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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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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20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记载，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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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16）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封面中国 第四章（17）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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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书将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10时20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6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700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10时20分，日军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3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3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3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3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50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0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凌晨2时20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10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注）、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70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1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10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693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24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
封面中国 第五章（2）
随后另一期《时代》周刊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 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九·一八”，从此也成了一个黑色的历史符号，镌刻在中、日关系史上。
70多年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来到沈阳追寻历史。首先要找的就是柳条湖。
当年的北郊现已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街道宽阔坦直，驱车几分钟就从市中心抵达柳条湖。如今的柳条湖，当年痕迹已无从寻找，但耸立于当年事发地点旁边的“九·一八纪念馆”，似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惊叹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猛烈撞击。纪念馆正面是一个日历状的雕塑，日历翻开，赫然雕刻着“1931，9月小，18，星期五”，永远告诉着世人这个地点的那个夜晚，一次爆炸把中国的历史改写。
在“九·一八纪念馆”入口处的广场上，横放着一个巨大的呈爆破状三叶片的水泥碑块，这是日军1938年在柳条湖竖立的“爆破地点”纪念碑。鲍威尔的回忆录曾写到过，在柳条湖铁路爆炸发生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把在现场找到的3根炸烂的枕木、一段3到四英尺长的弯曲铁轨、一块扭曲的铁轨夹板，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陈列。它们是一次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不知后来去向如何。如能找到它们，将之与“爆破地点”纪念碑放在一起，想必更有历史震撼力。
我走到铁路旁，伫立朝北，左边是铁轨，右边是纪念馆。透过铁路栅栏的空隙，日历雕塑上的“1931”清晰可见。目光从日期移到铁路上，从沈阳方向而来的铁路，拐一个大弯，向北方的长春延伸而去。等了好久，没有火车经过，一时很静。极目北望，弯曲而去的铁轨消失在远处，有一种感觉，仿佛它伸进了遥远的时空。
来到柳条湖，其实我还想求解一个疑问。看过一些关于这次爆炸的叙述，有的明确说炸的是柳条湖桥，但有的又说是平路上的铁轨，或者语焉不详，只模糊地说在柳条湖铁路上发生了爆炸。特别是有几张历史老照片的说明与画面，存在很大差异，让人难下判断。我有些奇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地点的描述，为何在70多年后仍没有一个统一而确切的定论呢？
一张老照片，画面上是一座铁路桥，桥梁被炸毁，一列行进中的火车遇到了爆炸，车厢跌落在桥下。图片说明写道：“九·一八事变”前的柳条湖。（《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画面上的情形，与前面所引《20世纪中国全纪录》文字和鲍威尔的回忆完全不同。这张照片的说明显然有误。柳条湖一带并无河流，即便有桥，也不会如画面所示是有几个桥墩跨度之长的桥梁。而且，现场爆炸破坏程度很轻微，很快就有火车通过，不可能出现桥梁坍塌、火车跌落情况。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柳条湖爆炸现场”，画面上一排人在观看铁轨，路上确有爆破痕迹，似是现场，但看不到桥。照片上的人是谁，拍于何时，不得而知。不知是否为鲍威尔一行人采访现场时所拍。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地点”，画面没有人，一条铁路在前方往左拐弯远去。但也看不到桥。不过，这张照片上的场景，与我70多年后在“九·一八纪念馆”旁所见的铁路走向及画面极为相似，地点应是吻合的。
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日军当年的“爆破地点”纪念碑照片。画面上，那块呈爆破状的碑体竖立于一个很大的梯形土台上，“爆破地点”四个大字的浮雕在土台正面中央。土台周围同样也无桥的影子。（《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
封面中国 第五章（3）
为何没有桥？或者，即便有“柳条湖桥”，也只是平路上一个很小的涵洞桥，一眼望去，桥与地面没有多大差别？我注意到，今日在与“九·一八纪念馆”紧邻的铁路处，有一人行地下通道，其地点似应是当年的爆破地，不知它与所谓“柳条湖桥”有无关系。遇到一位在铁路旁遛狗的老人，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这一带住，没见过有铁路桥。他还说，如今柳条湖朝沈阳方向的那两座铁路桥，是前些年修立交桥时深挖公路才有的。
我仍将信将疑。如果没有桥，为何当年的报道中又大多说是桥？如果有桥，那么确切位置又在何处呢？
疑问且放一边，留待以后求证。我的叙述还是回到当年。如同《时代》报道中所称，当年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日军的指控——是中国人制造了柳条湖桥的爆炸的指控，因为南满铁路本是日本关东军守备队严密守卫的范围；更不会有人相信，这一夜紧随其后在沈阳及东北各地发生的攻占中国城市的行动，只是日军对一次偶发事件的临时反应。相反，略有常识的人确信，日方如此迅疾和大规模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显然是早在策划与预谋之中的。
再来看看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的报告。1931年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去一封电报。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确认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有预谋的。他所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到东北旅游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英国公使曾到长春一行，他向我讲述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那时他正在兑换钱币，当时演习引起了很大骚动。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
……
我认为如果相信这些事实——仅仅是破坏路轨便可以保证其占领满洲，或默认上述一系列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不顾这些事件已涉及广大地区包括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及葫芦岛等地的军事占领需要参谋工作而不是临时凑成的事实显然是荒谬的。此外，据我们所知，日军司令部当时便立即从旅顺转移到了沈阳。
……
据我了解，日本军人相信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10天前，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我也曾听闻许多类似的传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美国外交文件》，第4…5页）
70多年后，再读詹森的报告，袭上心头的是悲凉，是迷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旅游者在满洲所耳闻目睹的战前动态，中国当局和军队为何没有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关于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的说法，到底是他个人的预感和判断，还是在北平的中国官员中普遍蔓延的忧虑，或者，另有更确定的消息来源？翻阅了一些史书，仍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读根据张学良的外国顾问端纳的自述而撰写的《端纳传》，里面写到端纳在“九·一八”前夕从沈阳回到北平，他明显感受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紧张气氛，并将这一信息转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他看到了日本准备行动的明确无误的信号。这个宿敌正在用脚爪抓地，准备攻击。他向他的朋友、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发出敏锐的警报，即日本军方“一旦找到一个借口”，将立即入侵东北。端纳说明他们计算能在11个小时内完全占领。（《端纳传》，第271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4）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诸多明显迹象和发出的警告，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注意。于是，日本关东军的预谋终于在柳条湖的夜色中上演了。
二/不应有的现场缺席
《时代》关于“九·一八”事件的报道，起笔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它谈到最近一年内世界上几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与之相关的美国大使恰好都不在现场：
去年10月巴西爆发革命时，美国大使摩根（Morgan）正在度假；危地马拉一周内爆发三次革命时，美国大使怀特豪斯（Whitehouse）也在度假；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引者注）被推翻王位时，美国大使劳克林（Laughlin）还是不在城里。上周，日本军队占领沈阳的中国城的那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Forbes）则正在回国度假的轮船上。（《时代》，1931年9月28日）
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叙述新闻，今天，70多年过去，当我们重温历史时，同样也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看中国重要人物的现场缺席。
在中国的重要人物中，本应在沈阳现场出现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父亲成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在宣布归属南京中央政府后，他仍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继续统帅父亲留给他的几十万军队。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决定了阎锡山、冯玉祥联盟的失败和中原大战的结束。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和政治巨头。1928年，在刚接任父亲之位时，张学良曾发表宣言，宣称将只专心于东北一地的发展，不再过问关内事务。但两年后的他改变了初衷，如同张作霖一样，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东北的统治者，而是把大批精锐部队调进了关内，成了如同父亲一样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人。
张学良的总部还在沈阳，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行营却设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贵宾，蒋介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约阎锡山、冯玉祥，以防他们东山再起。1931年5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以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而备受关注，此时的他才31岁。在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身患伤寒，高烧多日，只得住院治疗。这一次，张学良未能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沈阳。他当然不会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70年之后，当张学良以百岁高龄辞世于美国时，故乡早已是遥远的天空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张学良人在北平。伤寒虽痊愈，但身体尚需调养，他仍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房。《端纳传》这样叙述张学良这一天的活动：
9月中旬端纳赶回北平，以确定少帅是否返回沈阳。他发现他的病情已好转。1931年9月18日是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统一的一周年（应是中原大战结束一周年——引者注）当天下午，少帅离开了医院。晚上他和端纳在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还去剧场观看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回家去了。（《端纳传》，第271页）
突变发生了。正在前门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的张学良得到报告，称沈阳有急电来，他来不及与人辞别，就匆匆赶回医院。
失去了回到沈阳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对沈阳的直接控制。如果张学良人在沈阳，如果他的精锐部队依然在沈阳，“九·一八”那一夜是否会降临？或者，日本关东军是否会完全不顾他的存在而策划这样一次行动，并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轻易方式如愿以偿？
可惜，他不在现场。
一次历史代价最大的现场缺席！对他，对中国，都是如此。
蒋介石更不可能在现场。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他将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沈阳发生突变，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去急电时，蒋介石的轮船正行驶在长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时，他得知了消息。蒋介石欲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部署，又一次被突发事件所打乱。两天后，他匆匆赶回南京，处理更为紧迫、也更棘手的国际冲突。
封面中国 第五章（5）
就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在他们之前，10月12日，日本方面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外相币原率先成为封面人物。有些奇怪，张学良是与这一事件最直接的最关键人物之一，似更应选为封面人物，但《时代》挑选的是蒋介石夫妇。大概他们更看重该事件引发的是整个中国的危机。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上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4年多过去，蒋介石似乎走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俨然头号政治强人，但实际上，直到1930年9月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阎锡山之后，他才算真正控制了南京的国民政府，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不到1年。即便如此，他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也很有限。他面对着各种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另立广州政府形成强有力对抗……号称第一巨头，他何曾有过一天安宁？更遑论所谓权威。如今，更大的国际挑战来到了。
日本当然了解蒋介石和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在国内局势已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随后才敢公开蔑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对中国以及国联持强硬态度：
在东京，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称：“世界不能让日本向中国低头。如果这样做，将导致严重后果。”
“南京是无能的。”位于麻烦地带中心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内田，上周对记者这样说。他一副蛮横跋扈的样子，谈及日本在满洲的军事长官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
“我认为张学良（被日本赶走的满洲统治者）不会回到沈阳。”
他继续说出最重要的一点：“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
内田之所以称张学良不会从北平（他的养病之地）回到沈阳，有这样一些原因：
1。日本装甲车控制着连接北平和满洲的铁路上的26个车站；
2。日本轰炸机对锦州的中国兵营的轰炸，对从沈阳撤到锦州的张元帅的满洲部队，已造成心理和军事上的打击；
3。日本侦察机第一次从满洲南部飞进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在北平、天津上空呼啸盘旋，而在天津，住有日本控制的傀儡“中国皇帝”（指已罢黜的宣统皇帝溥仪——引者注）；
4。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已出现在所有中国的港口，无论沿海或内河（见地图）。2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上海登陆，增援已经在“保卫”上海日租界的部队。（《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报道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们列举出双方的军事力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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