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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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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ⅲ赫抛髁夭还斯史ǎ钍勘�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呢？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7个儿子，其中一个正在北京学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40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10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的地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时代》，1927年5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混乱、突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工、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但一旦不能控制，就会造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冯玉祥曾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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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1）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作霖求情，希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6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瘦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夫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被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时代》，192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历史的慨叹。
六/流亡莫斯科之路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对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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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2）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一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已在莫斯科结婚。
……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而奋斗的力量，从而使人们相信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真正继承人的谎言。”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我还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的身份生活着，战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对宋庆龄最大的打击则是来自斯大林。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联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备受指责。1949年，早已被打入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67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
《走进中国》一书这样写到此时的莫斯科：
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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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3）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20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
七/上海的婚礼与广州的暴动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著地向一位女士求婚。众所周知，起初他被拒绝了。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还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美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时代》，1927年12月12日）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封面中国 第三章（14）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文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5000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48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3天上午11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70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封面中国 第四章（1）
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坐在一起，留下了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
三人均正襟危坐，蒋居中，冯在左，阎在右。蒋一身戎装，笔挺而讲究，人比冯、阎瘦弱，坐在两人之间显得略带拘谨；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衬出满脸的憨厚与朴实；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看上去持重而老到。
颇具代表性的一幕场景。三副形态，三种风格，在北洋军阀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交替之际，碰撞交叉，书写历史，改变中国。
论年龄和资历，在冯、阎二人面前，蒋不过是小老弟。冯、阎同庚，均是1882年生人（另一说阎为1883年出生）；蒋是1887年生人，比他们两位小5岁。3人虽然都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但地位、作用大相径庭。辛亥革命中，阎锡山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主角，他所参与发起的山西起义，被认为是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期间北方诸省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阎锡山因此颇获孙中山欣赏与器重，被任命为山西督军，从而开始了他对山西38年的统治。作为早就从军的清军军官，冯玉祥参与发起了河北的涿州起义，之后他逐步羽毛丰满，很快成为颇具实力的军阀，并在1922年成为河南督军。和他们的显赫表现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才从日本回到上海投身辛亥革命，曾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出任团长。10年之后，1922年，即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的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受到广东督军陈炯明攻击，受困于珠江上的永丰舰，蒋介石自上海应召而来，因“护驾”有功，赢得孙中山的赏识，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次年，孙中山又委派蒋介石率团前往莫斯科，考察苏联的军事、政治及党务，蒋这才开始走到历史前台，成为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
然而，几年之后，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的地位、实力与影响都已经超过了冯、阎，这就难怪在合影时，他被冯、阎两大巨头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中间。
有材料说，这张合影摄于1928年2月。那么，不知道此刻坐在中间的蒋介石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因为就在6个月前，1927年8月，迫于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压力，他曾宣布下野，回到家乡奉化。这是他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下野。
1927年8月22日的《时代》杂志，报道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从历史眼光看，这一期《时代》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报道蒋介石下野新闻的同一页版面上，正好有关于托洛茨基下台的报道。报道称，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赶出了苏共权力中心，还特地配发了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与斯大林的矛盾冲突白热化；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而向共产党大开杀戒。两位与1927年中国大革命密切相关、立场与态度绝然相反的主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个八月却有着同样遭遇，几乎同时离开了各自的权力中心。唯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的离开是永远的，等待他的是流放和暗杀；蒋介石的离开则是暂时的，他以退为进，还将复出。
“英雄下台”——这是《时代》报道蒋介石下野消息的标题。
“征服者”蒋介石在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半个中国之后，最近因受到指责而下台。上周他回到故乡暨出生地，上海南边100英里之外的奉化的一个小村庄。
他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夜色里抵达——因为在中国，一个“丢脸”的人最好悄悄来去。一个忠实的秘书只是说：“蒋介石将军和家里的人住在这里，开始完全引退的生活。在为国民党的事业付出一年的辛劳之后，他想好好休息休息。”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忙于请中国人翻译一份700字的文件——蒋介石辞去革命军总司令的正式辞呈。
辞职呈——
在其辞呈中，蒋将军向“中国人民”讲到民族主义运动最初的辉煌胜利，以及目前令人伤心的分裂状况。“我们的革命面临困难，乃是因为共产主义之故。”蒋介石将军称，他自己毫不手软地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被说成是他为了扩大个人的势力，一直受到国民党人的阻挠，结果，“我的国民党同志几乎在所有事情上失去对我的信任。”
封面中国 第四章（2）
蒋介石继续说，国民党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在清除共产主义，但最终却导致在国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对他个人的攻击。“我本应在春天就辞职。不管怎样，我愿意放弃个人的地位以看到革命的成功。”
这些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是诚恳地发自蒋介石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人的内心，不过，他上周的辞职，也是他的部队近来在进攻北京时接连失败而导致的一个紧迫事件。这些败仗上周转为溃败，在考验人的心理的时刻，蒋将军名义上的盟友、古怪的“基督”军阀冯玉祥，突然通电逼蒋下野。
意味——
蒋介石的引退，导致他曾领导的南京政权——国民政府的分支失去意义，而使最初的汉口国民政府在国民党整个事务中再度起到主导作用。被称作“基督”军阀的冯玉祥又在干涉汉口事务，他以出尔反尔著称，因此中国人认为他可能想很快由他本人来控制全部国民党的地盘。（《时代》，1927年8月22日）
蒋介石被迫下野有多种原因，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军事挫折。张宗昌7月25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的引退声明8月13日发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67页）
蒋介石下野了，但局势并没有向不利于他、或曰有利于冯玉祥的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对立面和竞争对手汪精卫，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吁请蒋介石出山。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几个月的私下运作，1928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才真正成了国民党党内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他的那些对立面，无论军事派别或者政治派别，都暂时不计前嫌，将他推到第一的位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之中迎来了1928年。
1月4日，刚在莫干山度过蜜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回到南京，5日即宣布复职，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国民革命军重新组建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本人亲自担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2、3、4集团军的总司令。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三人坐在一起，标志着以往恩恩怨怨的结束，更是未来戏剧化场面的开始。
此刻，三巨头坐在一起结为同盟，商讨共同继续北伐，直指盘踞北京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有谁能料到，同样是他们三位，两年之后将成为对垒交战的敌人。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车站事件中被炸死，奉系随即全部撤至关外。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蒋介石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两年之后的1930年，冯、阎联手，与南方桂系军队遥相呼应，开始大范围倒蒋战争——中原大战。
1928—1930，3年硝烟弥漫，3年风云变幻。正是在这3年期间，冯玉祥、阎锡山两人陆续成为了《时代》的封面人物。登场时间分别是：1928年，冯玉祥；1930年，阎锡山。
封面中国 第四章（3）
二/蒋、冯父子均在漩涡中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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