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性图文思维教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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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已经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爱因斯坦的直觉法虽然将人类的思维方法推向了人类后天智能的巅峰，却并未能使人类的后天智能找到思维方式的最佳归宿。并没有真正通过文理基因片段，全面完整地进入到性慧基因片段之中。人类的性慧基因系统，正翘首等待着人类后天智能在全面发展以后的整体完美的回归。
　　解析人类后天智识中智能发展的三个里程碑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里程碑并没在中国的历史上典型性地出现，这一现象引起许多中国人的疑惑与遗憾，外国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称之为难题。有的人甚至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责任归咎于中国道德根文化中的《易经》等等，这是极不公平和不理智的现象，需要进行一点说明。也建议大家看到这些文章不要生气，看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一问题，爱因斯坦在他的《西方科学的基础与中国古代无缘》一文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而“中国的贤哲却没有走上这两步”。为什么没有走上这一步，他没有回答。但是他说过：“当一只甲虫在一根弯曲的树枝上爬行的时候，它并没有觉察到这根树枝是弯曲的。我有幸觉察到了甲虫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借用爱因斯坦这句话，我们如果全局观式地纵览一下中国文化中道德慧性根文化向儒学智能文化的转换，理顺一下文化三大基因的生成与转折，分析出人类智能发展的五阶段，瞧准中国根文化中性慧系统向命智系统转折的特点是渐变而不是突变，那么“树枝是弯曲的”情景，同样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8）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像西方那样智识中的智能产生典型的演绎与归纳思维方法。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从本因而言，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转折时期，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修身的系统具体方法已经缺失，只能凭借本能或天生开启状态的性慧系统进行参悟。其实，这个特点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本身一种天然的能力而已。他没有方法，没有系统而具体的修身方法，来教育学生如何开启和运用自己的性慧系统。“闲暇”法，只是类似中国修身法系统中的一种放松修持的方法。因此，亚里士多德在经过二十年苦苦追求都无法进入内求法的前提下，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外求法，纯粹向后天智识中的智能方向发展，以求开辟出路。
　　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却不同，在中国修身方法在早期始终决定着和影响着道学和儒学的发展方向。《中庸》就曾经说：“修道之谓教。三教圣人皆本此道以立其教也”。中国历史上的三种教育方法，都不离道。不脱离修身内求的基本原则。孔子的原生态儒学，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崇于礼，演于艺”的一个完整系统，很完整，且符合道、符合德，没有离开道德根文化这个基础，并没有抛弃根文化的土壤，没有像亚里斯多德那样不承认。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道释儒三家全都抱着道，讲道，功效全都是修身，通过修身利国家，利社会，利人。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真。儒家修养人道，道家修炼真人，都是殊途同归。这是孔子原生态儒学中的现象。修身方法的存在，确保了这些同源性、基础性。修身方法，在原生态儒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孔子多次问道，他的高足颜回也会坐忘。所以，说明修身的方法在原生态的儒学当中并没有丢失。因为修身方法的存在，能够确保人们的智慧能够同步双运，直觉与灵感敏锐，能比较轻松地捕捉自然的客观规律和事物的本质，也就不易使人脱离简捷的思维方式而走向智识的复杂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就在于这个“修之身，其德乃真”。
　　中国道德根文化中，并非不存在演绎法、归纳法，而是这两种方法全都囊括在周朝完善定型的一部《周易》之中。只是因为道德根文化拥有修身的方法，可以通过主动调动性慧系统作为后盾，因而演绎和归纳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那样独立体系化、规律化和精致化。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异同的现象，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了智能期，思想家墨子、荀子等等学者们所研究过的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还有那个“白马非马论”，大家读过没有啊？摇头晃脑地读几遍，也就有这个意思，它就是一种推理嘛，反驳，演绎、推理、归纳都有，只是没有构成西方那样的独立系统，因为中国的文化毕竟有一个强大的基石没有摧毁，没有遗忘。所以，不要说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归纳法，特别是这种直觉法，这些实际都有，同样也是推演法。
　　如果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进行分析，从内因分析而言，孔子虽然自然地担当起了中国文化全面向智能方向转换的奠基人和先行者的责任，但是他的基础理论，由于缺乏社会应用而再升华的机遇，其理论未能真正及时地全面展开，在应用中发展的机遇并不具备，人道的智能系统并不像性慧系统那样具有无为而为的特征。智能系统，需要在应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他当时走的是一条“怀揣经纶大学问，只售帝室侯王家”之路，结果是“奔走于六国，饥困于陈蔡”，而难以施展抱负。理论应用是方法展开的先导，理论没有应世，方法就更加无法形成。没有理论的应用期，这就使孔子对人类智能的研究无法深入展开，晚年只好关上门，在灯下一个人研究《易经》。孔子并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机遇和环境。我们不是讲与古人谋吗？可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去听听他的感叹。　。　想看书来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9）
从外因分析而言，孔子生存的年代，恰逢战火连天、烽烟遍地的战乱时期，平安生存成了首要之选，无法真正安静下来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和发现。所以，孔子虽然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贤人，但是却未真正能在社会中大展拳脚、施展抱负，未能展开儒学理论、产生方法论，进而对社会产生主导性影响。百家争鸣的浪潮，反而冲淡了儒学在当时进入社会主流的可能性。原生态的孔子儒学，在历史上并未能及时进入社会主流的位置，相反是几百年以后，在汉朝才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进入社会主流，但是此时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原旨之要了。
　　此时的儒学已经并不是孔子原生态的儒学，汉儒们抛弃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的宗旨，功利性和保守性急骤上升，使儒学充满了政治情结，取悦、服务于帝王家，为皇权所御用。而“天下为私”、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保守性极强，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萌生与成长，又同时限制着多元文化的展开以及应用的普及。
　　儒士们常常是在取仕当官不成以后，才开始研究社会和科学。这些儒士生下来就进入儒学学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在取仕当官不成以后，才会研究社会科学。而已经踏入仕途者，则是长期为保官、升官而钻营，他们对于研究社会与科学产生的成果，统统将其视为下九流而不屑一顾。在汉代形成这种框架格局，既是官僚的，也是保守的，一延袭下来就是近二千年之久。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它的鬼魂，没有完全从现代社会中淡化。
　　汉儒们这种深陷于政治功利中的现象，彻底抛弃了儒学的灵魂，离开道德根文化而独立，改头换面蜕变成专职辅佐帝王的犬儒学，却又无法正确地完成智能的展开和发展，这是中国文化中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有的人不信，但是不得不承认，孔老夫子并没什么不是，所不是的是后来的继承人。不要把这混为一谈。
　　另一方面，由于汉代时期儒学中的修身方法也发生丢失，从此，后儒中能达到前儒境界者更为稀少，纯以后天智识用事，却又不能在显学中开辟智能的发展之路的现象，也就是必然。
　　汉代后的儒学，未能在智能和科学领域中发挥真正的作用，相反是民间的道学十分艰难地默默担负起了后儒们抛弃的责任，道家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担负着支撑的作用。这一点，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都有精辟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进行引述。这里只想对着名的“李约瑟难题”，作一点肤浅的解析。科学界不是有一着名的“李约瑟难题”吗？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却没有从文化与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解析。
　　在这里，我们就这个“人类智能的发展与回归”，借这个机会作一点肤浅的解析。因为，历史的经验值得人们深入地分析，而在全局观和系统论上，“不离道，勿弃德”地把握住根文化基因的灵魂是道和德，居于道，用于德，才能真正地明史以知今，才能实现“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
　　以上，我们简略地讨论了智识的进化过程。归纳而言，人类后天智识中的这个智能，在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已经发展到了自己的巅峰期，登峰造极已经不具备必要性。“反也者，道之动也”的总趋势已经在启动之中，因为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直觉思维法，已经开始启动了人类后天智识与先天慧识的一部分联接。我们只要顺应这个大势所趋，全面打开中华民族历史中道德根文化的宝库，执一为牧地把握住道德根文化的三大基因体系，全面复兴道德根文化，那么老子的执一思维方式，就一定会全面出现。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10）
老子的执一思维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执一思维方式“能知”、“能行”的技能培养，全在于从小培养或者自己主动培养，“抱一无离”才能逐步形成。主动“修之身，其德乃真”，是掌握这一思维方法的前提和基础，修身才能“得一”，主动修身提升内在的道德品格，才能“德一”。
　　人类在后天智能的发展进程、过程中，当这个后天的智能已经启动，并且开足马力向前跑的时候，是很难主动去亲近老子的执一思维方法的，所以老子在自己的五千言当中发出了这种感叹和预言，因为后天智识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惯性运动期，这是一种动势能量的惯性作用。那个时代能够听得进去的人，稀之又稀，少之又少。但是，当人类的智能发展到了巅峰期以后，就会失去了惯性的动能，无法“登峰造极”；那么，自然回归的契机也就会必然性地呈现出来。而老子的执一思维方法，就是人类思维方式真正的回归之路。
　　人类后天智识的智能，主要是运用人体的前六根做功发挥智能的功用，这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我们将它们集约起来称之为后天智识。人类的智识，在初始期与性慧具有同源一体性。一体性分解的出现，分阴分阳的变化，是因为离道失德，品质的下降导致精神营养的来源出现了改变。精神系统七魄的转阳，以德一为精神的食粮，是进入执一思维方法的灵魂。而老子的“双可教育法”，又是最简、最易、最有效的技术方法。只要尽早应用，善加应用，长期应用，就能使人们产生和养成“执一”的思维方式，这就引导人们进入德一之中，回归德一。
　　人类精神系统分阴分阳以后，阴我心智识逐步取得了人体的主宰地位，使智能独立发展地完成了逐步完善的过程。这种前六识长期“盲人摸象”式的妄动，虽然是一个“去性从智，伤性增智”的过程，使人们的性慧伤损严重，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后天智识这众多的瞎子进入“统一意见”的阶段，终于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象”了。像高度近视眼看到的一头象，虽然模模糊糊的，但终于拼出来了。而本性的一点灵光，由于它具有不生不灭性，虽然历尽苍桑，却不会悄然离开人的生命。
　　这正如《庄子？外物》中所说：“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　人类的智识在长期的跌跌撞撞中，终于逐步开始通彻了。六根的运用，可以进入一种慧智和谐双运、“动静合德，执两用中”的使用期之中。“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后天的心智走到了尽头，也就明白知道：哦，还是有个性慧系统，要让她来主宰我的生命，那才是真道和正道。“心彻为知”，对这个智识具有了认知以后，那也就是德的境界。最后，人类的智能终将还是会复归于德，重新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再次回归于德一之内。但是这次的回归，人类已经是一个完全崭新的面貌，是一个有别于人类初始期“大慧无智，大慧初智”而迈向“智慧圆融，大智大慧”的全新境界。
　　第五阶段，老子的“执一法”是否能够早日出现，这取决于人类对道德根文化复兴的觉悟性和重视性，以及持续性。只有复兴德道，以尊道贵德为纲，以“修之身，其德乃真”为原则，把握住这个纲，掌握住这个原则，从教育抓起，从小抓起，全民学习，终生实践，执一思维法的时代才会早日到来。她一旦到来，就真正会为人类创造最科学的无比灿烂的辉煌。因为不再是瞎子了，不用八个瞎子去摸象了。一切科学成果，将会最高程度地符合自然的客观规律，符合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关系。
　　我们有幸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民间努力而发起的经典诵读春风，已经吹遍九州的原野大地。一个走进中国传统文化、走进道德根文化的时代潮流已经形成强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相信，经典诵读的浪潮经过一番荡涤，必将会正本清源，最终走进道德根文化，进入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之中，诞生出老子的执一思维方法。老子的这个大智大慧的执一思维方法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让我们共同努力，全面实践老子《德道经》，敞开胸怀，伸展双臂，迎接这早晨的明媚阳光！
　　……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1）
在正式讲课之前，大家一起做一个小测验。说明一下：这是一道选择题，要求在A、B、C三个答案中，勾选一个，确定为自己个人的答案。测试题是：
　　你是否被自己的父母和老师给教笨了？你将你自己的子女和别人是否曾经教笨过？
　　第一个：A、不可能教笨（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只有越教越聪明。所以，第一个答案是不可能教笨。）；
　　第二个：B、确实教笨了（我们自己或者孩子，并没有达到慧智的状态。这是第二个答案，确实教笨了。）；
　　第三个：C、暂时难以判断（所谓“暂时难以判断”，就是我曾经受过这样的教育，但是我现在是否比过去有点笨；或者说我过去曾经教育过别人，但是别人是否被教笨了，还难以判断）。
　　A或者B或者C，三个当中选一个就行了。想选哪个都可以，但要是同时选三个的话，那就自相矛盾了。
　　要研究孩子们是不是可能会被大人教笨，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命题，这一命题涉及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果要想比较正确地解答好它，却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生命真相中比较多的领域和相关环节。然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其实是应当把它弄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无愧于是一个万物之灵的人，没有白白来人世间走一趟。因为教育是民族的灵魂，教学相长，教与学之间，如果教育失误，对所相随而学的人也就会贻害无穷，影响深远，可以贻误一代又一代人的品格素质、慧智状态以及他们的创造能力，关系到整个民族、国家、社会的前进和推动。
　　教育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研究，脱离对历史经验的全面回顾，丢弃对生命实相不同生理阶段的分析和认同，就必然难以诞生出最符合人类生命真相特征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家庭教育是如此，社会教育同样是如此，国家教育更是如此。
　　在前一阶段，我们研究了人类文明交替而具有文明承传特征的伏羲易道思想、黄帝法道思想、老子德道思想以后，并且剖析了人类的性慧、演绎、归纳、直觉、执一等五阶段的思维方式以后，如果再回过头来对智能文明期中的智能意识，从修身生理学中进行一番解析，也就不难归纳、总结出大人是否具有将孩子教笨的可能性，智能教育是否确实存在着愚智培养的误区性。
　　智能教育在我们的老子思想当中，也就是老子所预言和揭示的“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的历史发展必然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子的预言是否在历史中得到了验证？家庭教育、国家教育，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教育之路？是教育孩子们既具备慧性心灵的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前识”头脑？还是仅仅教育培养孩子们和我们自己的前识而形成愚智，而丧失了对性慧心灵的教育和培养？那么，答案也就会自然地产生于每个家长、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们自己的心中。
　　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分析了人类的几种思维模式：伏羲、黄老、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2500年前的圣人们，他们运用的是内求法诞生的慧性思维方式；而轴心时代后期，中国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智者，所引领社会而诞生的是智能前识的教育方法。这种智能前识的教育方法，是演绎归纳的思维模式。这种外求法的智能思维模式，奠定了2500年以来人类的智能教育模式，根深蒂固，而且影响极为深远。所以，我们在回顾历史、回顾思维方法，要把这个关键点牢牢把握住。　。。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2）
在智能思维模式大行其道的这一人纪末期，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却诞生出自己的直觉法思维模式，也就是图像思维模式。他曾经尖锐地批评学校智能教育的局限性。他说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能忘掉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学到了其他的东西，才算是教育。”这段话非常地经典，要求能够忘掉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学到了其他东西，才算是教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个人的深切体会。那么，学到了什么样的“其他东西”呢？如果用智能教育和慧性教育来进行判断的话，那么这个“其他东西”就是慧性教育。慧性自我教育获得的真知，才算是教育。
　　他的批评，虽然并未能对西方智能教育的体制产生一种革命性影响。但是，由于他那非凡的科学成就对人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他的思维模式才开始得以被世人重视和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智能演绎、归纳、推理、思维模式方法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误区性。但是，我看了一下、浏览了一下，西方对爱因斯坦图像思维的直觉法研究，仍然跟他们以前的智能方式大同小异，还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型的研究、认知。
　　比如说，对脑科学的研究，就将整个科学研究完全局限在人体这个几斤重的大脑里面，还是缺乏全局观和系统论。只有东方的道德根文化，那才能够真正窥破爱因斯坦图像思维直觉法的真谛，使智能教育有可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误区，使智能教育能够具备科学创造潜力的可培养性，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和运用。发现了，我们首先可以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幼儿园、学校、班级里面进行运用。
　　爱因斯坦的图像思维直觉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从来都没有断灭过，没有绝迹，只是长期被儒学智能教育的“独尊儒术”所排斥和限制，未能重新登上文化教育的前台。道学文化教育的承传中，在每一个修身、修真学子实践的全过程中，由于是内求法的运用，几乎所有的内观过程，全部都是图文思维的运用、采用和直觉灵感的捕捉。所以，黄老思想的修身，如果离开了内观，离开了图文思维的运用，那么几乎是寸步难行。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古代的河图洛书、易象太极、三才四象、五行六甲、丹鼎炉火的全息图文情景，其实全都是诞生于“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这个“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取诸于身”，就是运用了内观的图像思维法而诞生出来的。因而，道学的承传教育，丝毫不能脱离在体内对它们运用图文思维和直觉灵感的慧观性捕捉。可以说，离开了图文思维法，就不会存在道学教育的承传和应用。
　　因此，当我们研究爱因斯坦的天才成因时，与其跟在西方学者身后，亦步亦趋地、鹦鹉学舌般地进行纯智能性研究，还不如研究几千年前自己祖先早已固有的道学根文化。其中的结论，将会更符合自然大道的客观规律性。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排斥西方的研究成果，相反，更应该西为中用，但是我们应该站在中华传统根文化基础之上，去进行洋为中用，用中解西，而不是用西解中。因为如果单纯停留在智能研究的框架之内，如果脱离了老子解析的“知其白，守其黑”的认识和最佳研究方式，也就不可能在我们双眼所能看到的白境中，得出最真实而又正确的结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3）
通过几次的探讨，我们已经明确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基本是三大类和五个形成阶段。我们只要掌握好性慧思维、慧智思维、智能思维这三大类思维模式的本质和形成过程，也就不难诞生出适应我们当代社会的最正确的教育模式。
　　但是，在儒学土壤当中成长而从未接触过道学文化熏陶的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存在着第四种“智慧思维模式”，而被我们疏漏了呢？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黄老修身学说的实践者们千万不可以被改良儒学所创造的这个“智慧”一词所蒙蔽。你可以用它，但是却要看穿它，看穿“智慧”这一个词的实质。我们民族的教育，其实已经被这个“智慧”一词蒙骗了几千年之久，而不应当再被继续蒙骗下去。要想以智驭慧，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也是一种智能独尊的鬼蜮伎俩。这种方式，比西方智能文化对慧性的压抑还要更为狡黠。西方的慧性思维（闲暇思维法）与智能思维（逻辑推理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分裂是一种决裂式地断开，看起来有点儿泾渭分明。至今，我们看这段历史，还是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觉，西方人的心胸非常直接，不会转弯。要分裂就分裂，说到桌面上。但是，我们再看东方的慧性道学向智能儒学的转变，那却是一种经过乔装打扮、粉饰遮掩的转化，很不容易被人们所直接窥破其中的“天机”。
　　人类的慧，是与生俱来、先天具备的生理特征，只是每个人的慧性全都被后天的智能压抑而封闭。并且，每个人的压抑封闭程度并不相同，其实只要教育方法正确，并且尽早进行，就能充分展开慧性。后天智能是先天慧性的天然之敌，如果后天智能没有“善”、“正”、“德”这三大元素对智能意识进行“中气以为和”的调控，而放任我们每个人的后天智能对慧性的驾驭，那么人类的慧性只会成为智能所建立起来的“劳改营”中的被改造者。让智能充当“管教干部”，而且还是非常严肃的“管教干部”，而让慧性成为被劳教者。这样一来，人类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出慧性的作用力和功能。
　　如果承认具有“智慧思维模式”，无异于是在运用西医学说来解读中医学说，是所谓的“西中结合”。前段时间，国内之所以沸沸扬扬地展开那么热闹的反对中医学说的一股逆流，实际上，归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当中，就可以看到，是我们中国人在用自己的后天智能思维模式，在解读我们祖先的慧性教育模式；是想用西方的智能医学，取代中国慧智结合的生命真相科学。如果那样做，就是很典型的一种“西中结合”的方式，不仅难以正确解读，相反只会将中医改造得体无完肤和面目全非，最终只会使中国丢失慧智结合型教育的一块领地。其实，保护好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医，也就是在恢复好中国道德根文化当中慧性教育的一块安全岛。
　　儒学对道学的解读，就是一种典型的以智解慧。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忘怀，还是在走这条错误的老路。以智解慧、以智驭慧的所谓“智慧”暗箱式操作，妄图把慧性剿灭在无形当中，这就是一批所谓的“科学斗士”所要达到的唯智为上、消灭慧性的目的。其实，这只是历史的重演。我想起，小时候老师所说过的，只要把中国的《春秋》读透了、读破了，世界历史的真相全部就都在自己的心腹之中。的确是这样，实际上是一种重演。因为以儒解道，在历史上同样是产生过惨痛的巨大损失的。　。。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4）
例如一个“笔削春秋”，其实就是以儒解道的典型代表之作。“笔削”所削掉的是什么呢？是道德根文化中的后天智能不易真正解读的大量性慧人文经典，仅凭后天智能是无法解读的，是无法明晰的，都被“削”掉了，认为它们没用。“笔削”，同时也开创了汉代儒学的大肆“编修”。皇帝组织那么多的儒生，对周朝、前秦和六国时期经过战乱还幸存在民间和各国宫廷当中的典籍、经典，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式的编修，先后历时几十年之久。以儒编史（以智编史）、以儒取文（以智取文）、以儒删典（以智删典），也就公然抛弃了周秦六国遗篇中上古大量珍贵的性慧类史实典籍，开了历史先河，使社会历史几乎与道德根文化时期完全断绝了关系，只知道有孔学，却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文化，而只存留儒家独门智能之所需。
　　汉儒智能的独尊，就是对人类慧性的一场大清洗，其实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专制。中华道德根文化，在历史上遭遇的鲁地之笔削、秦朝之焚书、汉代之儒编，这是三次重大的人文历史创伤，是对道学慧性文化教育的全面阉割、彻底阉割。也正是因为智能儒学这番殚精竭虑的“努力”，才使得有别于智能文明的中国性慧文明历史完全堕入智能文明的时代。只是由于中国的慧性教育所诞生的文明成果，远远比西方更深重，更厚实得多，所以到今天为止，西方人还仍然仰慕于中国的古文化。
　　在中国古代的慧性文明转向智能文明时期中，东周末年已经是极为典型的时期。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现象，应当并非孔子个人的思想，在进入东周时代以后，人们的智能屏障慧识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共性，这类以智否慧，逐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