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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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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封面中国 第四章（3）
二/蒋、冯父子均在漩涡中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6月19日的徐州。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6月6日的《时代》，报道了在关键之时出兵中原的冯玉祥：
驻扎蒙古的军阀冯玉祥，上周大举南下，未宣布其进军目的。他的庞大的由俄国装备的军队，欲轻取距北京西南方向约400英里的郑州，这是位于京汉铁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一不确定的报道属实，冯将军将会在短期之内，在中国事务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他在被张作霖赶进蒙古时曾经失去的……
《时代》说得不错，冯玉祥果然在1927年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在与蒋介石会晤之前，冯玉祥6月10日先在郑州与汪精卫率领的武汉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一致。他被国民党左派认为是挽回败局的最后希望。但几天后，6月14日，冯玉祥又向南京方面的蒋介石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蒋介石欣然同意，并立即于6月16日率大部分要员赶赴徐州，等候冯玉祥的到来。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的生活》，第561页）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走到了一起。据说在会谈中，蒋介石答应每个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50万元军饷。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徐州会晤：
徐州府，距北京400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的军队原是汉口“共产党派”力量的一部分，现已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接着，在欢呼声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魁梧、高大、健壮，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子，脸紧绷着，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14个月之前（见《时代》，1926年4月12日），冯玉祥被满洲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撤退到蒙古，在那里养精蓄锐。接着，他匆匆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经济援助、装备、军火。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又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
同期的《时代》以“最后通牒”为小标题摘要报道了冯玉祥向武汉政府发出的通电：
冯玉祥宣布他已向汉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出最后通牒，从而让世人知道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在汉口方面控制的地区，商人、工厂主、地主正受到工农的迫害。中国人民不需要这种暴虐现实。由于共产主义教条在湖南省的传播，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家庭也受到迫害，他们的财产正被没收，别的罪行也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实行。
“显然，为了实现少数激进分子组织的目的，结果把整个国家都拖进了混乱……
“现在，我考虑必须采取以下纠正措施：
“首先，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应该立即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去。第二，汉口政府执行委员会中的中国人，愿意出国休息的应允许离开。汉口政府中其他一些忠诚信奉国民党原则的成员，应立即加入南京政府。
“为了尽快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孙逸仙博士的原则，个人的矛盾容易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尊重孙逸仙的遗愿。”（《时代》，1927年7月4日）
蒋、冯走到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和冯玉祥先后采取###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是冯洪国。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儿子的反应，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也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
封面中国 第四章（4）
自孙中山1923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多渴望革命的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在这样的革命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
然而，突变来了。
最先遭遇尴尬的是蒋经国。《时代》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反应：
莫斯科一位正在念书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蒋介石的儿子，年轻的蒋上周听到他的父亲如何开始在中国清洗共产主义后，给一家莫斯科报纸投书说：
“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活下来的是一个反革命。他曾用美丽的语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时候背叛之。蒋介石不再会和张作霖作战。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时代》，1927年4月25日）
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留学的另一个中国学生盛岳，后来在回忆录中更详尽地记述了蒋经国此时的反应：
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次演讲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5页）
从这一回忆看，《时代》的报道想必源自塔斯社。有意思的是，对父亲行径严辞痛斥的举动，为蒋经国赢来了鲜花和掌声：
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儿，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6页）
2个月后，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在莫斯科也遇到了蒋经国同样的尴尬。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的消息传来，冯洪国立即采取与蒋经国同样的举动——与父亲决裂，痛斥父亲。冯洪国在莫斯科当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是致父亲的公开信。他谴责父亲叛变革命，其语言和语气与蒋经国也大致相似：
父亲：现在很明白，由于你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头子。……你显然不想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只想利用他的旗帜，打着保卫工农利益的幌子，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从今天起，我把你当成蒋介石、张作霖一伙反革命分子当中的人。
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2个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与父亲决裂的年轻人，后来又各自回到了父亲身边。冯洪国的情况如何未见记录，蒋经国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父亲的接班人，从而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出现。
发生在莫斯科的与父亲的决裂，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才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三/“张之后的张”：从张作霖到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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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5）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日。
从6月2日张作霖宣布撤离北京，到7月2日冯玉祥走上《时代》封面，仅仅一个月时间，中国便发生了一连串令世人关注的新闻：民国###、前总统黎元洪病逝；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秘不发丧直至宣布继承父位；在蒋介石安排下，阎锡山忽然替代冯玉祥成为占领北京和天津的新主人……
我有些奇怪，这一次《时代》为何没有选择张作霖作为封面人物。从称霸中国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到被日本士兵暗杀致死的事态之严重、背景之复杂，张作霖其实都值得成为封面人物的。
不过，尽管没有被选为封面人物，但自1923年创刊以来，《时代》在报道中国时，张作霖一直是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在1924年选择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时，《时代》便谈到过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在1927年大革命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释放鲍罗廷夫人等新闻的报道，都涉及到张作霖。
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1页）
不过，《时代》一系列关于张作霖的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的讥讽、蔑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厌恶之情，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出生草莽、粗野而缺乏教养的军阀形象。
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成为封面人物的这期刊物上，《时代》同时在版面上发表了张作霖的一幅照片，并在报道中写道：
满洲和中国北方最强大的野蛮军阀张作霖，上周仍是唯一一位仍具实力的人，或许他可以挡住目前在长江一带作战的国民革命军，不让他们从已占领的中国南方进入北方。
张作霖是旧式大军阀。他喜欢喝燕窝汤……
布里顿夫妇上周从北方抵达上海，讲到大军阀张作霖最近在北京打麻将，可以一口气连打37个小时，他选择三个对手，结束时，都是赢了对手，赢的钱也一样多。然而，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部下军官却因无票强行进入北京剧院，被他砍了头。
《时代》用加以渲染的气氛和细节，为读者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张作霖。1927年4月18日的报道说：
“以所有的神的名义，以它们的名义，我告诉你，法国必须帮助我——必须！”上周，在北京的满洲残暴的大军阀张作霖，对一位法国记者暴跳如雷地如此说。他用剑鞘敲打桌面，接着说：“国民党的军队从南方向北方进攻我，是国际性重要事件。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胜利，它就会在全世界胜利。列强必须帮助我打败国民党，把他们赶回长江以南。然后，我将以兄弟之礼对待他们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我和他没有冲突，因为我听说他内心里其实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中国，只有两个派别在长江上对峙，一个伟大的劳工国家建立起来也并不困难，神会保佑和平。”
紧接着这番话，《时代》以“黄色奇迹”为小标题，讲述了在战场发生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个滑稽、奇特甚至荒诞的故事：
封面中国 第四章（6）
为证明说出的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话，张作霖上周紧急调遣儿子张学良将军南下。当他的军队专列驶入河南省时，车厢被撒满成千上万的黄色符咒。张的士兵一看，恐惧地发现上面印着巫师们画着红色小刀图案的咒语。符咒写道：“谁来河南和它的保卫者作战，谁就得不到他的祖先的保护！小心点！”
有传言说，面对这种威胁的恐惧，整个部队全停下来，年轻的张学良焦灼地给父亲张作霖打电报，要他也从北京运来更多的、更灵的巫师来对付符咒。很快，专列运来了巫师。他们开导士兵，应该把这些符咒撕碎，同时，自己在来福枪上系一个小小的“神布条”，然后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
由于巫师们从北京带来了大量“神布条”，士兵为之感激，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壮壮胆，鼓鼓劲，他们又向河南挺进了一大截。（《时代》，1927年4月18日）
正是在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候，张作霖越来越感到了来自南方革命军的压力。6月18日，他索性在北京宣布自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任命所谓国务总理。对于他，这显然是在紧迫局势下强作镇静的一个举措，以此来向外界表现自己的沉着、威严。他颇为精心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就职典礼，广邀各国驻华使馆人士参加。但从《时代》的描写看，那些应邀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只不过看到了一幕滑稽的闹剧而已。
这篇题为《“独裁者”发表宣言》的报道写得生动而坦率，倾向性很明显：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国歌——对西方人来说，刺耳难耐。在这种狂欢式的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日本曾支持他的“满洲政权”。据信英国也私下为他提供援助。上周，他决定正式宣布自己为“统治者”。他用又尖又高的声音朗读自己写的20字誓言，鼓励他的军队“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均毫无意义。张本人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差不多一年来他天天都在对记者说，他的军队即将“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上周这些军队却被南方杰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打败，正在向北京撤退。因此，上周“独裁者”张倒像是在喊出绝唱的第一声勇敢的音符。总而言之，在北京的外交官并不重视出席“就职典礼”，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时代》，1927年6月27日）
外交官们对张作霖的冷淡和厌倦显然事出有因。他们大概更愿意与以往段祺瑞、吴佩孚之类有文化、有修养的军阀打交道，而不愿意面对一个性情暴烈而无所顾忌的军阀。
《时代》说得不错，张作霖出任“大元帅”时的演说真的是一个“勇敢”的“绝唱”。他没有“消灭共产主义”，也没有打败国民革命军。相反，一年后，1928年6月2日，在各方压力下，他被迫通电宣布撤离北京，并于当天夜里坐上专列启程返回沈阳。6月4日晨，当专列驶进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日本关东军一批军官策划了爆炸事件，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抬回大元帅府，几个小时后身亡。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竟以这种方式永辞人寰！
关于张作霖的历史功过，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我比较欣赏鲍威尔的一段评说：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3页）
封面中国 第四章（7）
张作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儿子张学良从此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据说张作霖在弥留之际吩咐其夫人：“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小六子”就是张学良。他紧急赶回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将近一个月后，《时代》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
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
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我要我们的人民专心于满洲发展，为了发展，关心我们自身而非外部。从现在起，我们没有必要寻求扩张，或者侵犯中国别处……”
“我经历战争已达10年，深知其恐怖。我要让我们的人民不再身受其害。”
“至于国民军我们准备与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议。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不过目前暂时停顿，有待于民国政府统一之后实施。如果他们想把我们排除在外，只根据他们自己的条款来取得和平，那么，我们自然不会与他们谈判。”（《时代》，1928年7月2日）
报道的行文，摘录的声明，为人们面前展现着一个与其父在性格、政治主张诸方面均有很大不同的张学良。配合这则报道，《时代》还发表了一幅张学良的照片。
早在几年前，张学良的照片就已经在《时代》上出现过，是在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的那一期，照片说明为：“张元帅，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照片上的张学良身着戎装，一副少帅风采。此时的张学良出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在被张作霖精心培养之后，他开始身担重任了。
如今，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狡诈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27岁、只是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这一次，照片上的张学良，不再是一身戎装，而是脱掉外套，露出一身白色的休闲服。他双手叉腰，脚上一双长统皮靴，倒也能让人感觉出一点儿镇定自若的神采。不错，在对父亲遇难消息秘而不宣的十几天里，张学良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从暂时的情况看，他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因张作霖的去世而可能引发的奉系内部的混乱，从而导致日本关东军的进一步阴谋。在这一点上，少帅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智谋和坚韧。
《时代》照片的说明很有意思。上面一行：SMART SON CHANG，下面一行：His father was smarter。这里，关键的词是smart，意为：敏捷的、精明的、狡猾的、壮健的……在张氏父子身上，汉语中用哪一种表述更为准确？用“精明的”，还是“狡猾的”？我倾向于用“狡猾的”较为妥帖。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狡猾的儿子张”，“他的父亲更狡猾”。
“狡猾的”张学良在危乱之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他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他以这样的姿态，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相提并论的位置。从此，巨头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巨头。而这个比他们年轻的巨头，在未来时间里，将一次又一次地以他的参与而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行程：
第一次，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胶着之时，张学良出兵关内，力挺蒋介石，导致冯、阎被打败，宣布下野，从此不再有向蒋挑战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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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8）
第二次，1931年，在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一败涂地，撤进关内，整个东北转眼间陷入日本之手，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的时代；
第三次，1936年，张学良囚禁蒋介石，“西安事变”真正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不过，此时，1928年7月，张学良只是开始登场的主角之一，他的表演还有待于未来。于是，《时代》选择了另一个比他更为引人注目的人作为封面人物，他就是冯玉祥。
四/“基督将军”——战士或叛徒
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000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是用“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又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封面中国 第四章（9）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20年代多次采访过冯玉祥的外国记者。她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车，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走了两天，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后，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并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往郑州，她又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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