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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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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愿”。《时代》以《神圣的名字》为题报道此事：
冯元帅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主义者，在企求已逝“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神圣的名字。此举意味深长。说明尽管冯元帅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他也不敢向他的本国人提出别的口号，而只能在孙博士的理想“中国是中国人的”引导之下。以孙的名义，而非马克思或列宁的名义。（《时代》，1927年7月4日）
然而，民族主义对于执政者或许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挥舞之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当年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对付西方列强，欲把它作为手中一张王牌加以利用，结果失控而仓皇出逃紫禁城，写下近代史最惨痛的一页。如今，对于刚刚夺取半个中国的武汉国民政府（《时代》均称为“汉口国民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需要这样的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政权；需要如陈友仁所暗示的那样，借民众的振臂高呼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是，一旦自己忽然成了执政者，陈友仁和他的战友们，并不能保证民众的一切行动都会在有效的控制之中。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没有想到，举凡大的社会动荡，群体性情绪被点燃之后，任何一个轻率举动，就有可能是整体运动致命的自伤。
洪水一旦泛滥，即便不用木桨阻拦，也有可能还来不及疏导就会汹涌而至，将一切淹没。更何况，西方列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在寻找着任何一个借口实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一样。
没有阻挡也未能疏导的“洪水”，在汉口汇入长江，向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奔涌而去。那里，与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在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这一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成了《时代》描述的画面：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成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新的中国在战火中；老的中国在庆贺中。（《时代》，1927年2月14日）
“恭贺新禧！”这则报道的题目也采用中文发音“Kung Hor Sun Hay”，就如同拼写“洋鬼子”一样。
三/混乱的南京
很快，1927年3月24日，混乱在南京发生。
这一天，蒋介石手下的程潜将军率部打败直鲁联军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攻进南京城。南京顿时失控，市区出现抢劫，到处是燃烧的火焰，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集结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列强军舰，随即向城里轰炸。“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时代》所说的历史变化，在南京停下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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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5）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没有一致的说法。《中国革命史讲义》语焉不详，只是说“南京刚被攻下，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对南京市内和平居民开炮猛烈轰击，结果死伤军民2000多人，毁房屋财产无数”。《20世纪中国全纪录》称：“直鲁联军的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袭击了各国领事馆，造成外国人伤亡。”《时代》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鬼子”的洗劫：
混乱无序和抢劫在南京爆发。尚不清楚是哪一方率先开始，他们冲进美国、英国、日本的领事馆进行打砸抢，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抢劫，只有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引者注）幸免于难。因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军的军官有位妹妹在该校念书，他带来一队士兵，保护校园不受骚扰。
……在南京被杀死的人有：美国公民1人；英国公民2人；法国公民1人；意大利天主教神父1人；1名未经证实的日本水兵。
……
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和夫人、孩子，与其他逃难者一起匆匆逃往名胜地，即中国古代诗人所熟知的栖霞山，现代人则称作美孚山（即当时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地——引者注）。此计划早就拟订，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能够以火力保护财产，求救信号是发射一颗信号弹。
美国领事戴维斯、11名美国海军士兵和24位逃难者大胆地决定从中国抢劫者的火力中夺回栖霞山。只有海军普拉姆利（Plumley）一个人受伤，但尚能行走，他又继续向中国人射击。在栖霞山，戴维斯夫人以及其他逃难的妇女儿童，挤在一间浴室里，在地板上躺着。孩子们并不在意，数着射向美孚大楼的子弹。
戴维斯领事与中国进攻者交涉，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试图花钱让他们离去，一直到困在大厅里的人再也掏不出钱。这时，一个中国士兵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杀人。”
戴维斯领事的几个中国革命军朋友此时赶来了，带来一面国民党的旗帜。这让也举着同样旗子在进攻的中国兵很生气，他们把旗子撕成碎片，开始向美孚大楼开火。（《时代》，1927年4月4日）
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中文名：文怀恩——引者注）博士，是唯一在此次混乱中被打死的美国人。金陵大学校长鲍温（Bowen）博士，向外国记者叙述了他的现场目击：
我和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们一起走过校园，这时，我们注意到被认为是北方军队的人（鲁军）在洗劫和点燃行政人员丹尼尔斯（Daniels）的房子。我们走向丹尼尔斯的房子，此时，遇到七八个身穿南方军队（革命军）军装的士兵。他们命令我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威廉姆斯博士是有名的中国通，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于是，他走上前去与一个士兵交涉，想制止他们的行为。这个士兵马上朝他的胸口开枪，他当场丧命。之后，他们继续抢劫，拿走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把他的衣服脱掉。
在抢劫完我们和枪杀威廉姆斯之后，这些士兵若无其事地离去，相互闲谈，就像他们刚刚打死的是一头猪，一条狗。（《时代》，1927年4月4日）
关于南京城里出现的混乱，《时代》的描述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有意识地与义和团进行历史连接，在美国政府的调兵遣将上更为充分地体现出来。汉口等地发生英租界相继被收回的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赞同英国提出的立即武装干涉中国的方案，但同时也紧急增派军队前来中国：
上周，作战部命令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立即赶往上海，在那里指挥三千名海军陆战队，以准备可能即将展开的与现代“义和团”的战斗。（《时代》，1927年3月7日）
选派巴特勒准将来华绝非偶然。不只是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中赫赫有名的一员猛将，更是因为早在1900年他就来过中国，参加过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斗。《时代》非常重视巴特勒的重返中国。巴特勒在前往中国和抵达中国后，一直是被报道的对象，屡次强调他与义和团的联系。3月底，巴特勒抵达上海。报道写道：
封面中国 第三章（6）
巴特勒将军上周抵达上海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逢最初的骚乱开始平息。巴特勒将军持谨慎乐观态度。记者电报称，在长途航行之后巴特勒显得疲倦，他说：“别无其他，海军陆战队唯有保持良好状态，以确保在中国做我们应做的一切。”
美国海军部部长威尔伯（Wilbur）先生上周接受华盛顿的记者采访时，向他们重提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拳乱（义和团）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威尔伯先生说，这支海军陆战队已明确宣布并通报其他列强军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不应该向群体中国人开火。建议被采纳，中国人被宽恕；不过，随后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与一位外国官员交谈时，指责了这位海军官员，于是，他答复说：“哦，我不是说没有危险。”
海军部长威尔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海军陆战队精神抖擞，堪与拳乱时期相比。（《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甚至把巴特勒选为封面人物。这样，巴特勒也就成了《时代》创刊后，封面上出现的第一个与中国事件直接相关的外国人。封面上未戴帽子身着戎装的巴特勒，正在审视一张地图。巴特勒回来了——这是报道的标题。
“老将锐眼”，“凶煞般的海军陆战队战神”上周以准将身份回到天津。27年前，他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少尉，当时，斜眼角的“中国拳民”紧紧包围着北京的西方人的驻地，他急于与之作战。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他年轻时经历的战斗，巴特勒准将（见封面）上周抵达天津，率领1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先前是在上海登船。他知道南方的国民军正稳步向北京前进。但他不能确定是否会再度发生“拳民”之乱。
柯立芝总统上周从华盛顿下达命令，除非北京状况恶化，美国使馆和公民才会从北京城转移到天津港口。要确保撤离通道畅通，以在必要时开始撤离行动：这便是“老将锐眼巴特勒”上周面对的问题。（《时代》，1927年6月20日）
在报道中，boxers（拳民）是反复出现的字眼，而且少见地用了slant…eyed（斜眼角）这个专指东方人特别是中国、日本人的形容词。《时代》为“拳民”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拳民”是“义和团”的成员，一个发誓驱逐“洋鬼子”的中国组织，如目前发誓赶走“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
1900—1927，27年跨度的时间，在现实中，在《时代》的报道中，就这样成了前后衔接的历史整体。
继汉口、南京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洋鬼子”。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聚焦中国。
四/走进上海的征服者
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明——
GENERAL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将军）
……rose out of the Sun…set
（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100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3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时代》，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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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7）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向世人炫耀：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洋鬼子”们不能不关注他。从1926年北伐开始，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威望也步步上升。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了。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这种分裂，却正是忧虑重重的“洋鬼子”乐于看到的。他们害怕义和团运动再度蔓延，害怕北伐军会夺走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在席卷长江、凯歌高奏的国民党领袖中间，蒋介石一步一步走近他们。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出了一副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下，“征服者”蒋介石走进了上海。他们显然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局势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对3月底蒋介石走进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表现出更大兴趣。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虽然他们不可能预测，八天之后，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浓重夜色就将笼罩上海。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却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2000字的人物速写，不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体。行文之中，倾向性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故事是被这样描述的：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23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放荡。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当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众服务，不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到中华民国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斗之中。
接下来讲述一段蒋介石向孙中山请缨攻打惠州的故事：
问题在于如何攻打惠州。孙博士的将军们认为不可能。蒋介石请求面见伟大的孙博士，向他面呈自己的计划。
……
蒋指挥攻城战斗。他的10000人军队有9100人阵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没有受伤，在此次自己的部队遇到巨大伤亡之后，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参战。
这位改过自新的罪人，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英雄。凯旋之后，他退隐到一个寺庙里沉思冥想了3个月，此事后来他反复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担任孙博士的军事联络官，当时孙已经决定为了实现以民族主义，即“中国是中国人的”，来征服中国，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时代》，1927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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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8）
这里显然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剪辑到了一起，且具有中国说书一般的渲染与夸张。孙中山召见蒋介石是在1922年6月，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被军阀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是在1925年春天，而此时孙中山已到北京，病入膏肓。或许是素材来源有误，或是故意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不管怎样，《时代》之所以选择蒋介石，一方面是他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洋鬼子”注意到他与共产党逐渐拉开了距离，而这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走向：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８天之后，突变在上海发生。
在20世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至12日凌晨的上海之夜，恐怕最让世人震惊。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转眼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宏的街头革命和工人起义，突然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南京的一时混乱招致列强的轰炸和紧急调兵遣将，上海进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南昌等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又有谁能料到，与汉口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存在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向成为新的统治者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遇难的美国人威廉姆斯博士的女儿回到美国，她在纽约曼哈顿接受了记者采访。父亲遇害时她并不在现场，但她却认定射杀她父亲的人，“是保守的蒋介石将军的军队（分道扬镳之前）中的一个共产党士兵”，她的镇静与清晰，令记者们感到惊奇：
记者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威廉姆斯小姐不是以痛苦而是以相当清晰的思路，谈到目前中国的局势。许多人做不到，但她做到了清楚地区别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和共产党派之间的区别（目前两派已经分道扬镳）。因此，她并不指责这位保守派将军，而是把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保守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对中国的拯救。（《时代》，1927年6月6日）
说出这些话的威廉姆斯小姐，被《时代》称为“头脑清醒的逃亡者”）——这是报道的标题。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征服的不只是半个中国，还有“洋鬼子”的信赖与期望。
五/最有价值的人质
且把叙述的时间上推到1927年3月中旬。
此时，山东军阀张宗昌还控制着上海，“征服者”蒋介石的车队更是看不到影子，一艘苏联小火轮从远东海参崴驶进上海，停泊在黄浦江港口。这艘船名叫“纪念列宁号”，船上装载着茶叶，目的地是汉口。一天，船长迎来了4位神秘的客人，他们的主人是1位俄罗斯中年妇女，船长马上为她腾出自己的房间。这位妇女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另外3人是她的随从。
鲍罗廷夫人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成为中国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人质。
“纪念列宁号”离开上海港，缓缓驶进伟大长江。鲍罗廷夫人走出包厢，和船长一起站在舷梯上。这很危险。“赤色”国民党的船只在浦口必须穿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人和“白俄”军队的夹击，才能溯江而行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当船行至浦口时，满载中国士兵的巡逻船从岸边驶来，鲍罗廷夫人和她的三个随从躲起来逃避盘问。
……突然，中国军官抓到了鲍罗廷夫人，“你是谁？”
“我是格拉斯贝格太太。”她回答。虽是撒谎，但却又绝对是事实。从1908年至1917年之间，她和著名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确是格拉斯贝格夫妇，丈夫是格拉斯贝格预科学校的校长。上周，这个真实的撒谎没有作用。中国军官可能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鲍罗廷夫人即将到来。他逮捕了她和她的随从，把她们押上武装守卫的火车，作为有价值的人质送往济南，那里是她们的主要敌人、卑鄙无信的军阀“张山东”的省会所在地。
封面中国 第三章（9）
……中国人会认为，“格拉斯贝格太太”将证明她是中国内战期间最有价值的人质。（《时代》，1927年3月21日）
夫人被捕的消息，令在汉口早就焦头烂额的鲍罗廷雪上加霜。如今他正从声望之巅跌落下来。他将黯然失色踏上归国之路，面对斯大林的质疑与斥责，随即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Land）写过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探险与磨难的书，书中这样描写处在汉口风雨飘摇之时的鲍罗廷：
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壁画中的鲍罗廷。
他也许看上去像一个绅士，处在这幅画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位置，坐在吴佩孚那辆有棕色坐垫的防弹两用旅行车里，几乎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子很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削，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瘦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际上只有5英尺10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30多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说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注）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非所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却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日，1名日本水兵和1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2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单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封面中国 第三章（10）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传单是一组画，有些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人的脖子上，###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应验了这句话。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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