晨的5时至7时或晚上7时天黑以后。他还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并且党内知道他住处的仅只有两三个人。每次外出，他都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外出时，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并蓄了一部大胡须，所以，党内许多人亲切地叫他“胡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陈赓奉命组建情报科后，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以保证党的机关安全。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此，陈赓力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中央领导。
于是，陈赓亲自指导杨登瀛，更加深入敌探机关，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
凑巧的是，考虑到共产党的机关普遍设在租界，凡牵涉共产党人的案子一般都要跟租界交涉，陈立夫也指示杨登瀛务必尽快地与租界巡捕房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简化引渡手续，避免因时间延宕导致机密泄露。这是因为，尽管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互相勾结，共同缉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得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出入“公干”：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共产党人后，国民党当局要通过所谓的法律程序进行“引渡”。
显然，陈立夫的指示与陈赓要求杨登瀛的做法“异曲同工”。只不过陈赓所希望杨登瀛做的却是直接搜集租界巡捕房的各种情报，以尽量减少我党要害部门被敌人破获，并争取“合法”营救被捕同志出狱，使我中央领导核心能安全地指导全国的革命工作。
这样一来，杨登瀛肩负着国共两党的“使命”，对租界巡捕房加紧了联络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巡捕房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分。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四百余人，头目主要是英国人，还有数量不少的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上海市民称其为“红头阿三”），当然，主要的还是华人巡捕和便衣侦探。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头目自然是法国人，也有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但最多的依旧是华人。
这时，杨登瀛除继续与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侦探督察兰普逊拉私人感情、请客送礼外，还主动接近广东老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每天跑完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是跑到谭绍良那里一块聊天，还一块儿吃饭。有时，他们晚上还一块儿到一品香饭店，专门开间包房，横卧床榻之上抽吸大烟，无所不谈。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下）
1928年8月的一天，英租界码头有两个工头突然失踪。谭绍良怀疑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遂请杨登瀛出面找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
杨登瀛自然十分清楚，钱大钧绝不会为两个小小的工头而与英国人结怨，便十分爽快地答应帮忙。他旋即从钱大钧口中获悉，警备司令部的确抓了这两个工头。
钱大钧便问杨登瀛英国巡捕房是什么意思，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只说随便帮人打听一下而已。钱大钧也不再追问，但当即命手下将两个工头给放了。
等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谭绍良高兴地说：
“杨兄，你的面子真大，那两个工头已被钱司令手下的人释放了！”
接着，谭绍良奉英国主子之命，特意拿出二百块大洋感谢杨登瀛。
杨登瀛却一本正经地婉言谢绝。他说：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你我是什么关系。倘若真要把钱给我，你算是认错了我这个人！”
谭绍良见杨登瀛如此仗义，也不再勉强，只说：
“这次算我欠了你一笔情。今后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兄弟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
又一天，杨登瀛告诉陈赓，说兰普逊想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陈赓当即指示他：
“这说明英租界已看重你的价值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手。”
其实，兰普逊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掂量一下杨登瀛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心里另有“小九九”：他若想在上海滩做成几件大事，必须得与上海形形色色的地头蛇，尤其是与杨登瀛这种交际广、神通大的国民党特务搞好关系，更何况杨登瀛还是个日本通呢！因为当时英日矛盾比较尖锐。日本在北四川路驻军较多，英国人颇感威胁。兰普逊急于借重杨登瀛与日本人打交道。自从上次陈立夫要杨登瀛前来引渡罗亦农，兰普逊就已看出杨登瀛的不凡来头。再加上，杨有时跑完南京归来，便说又带回了什么什么指示等等，更使人相信：他在上海就是代表国民党中央！
很快，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弄到了手。
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感激不迭。事后，他逢人就夸：
“杨登瀛虽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指挥司令部的人。”
深谙人情世故的杨登瀛颇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因此主动建议我中央特科给兰普逊送礼。特科虑及兰普逊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同意了杨登瀛的建议。因此，兰普逊间接地接受了我们不少“贿赂”。
不久，“吃了人家嘴软”的兰普逊主动地向上海国民党当局暗示：从今往后，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一次，他还亲口对杨登瀛说：
“如果确有要案急需办理，你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你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这意思已说得再清楚不过，杨登瀛从此以后在英租界办案、抓人，既不必向巡捕房办理拘捕手续，又不必办理引渡手续了。由此可见杨登瀛在这个英国佬心目中或者说在英租界的地位。
不仅如此，兰普逊还将杨登瀛看做是侦探专家，什么情况都告诉他，还常约他协助捕人；一旦遇上重大疑难案件，找他商量倒小可，还正儿八经地请他做顾问呢！
在陈立夫看来，这些都是杨登瀛工作出色的表现。当然，陈立夫如此肯定杨登瀛，也是杨登瀛对陈立夫“溜须拍马”的回报。自经杨剑虹介绍认识陈立夫以后，每逢陈立夫到上海，杨登瀛即不惜血本，在金神父路上的梵皇宫饭店专门为陈立夫开间包房，陪陈立夫抽鸦片烟，还一起看跳裸体舞。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登瀛获知陈立夫是一名十足狂热的电影迷，曾私底下写过电影脚本，遂一张不落地帮其搜集上海滩上著名电影明星的照片，供其欣赏。
为了投桃报李，同时也为了提高杨登瀛在上海国民党当局和租界“殖民政府”的分量，陈立夫不惜亲自出马，向蒋介石说项。1928年10月，蒋介石亲自给杨登瀛签署了委任状，陈立夫专门在《中国新闻报》头版上刊出了蒋介石的委任状手谕：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蒋中正。”
与此同时，陈立夫正式任命杨登瀛为党务调查科秘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旋即将住所从北四川路搬往闸北恒业里44号居住。同时，他改变装束，成天穿着中山装，还煞有介事地在胸前佩戴了一枚青天白日徽章。
大约七八月间，党务调查科的总干事杨剑虹因过去在汉口时曾贪污巨款，被“太子派”领袖孙科告发，服毒自尽。张道藩此时也辞去主任一职，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一职。其继任者吴大钧和叶秀峰等不甘于做陈立夫的“听差”，一心欲往上爬，工作起来也就未必十分的卖力，尤其对杨登瀛在上海的工作，更懒得一顾。
杨登瀛乐得无人管束，再加蒋介石亲赐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头衔，他在上海的工作便如天马行空、信马由缰。当时，他虽未单独办过什么案子，倒也经常代表国民党到租界法庭参加“陪审”。
于是，当时的租界几乎无人不晓这个“杨特派员”。
这样，杨登瀛在陈赓的指示下，利用其特殊身份，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在上海国民党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纵横捭阖。以后，他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几次敌人的搜捕计划，还帮助中央特科成功地处决了一些内奸。
1928年8月，杨剑虹拉杨登瀛去破坏我党平凉路沪东区工会机关，事前还对他严守秘密。那天，他奉命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官函送到英巡捕房政治部。帮办谭绍良当即拆阅，并邀他一块儿去平凉路搜查我党机关，结果有七名共产党人被捕。
事后，杨剑虹仅给杨登瀛透露说：这个机关是中共叛徒某某出卖的。但又不说是何人。
杨登瀛便找谭绍良了解具体是什么人所为。在一品香饭店，他请谭绍良抽饱大烟后，不经意地从谭绍良口中套出此人名叫戴冰石，于8月初秘密自首投敌。此前，为掩饰真相，戴冰石的一个姨妹子随七人一同被捕，他正好找谭帮忙给释放。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杨登瀛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了陈赓。党中央经详细调查，弄清戴冰石果真是破坏平凉路机关的内奸，就立即派顾顺章设法除掉了这个叛徒。
1928年11月上旬，参加完党的“六大”的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听取陈赓的汇报后，他当即做出了大胆而细致地使用杨登瀛的决定。
陈赓奉周恩来的指示，马上在英租界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杨登瀛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派安娥同志去做秘书。
安娥，本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著名词人。1925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四年。这时刚回国不久，后嫁与田汉，写有《卖报歌》、《渔光曲》等歌词。
之后，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我们有用的，都由安娥及时抄送陈赓同志。
陈赓还为杨登瀛配备了一辆美国出产的道奇牌小轿车，借以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陈赓除继续送给杨登瀛各种党的公开刊物外，有时也给他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使他有向敌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
不久，陈赓决定改派情报科的连德生同志与杨登瀛联系，并命连德生做杨的保镖。
连德生身材魁梧、剽悍结实，会几手功夫，他原是上海电车公司第222号售票员，曾领导电车工会参加1925年“五卅”大罢工，并在这个时候入党。后被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即到情报科工作。
五、宋再生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早在1928年5月，周恩来在奉命去莫斯科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前夕，反复向陈赓交待：
“近段时间我党地下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情况也掌握不及时。情报科要想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及时而主动地掌握敌情，只有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杨登瀛是不够的，你要想方设法，尽快地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插我们的耳目！”
接着，周恩来又强调道：
“去年12月31日，中央曾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指出经过党支部考察，可派出一两位忠实同志，到国民党内部及其他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因此，你的情报科要大胆地向敌特机关楔钉子！”
周恩来指示的意图，陈赓何尝不明了。但是，他知道，要想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打进敌人的心脏，不仅难度较大，而且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何况即便打进去了，一时也难以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为此，他绞尽了脑汁，还是不能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来。
这年9月上旬，杨登瀛向陈赓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尽快消灭设在租界内的中共地下机关，特地任命嫡系亲信、###专家熊式辉接替钱大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同时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
杨登瀛接着介绍了熊式辉的个人情况，他说：
“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人氏，是个善于讨好蒋介石的政客。他早年肄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孙中山先生入主广州后，他投靠了军政府，不久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学成回国时，晋见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被蒋派到广州大沙头第三军军官学校担任教育长。1927年年末，蒋介石被迫下野后，他当即密电蒋，表示愿随侍蒋的左右、陪同出国游历。蒋介石东渡归来复出时，他亲率所部沿沪宁铁路线护送蒋氏从上海到南京。蒋介石为之大悦……”
陈赓此时正为打不进敌警备司令部而黯然发愁，听了杨登瀛的介绍，除鼓励他要尽快与熊式辉攀上关系外，随即便告辞了。
陈赓怏怏不乐地回到家里。王根英马上关切地问：
“出了什么事？”
陈赓也不答话，径自走到床前躺下，拉起被子蒙住了头。
王根英此时已身怀六甲，她腆着肚子，走到床前，再次关切又略带娇嗔地问陈赓：
“到底有什么事嘛？”
陈赓猛然掀开被子，脱口吼出：
“你怎么这么烦哪！我想一个人安静地躺一下，行不行？”
但看到王根英的大肚子，陈赓的火气瞬即消了。他急忙坐直身子，扶住王根英，向她赔不是：
“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故意冲你发火！这是工作上的事，我也不好对你怎么讲！”
然后，陈赓捉住她的手，直往自己脸上打。
王根英反倒不好意思了，急忙挣脱了自己的手，叹口气：
“哎！谁叫我嫁了你！”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似的说：
“哎呀！刚才看你一进门，就阴着个脸，倒把一件正事给忘了。就在你回来之前，老宋同志来家里找你，像有什么急事，我问他，他支支吾吾地不肯告诉我。他走之前，一再叮嘱我，等你回来，就叫你立即到情报科去找他！”
“是吗？他肯定有什么急事要向我汇报！”陈赓边说，边在王根英的耳根上亲了一口，接着一挺身溜下床，趿上鞋子，就往门外跑去。
“喂，晚上回来吃晚饭吗？”王根英随口问了句，也听不见陈赓答腔。她抚摸了一下腹部，浅笑兮兮地轻声说，“但愿你长大后不要像你老爸脾气一样大！”
当时，陈赓领导的情报科机关设在法租界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该水电行的老板张义安是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与特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是老表关系。1931年武定路的中央机关被破坏后，他因此被捕，几乎倾家荡产。
陈赓刚刚踏进情报科机关的大门，转身正待关门。老宋就溜到他身后，急不可待地说：
“王庸同志，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老宋，时名宋再生，本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山东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挑起血腥屠杀我无辜军民的“五三惨案”（亦称“济南惨案”）后，他回到了上海，并被陈赓调到情报科工作。
陈赓将老宋拉到凳子前坐下，这才说道：
“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讲。”
“今天，我在街上碰见陈大同了……”
“陈大同？”陈赓疑惑地望了一眼老宋，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老宋歉意地“嘿嘿”笑了两声，接着细细地解释起来……
原来这天下午，老宋在马路上碰到了同乡陈大同。陈一直以为老宋在忙于找工作“养家N CB47口”呢。
陈大同乐呵呵地对老宋说：
“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老宋赔着笑，有些诧异地问：
“什么时运啊？”
“眼下，熊天翼当了警备司令，他是我们老乡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
“拜师？拜师有什么用处吗？”
“用处可大着呢！”陈大同不由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自鸣得意，他接着颇为神气地说，“你呀，只要一拜这个老师，他就会向熊天翼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缉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几万元。”
“是吗？这倒是个肥缺。不过……”老宋若有所思，接着问，“这拜师有什么条件没有？”
陈大同胸有成竹地说：
“简单！你只需筹备一千元的押金，二百元的酒席费。以后进账三七分成，给他三成，你得七成。”
“是这样噢！”老宋佯装犹豫，以商榷的口气说道，“不过这一千二百元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呀！让我先回去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好的！我可等着你的答复哪。”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陈赓听完老宋的汇报，惊喜过望，不觉随口吟出了这句俗语。他一拍大腿，当即指示老宋，“好！明天你就答应陈大同，要他引你投帖拜师，再相机打入警备司令部！”
老宋却有些犹豫：
“不过，这一千二百元钱怎么办？”
“钱的事，我负责筹集，你不必担心。”陈赓自信地说。
翌日，老宋按计划随陈大同去投了门帖，正式拜在蒋伯器门下。
蒋伯器，原名蒋尊簋，也是浙江诸暨人。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督军府军事部长、浙江都督。后又担任保定军校主考。时任蒋介石高等顾问、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
果不其然，蒋伯器收了老宋的拜帖和现款以后，就把老宋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老宋是自己的恩师蒋伯器推荐的，遂热情地接待了老宋。
等到老宋转回蒋伯器家，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告诉他说：
“天翼已经来了电话，他说对你很满意，决定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很快，老宋就领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的证件。
随即，老宋按照陈赓的指示，利用政治密查员的特殊身份，积极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取得了联系。不久，他就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
五、宋再生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范广珍，又名伯傅，系浙江绍兴人，已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十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是法租界专门协助国民党当局在租界内缉捕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反蒋人士的。班长是法国人马摹雅，成员有三名华籍探目，范广珍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可谓五花八门，有来自巡捕房眼线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共产党叛徒的。老宋将这些情报转告陈赓，再把情报科编造的一些真假掺杂的情报交给范广珍。
嗣后，老宋又同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刑事股的总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继续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主持工作。
这时，随着张学良将军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实现了所谓统一后，蒋介石把他的主要精力又放到了如何对付共产党、尤其是消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首脑机关上面。
针对这个情况，在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建议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向忠发、他和顾顺章共同组成，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还决定改由刚从苏联回国的谭余保同志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
同时，周恩来根据一年以来各地血的教训，在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从关注全党各级干部安全的角度，严格规定了党的秘密工作的六个必需条件：
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的在业工作人员；二、机关要少而秘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要短，开会时尽量地余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同时要每个负责人能够了解全部情形，能够解答各种问题，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与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互相知道；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工作在省委要分散到各区办事处，无必要的与纯技术的接头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的秘密。
获悉周恩来回国的消息后，陈赓欣喜而激动地向周恩来汇报说老宋已打入敌警备司令部，且由熊式辉亲自任命为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周恩来听罢，显得很高兴。他沉吟片刻，问道：
“你知道政治密查员的职权范围吗？”
“知道。老宋有了这张‘派司’后，就可以打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出入上海地面的监狱、官办工会，也可以调阅市党部，乃至工部局的秘密档案，查询敌人控制的有关共产党人的案件。”
周恩来想了想，然后郑重地说：
“老宋同志打入警备司令部，标志着你们情报科的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请你转告老宋，政治密查员是一个既虚又实的头衔。说它虚，熊式辉一句话就可收回‘派司’，因此，要他一定要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说它实，是因为有了这张‘派司’，下面的人肯定会另眼看待，给予方便。但要知道，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官职法律是大不过人情的，所以一定不能仗势欺人，相反，要利用自身的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做出更大、更多的事情来。”
陈赓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是的，是的。我一定把你的指示转告老宋。”
此后，陈赓领导的情报科继续在敌人内部发展内线或派人打进敌人内部。
次年（1929年），一名姓王的老同志亦经杨登瀛的关系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稽查员。
在英租界巡捕房，陈赓同捕房探目陆连奎也有过关系。陈赓派人在陆连奎那里当“徒弟”搞过情报。还通过陆连奎的关系，介绍一个党员王某在巡捕房当侦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个叛徒供出我党的情况后，他就借着逼供的机会，将这个叛徒处决了。
而在法租界捕房，共产党员陈彭年利用捕房包探身份，为党做了很多事情。例如送情报，搞黑名单，利用工作关系放走我们的同志。每当跟随巡捕们破坏我们机关的时候，他就要求在门口看门，有人来他就故意打招呼：喂！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走开！”我们的同志就这样走掉了。
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引述邓小平回忆的一则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这个事实。现摘录如下：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邓小平夫人，后牺牲，作者注）住在一个房子里（在法租界，系两层楼房，邓小平夫妇当时住在底楼，作者注）。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里，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陈彭年曾是留法华工，后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参加红军，牺牲在长征途中。
此外，在法租界捕房还有两三个华工，曾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过奖章，回到上海后在法捕房做交通巡捕的领头，也常同陈赓他们通通消息，搞些掩护工作。
到了后来，在陈赓及其领导的情报科努力下，租界的巡捕房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国民党市党部，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和同情者活动着，随时能提供非常及时而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消息特别灵通，当时敌人如果破坏我们的机关，我们往往事先就已知道。有了这样多的关系，不但消息灵通，而且常能办些令人难以想像的事情。
有次一个同志外出，身上带的重要文件，不慎在电车上被窃，我们利用流氓关系去找，不出两天，就把文件追回来了。
对于当时所联系的人物，按照不同的对象，陈赓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如果他们对党是同情的，就以党的面目进行联系；如果只是一般朋友关系来往，就不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有些人虽然给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本人却并不知道内情。
六、宋再生巧救李维汉
当时序即将跨进农历新年（1929年）的时候，上海公共租界的石库门弄堂里，一些中产阶级的子女早早燃起了烟花，放起了鞭炮。天空中四处弥散着预示新春将至的淡淡火药味。
这天上午，老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办公房里悠闲地阅读着《民国日报》。
这时，一位叫王铁铮的同仁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领进了一位个子瘦高的年轻人。王铁铮与老宋略事寒暄，就将身后的年轻人引荐给老宋，说他叫黄歧，湖南人，有重要情况要向老宋报告。
待王铁铮走后，老宋热情地招待黄歧落座，并给他泡了杯浓茶。黄歧喝了口茶，将双手贴在杯沿，怯怯地对老宋说：
“我可以帮助你们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老宋听罢，大吃一惊，不觉失口叫出了声。他自然知道罗迈是李维汉同志的化名。旋即，他镇静地说，“是罗迈呀！他可是鼎鼎大名的###头目。据说他现在是###江苏省委书记。我们出了五万元的悬赏缉拿他，就是一直抓不到他本人！”
黄歧点了点头：“正是此人！我跟他同乡，湖南长沙人。”又急忙追问：“你晓不晓得，这五万元有无回扣？”
“十足照付，不折不扣！”老宋眉毛一扬，淡淡一笑，接着加重语气说道，“不过，你举报的事要实在、稳当。若有半点不实的话……” “您放心，我愿以性命作担保！”黄歧生怕老宋不相信，赶紧拍胸口赌咒。
“那好！”老宋略沉吟片刻，建议地说道，“眼下就要过年了。这事再急也急不过度春节吧，再说明天我就要回诸暨老家陪父母过年。我看这样吧，过完春节，嗯，就定在正月初五吧，我们在长乐茶社碰头。你的意见呢？”
“好倒是好，不过……”黄歧嘴中嗫嚅，右手从杯沿松开，叉开手指从杯里蘸了一滴水，故意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老宋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遂笑了笑，径直问道：〖JP〗
“手头紧了，是吧？好，你开个价！”
黄歧脸刷地涨得通红。他略带羞赧地说：
“反正我做人做到这步田地，也就无所谓了！不瞒您说，这年关将至，我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钱。您看，您要是方便，我就问您讨个三十块钱吧！”
老宋当即取出一沓钞票，点给黄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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