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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来敲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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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的事情。别人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姐姐奥菲丽娅知道梭特是她的父亲，弗莱迪是沙仑和金牡的父亲。再说，我那些朋友个个都有自己的父亲。那天下午，当梭特给我一块钱的时候，在我敏感的幼小心灵深处，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从继父那里是得不到丝毫温暖和善意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制定了长远的打算，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永远不会弃他而去，丢下他不管。但我一时间还想不出什么好的短期计划，怎么才能把 “没爹的孩子”、“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 身上这种无形的标签拽下来，它不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也在无情地撕扯着我的自尊，让我坠入一种深刻的恐惧和无尽的黑暗之中，无法自拔。
这种恐惧来自继父弗莱迪在家的所作所为，来自他可能会愈发的变本加厉。我害怕自己一回家发现妈妈已经性命不保，担心姐姐妹妹以及自己都随时可能一命呜呼。担心继父弗莱迪再喝得烂醉，回家把睡梦中的我们打醒，用枪口对着我们，“狗娘养的，都给我滚出去！”他不止一次声称要把我们全都干掉，现在妈妈每天都是穿着鞋睡在客厅的长椅上，就是为了一旦有意外，可以最快速度抱上孩子，拽上我们去逃命。我还怕下次他再对身边的妈妈动粗，要是妈妈躲闪不及怎么办，而我在一旁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要是他对姐姐奥菲丽娅大打出手，那我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或者干脆就是对我拳脚相加，而我也只能就这么忍着，我到底该怎么办，警察来了帮不上忙又会怎样，因为以前他们来了也根本无济于事，或最多是把继父带走，等他酒醒了再放回来，仅此而已。
我该做什么？究竟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连在学校也会时不时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为此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甚至让我想起那些在福利院做过的噩梦，那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街上住的那个老太太是个巫婆，小时候最恐怖的时候也就莫过于此。有些梦实在可怕，吓得我醒都醒不过来，在梦里我觉得若能碰倒床头灯之类的东西，屋里的人听到后会来救我，离开梦中的是非之地。
“哥哥”，我在半梦半醒间，又听到小妹沙仑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回想了一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睡前，除了万圣节的“不给糖就捣蛋”游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之后，姐姐奥菲丽娅去参加了派对，看来她到现在还没回来。今天晚上后屋相当的安静，这里是我们从贝希姑姑那租来的，她自己做生意，而且在我们亲友当中只有她有房产，这房子的地下室就是她的美容沙龙－－贝希美发屋。
沙仑带着哭腔，拽着我的袖子，说：“妈妈在地上。”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把被子扔到一边，抓起睡袍，匆匆跑去厅房，来到前屋。妈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全无知觉，有个木板嵌在脑后，她身下和四周流了一摊血。看到妈妈不省人事，沙仑的哭声越来越高，“醒醒，醒醒！”她尖声喊着，“妈妈醒醒。”
我惊得目瞪口呆，慢慢才缓过神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学着警察做犯罪现场分析，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
首先我注意到，当继父用木板袭击妈妈时，她是想逃出家门去的，木板直接打到她的后脑勺上，用力太大导致木头直接打进皮肉之中，不只她身下有一摊血，血渍溅得到处都是。
接下来，让我惊恐万分的是妈妈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危在旦夕。一旁的保姆贝碧（她主要负责照看妹妹）正在忙着打电话叫救护车，想到医护人员已经朝这里赶来，我才稍稍松了口气，转身安慰沙仑。
血渍、恐惧、妹妹在抽泣，贝碧一直在念叨，只要到了医院妈妈就没事了，屋里到处是血渍，我努力想从这一切中理出个头绪来。“我该做点什么”，这个问题一下子跳了出来，答案是收拾厨灶！我总得让自己手里忙些什么事情，做什么都行。我需要让自己做点事，所以我飞快地跑到厨房，开始擦洗家里的老式厨灶，这厨灶似乎从清教徒时期起就开始用了，但已经满是煤烟。拿了块抹布、肥皂还有水，我开始全力清洗这个大家伙，同时我不停地祈祷，祈祷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主啊，别让妈妈死”，然后还有“主啊，别让人们进来，看到这里这么乱糟糟的”。
一想到那些白人医护人员还有警察看到屋子里到处是血，再有这个脏兮兮的炉灶，实在是太难为情了。所以我要把这里收拾干净，让人觉得住在这儿的这家人是很讲究的，不是邋邋遢遢的。继父是个例外，他又一次让家里的女人受皮肉之苦，还流了血。
救护车到了，救护人员马上进屋来，和保姆贝碧和贝希了解了情况，当然没人顾及我，取下妈妈头上的木板，把她抬上担架，上了救护车，急驰而去。
即便在这时，我还在努力收拾着，要想从混乱中找出条理来，这是我能想出的唯一法子。那天夜里，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那么小，我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让自己的情感冰封雪藏，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熬过来。
我所有这些努力没能帮上妈妈什么忙，倒是多亏她自己的头骨结实才让她捡回一条命来。第二天，她满头绷带，颤颤巍巍，但神志还算清楚，说绝对不许继父再回到这个家来。她能如此痛下这种决心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她对我们大家，郑重发誓：“他再也不可以回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我们都没见到继父的影子，正当我刚要舒一口气时，他却回来了。这种反复我并不陌生。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了。每次他回来都会信誓旦旦，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但是他的反复无常我们早已见怪不怪。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故伎重演，但是大家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我搞不清为什么妈妈每次都会心软，我也没问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知道每当我们想逃离这里时，往往会使我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虽然短时期内，对于现状，我无计可施。但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长期计划。不但以后我的孩子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也绝不会成为继父那样的人，不会威胁、恐吓、伤害女人和孩子，更不会使用暴力。我也绝对不会过度饮酒，让自己行为失控。这个计划不断地发展完善，仿佛弗莱迪是在给我上了一课，教会我怎样成长，怎样不去变成像他那样的人。而在当时我对他有的只是仇恨，那种渗透在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的仇恨。
些许报复的小火苗在悄悄燃烧，对于一直困扰我的无能为力而言，这似乎是一剂解药。我就做点小小的尝试，看看自己到底能把继父怎么样。比如，我知道他自己不认字，因此感觉受到所有识文断字人的威胁，从这里我想出了点门道。
有时，我故意大声朗读，其实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让他知道：也许我耳朵确实比别人大，但我会读书，而且还成绩优异，你可以对我们大打出手，但你就是不认字。有时候，我还更过分，捧着书，故意问妈妈，声音大到继父肯定能听得到，“这是什么啊？”或是换个说法：“这个字该怎么写呢？”有时我甚至就干脆问他本人，某个字该怎么写。
妈妈总是温柔地看着我，用她会说话的眼睛告诉我：儿子，答案你自己清楚的啊。这是我俩的秘密，知道他也奈何不了我们，所以她就大着嗓门回答：“我不会，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相视一笑，开心之极。
最后，就是发生木板事件的同一年冬天，深夜，妈妈和我以及其他孩子一道准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了。弗莱迪用皮带抽打妈妈，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然后他扬长而去，到附近的酒馆喝个烂醉。妈妈从地上爬起来，用冰块敷在自己红肿的脸上，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她没再多说什么，姐姐奥菲丽娅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把衣服和杂物收在袋子里，没等她发话，就很快干完，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一切。我们没再和什么亲戚住在一起，母亲在第六街租了个住处，离第八大道右街的后屋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堆在一个购物车上，四个人站成一排就准备上路了。这时，我看到她神色慌乱，在口袋和钱包中翻来找去。抬头看着二楼的房门，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钥匙……我没有钥匙。”说完，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垮了。
仔细看了看建筑的构造，我指着一个杆子说，我可以爬上去，跳到走廊上，爬进窗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我当时瘦瘦小小的，爬树对我而言不在话下。我不仅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此举绝非寻常，这扇门是要通往新的生活，从此我们就不再受弗莱迪的骚扰。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此时的我要和弗莱迪开战。我别无选择，只能赢。就按我说的，我逐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顺着杆子爬上屋顶，从屋顶跳到走廊，幸好，窗户正好开着，我就势溜了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飞奔到楼下，母亲的脸上满是自豪与欣慰，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晚就安顿下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看到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是担心弗莱迪会再找上门来，把我们再次控制在他的魔爪之下。
“他不会来的，”母亲安慰我说，“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冲进厨房，拿了把切肉刀就转身回来，用刀指着那个白人，怒吼道：“不许你这么和妈妈说话。”
母亲瞅了我一眼，让我注意措辞和语气，要礼貌些。
我们对视一下，我用眼神示意自己会听妈妈的话。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手里依旧拎着刀，又说了一遍，但是口气缓和了些：“先生，请不要这么和我妈妈说话。”
他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妈妈。不过遗憾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别人用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妈妈、对我以及姐姐妹妹发号施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那些白人或有钱人这么和我说话时，我一直都在咬牙克制着自己反击的冲动。
需要我们马上面对的事情就是弗莱迪又回来了。他周而复始的性格反复又要开始了。每经历这么一次反复，我对他的仇恨则会再添几分。刚刚一个多星期，我们又要收拾行李，回到那间后屋，而太平的日子弗莱迪最多能坚持个把星期。失望和不解啃噬着我的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妈妈曾经入狱，她最怕弗莱迪会再把她弄到监狱里去。再往后，我才完全明白，妈妈经济上无法独立，更无法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能逃脱得了，但在当时我能理解的是妈妈确实有难处，她进退维谷。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想出应对之策。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当时我正看着弗莱迪在吃妈妈做的饭菜，是美味至极的炖猪颈骨。看弗莱迪进食就像城里的小孩看肥猪在猪食盆狼吞虎咽一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厌恶。但这次不一样，看着他敲骨吸髓，吧嗒着嘴，在餐桌上磕打着骨头，我对他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弗莱迪根本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不仅吃相猪样十足，而且打嗝、放屁、打喷嚏从不掩饰，样样精通。就是这样一个粗鄙男人，不仅长相，甚至暴烈的性情和极强的攻击性和拳王桑尼·里斯顿颇有相似，而且天天叼着宝马烟，再加上嗜酒如命，还有威士忌不离手，此外还动辄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家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嘲笑、侮辱、斥责、辱骂我们，特别是我，丝毫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人性可言。是因为我是家里除他以外唯一的男性？还是因为我能读书认字，抑或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要么这其中有着很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要过多久我才能真正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最终，我还是先明确了自己的短期行动计划究竟该如何实施。在那个周日的下午，看他啃着肉骨头时，突然一个闪念划过我的脑畔，那时的我应该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8岁男孩。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宰了这个狗娘养的。
与潜伏在家中的危险形成对比，密尔沃基城市的北部充满了我那些幸福时光里的欢乐和情趣，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相对安全和正常的孩提时光。安全感从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和它的边界，这里最北到东西走向的W。卡皮托尔大街，再往北住的就是那些处于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有色人种，那些孩子们的父亲都是职业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保险公司职员、政府职员，等等，他们与城市南部的白人富人区仅一桥之隔，但由于种族隔离的不成文法律，这座桥无法逾越。住在城市北部中心地带的就是我们这些低收入人群，但各个勤勤恳恳、老实巴交，大多是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这些人几乎永无出头之日。（当然，我们在内心深处无不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过上街那边那样的富足生活，但表面上对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傲慢家伙还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南北走向的第三大道是个主要的商业区，街两侧商铺林立，其中不乏高档商厦，如金贝尔百货、波士顿店、布瑞尔商店，等等，在第三大道北街上还有我最常光顾的价廉物美的折扣店。
离我们住的第八大道右街不远，就是第九大道万利捷大街的路口，我就在那附近的里氏大道小学读书，凑巧的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费莉的妹妹帕特也曾就读于那里，她俩也一度在威斯康星州生活。小学对面就是著名的沙伊犹太商店，店主是个高个子的秃顶犹太人，是在我们这一带屈指可数的几个白人之一，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犹太人肤色虽白，但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店主他人很不错，还让我们这些老主顾时不时地从他那里赊点东西。他雇了两个不错的黑人伙计帮他打理生意，后来两个伙计还从他手里把店面买了下来。这两个伙计亨利和他的儿子（绰号斗牛犬，他和斗牛犬还真有几分神似）都颇有人缘，也都热情好客。
沙伊的厨艺相当不错，他自制自销的美味不胜可数，其中有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棒的香肠，其中还有很多口味可供选择。每当妈妈喊：“克里斯……”我就知道这是让我跑腿帮她去沙伊店买东西，要么是一罐加里特糖浆，这是她最喜欢作为蘸料的糖浆，或是一种流行的日日香嚼烟，要么是些稀奇古怪的个人用品，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比如高洁丝之类，可不管我是多么想让妈妈高兴，结果总是出些差错，特别是她说：“克里斯，去沙伊店帮妈妈买双紫棕色的长袜。”我可能就会拿错了颜色。最后，她只好把要买的东西写成纸条，而不再口头告诉我要买这买那了。
从沙伊店往北两个街区就是第九大道克拉克大街，这一带最出名的就是“黑人店”，倒不是有什么歧视，只是这里的店主都是黑人，而其他地方的则多为白人。只要我兜里有点钱，就愿意去那条街上，买上一美元的糖果，或是一两包奶酪玉米花。
在我7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的兜里有点钱。可是比我大的孩子甚至所有的大人都在为同样的问题犯愁。但每个人都在想法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堂兄泰瑞，也就是贝希13岁的儿子，是个孩子王。我也曾跟他们这帮孩子玩过几次，是他们给了我一些做生意的基本概念，当然那是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的做生意方式。
当密尔沃基开始修建43号州际公路路段时，机会来了，这段路正好经过我家，也就是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中间的区域。由于第七大道所有的商家店铺和居民都必须搬走，为拆迁做准备。泰瑞和他的伙伴们就琢磨着要收废品挣钱了。
我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不大清楚，收废品能怎么挣钱，我还是尽力帮些忙，帮那些大孩子们在废墟中刨来刨去，想找些废品，比如夹具、铅块、铜线、窗户配件、旧衣服、破布头之类，甚至连废纸也不放过。泰瑞讲这不算是偷，因为我们是帮市里清理这些废弃的房屋。大家还得把这些废品用车子推走，我们先是把购物车分门别类码满废品，然后把车一直推到密尔沃基的城东区，也就是河流与湖泊交接的地方。这里有个犹太废品商凯茨先生，他要把废品过秤后再付我们钱。
为了多挣点钱，我们还想过一些花招，但都被凯茨先生一一识破，因为这行当是他一手干起来的，自然什么门道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把戏包括让废品增重，比如上秤前把破布浇湿，再把它塞到废品堆最下面的牛奶桶里之类。
凯茨先生一眼就能识破这些鬼把戏。当他感觉废品有些太重，就能立即猜到是怎么回事。他马上就大声叫骂，然后就在废品中翻找加湿的破布。我们这招根本没法蒙混过关。不管怎样，和凯茨先生做生意还是让我们的废品卖了不错的价格，也就是泰瑞和他的伙伴们挣了不少的钱。给我的远比他们自己拿到的要少得多，但也有5到10美元的收入。即便如此，我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用再向妈妈要钱，就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比如看看电影、买点糖果之类。此外，这种经历还教会了我最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所谓需求就是别人会从凯茨先生那里买走废品，而这些废品正是我们提供的。这生意是光明磊落的。
泰瑞忙活的另一些事情就不那么光明正大了。有时他会跑到我家后院，怀里还揣着几包香烟，然后附近的孩子们，包括我在内，就都会纷纷跑到后院一起分掉这些香烟。据他说这些烟是从卡车上掉下来的，或是怎样怎样，这种故事的可信度实在有待商榷。实际上，这些都是泰瑞从当地的饭馆里偷出来的，但此事和我无关。叼上烟卷显得我们很酷，很有派头。再说，我们也从未被抓住过。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随处乱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因为朋友们的家长都在一旁留意着我们的表现呢。在我们去看保尔兄弟阿瑟和威力的时候，这一点就表现得越发明显了。跟着这帮朋友，我们开始把大量时间花在橄榄球上，等我长高长壮些后，我就开始打四分卫的位置。我们玩的比赛大多都是传球、奔跑、评分这类，最后有很多触底得分的机会，最终得分可以高达114比98的样子，简直像篮球赛一般。保尔兄弟是不可多得的阻卫，多少业余队都想要他们，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大球星，他俩不但人非常好，个人素质也相当不错，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职业橄榄球内锋的身材了。我去他们家最早是在一个特别酷热的夏天，我到他家的时候，看到门上的纱窗都拿掉了，只剩了一个门框子，其实我就是直接迈过门框进他们家的。
立刻，兄弟俩的妈妈保尔太太就出现了，她冲我摆摆手说：“孩子，不能这么进来，你得退出去从门进来，太没样子了！”
我愣了片刻，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明明纱窗已经拿掉了啊，所以门是开着的，不对么？
可保尔太太不这么看，看我没动地方，她又加了一句：“你家里不是这么教育你的吧！ 我可认识你妈妈。出去，从门走进来，懂事点。转身出去，从门进来，听见了么？”
保尔太太是个大块头，比妈妈稍微年长一些，她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是她家，她说了算。
我还是没说话，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退出去，重新走进一扇原本打开的门。是和自己进门一样再退身出去？ 还是先把门框推开再走出去？她双手叉腰，两眼盯着我，我还是先推开了门框，从屋子里退了出去，又把门框关上了。
接着她说道：“进来吧。”
看到我重新进来，保尔太太高兴地说：“克里斯，你好啊？”
倒不是各家各户都这么严格要求规矩和礼仪，但是街坊四邻都有对管教孩子的不成文规定。当时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娇惯放纵和严加管教是分得很清楚的，必要的时候棍棒肯定必不可少。因为家长们彼此都认识，若是谁家的孩子太过分，别人家的大人用鞭子教训孩子一顿也并不为过。然后他们还要告诉孩子的母亲，结果回家后还有一顿惩罚等着他。接着孩子还得等着老爸回来，等着又一顿的收拾，这顿打可比别人打得更狠、更凶。
我家的情况稍有不同。弗莱迪动辄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这已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不管我们做错与否，都是如此，所以妈妈根本不会动我们一个指头。她就像老师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真正能从中有所收获。而且，她用词也恰到好处，声音的高低、眼神的严厉，足以让我们知错改错。
但也偶有例外情况发生，一次，我从一家卖奶酪爆米花的黑人店里顺手牵羊，拿了一袋爆米花。店主人是个黑人老大妈，那天我正准备混在其他小孩子中间溜出去的时候，她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她不仅知道我妈妈是谁，而且还知道她在哪里上班。就因为我想拿一袋爆米花解馋，结果警察和妈妈都被惊动了。妈妈来把我从店里领走，带我回家后，把我一顿狠抽，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不可再犯。
而且极富创意的是，妈妈找来老式的电话缆线缠在一起，每抽打我一次，电话铃就响一声。那次打得实在是太狠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同时，都有些怀疑她是不是想要了我的命。在那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心有余悸，甚至听到电话铃一响，就不由得哆嗦一下。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对我动手，当然也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动过偷东西的心思，直到我十多岁以后。
也许妈妈发怒也有泰瑞表哥的原因，虽然我喜欢和表哥他们一起玩，但妈妈不希望我步表哥的后尘。因为我们都觉得泰瑞表哥这么下去会出事的，甚至有朝一日会落到无法收拾的田地。
“克里斯，”泰瑞总是在后院喊我，让我去大屋玩。一天早上又是如此，他领着一群小孩，他的几个妹妹和我，把楼梯彻底变成了迪士尼乐园。开始是大家比赛谁模仿的电影角色更有意思，我开始选的是《七侠荡寇志》里面那个克里斯，是光头偶像尤伯连纳扮演的，他实在是太酷了。虽然我的名字也叫克里斯，但是开始选角色的那几个大孩子，还是没让我演这个角色。电影和书籍一样，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另外的世界。比如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绿野仙踪》就整个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一天我甚至考虑去故事的发生地点堪萨斯居住和生活，因为那里除了偶尔有点龙卷风之外，没什么不好的。
同时，在泰瑞的教唆下，我玩得很是开心。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藏在硬纸箱子里，顺楼梯滑下去，撞在楼梯下面用沙发垫堆出的缓冲物上，等我们玩累了之后，泰瑞又说：“克里斯，我们打枕头仗好不好，男孩女孩对攻。”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和泰瑞一组，两个妹妹和三个堂姐分为一组，我们就开始了。
没多久，枕头仗就出事了，主要是因为泰瑞在自己的枕套上拴了一大块铅块，接下来，他就把妹妹忆莲伤着了，铅枕头把忆莲的头打破了，然后是尖叫、哭声、并且鲜血直流。
有个大点的女孩子跑去找保罗·克劳福德，其他人都散开了。保罗是泰瑞的父亲，但人们都习惯称呼他全名。虽然，他没和贝希结婚，但他常来大屋，他是个木匠、装修工人，能四处挣点小钱。住户有事尽可以找他，而且，也总是拿着一口袋一口袋的土豆过来，这样我们虽然手头不宽裕，但是却不至于饿死。
保罗确实很有做父亲的样子，虽然他是别人的父亲，我甚至希望自己能是他的儿子。他很有型，长得很结实，有那种体力工作型的派头，每天都斜挎着他那满当当的工具腰带，下嘴唇上也总是叼着没点着的雪茄。也只有在儿子泰瑞把妹妹的头弄伤的那天，我才见到他把雪茄点燃。
把忆莲包扎好送到急诊室后，保罗把我们都叫到大屋的客厅，家居都推到一侧了。那场景和我若干年后看的电影《荒野浪子》出奇的相似。保罗慢慢地摘下他的工具腰带，在地上踱步，看着我们的眼睛，等着我们谁先承认错误。大家都说不是自己的错，包括泰瑞也是这么说。
“好吧，”保罗开口了，我们一个个胆战心惊，“总得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把皮带解下来，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点着了雪茄。
这点雪茄的动作和《荒野浪子》的主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如出一辙，只是在电影里，克林特戴了顶牛仔帽，而保罗戴的是工作帽。克林特拎着枪，而保罗拿着的是皮带，那根皮带在他手里仿佛是条怒不可遏随时准备出击的毒蛇。虽然他主要揍的是泰瑞，但我们也没有幸免，因为他要我们都长点记性。
这也就是我们室内贫民区迪士尼、香烟和枕头仗的大结局。
后来，等到天气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琢磨着看能不能找点不大会捅出娄子的事情来，所以觉得在院子里给自己盖一个小木屋，后院有的是没用的木板。
但没想到的是，却惹着了弗莱迪，他本来打算睡觉的，“烦死了，别他妈给我吵了，”泰瑞在外面叮叮咚咚，我在小屋里敲敲打打，我们根本就没听见。然后，我忽然发现泰瑞不敲了，小木屋四分五裂，然后听到嗖嗖的风声，一抬头，看到弗莱迪手持着长把的斧头，斧头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人还在里面，弗莱迪就抡着斧头把小屋给劈了，根本不顾我的死活，而且，有一块劈开的木头就扎进我的小腿，血流成河，我尖声大叫，血滴在搭屋子的木头上到处都是，即便这样，弗莱迪也根本不为所动，仿佛他就是把大电锯，要生生把我们的这个发出噪音的小木屋连同我一起消灭殆尽。
一边是弗莱迪的斧头虎虎生风，一边是我尖声呼救、鲜血四溅、木片横飞，这时传来妈妈迫切的声音，她在冲着弗莱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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