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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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二中只有两个年级，一个初中一年级四个班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四个班。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来自离城较远的农村，他们多数原先上学较晚，年龄较大，年纪大的已有十###岁，还有二十岁的，站起来个子比老师还高，甚至于还有的学生在家里已经娶了媳妇。

　　入学后将近一年里，学校还是较为平静。但是到了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发布之后，学校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布置，在教职员中搞什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并且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几天，冲着学校大门的教务处西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有给领导提意见的、有要求改进教学工作的、还有的对事物发表一些看法的，一时间校院内充满了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的气氛。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事情正在起变化》和《这是为什么？》等文章先后见报，随之《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以及周扬、艾青、丁玲等大“右派”的名，揭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之后，我们学校也派来了“反右”工作组，动员全校的教职员工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大胆检举、勇敢揭发、反省自己、向党交心……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沸腾了起来。

　　一个周末的下午，校园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在工作组和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中的团员、骨干代表在校门口排队集合，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上了一张用红蜡光纸剪成的并写着自己名字的心状图案，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在锣鼓声中庄严地走出了校门，他们要到县委会去向党交心，以此表示紧跟形势，坚决反“右”的决心。

　　随之学校里开展了背靠背地揭发检举，一个个“右派”分子就被揪了出来，其中有数学老师、历史老师、生物老师、美术老师，连学校总务处管生活的一个歪脖子李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

　　秋季开学后，又从上海复旦大学接收了两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右派”，一个是物理系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杨嘉桂，一个是地理系二十三、四岁的唐思成。他们的到来不仅加大了二中“右派”的名额，同时也增添了二中“反右”斗争中的戏剧性色彩。

　　在1957年秋季学期里，学校里的事务是异常的繁忙，老师一面教书，一面还要投入反右斗争中去。学生们除了上课学习，有时在下午或者晚上还要去参加批斗“右派”的大会。

　　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当时是党和组织上考验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的关键时刻，你是跟党走，还是滑向资产阶级的“右派”泥潭？形势逼人，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人们由愕然到正视现实。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历史背景、利害关系、权衡利弊，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相继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

　　当时的“反右”斗争，不仅在老师中进行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就是在明文规定不开展“反右”的中学生中，有的为了进步、为了表现，当批斗有“右派”言论的老师时，他们竟然能做到宁“左”勿“右”，花样翻新，极个别的学生甚至超过了激进的老师，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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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二）
第二节

　　经过六、七两个月的反“右”斗争，学校首战告捷，成绩突出。从全校的教师队伍中挖出了六、七个资产阶级“右派”，再加上由上海送来的两名大学生“右派”，其比率占全校教师的百分之十几。

　　“右派”是什么？“右派”是毒草，是坏蛋，是反革命，既然是毒草就必须坚决地把它除掉——这是一个从乡下调到学校不会上课，只会开会的团委书记大会上宣布的。

　　学校下半年的任务是加大批判，铲除毒草，肃清流毒，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当时是空气紧张，形势逼人，校园内每周都要对“右派”分子进行轮流批斗，直至他们缴械投降，彻底认罪，重新做人。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在此期间，学校老师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有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比较年轻，主动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要在反右的斗争中充分表现，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尤其是有的出身于地主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为了躲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就拼命地冲到运动的前列，在政治上多多的表现，死命地去揭发、检举、批斗“右派”，把火烧向别人，以保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其中当时表现得最露骨，最像“左”派的还数后来成为高中语文老师的颜“秃顶”（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他个子不高长一个中年秃顶发亮的脑门，两颗不大的眼珠却能发出闪闪狡黠的目光，在运动中他表现积极，靠近组织，隔三叉五的去向上级汇报，讨好领导，诋毁同事，中伤他人，专爱做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当时，学校的批斗大会经常放在被改作学生饭堂的大殿里。这是一座高大的孔庙殿堂，里面空当而又阴森，利用此处批斗“右派”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口号声，不断地在大殿里回响，不仅助长了师生的批判声势，同时也加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甚至还可以使被批斗者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陷重围。

　　当年，学校的“右派”多是在这里被批判的。

　　尤其在批斗一位姓祁的历史老师时，因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他在学生中又曾讲过：“解放前，他姐姐出嫁陪送的嫁妆中，有一把美国制造的梳子，用了多年至今还乌黑发亮，坚固如新。”这种宣扬美帝，崇洋媚外的言论，在那突出政治“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是非常反动的，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怒，进行了大批特批，有的上去压低了他的脑袋，有的上前厉声地训斥，斗得他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此时，我们的“秃顶”颜老师斗兴正浓，趁机发言，他站出来用自身说教对祁老师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先表白自已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现在已深刻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并表示悔恨和耻辱。他声泪俱下的表明要向党交心，在这场反右斗争中与他的地主家庭决裂，无情地揭露检举“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与广大师生一道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反右斗争的最后胜利。“秃顶”颜一番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一阵喝彩！

　　在此期间，他还分别参加对采用漫画形式攻击农村合作社不关心妇女，让孕妇下地干活的美术老师牛清洲和大学生“右派”杨嘉桂、唐思成等人进行了多次的批斗。

　　当时，一旦被打成“右派”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由人民老师变成了阶级敌人，丧失了老师做人的尊严，并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右派”除了被批斗，还要进行劳动改选，在校反右工作组的监控下进行检查、回报。

　　他们一早起来就要去清理厕所，打扫校园和饭堂卫生，学校里的一些脏活累活都是叫“右派”去干，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连学校的勤杂工都不如。

　　早在1953年，州东小学上初小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咸宁小学上高小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但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在班里名列前矛。曾经两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干部，每逢“六一”、“十一”学校开大会时，多是由我担当司仪主持大会，有时还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在学校里可以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上初中后，因为课程增多，加上我开始偏爱文学和美术，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看一些课外书籍。在周末、星期天穿城到北关外的县文化馆图书室看书看报，翻阅资料，慢慢地对政治进步和靠拢组织已无兴趣。

　　决心多学些知识，长大后做一个自食其力，脚踏实地的人。

　　当年，我们初中的美术课是一个叫牛清洲的老师任教。他是安徽涡阳曹市集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较为清瘦，一对不大的眼睛却能抓住素描的特征。他擅长国画，又能搞些油画的写生。

　　当时，我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常到他那里练习素描和学画人物、山水、花鸟的绘画技能，有时还跟着他学画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群虾图》，对我的绘画知识和绘画技能均有提高。

　　1957年开始反右时，他因画了一幅挺着大肚子的农村社员孕妇，下地干活的漫画，落下了攻击农业合作化的罪名，从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因此他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每天与另外几个“右派”一齐去干掏厕所、打扫卫生的杂活。

　　下半年，学校为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继续揭批新的揪出来的“右派”罪行，校党委、反右工作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牛清洲给叫回来，让他在校政治处的会议室里，根据别人的揭发材料用漫画的形式给画出来，以便师生们对新打成的“右派”进行批斗。

　　因时间紧促，他一人无法完成，反右工作组通知班主任让我每天上完课，在下午和晚上到会议室帮他一起画。

　　我们根据工作组提供的新的“右派”反党材料，他在前面勾草图，我在后面用毛笔勾线条，然后上色，还要在图的下方配上文字说明。一幅幅的画面如同连环画一样，既简单而又明了。

　　当时，我虽然忙于学习无暇主动靠拢组织，但这次却是组织上主动找我的，表明了在反右斗争中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对你的考验，我固然是不敢拒绝的。

　　而牛老师前不久因画漫画而获罪，现在反右工作组又把他抽回来，利用他的一技之长，让其画出漫画去揭露新打成的“右派”罪行，这叫做立功赎罪，以毒攻毒。他当然不敢怠慢，十分认真，谨慎小心的去画，以图换来组织上能够对他有一个改造良好的认定。

　　在连续一周的绘画中，他甚至废寝忘食，不知劳累，有时在晚上十一点钟，学生下了晚自习课，已经息灯就寝，我们俩仍在会议室里画。他是那么的认真，一丝不苟，不仅构图要形象逼真，同时内容还要附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可是事与愿违。在我们画完几十幅批判用的漫画后，学校也都全部采用，有力地配合了反右斗争。但是牛清洲的罪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升级——由“右派”变为“极右”，两个月后以反革命罪被县公安局逮捕，判刑入狱，弄得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直至二十多年后，冤案才被平反昭雪。然而此时的他已是年过花甲，老态龙钟，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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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三）
第三节

　　反右斗争在我们学校激烈地进行，从教师的队伍中打了几个“右派”，但此时并没有忘记上海送来的两个大学生“右派”，对他们也分别进行了清算。

　　一个是个子较高、身材瘦弱，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三棒子都打不出来一个屁的唐思成。他眼睛极度近视，戴着一副左眼六百度、右眼八百度的近视镜。在一次劳动中，不慎把眼镜掉在脚傍，他慢慢地蹲下去，双手毫无目的在地上划来划去地乱摸，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竟然逗得旁边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过来围观取笑。

　　另一个是年仅二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从来就不知到什么叫做苦和愁的杨嘉桂。

　　在师生批斗他们的时候，唐思成总是低头不语，形同一个哑巴貌似一个呆子，一时惹得积极分子们怒火顿生，一个个相继发言，厉声地斥责，口号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较量，闹得批斗者口干舌燥，嗓子里冒烟，有的竟叫喊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最后也和他一样成了哑巴……

　　而在批斗杨嘉桂时，他总是有问必答，积极地配合，态度尚好。有时在交待自己的“右派”言论时，他还给自己上纲上线，狠狠地自己批判自己，还批得没完没了，逗的大家哭笑不得……

　　常言说的好，巴掌不打笑面人。加上他平时劳动干活又十分的卖力，批斗会往往到此也就只好结束。

　　1957年反右斗争，从初夏到秋末在我们学校进行了半年多，开展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从全校的教师中揪出了几个倒霉的“右派”另外还把两个“右派”上报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判刑入狱。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当年在亳县二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何等的巨大。

　　然而，世上就是这样的奇怪，往往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突然发生。

　　1957年10月中旬，在一个阳光充足，金色灿灿的中午，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后，纷纷从教室出来成群结队的朝饭堂走去，马上十二点钟学校就要开饭了。

　　我和一个同学最后走出教室，被落在后面，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走着的是给二（4）班刚上完政治课的反右工作组组长龚明——当时他还兼任学校政治处的主任职务。

　　龚明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材较瘦，长型的脸上还有几个不太显眼的白麻子，说起话来带有一点尖声尖调，就是他的这种酷似女人的娘娘腔，在反右的大会上宣布了我们学校几个命运不佳的老师成了“右派”。

　　人往往不可以貌而定，从他貌不惊人的长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个大权在握，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然而，他却是上级部门派到我校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党的代表。

　　他是学校反右工作的决策者，其它领导都要听从他的意见，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命运，在师生们的眼中他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此时，他刚刚下课，沾满粉笔灰的手托着课本和粉笔盒，朝着他的办公室兼往处的两间砖房走去。当他走到房子门前时，迎面过来了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年青人，问他是不是叫龚明，在他回答是时，一个青年右手握住手枪已抵住他的胸膛，左手持着一张逮捕证对他厉声地喝道：“你被捕了！”。

　　龚明的手指颤抖了一下，课本和粉笔盒掉落在地上。

　　另一个青年上来给他戴手铐时，龚明还很内行的问道；“前铐、背铐？”。

　　“背铐！”持手枪的青年说。

　　龚明顺从的把双手放到背后，那个年青人很利索的把他铐上。

　　“你的枪放在哪啦？”持枪的人在追问他。

　　“放在床头的木箱子里。”

　　另一个青年立即进屋把龚明的手枪取出，并退出子弹一齐收缴。然后又让龚明带着背铐的手用大拇指在逮捕证上按了手印，而后一左一右的押着他走出了学校大门。

　　龚明从逮捕到押走前后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在一旁观看的我们几个学生都被惊呆了。

　　“好家伙这两个年青人真厉害！他竟敢把我们的反右组长给逮走了……乖乖。”一个学生被惊诧得在自言自语。

　　当我们俩人进入大殿改造成的饭堂时，一桶桶饭和一盆盆的菜还都摆在地上，并没有开饭。每个班还排着队正在听教务处的杨主任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龚明是一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刚才已被省公安机关来人逮走……现在同学们可以开饭啦！”

　　一下子学生们马上散开，纷纷围住饭桶打饭，蹲在地上就着瓦盆里的萝卜炖白菜“呼噜……呼噜”的在喝红薯小米粥，此时大殿里顿然响起了阵阵桶勺碗筷交响曲……似乎学校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龚明被捕后学校的气氛骤然变得异常紧张，就连平时三天两头去参加批斗大会，经常和龚明为首的反右工作组一齐商讨给某一个“右派”定案定性的积极分子们，此时也都像缩头乌龟一样鸦雀无声，沉默不语了。

　　但这并不说明阶级斗争就此停止了，而是正处在树欲静，风不止的时候。据《毛选》所分析阶级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乃是敌中有我“战斗在敌人心脏”，我中有敌——不然的话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又怎么能钻进革命队伍中当上了反右工作组的组长呢？

　　当时学校的反右运动并没有因为龚明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先前是由他担任反右工作组长时而打成的“右派”中会出现冤情和错误而进行针别纠正。既成“右派”，一旦“右派”帽子扣到你的头上，三年五年你是难以摘掉的，也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接受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因为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反右工作始终都是“正确”的。

　　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学校一个男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使得校园里的空气更加的紧张了。

　　“反标”出现在校西北角一个男厕所的墙壁上，经过公安人员现场查看和拍照后，学校让学生在教室里各自在纸上写出“打倒”二字交给老师，再送到校部查对笔迹。还让班主任带上学生到出事的男厕所里去看现场。

　　那个歪歪歪扭扭、字体潦草的红粉笔字是写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墙壁上，在我们看到时仅剩下“打倒”二字和后面已被擦掉三个粉笔字的痕迹；学生们排队由厕所南门进去，看完后再由北门出来，然后回到教室还要分组声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周后，在一天下午学校通知大家紧急集合，校领导宣布已经查出“反标”是初中三年级的“***和***”两个学生所写，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学籍，由县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此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195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从春季开始就大搞“实验田”和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当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狂热年代，许多新鲜事物应运而生，层出不穷，农业上出现了“千斤田”、“万斤田”（亩产）。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力争钢铁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们的政治老师也在课堂上讲：“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新月异时代，很快就要完成社会主义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了！”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热潮中，一些做法可以说是违背科学，劳民伤财的蛮干。当时浮夸成风，宁“左”勿“右”的冒进行为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损失，也是后来造成“三年灾害”的直接原因。

　　

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四）
第四节

　　1958年秋，外公一人住在汤王墓村，当时他孤苦伶仃，年老多病，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

　　此时，我在二中上学只能利用星期天去看望他，每次到那总要先给他打扫一下房子，清洗一些衣物，此时外公已瘦弱得躺在麦草铺的地铺上，很少起来走动了。

　　当时五间草房已经倒了三间，剩下两间住了几十年的陈旧破烂土屋已是多年损坏，四面透风，房内一贫如洗就连最后的一口铁锅也被捐出为大跃进、大炼钢铁作“贡献”了。小屋里阴暗潮湿，霉变味刺鼻，当时还有一个本村比我外公小两岁，但一直没有住处的赵老汉与他同住。赵爷爷能为他们一天两次地跑到队里的食堂打饭，端回来两个半碗的煮红薯或是煮黄罗卜，此时他们已是连包谷面、高粱面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了。

　　本来就不胖的外公这时已经病的骨瘦如柴，情况是一天的不如一天。我去到后跪在他身边的地上，俯下身子把脸贴到他的耳边和他说话，他已是有气无力地在哽咽，两眼不住的在流泪……，后来在吃力地说：“瑜儿，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姥爷死时最牵挂的就是你，你以后怎么过啊！”

　　此时，我心已碎！

　　在我走时对他说：“姥爷你等着，我下星期回来时一定给你买回两个烧饼吃。”他点点头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我在二中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学校给的三元助学金和我姐姐的接济来交。除此之外我几乎再没什么可消费的了。当时早上用的牙刷是用五分钱买的已经用了快两年的秃牙刷用它沾上一点盐巴来刷牙。洗脸用的小瓦盆还是在刚考上二中时和一个乡下的穷学生二人各出五分钱合买的。下周去看外公又哪有钱来买烧饼呢？但我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到时我一定要给他买回两个烧饼，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周末，我向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借了两角钱，答应他在假期打工挣了钱再还他。下午放学后，我穿过县城，在北门口外的一个烧饼摊上用了一角钱、四两粮票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烧饼，又用一角钱买了二两五香卤牛肉，让店主将其切碎夹到烧饼里用纸包好，我揣到怀里就尽快地朝汤王墓村跑去……

　　到那外公还在睡，我把他叫醒“姥爷！我给您买来了两个牛肉夹烧饼，快吃还有些烫呢。”他伸出了一双枯瘦的手接过饼，大口地吞食。我心里泛出了一种莫名的酸楚，因没有开水，我生怕他噎住了，连忙说：“姥爷您慢点吃！这里还有一个呢……”

　　然而外公吃了这一顿饱饭又怎能挨过平时的饥饿，过了几天没等到下周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了我外公病逝的噩耗！

　　当我赶到时，外公躺在草铺上，脸上已盖上了一张黄纸，我跪在地上在他耳边拼命地哭喊，并把黄纸揭掉看到外公的喉头竟然抽动了一下，我对一旁的赵爷爷说：“我姥爷没有死！他的喉咙还在动呢！”赵爷爷对我说：“那是在等你，你来了他才咽气！”

　　我伏在地上痛哭，心如刀割，肝胆俱裂……

　　孤独可怜的外公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悄然地走了！

　　此时，我姐姐已赶到邻居丁妗家休息。外公的身边就我一个霉气不断，厄运连生的外孙以及穷困无处居住的赵爷爷，我们两人守在外公的身旁。油灯如豆，屋里昏暗潮湿，在此守到天亮，再到公社给我外公去索要棺材。

　　次日凌晨，汤王墓村的生产队长和两个乡亲领着我到大队去要棺材。途中好心的队长对我说：“见了大队书记要先在地上向他磕头，起身后上前递烟，然后立在一旁，至于要棺木的事由他来说，并再三的叮咛我对书记要表示尊敬和感激。

　　虽然我嘴上答应，但我心里如同吞下苍蝇。我生性耿直，拜天、拜地、拜先人，我从来没有拜过当权者。我外公新旧社会都是自食其力的贪下中农，最后又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死后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他一口棺材，以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去乞求恩准呢？我不明白。

　　但是为了我外公的一口棺材，我不得不改变天生的禀性，先后向比生产队长大一圈的大队书记，向比大队书记再大一圈的公社书记磕头递烟获取了批字——最后抬回了一口白茬子寸板薄棺。在几们好心的乡亲帮助下，既无鼓乐又无仪仗，只烧了几刀黄纸就把我外公与我外婆合葬了。这也是我们由台湾返回大陆后的几年中，我亲自送走的第五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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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一）
饥饿就是真理。

　　——老舍

　　时代形成社会潮流，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笔者

　　第一节

　　少年求学时，我深知早年丧母随外公、姨奶生活的艰难。贫困、艰辛和苦难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到我的青年时代。当时我酷似一棵萌生在贫瘠干旱山坡上的树苗，在乱石杂草间寻隙挣扎着向上苦苦地生长……

　　当年我不仅平时生活清苦，就是在升学考试中也是同样的艰难。

　　高小考初中时，食物粗劣还不能果腹，不幸又染上了痢疾，无钱治病，苦不堪言。在考试的当天我拖着瘦弱的身子进入考场，一会腹部疼痛，加上天气炎热使我汗流浃背，我不时地擦汗，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衣，打湿了试卷。当时我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在写答案，身体疼得扭来扭去，以至于引起两位监考老师的注意，他们轮流在我身前背后监视，甚至怀疑我在作弊。

　　当知道我在生病，又看我答卷时书写的还比较流利，这才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此次升学考试，算术我仅用了四十分钟就匆匆忙忙地交了考卷，迫不急待地朝厕所跑去。

　　初中考高中时，许多考生身上都带着零钱，他们可以到馆子里吃饭和买些零食吃，还有的父母拿着食物和饮料守候在学校门前，等着自己的孩子考完出来享用；然而我却没有这份福气，口袋里装着两块红薯面饼去考试。上午考完试后，在午休时到开水房里将其掰碎，放进茶缸里冲烫一下，便开始狼吞虎咽地用它来充饥，以便下午再去应试。

　　在高中入学后，我听到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曾在学校教务处看到我的升学试卷，语文和数学分别以80多分和9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

　　正因为少年求学的艰难，故而我在十年寒窗中不敢玩世不恭，掉以轻心，荒废学业，虚度年华。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比较突出。

　　尽管当年政治运动频繁，勤工助学，义务劳动，支农任务占用了许多学习时间，加上亲人去世，家境贫寒（此时我已无家可言），就连每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都掏不起，学习生活还要靠校方三元的助学金补助和亲戚的接济才能维持。但是由于我的刻苦努力和几位好心的老师与同学的帮助，我在德、智、体方面均有长进。

　　尤其是我的文学知识与写作能力，在徐文光和胡杏桥两位语文老师的悉心辅导下，均有提高。

　　当时我对古代文学《诗经》、《论语》、《唐诗》、《宋词》能背诵很多首，对李斯的《答逐客谏》，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范仲庵的《岳阳楼记》和苏轼的《赤壁赋》、《教战守策》等散文更是爱不释手。

　　当年我的作文被语文老师拿到年级四个班里作为范文进行讲评。即便到了高中，我写的文章也曾被“秃顶”颜老师拿去作过范文。（《春雨》和《我的一棵小桃树》）

　　每当学校庆祝“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筹办校刊（《墙报》）时，多是由我来选用报头、绘画插图和书写标题（此时美术老师牛清洲已被打成“右派”，并被逮补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