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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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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就发生了下面5起重大土匪抢劫事件：
5月6日，山东临城大劫案；
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大掠市镇，掠去市民和传教士多名；
8月14日，山东议会称，剡威八里巷1000多人被匪徒屠杀，数百家被毁；
8月15日，湖北天门皇帝镇被土匪抢劫，2000多家被烧，教堂被毁；
9月30日，山东德平西北乡遭土匪洗劫，1000多人被害，150多人被捕。
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在1922年，土匪竟能闯入吴佩孚设在洛阳的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他们警告4000名士兵不得干扰他们的行动，执意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他拒绝支付贡金。土匪还威胁要带走吴佩孚本人。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言，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因为，蔓延各地的土匪硝烟，事实上早已让吴佩孚和整个直系感到窒息。
这支敢于闯进洛阳城，在吴佩孚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就是当年与孙美瑶齐名的另外一个大土匪“老洋人”——张庆。据说，张庆相貌和西方“洋人”有些相似，并自称是“洋人的老子”，遂有“老洋人”的绰号。1922年，老洋人率数千匪徒横扫河南、安徽，攻占上蔡、阜阳等县城，洗劫一空，还先后绑架多名外国传教士作为人质。老洋人曾一度被吴佩孚收编，但到了1923年10月，获知吴佩孚即将对他下手时，他故态复萌，火烧河南鹿邑县城之后开始在河南、湖北、陕西一带肆意洗劫，中外人质曾达到数百名。老洋人的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成为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一时间，在孙美瑶被处决之后，老洋人成了中原最大的匪祸，也是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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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9）
《时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杀》为题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老洋人”率领一群土匪，冲进位于豫西南的李官桥镇，洗劫了毫无防范的居民，“2000人”在大屠杀中被杀死，有的用刀砍死，有的用枪扫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众多死者难以辨认，只得挖一个大坑掩埋。往大坑里运尸体，买根绳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桥镇的行动是个警告，外国传教士们集中到老河口附近。传教士居所被烧毁，2名当地教民失踪。
4个传教士团体留在老河口，他们分别是中国内地传教团、基督教传教团、路德教传教团、挪威路德传教团。
从该报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远远超过上面列举出的几次，可是，查阅多种民国辞典，我都没有找到任何记载。难道《时代》消息来源有误？或是基于传言的报道？直到找到一套3卷本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才从其中《老洋人——张庆》一文中找到了佐证：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
文章记叙的惨状比《时代》报道更甚。当我对照着阅读关于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报道时，桌上正放着好几种民国史的大辞典。在这些辞典中，不仅没有关于这些大事件的记载，甚至在多达万余人的人名辞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孙美瑶、老洋人的条目。这和他们当年的巨大影响颇不相称。1924年2月10日的《东方》杂志，就曾这样强调他们两人在中国现实中的影响力：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猖獗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阀领袖充数，倒不如径###出土匪头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
时隔80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辞典中居然找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3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他资源，以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集团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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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10）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20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最大的麻烦。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之案，且未可更仆数。试观临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当时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六/不懂政治的军阀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1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60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封面中国 第二章（11）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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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4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向北京饭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拼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是时，他欣然前来。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则通电下野。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与此同时，自民国初年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著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便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于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一次同样如此。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封面中国 第三章（2）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后记）
在1924年寒冷的冬天，这位“纯粹的人”最后一次走进北京，病魔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军阀面前，除了威望与神圣令人仰望，他再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和能量来改变现实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享年59岁。
梦想随他而去，留下一个伟大而笼罩神圣光环的名字，让人缅怀与仰视。他的梦想，以及试图实现梦想的方式与途径，成了内容丰富或曰庞杂的遗产。他身边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继承之。毫不奇怪，一个伟人身后通常容易出现类似的历史现象。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丰富及复杂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孙中山身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开始了。关于他的临终遗言，就有不同的说法：
人们认为他临终还有许多遗言。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其他人则宣称，孙中山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二/又一次义和团式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封面中国 第三章（3）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1000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一步步凯歌挺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据《20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1人，刺伤30余人。
《时代》1月17日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指出，此时中国与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有了巨大不同：
暴民冲向英租界。一年半之前，在上海，有一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而被射击驱散。
但一年毕竟是一年，当时广州的国民党实力尚弱，而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这样一来，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的命令则是：“不准向人群开枪。”
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枪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闹延续了４个小时。曾有20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士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用刺刀捅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中国军队的士兵（国民党指挥的）突然过江赶到，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指挥官歉意地向英方解释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傻，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
两天后，一群更多的暴民冲向英租界的栅栏，将它们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历史翻过了一页。炮艇本可以炮轰汉口，海军陆战队本可以向暴民开枪，——但是，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
……
当然，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赶来了。他拜访英国领事，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
尽管冲击汉口英租界的民众被称作“暴民”，但《时代》也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简单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别，哪怕政治见解不同，利益划分和权力分配上有种种分歧，但在1927年，“民族主义”成了所有的中国人手中的旗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指归。
封面中国 第三章（4）
在发生汉口英租界被收回的事件后，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20000名。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周从伦敦奔赴中国，450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消息甚至也引起了北伐军的敌人奉系军阀的抗议与反对：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时代》，1927年2月7日）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27年，“中国是中国人的”已是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如今成了西方列强必须面对而又忧虑与恐惧的现实。《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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