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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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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孩子,他们多为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之中除了两个稍大一点的女孩穿着短裤,光着脊背,其余的不分男孩和女孩都是赤脚光着身子。

  有的挺着饿得脬肿的肚子,四肢瘦如干柴,还有的脑袋瘦得皮包骨头,一对凹陷得吓人的大眼窝,由中透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眼神……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匆匆忙忙的和几个同学转身向食堂走去。

  次日拂晓,我们淌着露水割了两个小时麦子,而后拿着镰刀返回到村里,来到食堂等候开饭,似乎此时人们活着,干活都是为了吃饭,把它当成天大的事情。

  这时,昨天下午在场里干活的老人和了孩子也每人都拿着碗,在食堂门前排队等着打饭;两个肥胖得膀大腰圆,满脸红光的女人(炊事员)正在烧火煮粥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从旁边走来了一位三十多岁,身体高大,头大如斗,满脸横肉的大汉。他肩披一件白布衬衣,下身穿一条肥大的蓝布短裤,两足靸拉着鞋子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到了食堂门口大声喝问道:“饭好了没有?”

  两个忙得满头大汗的肥胖女人齐声答道:“好了……好了!队长。”

  “那就开饭吧。”

  一个女炊事员手拿一根铁棍,来到伙房前“铛……铛……铛”地敲响了悬挂着的犁铧,向村里的人发出了开饭的信号。

  于是等了好一会的老人和孩子们都拥挤着向前挪动,伸碗打饭,一个接一个地在碗里盛了半碗稀粥,发了一个面粉和麸皮掺在一齐蒸的小馍,各自端着饭,走着“呼噜……呼噜”地喝着吃着……

  此时被称为“生产队长”的彪形大汉,二目圆睁立在伙房大门的一侧,肥大的身躯把门几乎堵了三分之二,他酷似一个“快活林”的“蒋门神”,口中还在不停地喊道:“下一个……下一个”。他突然停了下来,冲着一个年近七十,一手拄棍,一手拿碗,骨瘦如柴的老妇吼道:“昨天下午,你为什么不到场里干活!”

  “大侄子,当时我胃疼才没有去。”老太婆无奈地解释道。

  “不干活!就不要吃饭。”队长仍然不依不饶。

  老人从队里走出来,眼含热泪,步履蹒跚地朝着她的草屋走去。

  此时,我们中蹲在地上正在吃饭,食堂里给我们学生每人打了一碗粥,发给两个馍馍,这已是天大的优惠了。

  但是眼前刚刚发生的令人寒心的一幕,让我口吃馒头如同嚼蜡,心如刀割……

  难怪当时人们流行一个顺口溜:“饥荒三年,也饿不死队长和炊事员。”

  当天晚上我们收工后,在几间破土屋里睡觉,起来小便时我一脚踩在不知谁放到地上的镰刀上,脚被割破,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多亏我的同窗好友赵振殿当时急忙用块布给我包扎伤口,并扶我到三里外的大队部找赤脚医生给我敷药。后又陪我一同返回小王庄,此时已是深更半夜,瞎灯灭火,既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在这无村不死人,无家不戴孝的饥馑年月里连耗子也少了,村里无声无息,一片寂静……

  次日我仅休息了半天,就一瘸一拐地又随着大家去收麦。

  然而,我在小王庄只待了五天,脚伤还没有痊愈,就被当时作为带队的老师“秃顶”颜,抽派到灾情比这还严重,条件比这还差的观堂区帮助收麦。

  这完全是因为春天他爹去世,他在我们班的晚自习课上,表白自己与他的地主老爹划清敌我界线时,我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竟说他是“冷血动物”而招惹来的祸。

  事隔三月,他内心仍存芥蒂,此时趁机对我实施报复。

  “五一”刚过,“芒种”将至,观堂地区的小麦也已成熟,但由于缺乏劳动力而无人收割,上级就让我们学校抽人去帮助收麦。

  于是就从我们高中一年级四个班里抽出十二个学生,他们多为个子矮小,体质瘦弱来自于边远的农村穷困家庭,被颜视为没有多大“出息”的学生。而颜美其名曰“封”我组长,让我带队奔赴观堂灾区支援麦收,我却有口难言,只好“奉命”。

  第二天清晨,我们便向观堂出发,预计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赶到那里。

  观堂地处亳县城的东北,它与河南省的夏邑、永城县接壤。

  黄河以南,自开封向东沿途是兰考、民权、商丘、虞城、夏邑、永城等豫东地区,也是鲁、豫、皖、苏四省犬牙交错的地方。

  此处有过去黄河夺淮的古河道,而今成了废黄河的遗趾。

  历史上这里曾是有名的黄泛区。每逢阴雨连绵,黄河泛滥,洪水横流,涝灾不断,淹没了土地,冲毁了家园,灾民们出外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也是常有的事情。

  此地处于黄淮平原的北部,土质沙化,土地贫瘠,到了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里的饥荒也就比较严重。

  当时我们赶到观堂,已是中午时分,由区里分派到观堂以北五、六里远的一个叫阎李庄的一个村子(化名)。

  该村环境较差,房屋破旧,有的院里只剩下颓垣断壁,连门窗都没有;村里的灾情十分严重,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力已经丧失,剩下的多是一些瘦弱的老人和孩子,村里的事务只有几个干部和大食堂的炊事员在张罗着,安排我们收麦的事也是他们在跑前跑后。

  在这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中,人们十分忧虑,惶恐不安,被饥饿吓怕的人们终于盼来了麦子的成熟。但多数人已是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有的连路都走不动,那有力气还能到地里去干农活。

  我们的到来给村里人带来了希望,每天收割下来的麦子成了食堂每顿饭的下锅之“米”,也成了人们的企盼和生命的保障。

  “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粮食就是人的生命,所以民以食为天。”

  此后,我更加体会到了老舍先生所说的“饥饿就是真理”的真正含义。要不然,在旧社会穷苦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他们闹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呢?

  我们在阎李庄历时一周的夏收中,每天从早到晚不少于十个小时拼命地在抢收小麦,有时在月光下还去加班,根本顾不上什么苦和累,这不仅为了自己(当时村里为了让我们有力气干活,每顾饭的数量都比社员多上一倍),更是为了在饥饿中挣扎的村民。

  在我们十二个人中,多数都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有的虽然个头长得不比我高,但是干起活来却比我得心应手,割麦技术熟练,比我割得又快又好,当时我自愧不如。他们有人一天能割两亩地,我最多只能割上一亩多。

  当时我们负责割麦,村里的干部和能够走动的社员他们负责用车运麦与打场。

  我们在那总共干了七、八天,割麦一百多亩。虽然当年的小麦长势不好,但收割后毕竟还是打下了一些粮食,暂时扼制了灾情的恶化。

  下午生产队长从区里开会回来对我说:“你们在于集的大队人马两天前都已返回学校,区上让我通知你们回去。因为你们夏收干的十分出色,区里还要送给你们一面上写‘支农模范’的锦旗,以表示对你们的谢意。”

  不知队里从那里买来了几斤猪肉,当天晚上大食堂还给我们和社员改善了一次生活。

  次日清晨,大家仍然下地收割了两、三个小时的小麦,也算是作为最后的表示吧,然后回来吃早饭准备上路。所幸村上只剩下几十亩小麦了,他们队上不出两、三天也就可以收割完了。

  在我们走时,村上的干部以及能够行动的大人和孩子把我们送出村口,双方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走在去观堂区政府的路上,我回想这次下乡支农的感受——为什么在于集“小王庄”和观堂“阎李村”同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作风怎么会有天壤之别,我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四)
第四节

  1960年秋季开学,我升到高中二年级,但是入学的费用和每个月的伙食费又让我感到犯愁。

  自五二年母亲去世,八年来我历经风霜,含垢忍辱坚持上学,企盼着能够多学些知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命运却总是和我作对。

  亲人一个个相继病故,离我而去,我已陷入困境成为“孤家寡人”!

  五八年我姐成家,有了自己的负担。六零年姐夫遭人陷害被降工资,这样再靠他们接济我上学,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为了能继续上学,从五八年开始我就在每年的暑假期间,去找活打工——到西关外蚕场去采摘桑叶(一分钱一斤);又为蚕场涮洗帘子和竹筛或到县水利局建筑队当小工。每天从早到晚干活十个小时,付给工资八角,如若再加班两个小时,又可多得两角,一天就可以挣工资一元钱。总之从一放暑假开始几乎要干到开学报名,共计一个多月时间可挣二十多元到三十多元钱,除掉每天吃饭用去两到三角钱,最后还可以积攒下来二十元钱,以备开学报名缴费和两个月的伙食费用。再加上学校给的每月三元的助学金,我就免强可以维持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

  母亲病逝后,在这漫长的八年求学生涯中,我既无家庭的温暖,也无亲人的关爱,生活艰难,孤苦伶仃,最怕的是学校放寒假过年的时候。除夕之夜,鞭炮齐鸣,各家各户,老少团圆,欢度春节!

  此时老师和学生都离校回家与亲人团聚,校里仅留下几个值班的员工,而我无家可回也无什么亲人可探,仍然斯守在学校里。偌大的校园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空旷的院落寂无声息,一片沉静,让人感到凄楚和孤单!

  当年我就是这样的苦苦支撑着上学。

  幸亏在初中、高中求学期间,有一些好心的老师和同学给于我不少的帮助,使我能从高小考入初中,又由初中考上高中,让我受益匪浅。

  这些好人当时助我之情,至今我也不敢忘怀。

  常言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只是愚人命运一直不佳,无甚作为,后又盲流到新疆远隔万里,未能相报,因而常为此感到愧疚和汗颜……

  六零年夏收,“秃顶”颜派我们十二个吃不开的“王宝钏”到当时灾情较为严重的观堂区去收麦,其目的是让我们去吃苦受罪,倘若你怕苦怕累完不成支农任务,也就给他留下了整人的把柄。

  然而他没想到我们到了那里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比他们干得时间还长还要出色,并为二中挣回了一面“支农模范”的锦旗。回来后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因此他再也无话可说。但却引起了他对我更加嫉恨。

  “扬汤止沸”不见奏效,他便恼羞成怒,于是就对我采取“釜底抽薪”。将班里评给我的助学金暗中做手脚,谎称为没有通过,而被他一笔勾销。

  当时对我一个本来就穷得一贫如洗的学生来说,这确实是当头一棒,致命的一击,足以致我于死地。

  其用意是让我就范,向他低头认错。

  我有什么“错”?只不过是我根据实际情况,实话实说罢了。

  我生性憨直倔强,从不愿向弄权者卑躬屈膝,而对这种“指鹿为马”的作法更是十分憎恶。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当时我却忽视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事实。竟然做出了人在屋檐下,就是不低头的“傻”事。

  在那历史罕见的六零年大饥荒中,就连正常人都要饿肚子,何况我当时在亳县已成为一个既无家又无亲人,连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的孤儿!仅仅靠人施舍,依仗着学校给的一点助学金来支撑着上学,还敢桀骜不驯,不赴焰趋势这简直是不自量力,太不现实了!加之“秃顶”颜又是这样的对待我,使我更是雪上加霜……

  六零年秋末,我在二中求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生活困难,境况窘迫,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学习了。学校的助学金补助由于“秃顶”的“关照”,早已把我给排除在外,每当月底学生交付下个月伙食费的时候(六元四角钱),也是让我最难堪和头痛的事情;如若再去找我姐接济,此时她已是自顾不暇而无心相助。

  当时我确实到了衣食无着,孤单无助,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再次的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和“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民间谚语的真正寓意……

  同时也意识到了,由于当时的年少无知,生性倔强,在人屋檐下硬是不低头所招来的祸。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完全是由于我为人处事不会见风使舵,阿谀逢迎,权衡利弊,投机取巧的性格所造成的。又能怨谁呢?只有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在那饥馑的年月里,已经沦落到穷困潦倒,连饭都没有吃而无法生存的人,还侈望什么不断求知上大学,这岂不是画饼充饥在做“黄梁之梦”吗?看样子我只有放弃求学了。

  此时由于饥荒,班里的学生也在减员,尤其是家在乡下的学生更为甚之。

  一天上午,“秃顶”颜明知道我那时正处于困境不可自拔,还找我谈话,佯言“要我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气忿地说:“我已经艰苦的连学都上不成了,还要再怎么艰苦?”

  他狡黠的对我说:“那你可以写报告要求退学吗。”

  此时我心如刀割,他是在公报私仇,企图扼杀我,致我于死地而幸灾乐祸。当时我是那么的软弱而又无力反抗,任人宰割。

  然而我又依托什么继续坚持上学呢?

  我决意退学。

  当天下午,我就将退学的报告交给他,此举正中他的下怀。当时他就在上面写了“同意退学”的签字,并说还要将我的报告交给领导……后面他还在说什么,我已无心在听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亳县二中是我在此读初中、高中,求学四年半的学校。此时看来我已经到了待不下去的份了。

  没过几天我回到宿舍把我的铺盖和我的两本心爱的唐诗、宋词捆扎在一起,仅有我的同窗好友赵振殿含泪把我送出了过去曾给过我知识和欢乐,又曾给过我创伤和痛苦的“母校”。

  从此,开始了我在亳县两年居食不定的流浪生活。

  “母”有两种,一种是爱子如命的,另一种是惜命虐子的。当时“母校”二中的园丁——我的老师,他们之中有的为其一,还有的是其二……

  

第十六章 户口迁移 被困西安(一)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第一节

  1960年冬,我由亳且二中退学,因无家可归户口转到了当时我姐教书的学校,但是我在五里庙小学只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

  虽然后来我在该校曾经当了半年的临时教师,但也不属于学校的正式职工。当时我也不为工,也不为农,既不是某一居民委员会的居民,也不是某个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而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无业游民。因此在我迁移户口时,连个上交报告的单位也没有。

  眼看就要到了1962年的年末,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老师们也要离校回家过年,而我在此临时代课的工作也就随之结束,又要无处栖身了。

  可是我的户口迁移报告仍然无处可交,没有一点着落。

  在着急中,我突然想起当时在县民政局任局长的张凤仙先生,听说他过去曾与我你相识,不仿试试求他帮忙,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病重乱投医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打听到张局长的住址,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前去拜访。张局长年纪五十,高高的个子,待人较为和气。相见后我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谈到我母亲去世后,一人求学的艰难和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后的困难,请求他给于帮助将我的户口迁往西安去投奔亲戚生活。

  他听了之后颇为同情;拿出钢笔在我的报告上写了“请城关镇方镇长帮助办理”的指示。并告诉我方的住址,让我去找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方镇长的家中,将张局长签过意见的报告交给他,他看后随即便在上面写了“请涡北(涡河北岸)派出所给于办理”的意见。

  当天下午,我拿上五里庙小学的集体户口簿来到涡北派出所找到所长,他马上就让户籍员给我办理了户口迁移证,其迁往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派出所”。随后我又到县粮食局办了粮食关系证明。

  事情办的就是这么的简单。总共没有超过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当时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户粮关系都已办妥。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权力可以办事”的奥秘。

  从此我由亳县迁往他乡,已不是亳县所管辖的居民,也与亳县脱离了一切关系。

  1963年1月上旬,学校已经放假,学校老师纷纷离去,与家人团聚欢度新年。而我此时在亳县已没有什么亲人,孑然一身无一牵挂,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心中最放心不下的,是我母亲和外公、外婆她(他)们的坟。此次一走远行千里之外,前途未卜,祸福难测,想必也是道路曲折,凶多吉少,不知以后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再次吊唁她们!

  因此在我离开亳县的头一天下午,我在街上买了两刀黄纸和一些纸钱,前往汤王墓村去给老人家上坟。

  时值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我走进位于涡河岸上的坟地。此时已是日头偏西,残阳如血……几只将要归巢的乌鸦在远处一片枯林上空盘旋聒噪!

  坟头上长满了枯草,一片凄凉的景象。

  我分别在两座坟前烧了纸钱,然后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

  一时间昔日的往事又依稀再现……

  十年前我母亲的音容宛在,平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即使在那硝烟四起,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有了母亲的呵护和关爱,我始终感到是那么的幸运和安全。在三年内战中,1948年夏,我们由北平撤离到上海又由沪撤到福州,而后横渡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展转到舟山群岛,于五零年十月返回大陆,到达亳县……千里流浪,万里漂泊,历尽沧桑,饱受战乱之苦,最终回到故乡。

  然而此时母亲却长眠于我这跪拜的厚土中,恍如恶梦,痛不欲生!

  ——当年我们部分国民党军人家眷,由台湾被遗送到舟山群岛,困居于定海城,生活艰难,度日如年……但我母亲仍不失善心还对春生一家那么的关爱和帮助,直至我们离开定海。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我母亲因病去世,我也和春生他们一样失去了亲人成为孤儿。

  但是春生他们后来留居舟山,还有兄妹姐弟四人相依为命,而我在亳县却一人长期四处飘零……

  母亲去世后,八年漫长不堪回首的求学生涯,让我历经磨难,身心交瘁。

  六零年辍学,造成学业半途而废,最后混得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向人乞食,遭人嫌弃!辜负了母亲过去对我的养育,对我的期望!

  我悔恨!我伤心,我痛不欲生。

  我长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请求母亲宽恕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以后我要立志图强……

  今天给母亲上坟,跪拜娘亲!告诉她不几天我就要离开在此生活十二年的亳县,西奔长安谋生——即使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坎坷不平,前途莫测,天空闪电雷鸣,狂风暴雨都向我打来!我也要继续生存,挺起腰杆来做人。

  这时天色已暮,村里农家的房屋上烟囱里冒起了袅袅的炊烟,人们开始在做晚饭。

  我拖着已被冻僵,麻木疲惫的身子离开坟地,沿着涡河边上的土路,步履蹒跚地朝着五里庙小学走去。

  此时天昏昏、地沉沉、大雾蒙蒙……背后又传来了乌鸦凄厉而又枯燥的叫声。

  我身上冰冷,心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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