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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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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指出的那样：米尔肯用他自己的逻辑武装自己，“在不可置信的世界里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同样的投资中，他得到了免费的午餐。”
既然传统的银行和投资公司不相信此项业务并继续采取回避态度，那么米尔肯就立即将这些已经存在的降到A级的公司的低价股，转移到一个完全经营低价股组成的新市场，即由风险公司、亏损公司、新成立的公司、没有从传统银行那里获得信誉的、刚出道的承包者既接管他人的公司但又不能通过正常的银行渠道筹集到必要的资金的金融海盗们组成。由于米尔肯的关系，他也将低价股向互助基金、私人投资机构、养老基金发行，因为他认识到，这样他们既可获得高额回报又可不必承担较多的风险。这就给了大家一个可购买部分低价股的机会，对小人物来说，以前此类机会可不多。没过多久，米尔肯的洞察力被广泛地模仿利用，那些低价股也很快“牛”了起来——成了“高收益证券”——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参与各种公司投资的良机。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6）
类似的金融民主在国际上也屡见不鲜。数十年来，大银行将大笔款项借给外国政府、机构
或公司，然后将钱放在他们的账户上用等于面值的价格出售股票。比如说，假如你的银行贷给一个国家或公司1000万美元，这表示在他们的户头上，有1000万美元必须要完全偿还，到期那天也不管这个国家或公司有没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财产，因为这些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划拨到他们的账号上。当一个国家如墨西哥，金融陷入危机时，事实上，1982年它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从国外借贷的大量钱财让人民党消耗掉了，银行承受不了这一压力。于是墨西哥总统飞到纽约，将12家持有墨西哥主要外债的银行家召集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破产了。你们知道俗话怎么说的吗？如果有人欠你1000美元，那是他的问题；如果有人欠你1000万美元，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好啦，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因此你们必须处理掉一些呆账，重为我们提供贷款，扩大信贷。”银行家们点头称是，于是重新谈判，延长偿还期（通常情况是提高利率）。银行家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因为墨西哥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问题，美国银行家也不希望他们的股票持有者陷入困境，借给墨西哥1000万美元的贷款是记在他们银行账上的，实际上现在是一文不值了，最好的选择还是抓着墨西哥。因为多数债务是20家银行的，他们能在一个会议室里坐下来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约翰·佩奇是在世界银行拉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他向我解释了这中间的实际操作情况。佩奇讲西班牙语，1982年他去墨西哥与墨财政部公众信用司主任约塞·安格尔·格里亚见面。格里亚在对付外国银行家方面有个传奇故事——从纽约的大银行家到得克萨斯西部的小钱庄老板——他都能从他们那里为墨西哥政府申请到贷款。
“一天我到格里亚办公室，我们都讲西班牙语，突然电话响了，”佩奇回忆道，“这是得克萨斯一家小银行的老板打来的，格里亚曾说服他给墨西哥政府提供过一些贷款，小老板对墨西哥经济出现危机一事表示关注。格里亚将与我交谈时用的西班牙语转用非常地道的英语跟美国银行家聊起来，他说，‘嗨，约翰，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不，不，别担心。这儿的情况一切正常，你的钱绝对安全。家里好吗……好呀，你那个姑娘怎么样？她还在上学……跟你聊聊很高兴。请随时来电话，保持联系。’然后挂上电话，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就用西班牙语和我继续谈起来，30秒钟内就将一个关键投资者的问题搞定了。”
但是，在通往全球化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就是国际债务市场的担保问题，正如米尔肯的公司和他的朋友遇到的问题一样。这件事是指80年代后期，拉丁美洲陷入了另一场债务危机，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企图用米尔肯的方法解决这次危机，将拉美主要商业银行的债务转换成美国政府国债，这批国债要么被银行当财产保管，要么比平常利率高一点卖给公众、互助基金或养老基金。突然，大家都能够买一点儿墨西哥债券、阿根廷债券或巴西债券，或是直接认购，或是通过我们的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认购。这些债券每天都被人炒作，其价格取决于每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情况，或升或降，它们并不是以与票面价值相等的价格趴在银行的账本上。当时任美国—巴西银行总裁的乔尔·科恩说：“布雷迪当时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场革命。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仅采取高压手段，使美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拉美国家中捞回损失，结果却适得其反。布雷迪实行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法，美国政府对银行保证向拉美国家提供新贷款，条件就是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在提供新贷款后，银行用贷款购买美国政府国债，再向公众出售，而非趴在银行的账本上。这样就带动了无数新的股民进来炒作，不是一个国家仅仅与他国的20余家商业银行打交道，而是与无数个体投资者和互助基金打交道。这个扩大的市场虽然更不稳定，但它却对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新的压力。人们根据证券本身的价格每天买进或卖出，这也意味着人们每天对它们的业绩都可进行评级。每天参与炒作和评级的人大都是外国人，这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政府无法控制的。”这些持券人也不同于银行，因为银行在这些国家中是彻底公开的，他们感到必须得到更多的资金才能保护他们早期放出的贷款。如果一个国家不尽责任，广大的持股者就会抛掉他们的国库券，将手中的钱转向一个尽责任的国家。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7）
于是当1995年墨西哥因过分扩张再次陷入危机时，不管是大亨还是小人物都会抛掉墨西哥的股票，使其价格下跌，格里亚不可能再召集20 位银行家冲消呆账。由于墨西哥的债务涉及面太广了，不得不请美国财政部出面帮忙，山姆大叔提供的贷款有严格的限制，墨西哥只好将其石油储备作为抵押物。美国政府帮助墨西哥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它按美国的条件以新的方式管理经济。很快许多敏感部门开始用布雷迪方式以美元的形式出售债券。如今，共有16个国家以布雷迪方式出售债券，价值差大约高达1500亿美元。向外国人出售政府国债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多年来就是这么做的。所谓新的就是这些债券散落在个人、养老基金或互助基金里。在本世纪初，参与国际债券交易的多数是富翁，而现在奥伦奇郡的退休基金、学校看大门的都能参与，更不要说你、我了。
这是与资本民主化相一致的结果。在美国，随着投资的民主化，主要由于养老基金的改革以及设立了个人养老基金的401（K）立法条款，美国正由一个明确规定“留出利润”以保证职工养老金的国家，转变成现在由几个公司共同保证“分担”养老金的国家；基金由他或她个人管理，他或她随时可以选择向能获得最好回报的地方转移基金。随着人的寿命的增长，人们常常担心在退休时他们是否可以在原地获得社会保险金，他们还希望能将这些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进行投资，并大胆地管理基金以求获得较高的回报率。你的父辈们可能很少有将他们的养老金投到什么地方的念头，更没有怎样投资的观念。现在的工人手里拿着一份希望得到各种回报并具有各种风险的投资基金的单子，他们将钱划拨来划拨去，就如有人在赌桌上投小骰子一样，成功了就有奖励，而失败了就要接受惩罚。
网上贸易公司经纪人曾经推出一个很精彩的节目，生动地说明这一点。节目开始时，一位可变塑的人驾着车，手拿一根高尔夫球棍指着后背，因为警察向他打手势，他将车停在路边，警察沿着路边走到他的车旁，下面是他们的谈话：
警察：“晚上好。”
变塑人：“我知道，驾驶证和身份证。”
警察：“呀，原来是柯克·布鲁尔，我一直在等你，希望与你谈谈。”
变塑人：“我？”
警察：“是呀，你是我参加的大帽（互助）基金会的资金经理。”
变塑人（作高贵状）：“噢，是的。”
警察：“我注意到你是（操作得最好的）十大互助基金经理之一。”
变塑人：“是的。”
警察：“但不是前5名。”
警察转过身查看高尔夫车后座。
变塑人看起来有点紧张：“嗯……嗯……”
警察：“把车开走，还是回到办公室去吧。”
然后弦外音：“要让基金会的经理们努力工作，现在到了利用‘互助基金电子商务中心’的时候了。马上查看一下4700个基金。”
镜头最后移到警察身上，他正从变塑人车上将高尔夫球车卸下带走。
随着汇率固定制和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制度的确立，资本民主化在国际上提高了资本的价值。这些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制定的，70年代初期失去控制，这些我们现在可能都记不清了。但在1970年前，日本、墨西哥和欧洲的投资者想买美国的证券或债券并非易事，同样，美国人在这些国家购买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当固定汇率制和流动资本控制开始松动，发达国家逐渐将他们的资本市场民主化，向任何希望参与游戏的外国投资者开放，而后某些发展中国家也紧随其后。
很快，各种产品都是可用的：墨西哥债券、黎巴嫩债券、土耳其债券、俄罗斯债券、德国债券、法国债券。你可尽情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越来越多的个体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在高水平竞争的全球互助基金里调出调进；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者也不断地在国家与公司之间来回调动资金，并希望得到较高的稳固的回报。每个基金都想击败其他对手以获得更多的资金，由于资本民主化，我们正从一个由少数几个银行家控制着少数几个国家优秀债券的世界，走向一个由许多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优秀债券的世界，再走向一个由某些富裕的个人或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而最终，来到今天这样一个由许多个人通过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控制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
。。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8）
在美国，大量低价股资金在公司名称更换过程中都起了促进繁荣的作用，注意到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该领域，那些小人物，以前从没机会在如此赚钱的场合搏一搏，现在突然可以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去碰碰运气。虽然，公司在倒手过程中使得许多公司经理被严格审查，特别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公司经理，这一过程也促使了美国在80年代对经济进行了结构调整，为美国比世界其他主要大国更好地进入全球化时代做好了准备。许多公司的改革都卓有成效，但其中某些却被淘汰出局。
日本国内有如此多的落后公司，以至于占去太多的资金，其主要理由是，这些公司都还没有实行民主化。日本的大银行垄断了全国资金，使一些新的暴发户筹集现金非常困难，通过采取强行吞并的方式获得资金也非易事。如果银行向公司注入资金，那么公司发生横向联系，而并不顾及其危险和竞争。于是就用让人皱眉的文化上的理由来进行强行吞并，因为那么多银行董事会和合作董事会相互之间都欠三角债。更有甚者，日本工人没有选择或控制他们的养老基金权力，他们不能将属于他们的资金调来调去，因此，要日本地方公司、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执行更高的全球标准的压力是有限的。那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总是平平淡淡，日本也就成了一个对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论方式面前没有效力的国家。日本的资金如此随便划拨，以至于在80年代后期产生巨大的泡沫经济，国内大批效率低下的工厂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到2000年，日本开放国内金融服务业，美国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资本获准进入日本，此种状况才开始改观。外国竞争者迫使日本银行对外贷款行为的规范化，产生的后果是，日本公司也成了更有效益的生产者。在日本，对资本使用越理性化，就会有更多的可用资本投入，也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竞争。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湖人公司，于90年代后期在日本开设“自动贷款亭”，只要你走出家门，出示你的驾驶执照或某种能辨别你身份的证件，一张由你签名的自动贷款合同书立即就出来了，一小时内你就能得到贷款。资本民主带来的效率如何？通过上述论述已经非常清楚了。
信息民主化
约翰·伯恩斯是《纽约时报》90年代后期驻新德里的首席记者，1998年夏天我去访问他时，正值世界杯足球赛鏖战之际，伯恩斯希望通过电视跟踪比赛情况。一天早晨他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我们屋顶有4个卫星天线（在新德里的家），《纽约时报》每年为此要付出数千美元，就如我们在此地经营一个卫星链接站一样。可是，让我讨厌的是，即使用这些天线我也找不到转播世界杯的印度电视频道。由于天气干扰的缘故，我还需要不时地对它进行调整，需要人断断续续对它进行调整。早饭后我就不停地向厨师阿卜杜尔·图希德抱怨，阿卜杜尔71岁了，是英军驻印度最后一任司令的擦鞋匠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在烦什么，我的电视机能收到所有频道，你所用的卫星天线在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到我的陋室瞧瞧。’他和他妻子住在我们房子后面的小棚子里。于是我到他家里去，他妻子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我对阿卜杜尔说，‘她在干什么？她又不会讲英语。’他对我说，‘她就是听听而已。’然后他把电视遥控器递给我，我在惊讶中从第1频道一直换到第27频道，他的电视可以收到中国、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你可以在这些频道中任意选择，而他每月仅付150卢比（相当于美元）。我4个卫星天线加起来才有14个频道。原来他有位朋友私自装有天线系统，这位朋友顺便为他拉了一条线到他的小屋里，虽然这种私下行为不属非法，但他现在生活在一个电讯世界里，妻子正在学英语，与此同时我却在为寻找印度频道瞎忙呼。”
伯恩斯的故事说明使全球化有可能出现的第三次变革——就是我们如何看世界的变革。我将此变革称之为“信息民主化”。由于有卫星天线、因特网和电视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们看、听；从而感受到每一道想象中的墙。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9）
这一突破始于电视全球化，在整个冷战时期，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严格限制于商业方面，因为用于发射的有关射频频谱和技术是被严格控制的，政府既直接经营电视广播，对它也有许多限制。在美国，随着闭路电视的出现，这种状况才首次被打破，使空中的电视频道比广播频道还要多。在80年代，各种多频电视开始在世界大量出现，主要由于卫星发射成本大规模降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为了相互监视，经常把体积越来越小、功率越来越大、造价越来越便宜的卫星送进太空，然而，这些技术为廉价传送电视信号提供了方便。
首先，以前必须有大的电缆系统配备的天线才能接受到卫星信号，但由于技术民主化，特别是小型化，世界上数千万人只要在他们阳台上安装一个比萨饼大小的卫星天线盘，就可收到卫星信号。突然之间，对广播的限制荡然无存并出现了大量的新的观众群。数字电视一旦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广播电视台就不只5或50个频道，而是500个频道。
另外，由于信息日益民主化和压缩技术的进步，人们很快就拥有了DVD和影碟机，取代了录像机。DVD就如一张甜饼大小、5英寸宽，里面可装上一整部电影，具有环绕立体声，配有数种语言，你可以在台式机子播放，也可在比手掌大的影碟机上放映。我记得70年代访问波斯湾时，海关人员搜查大家的行李，看是否有人携带任何淫秽品或政治上的录像带，我真希望他们从我的提包里找出一个DVD来。9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流行DVD——几乎每个好莱坞影片都被盗版，制成影碟进入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慢慢的他们不再看好莱坞影片了，廉价的数字电影摄影机和不用胶片的数字投影机使得人人都可能成为电影大腕，不仅使你用很少的成本制成自己的数字电影，而且可以通过因特网在世界上低价发行你的电影。
的确，电视和卫星频道对信息民主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因特网的发展又超过了它们。因特网使信息民主化处于黄金时代：没人管理因特网，权力完全下放；没人能关闭它，可以潜入世界上任何家庭。因特网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都是个人之间合作完成的，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面——仅在网上共同合作，将他们的意见相互共享。当因特网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因特网是如何产生并演变成今天这种规模的，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因特网的诞生，实际上是美国对前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反应的一部分，前苏联用火箭向地球轨道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虽然只有184磅，体积比篮球大不了多少，但它不仅开创了宇宙新时代，而且创立了空间控制时代。
1957年10月9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著名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以下问题：“苏联已经发射了一颗地球卫星，他们还声称成功地发射过洲际弹道导弹，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达到这一水平，我想问，总统先生，我们对此将作出何种反应？”为了赶上苏联，艾克立即决定发起一次突击行动，该行动的一部分是，他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一个人出面牵头，专门开展太空宇航和弹道导弹研究。艾森豪威尔关于成立“尖端项目研究署”（即ARPA）一事很快获得国会的批准，太空宇航和弹道导弹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并转到国家宇航局。而剩下的“尖端项目研究署”并入五角大楼，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传播的研究。而在当时，信息传播相对是门新的学科，正如作者斯蒂芬·西格勒所写的《Nerds ：因特网简史》——该领域里最权威的书——指出，“信息传播技术办公室”当时是“尖端项目研究署”里一个秘密机构，是因特网的最早雏形，为现在的因特网奠定了基础。
1969年，信息传播技术办公室首次揭去神秘的面纱，它最早的产品叫“尖端项目研究署网络”——连接国防部内部计算机网点的粗糙网络，并与几所主要大学研究室及政府实验室相连，该项目由国防部资助。设计尖端项目研究署网的本意是希望通过一个网络系统，方便少数研究人员交换数据和资料，通过几个人共享一台计算机和设备节省有限的资金。非常重要的是，在当时计算机不多的情况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室的人员可与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实验室研究员同时运行一个软件，共同调阅同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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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10）
“30年前，也就是1969年10月29日，发出的第一个信息非常简单，没想到此举以后会发展成因特网，”《纽约时报》1999年10月12日报道说，“它与1844年试验电讯时用的词‘What hath God wrought’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它用‘进入系统’这个最简单的词。正如后来所知，在‘尖端项目研究署网络’上只发出两个字符……正如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一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名叫查尔斯·克兰做的，他在计算机上发出‘L’和‘O’两个字母，一位远在洛杉矶西北部300英里的计算机专家，在当时还不叫硅谷的斯坦福研究中心里立即按约定给克兰做了回答。”
虽然，直到1972年，计算机的先驱者才发明电子邮件。当时在同时使用电脑的人中间有个储存信件系统，即在同一计算机上，各人有各人的信箱号码，可以给其他人留下信息。据西格勒说，一天，先后在博尔塔、贝拉尼克和纽曼等计算机研究公司工作过的汤姆林森为了公开进行连接，写了一个简单的传送文件，从一台计算机的邮件箱发送到另一台计算机的信箱里，试看文件是否成功传送。汤姆林森后来告诉西格勒：“既然我们有能力从一台机器向另一台机器传送文件，显然，你就可以在网络上传递一个文件，然后作为邮件传送给其他地方的任何人。我正好在设计一个专门发送邮件的软件，称为‘发送信号’器，它就像一辆将两者连接在一起的公共汽车，相互之间可传送文件和发送信件。那就是我所做的……它就开始运转了。”有人会一听了之，而有些人则会模仿，转眼之间，电子邮件诞生了！
还是汤姆林森，西格勒写道，在电子邮件中发明了@，以便区别他或她的地址。早期因特网的研究者们发现电子信箱的功能，而后使用者们便将邮箱的容量扩大，就像整个网络一样，让越来越多的数据包同时在大学、联邦政府、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交换。其他一些比“尖端项目研究署网络”规模小的网络，也开始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但正如西格勒指出的那样，“它们算不上交换网络，它们都有自己的‘行动协议’并规定在自己的网络上用什么符号组织交流。”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遇到难题，还不可能从这所大学将一个邮件包传送到另外一所大学，这个问题的出现也意味着因特网的诞生。当文特·瑟夫和鲍勃·卡恩发明交叉网络协作器时，因特网实际上就成形了。交叉网络协作器只有拳头大小，是计算机万能进入系统，可以让一大邮包信息离开自己的网络，通过传送进入到另一家网络的通道。西格勒解释说，到1973年，它的设计者提出用“网络互联网络”的办法解决难题，简言之，就是因特网。
然而，因特网并没有普及，到了1990年，在日内瓦的一位英语软件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一个使网与网之间信息传递更简单、费用几乎为零的装置，因特网才开始流行起来，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万维网。据西格勒所说，当伯纳斯李开始进行万维网项目时，共有800个不同的计算机网络与因特网相连，连接着16万台计算机，每台机子中都设有一个可以传递信息的文件夹或资料库。从技术上说，所有这些文件夹和资料库都是相连的，但将它们整理并按要求发送出去并非易事，因为它们并不是都集中在资料库、通讯簿或信息管理员那里。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那样，伯纳斯李所做的巨大革新是“在因特网上设计出通讯地址、连接法、发送多媒体的软件。”他的发明就是众所周知的通过字母显示的URL——统一资源定位格式——用单个字母可以显示每一页信息，同时还有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和HTML——超文本标识语言。URL、HTTP、HTML构成超级链接系统，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的这些特殊词、彩色字符和图标，如果单击它们，马上就传送出网上一页信息——即使是在不同的网站、不同的计算机、不同的大陆，结果都一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万维网的原因，因为你可以沿着任何线路出去，漫游世界，再返回来。要是过去，因特网上可能就有一个专门文件介绍本书，里面有各种背景材料和信息，但即使你拿到了它，对像迷宫似的网络和天书似的符号，还必须小心加以核对，就是找到路径，或许又与你计算机上编写的不一样，因此你还是用不了它。而现在所有用户只要输入“”或单击“”万维网就可以将你需要找的转换到正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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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11）
但因特网真正起飞以及成为从事研究、商务和交流的工具，还缺少两个重要的部件——万维网浏览器和搜索引擎。浏览器就是一个软件，可以真正起到将因特网变成电视的作用，能让每个人都找到自己在网上的地址，只要你输入。地址，或单击超级链接，就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各种词或多媒体图像。该浏览器与能找到关键词或地址的搜索引擎相配合，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小孩也可以通过数百万个网站定位在一条信息上，找出他或她要找的东西，并显示出来。伯纳斯…李发明了能使万维网运作的粗糙浏览器。但商业浏览器，也称Mosaic，是技术专家马克·安德雷森在1993年发明的；一年后它被更先进的产品即网景浏览器所代替，网景浏览器使观看因特网更方便，通过彩色、内部连接图像，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任何东西，能在任何计算机上显示出来。
网景浏览与美国国会批准开展因特网商业、大幅降低家用电脑价格和电话费用一事相吻合，当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时，使因特网使用者急剧扩大，使信息传播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凯文·梅尼很好地总结了因特网民主化所产生的影响，他在《今日美国》报上撰文（1999年8月9日）：“当这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出现后，与因特网相呼应的，许多有个性的印刷报纸诞生了，当它进入应用阶段时，产生、传送和储存信息的价格却戏剧性的下降了，彻底打破了对信息垄断的现象。直到最近，网络上的各种医疗信息只有医生才能获得；想想你如何找到汽车型号和价格，以前都是汽车交易商控制的……数百万人现在都有自己的网页，将他们生活的细节详细记录在上。”
产生的结果是，在世界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可以详细了解另一世界许多人的生活、产品和思想。将给21世纪初期带来个性化的另一阶段是，人人都可以将高速、宽带因特网信息交流引进到他们自己的家庭、办公室、笔记本电脑或声信号装置。宽带的进入也意味着，什么时候都有足够的频宽，因此你的因特网连接会时时畅通，就如看电视一样方便，能确保你屏幕上的信息能快速恢复，信息资源丰富多彩，比你现在看到的要多出许多倍。这样高速、宽带的连接，即使你驾车行驶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路上，想通过笔记本电脑参加一个会议，不会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简单方便下载电视、音乐和录像，可以通过电子商务采购一个价值3美元的小物品。1999年因特网公司Qwest就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网上商务表演，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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