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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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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学校庆祝“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筹办校刊（《墙报》）时，多是由我来选用报头、绘画插图和书写标题（此时美术老师牛清洲已被打成“右派”，并被逮补入狱）
同时我在文体活动方面成绩也较为优秀，不仅在田径赛跑、跳高、跳远等项目上获得过奖励，而且我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在1959年的秋季，曾代表亳县中学生足球队参加过阜阳地区中学生运动会的足球联赛。
当时在那突出政治十分吃香的年代里，我虽然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工于心计，力图政治表现的积极分子，但我仍不失率真，从不违心地去做一些损人利已的事。在学校里我不是个坏学生，在师生的眼里可以说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1959年上半年，在初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还是有几次可以改变人生的机遇，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把握好的话也不至于在第二年里，即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因无生活来源，又遭佞人加害而被迫在高中二年级辍学。从此我的处境更加地艰难，由一个苦苦求索的学子变为一个无亲无故又无家的流浪儿！
——倘若在1959年初春，安徽省电影制片厂和合肥艺术学校到亳县二中招人的面试中，我能发挥得好一点的话，我的命运也许会发生改变。可能会走上从事艺术的人生之路，后来也不会陷入无法活命的困境。
当天上午，校领导陪着几个衣着新颖的人走进我们的教室，声称是县卫生局来检查卫生的，他（她）们看了几眼就到下一个班去了，实质上是在挑选演员和学员。最后在我们初中三年级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学生中，确定了我和三（4）班一个叫强敏的女学生下午到学校音乐室面试。
下午四时，我来到音乐室看到一位身材修长，梳着一条大辫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女式衬衫，下身套着一条深蓝色裙子的年轻知识分子，她正在弹奏着脚踏手风琴。我走进音乐室后，她停下演奏，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问道：
“你叫郭瑜？”
“是的。”
“多大了？”
“十七岁。”
“会唱歌吗？”
“唱不好。”
“不要紧试试吧！”
“唱啥歌？”
“拣你会唱的随便唱。”
此时，我有些纳闷被蒙在鼓里，为什么检查卫生的还叫学生来唱歌！我感到疑惑不解，在疑惑不解中我唱了一段《东方红》、唱了一段《黄水谣》，又唱了一段朝鲜歌曲《小白船》。过去我平时唱歌还是可以的，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里有些慌乱，如梗在喉，唱得那么的拘谨，那么的不自然，甚至还有些走调……
结果可以想像——没被选中。
而三（4）班的强敏同学和我的命运一样，不知为什么也被刷掉了。
事后没过几天，县文工团让我到演出队去，我姐却说：“那是当戏子，不好！”被她“一票”否决。
年华如水，人生如戏，社会如同一个大舞台。我禀性单纯憨直，不会做戏，因此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就时而碰壁。
6月份，南京军区空军某部到亳县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征兵，当时我们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初中毕业生中有四、五十人报名参军，经过几十项的身体检查测试，只剩下我和一个叫汪宏杰的同班同学二人合格。通知我们当天下午到县兵役局作血吸虫病的检查，最后才能确定入伍。
下午五时，我和汪宏杰来到兵役局，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他没精打采地跟着我好像有什么心事。后来他说：“去年在陆军报名参军时因患血吸虫病就被刷掉没能走成，而这次报名参加空军可能是更难过关了！”
当年报名参军对血吸虫病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看来他又无希望了。
此时路灯初亮，红光暗淡。他心情沉重，情绪低落，颓丧地跟着我走在返回县兵役局的路上，我对他深为同情，但又一筹莫展，爱莫能助。
突然他对我说要我帮他的忙。
我问他：“怎么帮？”
“替我抽血。”
“这是在作假！”我心里一惊。
“那我就没再没有希望了……”他喃喃地说。
汪宏杰比我大两岁，中等个子，团团的脸，长得胖胖的样子。他也是在1956年夏天，和我同时考入亳县二中的学生，而且又在一个班里同窗三年。他家在城西十八里区的乡下，距河南省鹿邑县城比较近。可能是由于童年上小学时，夏天常到河塘里洗澡，患上了血吸虫病，因此在报名当兵体检时被查出来因而被淘汰。
虽然此事过去了四十多年，似乎发生在昨天，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
——他求我帮忙，让我替他抽血，我担心万一被人发现就会一同遭殃！
我犹豫不决，没有把握地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没想到我生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帮人弄虚作假，竟然作假得逞，由此而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回到县兵役局大院，走进三间高大的堂屋里睡觉，床是从东到西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足有十七、八米长的通铺，两头仅留一点过人的通道。此时多数学生已经入睡，进入了梦乡，我们二人悄悄地一头一个倒下和衣而睡，好在天气炎热身上不需要盖什么东西。
夜里，突然有人在我右耳朵上“咔嚓”猛扎了一下把我疼醒，看到一个人手持蒙着红布的手电筒，在一团红光下查看花名册，轻声地说：“012号”，另一个医务人员将我耳朵上取出的血滴在一块玻璃片上，存放到医疗箱内，然后转向下一个学生照此办理。房内一片漆黑，仅有一团暗红灯光在移动……“咔嚓”、“咔嚓”地在进行。
此时汪宏杰已醒，悄悄地从他那边爬过来，我们二人调换了睡觉的位置，我把没有取血的左耳侧在上面佯装睡着。过了一会两个取血的医务人员从东头绕到汪宏杰原来睡的位置，一个医务人员推了推我，“你是**号？”，我仅用鼻子哼了哼装着熟睡。这时汪宏杰也帮着说：“他白天喜欢踢足球活动量大，晚上睡觉不容易叫醒，你们就抽吧。”二人如前泡制又是“咔嚓”一声在我左耳朵上猛扎了一下，殷红的鲜血再次被他们取走……
次日清晨，刚吃完早饭，一位身着戎装配戴少校军衔的军官（据说是县兵役局长）走到我的跟前说：“小郭！刚才你姐来说你母亲死的早，家里没什么人，你就不要去当兵了。”
当时我脑袋一蒙一片空白，顿时变得那么的呆滞和无奈。竟然没有向局长说明我的条件是完全合格的和陈述自己无力上学的困难，而是一言不发白白地把机会给放弃掉。这次待遇优厚被人们羡慕的空军应征入伍的机遇再一次被我姐给否决掉……，然而此时她已经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负担，对我上学接济已经感到是一种累赘和厌烦，但又怕给别人留下不愿照顾弟弟的口实，于是便做出一个口是心非“不舍得让我走”的决定。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兵役局返回学校，在走时竟然没有看到汪宏杰的踪影，他是否故意地回避我？我不得而知。
当时我年少单纯，不涉世故，不知这个世界上有时还会出现——假若“真”时，真亦“假”。真若“假”时，假亦“真”的怪诞现象。
没想到我无血吸虫病没有走成，而患有血吸虫病“借血”化验的竟能蒙混过关“光荣”地应征入伍了。古人秦琼为朋友能以两肋插刀，我可做不到，但我为同学却做到了两耳抽血。
两天后汪宏杰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在准备赴杭州某空军驻地报到的前一天来校告别，风光了一阵后离去。但他始终没有和我见面，可能是作假者心虚怕泄露隐讳，在入伍前最忌见知情的人。
后来听别的同学讲他到部队后，血吸虫病又被复查出来，按照以往惯例都要被退回。此次算他侥幸部队允许他就地治疗，以后当了一名地勤兵。二十年后我由新疆返亳，听同学说他后来转业到阜阳地区工作。
此事在当时和六零年我高中辍学，直到三年后我在亳县无法生活，户口迁出离开亳县我都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至今时过四十六年可谓久远，当时的事如同路人不期而遇，而后各自东西，早已淡忘……更无提它的必要。
而今追述为其秉笔直书，以便澄清事实真象。
将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往事如烟……
有时我在反思，扪心自问我做错了吗？我在过去的求学谋生道路上，为人处世总是与人为善，愿意替别人排忧解难，帮人办事，有时竟然过犹不及，甚至会出现像东郭先生怜悯不当的事情，以至于招来他人过河拆桥，自讨苦吃！
7月初，临近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当时县里动员人们向新疆移民（又名支边），亳县也进行了这项工作。多数是来自乡下贫困地农民和城里少数的无业市民，他们有的拖儿带女一家几口集中到我们学校，在此吃住，并发放了棉衣和棉被，高兴得他们屁颠屁颠的。我们班一个外号叫“大耳朵”的闫青云和三（4）班一个叫张济慈的两位同学也都报名去了新疆。而我此时穷困潦倒无力上学，本应报名支边还能落个“支边青年”的光荣的称谓。
然而我却没有如此，竟然苦苦地支撑着继续上学。直至后来在六零年的大饥荒中被迫辍学，生活拮据，境况窘迫，走投无路，千辛万苦地去盲流，最后还是流落到新疆……
一次次机遇错过，一个个机会丢掉，就是在我初中毕业时，还在报考学校的选择上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以至于贻害无穹，为此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9年夏天；对于我们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初中毕业生来说是一次人生选择。多数城里和乡下贫困学生大都作出了符合自己的抉择——有的报考师范（中师），有的报考卫生、邮电、化工、电力、煤炭、农林、地质等中等技术专科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国家是补贴的，可以解决学生的生活费所以报考的人比较多。
当时决策最实惠，手段最聪明的还数年龄较大并有几分姿色的女生，她们生来就比男生具有生存的优势……有的年龄已有十八、九岁，大的已有二十岁，按照当时“男二十、女十八登记结婚正合法”的结婚年龄规定，她们已是条件成熟，完全可以择夫婚嫁了——她们为了解决上学的消费问题，就物色一个当时刚工作几年的中学教师。有的老师在城里或乡下虽有糟糠之妻，但“糟糠”毕竟多是土里土气的女子，哪能比得上城里时髦风流的“洋学生”。
还有的学校领导和中学教师，现在已经是知识、地位、工资均有增高，个人欲望也就随之增大了。于是一时间学校里就出现了当代的“陈世美”和“糟糠”之妻离婚，与城里自己的学生匆忙结婚的闹剧。
一个是贪恋姿色，一个是图有金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爹娘老子都管不了的事情。至于在求学期间学生不允许结婚的规定也就成为一张空文。
于是校园里出现了——学校团委书记、教务主任、政治老师、数学老师……纷纷寻找自己的学生为妻的怪事。
而作为学生的女生初中毕业还要继续深造，上学吃饭、穿衣消费，样样都要用钱，对于家境不好的便是天大的难题……找一个能够供养自己的男人，既能求学，又能解决钱的供给问题，同时还可以提前享受小家庭的幸福生活！这样“一举三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否则你就是一个不会算计的“傻子”这完全符合了“爱情”是上层建筑，“金钱”是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
当年我作为一个既无家又无亲人，连吃饭都要靠别人施舍的孤儿！本应该报考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到毕业国家还会给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这样当时不仅可以继续求学，同时又减掉了别人对我的负担，的确是一个让人皆大欢喜的事情，到后来更不会为上学拖累别人而遭嫌弃！
然而当时我并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我上初中时，老人已相继去世，家中已没有人供养我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除学校补助三元的助学金外，还要靠我姐给点接济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在初中毕业报考学校的问题上，我还要征求她的意见，这就是端谁的碗受谁的管的道理。但她却让我报考高中，准备以后考大学。
此措虽佳，但是却是一件“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确有些不切合实际。后来事实证明事与愿违，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
。。
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二）
第二节
1959年秋季开学，我进入亳县二中就读高中，当时的学习环境和初中时相比还是老样子，基本上没有挪窝——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还是那个教室，宿舍还是那个宿舍。只是教室、宿舍的门头上摘掉了三（3）班的牌子，换上了高一（3）班的牌子。班主任由物理老师胡德蔚换成了教语文的“秃顶”颜老师。
此时的二中经过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反右倾、全民皆兵的锻炼，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开学后，其它课程均有人任教，唯独高中的物理老师空缺，拖了一周后教务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打扫厕所，先前上海送来的大学生“右派”的杨嘉桂拉来上课。
一天下午，由校团委书记杨本初押着“右派”杨嘉桂向我们教室走来，行至门口，杨叫“杨”立在门外等候，团委书记径直地走上教室讲台，表情严肃，二目圆睁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我把右派分子杨嘉桂带来给你们上物理课，你们听他讲课是学课本上的知识，并要对他监视，如发现他在放毒，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对他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绝对不可留情。杨嘉桂！滚进来给学生们上课。”于是“右派”分子杨嘉桂就灰溜溜地“滚”上了讲台。他低头翻书，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开始讲课。他刚刚在厕所里劳动，身上沾染的屎尿散发的臭气在教室中飘溢……似乎他又在放“毒”。
他进教室全班同学既不起立，也不致意，坐在座位上“风雨不动安如山”。不仅听课还要随时监视“右派”分子是否放毒，若是发现“敌情”，就马上会有积极分子向他开火！
“羊”和“羊”（杨和杨）不一样。团委杨书记是革命的带头羊，而“右派”分子杨嘉桂是破坏革命的捣蛋羊，所以必须对他进行专政。
杨嘉桂给我们讲课，杨书记还放心不下，他站在窗外向里面窥视，隔着窗户静听了几分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才转身扬长而去。
杨书记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从乡下一个区里调来的青年团干部，其实他才上了几年小学对于高中物理什么是力学、杠杆原理、牛顿定律、自由落体、加速度……他根本也听不懂，只是当时出于革命的责任心和警惕性，才装模作样地听一听，如听“天书”似懂非懂地扫兴而去。
升入高中，课程增多、负担加重，我更不敢掉以轻心。此时我经济拮据，生活窘迫。因无钱购买书籍和订阅刊物，我几乎每个周末和星期天都要从城南穿过市区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和读杂志，以便积累知识和提高我的解题能力，竭尽全力克服困难，坚持到高中毕业。
五九年“中秋节”，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利用不上自习课的机会，从二中穿过城里大街赶往北门外的县图书馆阅览室去读书看报，并借阅些学习参考资料。
这是我自一九五六年秋季考上初中以来，因为贫穷经济困难，订不起杂志和参考书，几年来所采用的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途径。
晚上八点，我走进阅览室，里面已经坐满了读者，多数是上中学的学生，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看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到了晚上十一点半时阅览室只剩下我们三、五个学生，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平时晚上十一点下班，但今天是星期六已延长了半个小时，现在时间到了请大家离开，改天再来。”我们只得放下手中的书报离开了图书馆。
走到北门口，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快到散夜戏的时候，我准备回学校宿舍睡觉。突然听到东面街口，亳县饭店门前有人在拉二胡卖唱。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没想到昏暗的路灯下，在大门台阶上坐着一个头发、胡子老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旧尼子大衣非常邋遢的三十多岁男子，他面前地上摆着一个旧瓷缸，低头拉着二胡，嘴里唱着河南豫剧。他既不抬头看人，也不管别人耻笑，只顾自己认真地唱。二胡声，伴着他唱了一段马金凤的《西厢记》中“红娘”的唱腔：“樵楼上打四更霜露寒又凉……”
随后他又唱学唱了一段豫剧名角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完两段后，他从地上拿起茶缸要钱……
人群中，有的转身扬长而去，有的向茶缸里丢进一分两分的纸币或硬币，有的给了五分、一角。我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仅掏出了两分钱硬币，丢进他的缸子里。
此时，从街口的北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听完夜戏的戏迷，他们边走边谈论着戏的内容。打我们身旁经过，并随口说道：“今天右派又来这里卖唱了。”
“怎么他是个右派？”我感到很奇怪。
后来，又听了他的一段江苏民歌《月亮弯弯照九州》，便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起离开了那里，向北门口走去。
在路上听那个老汉讲：“人要是倒了霉，就算是称了二斤盐巴也会生蛆。”
“大叔，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他说这个卖唱的姓张，两年前农业中专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粮食局工作。五七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弃他而去。加上经常被批斗弄得神经失常，从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没办法隔三叉五地会到街上去卖唱糊口，但是又怕被熟人看见，嫌丢人。所以每次都是赶在天黑以后才出来，这都是因为小知识分子死要面子的缘故。
走到北门口我们分手，此时街上灯光昏暗，路上行人稀少，已是夜深人静了。背后又传来了粮食局的“右派”在拉瞎子阿丙的《病中呤》。悠转凄凉的二胡声扣人心弦，如泣如诉，曲折宛转，勾魂摄魄，回荡在千年古城的夜空……
后来在周六的晚上，我去北门口外县图书馆看书，又曾遇见过他两次。但到了六零年以后，在我离开亳县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
高中一年级四个班两百多学生，有一半来自亳县乡下贫瘠的农村。他们有的家里穷得连高中学生每月六元四角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多是利用每周假日回去，在离城十几里或几十里外的乡下家中背来些小米、包谷、秫秫（高粱米）、红薯、红薯干、红薯面饼、菜窝头等食物，长年累月都是如此。冬天有时冻成冰疙瘩，夏季天热有时长毛而发霉。就是这样每天两顿放到学校大食堂的免费蒸笼里加热蒸熟，上完课后用它来充饥，维持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年高中（有的初中、高中、一共六年）学习生活。
由于公社化、大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浮夸风极为盛行，头脑发热违背科学的蛮干，做出了一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劳民伤财的蠢事，搞的得不偿失，社会经济及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以至于到了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在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大饥荒，也就是常被人们称之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饥饿像阴云一样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几乎笼照了整个华夏大地……
实际上从1959年入冬，粮食就开始紧张短缺了，人们的口粮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们高中生每月三十六斤的定量，最后减到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一时间什么“瓜菜代”（用瓜菜来代替粮食）“人造肉”（青萝卜、黄萝卜块裹上面糊糊烧菜）等新名词不断地出现，红薯、豆饼、豆腐渣、谷糠……都被人们用来当作主食。过了冬季到了来年春天，灾情更为严重，饥饿如恶魔像瘟疫一样向四处扩散蔓延，从农村到城市袭击着人们。
饥饿、脬肿、疾病，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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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三）
第三节
公元一九六零年的春天，是一个饥饿的春天。
在中国这是一次全民性的大饥荒，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被饥饿的恐惶忧郁所笼罩……
大跃进、公社化、大食堂的浪潮把农民的一切都卷为“公有”，连家中做饭用的铁锅，也早已被五八年大炼钢铁投进了土镕炉为钢产量的提高做了贡献。
当时乡下发生粮食灾慌，人们手里几乎无有填充胃囊的东西，什么红薯叶、干菜、榆树叶、榆树皮、野菜都被人们吃光，农村出现了脬肿和饿死人的现象！
我们学生的粮食定量也被一减再减，由原来的三十多斤减为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过去每顿能吃一个大点的馍馍，后来馍馍的个头越变越小，最后也被减掉，换成了有时用小米或豆饼、麸皮、谷糠来掺和着黄萝卜、青菜煮的稀粥。开饭时一点食物深沉在桶底，上面的清汤可以照见人影。
学校领导与老师他们有小灶，而他们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还少，只是他们有工资在吃副食品和蔬菜方面比我们学生吃的好很多。但毕竟是在饥荒中，吃稀汤的时候仍然不少。
当时每逢下课，师生们首要的事就是争先恐后的跑厕所，因为经常一天三顿饭多是稀汤，出现了人们急于排队上厕所屎少尿多的怪现象……
饥荒在蔓延扩散，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不断地传闻在农村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出现了家住乡下的学生不来上学的现象。
到了1960年的4月初，我们班由原来的五十多人减少到四十余人，当时学生中出现了脬肿，身体极度虚弱，有的连体育课都上不成。人们惶恐不安、情绪低落，但还不能对人言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能找到一点食物填饱自己的肚皮……可是每周仍然要在班里分组政治学习讨论，各自表态“赞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和展望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生活前景！”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正在上自习课，作为班主任的“秃顶”颜老师，突然风尘仆仆地走进教室，他态度忏悔地对学生说：“今天我来晚了，是因为我老爹病故，上午回到乡下料理后事。他是个地主分子，我在家里只待了几个小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把事办了我就赶回了学校。”
他的话让班里的学生都感到吃惊，表明了他对地主分子的爹的怨恨！同时也表白了他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是何等的“重视”——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他为了革命工作却做到了爹死无暇料理。
“秃顶”颜本是亳县涡河北的颜村人，解放前由于他爹会经营，顾人种地擅长“剥削”，家中慢慢地富裕起来，供养他读私塾、上中学，在解放前夕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于五十年代初，后分配到亳县二中担任中学语文老师。
时值刚解放不久，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千百年来受苦的人们要向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清算他们的罪行，以求翻身得解放。
“聪明绝顶”的颜老师看到了改朝换代，就采取了紧跟形势，单盯领导，溜须拍马，谄媚奉承……
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极会伪装，扮演了一个比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庭子弟还要积极的“反右”勇士！当时他在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他能一边声泪俱下地声讨他自己剥削阶级罪恶家庭，又能一边狠命地揭发批判他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将烈火烧向别人，以图保住自己不被打成“右派”
实际上大多数师生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心中有数。只是他当时拼命地讨好领导，极力地阿谀奉承，抬高自己，诽谤他人，人们不敢接近，只能远而“敬”之。
世界上什么都能作假，可以掉包，唯独自己的爹妈是不可随意更换的。
“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本应为人师表，作风正派，品行端正的老师，应该给青年学生作一楷模，但他却是这种“德行”叫人恶心，令人鄙视。
当天晚自习我听了他的怪论，次日上午我禁不住的对人说：“‘秃顶’颜可能是个冷血动物。”
没想到没过两天，就有人向他回报说我骂他……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从而招来了他对我的打击报复。
1960年的夏天，仍然和往年一样“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万物生长旺盛。“小满”之后，大麦、小麦开始结果灌浆，籽粒趋于饱满，随后夏季作物就要开镰收割了。
然而由于前两年的天灾人祸和今春几个月的青黄不接，乡下的饥荒更为严重，有的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尽管此时临近收麦季节，但是农村的劳力却十分缺乏。
县里决定，通知城里机关、学校抽出大批人员火速下乡支援夏收。
我们二中学生和老师被分到灾情比较严重的城东北于集、五马、观堂地区，去帮助公社老乡收麦。
5月下旬，二中全校几百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徒步开赴于集，午间稍作休息就分班分组马不停蹄地下到各村生产队。
我们高一（3）班二十多个男生被分派到一个较为偏僻落后的“小王庄”，一到那里就由生产队的人领着我们直接来到地里挥镰收割，一直干到太阳偏西才让收工回村。
当我们进村路过一个麦场时，看到了一幕让人揪心痛楚的情景——场上四、五个年过花甲的老妇和八、九个不足十岁的儿童，她（他）们骨瘦如柴，面色似土，有的手里拿着一根棍棒坐在场边捶打麦子，还有的在簸箕里用双手在吃力地搓揉麦穗。看到此景，才知道村里大食堂的饭就是用她（他）们双手搓打下的麦粒来加工做成的。
我们走到跟前，她（他）们用一种惊奇而又呆滞的眼光瞅着我们，好像认为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几个多为小脚的孤寡老人，穿着退色而又破旧的衣裤，坐在麦场上，举起皮包骨头的双手，握住木棍有气无力地拍打着我们刚刚收割回来的小麦。
一群孩子，他们多为失去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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