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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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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也回忆过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页）
或真，或假，“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斯特朗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冯玉祥转瞬之间的突变，令人诧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有过一次突变。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而现在，1927年，一周之内，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冯玉祥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再次令世人瞠目结舌。
于是，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封面中国 第四章（10）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指挥吴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接着发生的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Herbert H。 Gowan）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开北京时，请他的美国牧师、时任北京青年会干事长的盖利（Robert Gailey）为之祈祷，希望尽快打败张……10月22日，发生了吴的‘基督将军’的背叛事件，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强迫曹总统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并从后面攻打吴。”（《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其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被冲击，从中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
——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果然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再度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过去的传言，再次成为现实的故事。
五/盟友间，起承转合
昔日盟友，转眼间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中，阎锡山成了1930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位主角。
1930年5月19日，《时代》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20天前的4月29日，阎锡山、冯玉祥分别向晋军和西北军下达了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军队开始总攻击的命令。1928年坐在一起的三巨头——蒋、冯、阎，在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不和、摩擦之后，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据史书称，此次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战争波及20余省，死伤官兵30余万。
《时代》报道了当时战况：
大规模但又不猛烈的战斗，上周在北平与南京两个对立的首都之间的居中地带的东西向前线展开。这一战线基本在陇海铁路沿线。
阎元帅从他的前线指挥部致电北平，称他的部队大获全胜，歼灭敌军10000人，俘虏15000人，并迅速向南京推进——一种鼓舞士气的夸张。
封面中国 第四章（11）
蒋反驳阎的吹牛，宣布他的飞机完全摧毁了敌军，但也承认敌军的机关枪火力颇有威胁。（《时代》，1930年5月19日）
有意思的是，这一期的《时代》以《重新开战》为题报道这场大战时，没有分析引发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而是以美国北方的佛蒙特人和南方的弗吉尼亚人相互的区别来比喻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从彼此不同的性格来描述和解释战争的起因。这一视角虽然别致，活泼的笔调也使报道别具一格，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和肤浅，似乎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南北双方彼此性格的差异而发生的：
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又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里所说的南北双方的四位强人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
阎和蒋两人都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们两人都是东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两人均出自殷实家庭。两人都在1911年革命期间开始政治生涯。两个人都是好人。阎是一个中国的佛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时代》，1930年5月19日）
开始，我对把宋子文列在与三巨头平起平坐的位置感到奇怪，读完整个报道方知其中别有见地之处。《时代》认为，在蒋介石与北方冯、阎的较量中，身为财政部长和银行家的宋子文，能否从日本等国得到大量贷款，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29年4月结束的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中，蒋介石便是以权、钱收买对方重要将领，使之阵脚大乱、落荒而去。这一次大战，在《时代》看来，金钱依然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战争以三种形式进行：1。大量金钱贿赂，实际上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公告、宣言，任何一方的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用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既定的习惯。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让它们发挥必要作用。
……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时代》，1930年5月19日）
中原大战的起因、过程，这里不必详加叙述了。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人在酝酿、策划和发起中原大战之前的关系演变，它堪称一段现代传奇。
《时代》这样谈到盟友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
阎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许多方式是基督教式的。他乐于将儒学作为他的指导，但他对基督徒的态度很友善。他从不迟疑地与“基督元帅”冯结为同盟，在最近组成的由阎出任主席的北京政府中，冯就出任军事长官。（《时代》，1930年5月19日）
虽是“盟友”，但如果要说阎锡山是“从不迟疑”地与冯玉祥结盟则不准确。这也事出有因。他们之间的传奇大都是在幕后演绎，情节与细节的痕迹大都要到全部过程结束之后才会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对关系奇特的盟友。貌似亲密，实则心存芥蒂，勾心斗角，各取所需。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滚爬摔打，从一名底层士兵成长为一棵大树，拥有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一跃为山西督军，苦心经营山西，俨然是实力雄厚的“山西王”。前者有着敦厚、朴实、爽朗的外表，被人诋毁的善于多变，却也反映出捕捉时机的敏捷与聪颖，以及对新事物的嗜好和热诚。后者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冯可比。
封面中国 第四章（12）
现代传奇便是在这样一对盟友之间起承转合，演绎出无比的生动。
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芥蒂，应该是在1928年攻占北京、天津之时就存在了。
1928年，在选择冯玉祥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曾这样报道当时的北伐战局：
最近，中国北方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天津相继被冯的军队攻占（见《时代》6月18日、25日），但在上周，为了证明其伟大之处，这位古铜色的魁梧元帅，大造声势地放弃征服者的位置，只在城外留驻一点儿获胜部队，自己则谦恭地撤回到中原的河南省。
冯的朋友们说到冯，他有许多个人荣耀，有着对伟大理想的真诚，这个理想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是在一个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个政府，冯元帅主动提供支持，他以及自己庞大的、完全独立的军队均听命之，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攻占了北京和天津。（《时代》，1928年7月2日）
实际情况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占领北京和天津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阎锡山的晋军，并且这是在国内外各种势力影响下蒋介石与冯、阎之间达成的协议——一个明显令冯玉祥颇为失落的协议：
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做了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98页）
冯玉祥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与上面有所不同，他说他很赞同改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占和管理京、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从这里（郑州）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署之间恐亦不宜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我的生活》，第640页）
从冯玉祥自己的叙述看，他并没有对失去再度进驻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没有与阎锡山之间出现隔阂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军事要员们欢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冯回忆说，在蒋离开后，他与阎两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他对阎说：
“前有帝国主义，后有共产党，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拨离间之手段，稍有不慎，即坠其计。此次北伐，官兵死亡如是之多，百姓流离如是之苦，由国家推至个人，吾等均应精诚团结，合作到底也。”
封面中国 第四章（13）
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种种慷慨激昂，向天发誓，有时是当不得真的，何况是各自拥有重兵的军阀。几天之后，1928年7月10日至12日，冯、阎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各持己见，未能团结一致。会议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等。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会议在讨论裁兵原则时，冯玉祥主张淘汰老弱不良者，取“精兵主义”，而阎锡山主张各集团军平均缩减，取“平均主义”。《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冯玉祥在此时就表现出了对蒋、阎的不满：
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800页）
很快，不满演变成了对抗。1929年5月，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冯玉祥即宣布反蒋。但战事未起，冯手下的几员大将转而支持蒋介石，冯玉祥在阎锡山的劝说下，不得不于5月28日匆匆通电下野。一直驻守山西静观事态的阎锡山，此时，盛情邀请下野后的冯玉祥访问山西。6月21日，危难之中急需寻找盟友的冯玉祥，接受这一邀请，开始了山西之行。
无疑，阎锡山是在打冯玉祥这张牌，以在蒋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的分量；冯玉祥则也意在借阎锡山之力来实现反蒋之目的。两人在8月商定共同讨蒋，冯军粮饷由阎供应，并约定一俟冯军抵达洛阳后，阎即通电表示态度，实行西北军和晋军的携手合作。
分明是一步险棋。
冯玉祥走进了阎锡山的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性格与计谋的较量，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冯、阎之间情节曲折的一场大戏，拉开了序幕。
六/“独立王国”的毁灭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现在划归定襄县。将近200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遥想一个世纪前，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把阎锡山送走又迎回。1900年，18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和父亲一起因躲债而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再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总是喜欢回到河边村，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从袁世凯称帝一直到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都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乱世而不倒。
1929年9月30日，阎锡山又一次回到家乡河边村。这一次，他带来的贵客是冯玉祥。
76年后，2005年4月，我有了一次山西之行。这一次，我特地去踏访阎锡山故居，追寻76年前阎、冯在这里上演过的一段传奇。
有数百间房屋之多的阎锡山故居，如今被河边村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包围着。故居大门乍一看，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我想象中的豪门气派。但走进去，即可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的故居，是他在辛亥革命发迹之后费时20多年陆续修建的。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的实用需要而与旧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建筑群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庭院衔接交叉，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诡谲与幽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本人的狡黠，更渲染出一个大军阀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人行其中，方向难辨。却顾所来径，一片茫然。
封面中国 第四章（14）
76年前，冯玉祥走进河边村车站时，想必没有我这种感受。他正期盼着与阎锡山尽释前嫌，共同反蒋。阎锡山精心安排的欢迎场面，也是刻意要在冯玉祥面前表示出友好与诚意：
阎锡山陪同冯玉祥来到河边村汽车站时，只见黄土垫路，清水洒街，到处张贴欢迎标语。河边川至中学和小学的学生，手持红绿小纸旗，打着横幅，列队欢迎。有两条标语，红纸黑字，贴在宽大的灰白布上，一条写着：“旗旌遥临，同亲仰望”；一条写着：“锦茅壮挂，共目思光”。两条标语由学生簇拥着，在秋风中不住地点头。阎书堂（阎父）等人早已在站台上等候。于是停了车，阎锡山和冯玉祥走出汽车。冯玉祥又高又胖，比阎锡山高出一头。他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里还勒着一条布腰带，脚上穿着布鞋，完全是一副农民打扮。冯玉祥见到阎书堂，急忙行礼。（《阎锡山与家乡》，第93页）
按照商定，寄寓阎锡山家乡的冯玉祥向他的西北军再次发出了伐蒋命令，1929年10月10日，蒋冯战争正式爆发。
然而，阎锡山却止步不前了。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老谋深算。冯玉祥不知道，阎锡山在向他表现友好的同时，一直还在与蒋介石暗地交涉。阎历来善于伪装自己，迷惑对方，这一次依然如此。据《阎锡山与家乡》叙述，在冯玉祥到山西后，阎一面与冯周旋，共商反蒋大计，一面为了迷惑蒋介石，还假意做出准备下野出国的样子，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购置服装和用具，外人完全看不出一场大战正在密谋酝酿中。
蒋介石其实未必不清楚阎与冯之间的真实心思，但他仍想分化他们。蒋暗地派人去太原，欲说服阎出兵反冯。蒋还亲赴北平与阎会晤，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冯玉祥翘首以盼阎锡山出兵配合之时，11月5日，阎锡山却宣布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时还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服从中央；10日，太原各界又召开庆祝阎就任副总司令大会。阎锡山完全抛弃了冯玉祥。
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冯玉祥被软禁在建安村窄小的天地里。冯玉祥为了表示抗议，甚至从10月23日起开始绝食。他曾率随从执意前往太原，但阎的士兵将其团团围住，不予放行。士兵们在他的车前长跪不起，苦苦劝阻。冯觉无奈，只得重回软禁之地。与一个多月前初到河边村的欢迎场面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独立反蒋的败局已无法挽回。1929年12月1日，蒋军攻占陕州，冯军全部退回潼关以西。蒋冯战争以冯军失败而结束。
然而，一切又在变化中。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通电讨蒋，他与冯玉祥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就在通电反蒋的这一天，阎锡山专程来到建安村，向冯玉祥道歉。翌日，两人分别乘车回太原。为表示与阎锡山结盟的诚意，冯玉祥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留在太原，自己则在3月8日由阎派宪兵开道离开太原，9日从风陵渡越过黄河，10日进潼关城，14日，冯、阎联合反蒋才由秘密筹划转为正式公开。
硝烟弥漫之中充满戏剧性的内幕，外人如何知晓？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终以冯、阎失败而结束。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人物，是“张之后的张”——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通电拥蒋，派东北军入关，10天内占领了平津和华北地区。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中原大战失败后，晋军、西北军分别由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桂系、冯、阎相继告败，中国已没有别的军阀可以向他挑战。蒋介石到此时成了真正的大赢家。但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如烽火一般在全国不同地区燃烧而起的共产党根据地，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他将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只不过，此时此刻他不会预想到自己未来的惨败。
我搜集有一份中原大战期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讨逆画报》（1930年7月5日）。画报为四开两版，刊有10幅政治漫画，其中一幅是组画。被讽刺和鞭挞的对象，是向蒋介石宣战的各路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及桂系，以及以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对派“改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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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15）
漫画1：冯玉祥坐在宽木条凳上，左手抱着日本人放在左腿上，右手抱着俄国人放在右腿上。说明写道：“冯逆玉祥勾结日俄残害人民叛党卖国”。
漫画2：一条黑白相间的狗，身上注明为“阎冯残逆”，四周是滚滚硝烟和刺刀，硝烟里写有“讨逆军”的字样。漫画说明写道：“孽畜！还向哪里逃”。
漫画3：阎锡山和冯玉祥被画成两个骷髅，站在坟堆间，他们脚下四周所竖的木板上，分别写着他们的几位大将的名字：逆军傅作义、逆军吉鸿昌、逆军孙良诚、逆军李生达……之墓。说明写道：“为反革命阎冯二贼而死，真是死了还留永世贼名”。
漫画4是组画《冯逆玉祥之将来》：冯玉祥在前奔跑，空中一架“讨逆军”飞机在追击；冯跑到一块写有“逆境”的地方；冯继续奔跑，飞机来到他的头顶，扔下一颗炸弹；炸弹爆炸，地面上石块纷飞，冯被炸得只剩一双脚，飞机远去。
……
一篇针对冯玉祥在河南的军队的《告建国军》，让人看到了金钱在中原大战中发挥的作用：“蒋总司令的命令，士兵投诚来归的发恩饷1月，士兵携步枪1支，来归的奖洋20元，并发恩饷1月，官长携大炮一尊来归的奖洋1000元，官长率领士兵来归的升一级任用……”
卷入百万士兵的军阀混战，早已陈迹难寻，一份意外得到的画报却让我触摸到了当年的场景，嗅到了硝烟的浓烈。
且回到冯、阎身上。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曾经叱咤风云20多年，如今全部瓦解。失去实力的冯，在中国的影响力从此日趋式微，不再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这一次彻底失算了。他精心经营近20年的“独立王国”，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从不容许外省势力进入的山西，此时也无法拒绝别人的军队开进。此结局恐怕是阎锡山最难以接受的。一直被视为谨慎、狡黠的“山西王”，在20年代北洋军阀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总是奉行“中立”政策的他，此次怎么会孤注一掷与冯玉祥联手，发起一场针对强大的蒋介石的战争？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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