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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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见《时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160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15000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68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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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6）
中国处在危难之中。
　　自鸦片战争后，满洲就不断面临着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中国会如何面对侵吞？中日会宣战吗？满洲会被分离出去吗？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将如何应对未来一切？一连串的焦虑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三/“中村事件”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有日本的军人。1年多来，整个满洲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时代》，193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满洲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这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部派往满蒙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30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7）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厚爱有加的。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其中。但巧的是，走进我在沈阳住的宾馆，迎面所见正是当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旧址，而且建筑保存完好，真是意想不到。对照老照片，外观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幢两层的老建筑，中央是柱型门廊，绿色屋顶，西式窗栏，右侧有一尖型圆顶阁楼，是明治维新时代西风渐进后在日本颇为流行的现代建筑风格。逗留沈阳这两日，每次进进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几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装成绅士，躲过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车站，从那里乘火车逃往北平：
　　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随后，他被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这是许多年后，关玉衡的第三团当年所在地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冯学忠在《“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来源何处，如果准确的话，可见突变之后张学良对关玉衡仍很厚爱。关玉衡后来参加了抗战，1953年他回到了家乡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曾被选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却没有他幸运，“九·一八”后，被日军抓获并用钉子活活钉死，扔进牡丹江，老母因悲伤而双目失明。
　　结局最令人悲切的则是关玉衡的部下、参与过处决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东北沦陷后，陆鸿勋1933年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寻找父亲遗骨，陆鸿勋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陆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日伪各大报在头版醒目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竟被处以剐刑、凌割肢体，为中村祭灵。
　　有材料说，“九·一八”过后，所有与“中村事件”有关的档案悉数被日军拿走。不知它们是否还在，或许仍存放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待着后人继续解读。
　　多想知道关玉衡当年的模样！可惜，在“九·一八纪念馆”展出的图片中，我只找到了中村震太郎，没有发现关玉衡。在网上搜寻，也没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后来的照片也没有。我感到失望。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何被淡忘？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何如此欠缺？其实，不限于关玉衡一个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至今还缺乏扎实的、全面的、深入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对于一个承受过战争灾难的民族，这样的工作其实更为重要。不过，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陈列橱里我看到了摆放有一份关玉衡亲笔所写回忆“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签署的“关玉衡”三个字，有难以言说的感慨。斯人已去，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远去，带走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封面中国　第五章（8）
关玉衡病逝后，一位作家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上联写道：“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烽火始于足下，赳赳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吟哦再三，字里行间，我听到了岁月的几声喟叹。
　　四/黑色“九·一八”并非偶然
　　谈到历史，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次偶然事件，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一旦发生在关键时候，就能改写历史。那么，关玉衡以及“中村事件”大概就可称为这样的偶然。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侵吞却非偶然。这个夜晚，终归要降临。
　　东北——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赞叹的大地！翻开地图，会发现东北与欧洲中部、南部处在差不多的纬度上。这里有着堪与欧洲相媲美的资源和自然环境：海洋、平原、高山、森林、河流、煤矿、石油……几乎应有尽有。许多次到东北旅行，每次穿行在东北大地，我总是禁不住感叹于它的广袤、富饶和壮观。从旅顺口终年不冻的港湾，到乌苏里江、黑龙江滔滔不绝的江水和兴凯湖浩淼的湖水，从兴安岭起伏的森林，到北大荒无垠的田野……
　　走在东北，忧伤也是必然产生的情感。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东北上演的就是不断被日俄蚕食、掠夺、蹂躏的悲剧。船行乌苏里江中央，擦边而过的对岸，正是沙皇俄国19世纪下半叶掠夺而去的中国领土，几十年间中国失去的领土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伫立旅顺口古炮台，眺望一湾波澜不惊的港口，遥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两大列强为争夺东北利益的战争，竟是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进行，而软弱无能的晚清王朝只能无奈地将之划为中立区，自己作壁上观，任由日、俄战火蔓延，从旅顺口一直到沈阳。2005年夏天；当我专程来到沈阳寻访“九·一八”遗迹时，正是这场日俄战争结束整整100年，但还有多少人能想起它、能提到它？
　　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下面这段话简要而通俗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后东北的命运：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的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28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形势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3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30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中国近代史》，第150页）
　　即便到了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着眼点之一仍是日本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是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小标题是“市场与满洲”：
　　满洲、蒙古，实际上还有整个中国，对于日本，就像加拿大对于美国一样，她的首要市场是粮食。未开发的满洲，对于有人口负担的日本具有特殊价值，在依赖日属朝鲜之外，这里是日本扩张的一个理想目标。蒙古这一在北平北部和西部的国家，生产羊毛、皮革、猪鬃、人织毛线、肠衣。许多世纪来，这些产品由骆驼长途跋涉南下运到原来意义的中国——如北平和天津的港口。但在蒙古和满洲的北面，还躺着一个俄罗斯。多年来，苏联一直从它的那一面进入到中国。甚至就在上周，在日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迅速控制南满铁路地区并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对蒙古的控制正备受非议。俄罗斯已将皮革、羊毛、猪鬃运到莫斯科。这对货物奇缺的日本和天津的贸易来说，是一沉重打击。有日本商人为占领沈阳而欢呼，但不是对中国人的愤怒，而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时代》，1931年9月28日）
　　

封面中国　第五章（9）
100年前，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在某种概念上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据《剑桥中华民国史》叙述，日本的渗透就是以管理南满铁路为标志。中国领土上的铁路，管理者却是俄国和日本。战败了的俄国，交出的是它先于日本而蚕食的“一杯羹”，如今，它拿出来不过是要与日本共享而已，这正是崛起后野心勃勃的日本所需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
　　……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15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就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
　　具有一定政府功能的满铁株式会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东北出现；日本关东军也似乎名正言顺地应运而生。在他们的部署与保护下，大规模的日本移民东北的垦荒计划得以实施。而这却不是目标的终结，只是走向目标的开始。
　　最后的目标就是侵吞。对日本来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实在是最诱人的一片土地。因此，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它欲将之吞并窃为己有的意图，也早为外人深知。
　　早在1907年10月31日，德国驻北京的公使在致德国首相的公文中这样说：
　　我现在要假定，目前无论欧洲列强或美国都不想瓜分中国，但是，日本要在不久时间以内用它的行动强迫列强进一步从事于中国问题。……我极端相信，把日本天皇搬到北京是浮现在日人眼前的最高目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8页）
　　几年过后，1912年7月25日，德国代理外交大臣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南满终究不能避免被日本归并之命运……满洲是中国将来最富饶地区之一。德国在该处的商业在中国统治下将比在日本统治下有更好的前途，是不容怀疑的。一旦日本人感觉他们完全是满洲的主人翁，尽管门户开放的一切保证，在大的经济问题上，像所谓政府买卖，将没有什么留下给德国人，而小商业显然也将全部转入日本人手中。（《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43页）
　　读这些德国人多年前的观察与分析，就该知道黑色“九·一八”的降临，远不是一个偶然。
　　五/“大亚洲主义”幻想的破灭
　　目光从柳条湖移到旅顺口，从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东北由来已久的苦难，看到了中国不断地被蚕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细细体味中国民众当年面对日本的崛起和虎视眈眈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反省、痛切、尴尬与忧愤，它们无奈地缠绕、混杂、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清王朝舰队全军覆没，台湾因而被割让，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恐怕更大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列强。一个习惯于以泱泱大国姿态傲立于东方的古老帝国，忽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败在历来被轻视甚至被藐视的一个小小岛国邻居手下。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后，中国与日本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为渴望实现强国梦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避难所，是他们创办刊物的首选地。义和团运动之后，赴日留学掀起高潮，在上世纪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秋瑾、蔡锷、黄兴、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孙传芳、鲁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孙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也把日本作为主要活动基地。1905年，同盟会在此成立；1914年，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也在此成立。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再掀高潮，在后来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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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0）
这的确是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现的特殊现象。痛定思痛，中国青年想亲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奥妙，清王朝则想借派人留学为自己培养未来的人才。不管动机如何，最后发展方向如何，有一点则是明显的，它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复杂关系。
　　在注意留学高潮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对现代中日关系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士前往日本寻求日本政府、民间势力的支持，在大量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新生力量。有一点必须正视，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急切地借助日本力量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从而淡化或忽略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化和东北的蚕食。当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初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时，不少仁人志士还停留在排斥满清政权的明王朝遗民的意识上。他们想恢复的是几百年前汉人的王朝，他们把统治中国几百年已经与中华融为一体的满清，还视为“异族”，甚至把关外的东北，还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游猎民族驰骋的荒漠大地，与传统意义上原有的中华无关。他们的这种口号和意识，对一般民众也产生一定影响，使他们更关注列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侵害与蚕食，而对遥远的关外中国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更大范围的侵害与蚕食，相对淡漠，反应也不强烈。这一点，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的国家意识开始得到加强、爱国主义成为社会主题之后才有很大改变。当我们研究近代史时，需要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东北问题的历史渊源，乃至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与日本崛起及日本打败中国相伴随的，还有更为复杂的一种情感存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家心中，这就是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敌视和对同为东方民族的日本的幻想。这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24年秋天，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与奉系军阀谈判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尽快统一中国。他先到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前往天津，最后抵达北京。几个月后，他因病在京去世。
　　神户是孙中山熟悉的地方，1913年，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首先抵达的地方就是神户。1924年，他又来到这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11月28日，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来到神户高等女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等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他在这里发表一次重要演讲，阐述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前来聆听演讲的，一说达3000余人，另一说则为20000人，甚至称“如此人数众多，实打破日本开国以来之记录”。
　　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10分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六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年修建明石海峡大桥时，移情阁整体搬迁至现址，并辟为孙中山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记得是在二楼展厅，我看到，孙中山在神户演讲中阐述“大亚洲主义”的一番话，用中、日两种文字抄录，醒目地悬挂在墙上。孙中山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文集》，第409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11）
读孙中山的演讲，不难体味他内心深处的悲愤，一种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紧迫。王道与霸道，这是他从文化角度着力强调的主题。他认为东方文化曾经拥有“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则是“主张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面对神户热情的日本听众，心里充满悲愤、忧虑和历史紧迫感的孙中山，对已经崛起的日本显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终只是奢望。现实远比忧虑更为残酷。当1931年来临时，对于中国，日本早已不再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时，距孙中山发表演讲还不到10年，世事变迁如此迅疾而无情，绝对是孙中山不可能预料到的。如他九泉有知，想必会有深深的失望与悲愤。
　　所有中国人的幻想都在一个晚上破灭了。
　　六/张学良的抵抗或放弃
　　幻想破灭的中国人，震惊地看到了沈阳及东北被日本瞬间吞没。
　　谁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张学良麾下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让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占领整个沈阳。随后，几天之内，日军完成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几个月内全面占领东北……张作霖去世仅仅三年多，少帅张学良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地盘。
　　张学良再也不是东北的主人。
　　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相信的现实，一个令中国人难以原谅的少帅。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人们在描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时，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这样一些词语：自负、轻率、软弱、卖国……
　　“九·一八”夜晚降临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正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巨头，他的军事实力不亚于南京政府，更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空军。1931年6月，他答应借给蒋介石的20架飞机飞向南方，用以对付广州政府的“叛军”。我对史料中提到此事时用“借”这样一个字印象颇深。怎一个“借”字了得！少帅此时在蒋介石等诸军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风光无限的样子，被恰到妙处地渲染出来。
　　同样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