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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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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是谁？”我问。
“我父亲是阿卜·贾哈德。”阿卜·贾哈德，其真名科哈利尔·阿尔…瓦茨尔，巴勒斯坦人，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一道创建了“法塔赫”组织，随后接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战斗之父”之称。阿卜·贾哈德是其化名。当我任《纽约时报》记者驻黎巴嫩时，他是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和西岸的军事最高指挥官。我与他是在贝鲁特相识的。巴勒斯坦人将他看成战斗英雄，以色列人认为他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里最危险的一员。1988年，以色列一个暗杀小组在突尼斯的卧室将阿卜·贾哈德杀害，他身上中弹数百发。
“是的，我非常熟悉你的父亲——我曾经访问过你们在大马士革的家，”我告诉这位年轻人。“你在干什么？”
他递给我一张商业名片，上面写着：“贾哈德·阿尔—瓦茨尔，巴勒斯坦加沙，世界贸易中心执行总经理。”
我读着名片，心里想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从杰西·詹姆斯转到迈克尔·米尔肯仅仅是一代人。”
在全球化时期，国家和个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存个人、家庭、团体的特征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在全球化中生存和保持很好的平衡。今天，任何希望经济繁荣的社会必须不断努力建造一辆高标准的“凌志汽车”并将它开出去，走向世界。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心存幻念，认为只要参加全球化经济活动，他的社会就会健康了。如果这个参加全球化经济活动要以国家被同化为代价，如果参加的个人认为他们的“橄榄树”根被全球化体系破坏了，或被冲掉了，这些“橄榄树”根就会被激怒，他们就会起来反抗并阻止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全球化作为一个体系要生存下去将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我们大家如何完美地控制它的平衡。没有“凌志汽车”的国家绝不可能强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没有健康“橄榄树”的国家也绝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或全部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所以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要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或许，那就是为什么你在本书读到的许多我所喜爱的小故事出自我大学的老朋友维克多·弗里德曼的原因。他现在以色列的鲁宾学院任经济管理教授。一天我打电话向他问好，他对我说，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把我的电话号码丢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的笔记本电脑出了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包括朋友的地址、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两年内的日程安排，然后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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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凌志汽车”和“橄榄树”（7）
“我家里一台笔记本电脑损坏了，我将它送到赫德拉（以色列中部城镇）的计算机商店去修理。数周后商店打电话告诉我说电脑修好了，于是我高兴地将袖珍计算机放进公文包，驾车到赫德拉取修好了的笔记本电脑。我提着大的笔记本电脑和装着袖珍笔记本电脑的公文包离开商店，来到汽车旁，将皮包放在人行道边，打开后备箱，非常小心地将刚修好的笔记本电脑放进去，在保证平稳后，我就开车走了，手提包留在行人道上。这下糟了，当我一回到办公室，就找皮包，马上意识到出事了——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立即给赫德拉警察打电话：‘千万别炸掉我的手提包。’（以色列警察通常将遗留在路边的行李箱、皮包和可疑物品炸掉，因为曾出现许多这种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炸弹；为反对此类事件，以色列人都经过严格训练，如果你将包留下数分钟，就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我知道无人偷此包，在以色列，就是小偷也不动留在路边的任何物品。但我的行动太晚了。特警告诉我说爆炸小组已经赶赴现场并‘处理掉了’。当我来到警察局，他们递给我一个正中央子弹穿过的漂亮的公文包，唯一被直接击中的是我的袖珍笔记本电脑，Genius OP9300型电脑。我一生的心血都在里面，造成的损失至今没法挽回。我告诉警察对出现此类事感到非常害怕，而警察说，‘别难过，此类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过。’一连好几个星期，我提着有子弹洞的公文包在院内散步，总是思潮滚滚，难以平静。管理学院多数学生都在军队服过役，只要他们一看到有子弹洞的公文包，就哑然失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维克多讲完他的经历后说，“顺便提一下，请把您的电子邮件告诉我，我要重新整理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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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1）
1998年夏天，我在巴西访问时，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与巴西主要工矿企业家、巴西大型矿产公司凯米矿山冶金公司董事会主席吉列尔梅·弗雷林交谈，弗雷林讲述了巴西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变化，他用这样的词来描述过去：“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这儿的柏林墙也倒塌了。柏林墙倒塌不仅仅是欧洲的地方事件，也是全球大事，它波及到了巴西，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同时，巴西的经济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1988年10月，由巴西政府控制的国家钢铁公司所属的军用特种钢厂工人在厂区罢工，该厂在里约热内卢北部沃尔塔雷东达，是南美最大的钢铁厂。2500名愤怒的钢铁工人控制了厂区，要求提高工资，将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减少到6小时。工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不得不召来军队弹压。在争夺厂区的战斗中，3名工人被打死，36名工人受伤。巴西军方指责工人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城市游击战”，工人们为保卫国家给他们的职业和福利，用石头、莫罗托夫燃烧弹、铁棍和轻武器反击。直到1985年才结束了经过长达21年的军事统治，执政的军事长官对该大型钢铁厂的控制看得非常敏感，把沃尔塔雷东达市看成“涉及国家安全之城”，而且将城市市长由政府指定。弗雷林为我讲述这一切后，突然加了这么一段话：“差不多在那次流血罢工4年后，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后，同是那些国家钢铁公司的工人们提出要求——是他们要求——将工厂私有化了，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保持工厂的竞争力及让他们多数人保住饭碗的唯一出路。现在国家钢铁公司已完全私有化，并以一家主要股东的身份参加了对巴西其他国有工厂的私有化改造。”
弗雷林的谈话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他说得太对了！柏林墙不仅是在柏林倒塌，它在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倒塌了，几乎在同时对所有国家和公司都造成冲击。我们看柏林墙的倒塌主要集中在东方，因为它的戏剧性，后果也变得非常明显：一道水泥墙在晚间新闻中崩溃了。但事实上，类似的不明显的墙在世界所有范围内都垮了。世界各地所有的墙一垮就垮出了个全球化时代，使世界结合成整体成为可能。于是这就引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倒了墙？或者像我的小孩问的：“爸爸，全球化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这样开始回答：冷战世界犹如一个广袤无垠的平原，但被无数纵横交错的栅栏、城墙、深沟和绝壁分割得支离破碎。在那个世界，有柏林墙的阻挡、有铁幕的间隔、有华沙条约、有关税壁垒和资本控制，不可能走得太远，更不能走得太快。在墙和栅栏的背后，国家可以找到许多隐藏的地方，以便保存他们独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中生存。他们有非常不同的经济体系，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个福利社会的经济、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或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他们同时也保留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方式的民主体制到独裁或开明的权力主义到君主制和极权主义。不同的体制有不同的方式，甚至黑白分明，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墙在后面保护着他们，而他们要冲破这些墙也并非易事。
随着墙的倒塌，出现了三个基本的变化——我们如何通讯、如何投资、如何了解世界的变化。在冷战期间这些变化就开始形成并受到培育，到80年代后期才得到长足进展，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到足以将冷战期间建造的所有墙壁摧毁的旋风，使世界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完整、开阔的平原。现在，这个平原每天都在加宽，变得更平坦、更开放，将更多的墙摧毁，将更多的国家吸引。那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再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而只有一个“快速世界”（一个宽阔平原的世界）以及“慢速世界”（就是那些被抛在路边、或有意选择通过筑高墙挖深沟与平原隔开的国家）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快速世界太快了，使人害怕，让人感到不公平，提出的要求太多。以下讲述它是如何出现的。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2）
技术民主化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曾告诉我关于1988年他在迈克尔·杜卡基斯总统竞选班子里的事。某天他被派到芝加哥城代表杜凯迪斯发表演讲。在芝加哥，杜卡基斯竞选班子派给他一辆车，车子里传出“你坐好了吧”的声音，像是电话里传出的声音。
“在1988年，我想，如果能在车内装有一个微型电话就好了，”萨默斯回忆说，“我可以给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是在车里给她打的电话。”
9年后，到了1997年，萨默斯因财政部的事而出访西非的科特迪瓦。他此次官方访问的部分内容是出席在首都阿比让河流上游一个村庄的卫生项目的奠基仪式，该项目由美国政府资助，村里正在打第一口饮用水井，外人只能用掏空树木制成的独木舟方可到达该村。萨默斯，这位从美国来的大人物，被村民看成是最尊敬的贵宾，穿上非洲长袍。但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他从村庄返回的路上，正要踏上独木舟顺水而下时，科特迪瓦的一位官员递给他一个手机：“华盛顿想与你通话。”萨默斯从希望在芝加哥他的汽车里装有一部电话发展到他在阿比让的独木舟里有一部电话，仅用了9年。
萨默斯的电话传奇可以认为是由冷战培育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此变化就是我们怎样与其他人的沟通。我称此变化为“技术民主化”，它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多的家用电脑、调制解调器、手机、光纤系统、因特网站点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联络越来越多的国家，连接手段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发展得都快，程度也越来越深、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在华盛顿特区有家银行，名为“春之谷”，该行为顾客提供各种各样的因特网和电话服务，银行带诗韵的广告词是对技术民主化的最好概括，广告词说：“让我们把银行开到您家里去。”多亏了技术民主化，我们所有人家里都有了一个银行、有了一个办公室、有了一张报纸、有了一个书店、有了一个经纪所、有了一个工厂、有了一个投资公司、有了一所学校……
技术民主化的结果是集80年代数项技术革新之大成，包括计算机化、电讯化、小型化、
压缩技术和数字化。例如芯片计算机的进步，使计算机的能力每过18个月就翻一翻，超过过去30年的总和，而压缩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大量数据可以存放在一张1英寸软盘上（自1991年以来每年的储存量增加了60％）。与此同时，储存能力的价格从每兆字节5美元下降到5美分，使计算机能力更强大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电讯技术的突破使打电话和传送数据的价格大幅下降，通过电话线、光纤电缆甚至一个无线电信号使传送信息的速度、距离、总量稳步上升。
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给任何地方打回电话，也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从任何地方打回电话，包括从笔记本电脑、巨型计算机、飞机座位上，甚至珠穆朗玛峰山顶打电话。这些能够实现，都是因为小型化技术的发展使电话、计算机、页面调度程序的重量和体积不断减少。现在人们可以将其携带到遥远的地方，收入微薄的人也能买得起。看看《今日美国》报最近刊登的整版广告，是美国大型无线运营商NEXTEL蜂窝电话公司向读者展示最新式的摩托罗拉 1000型袖珍手机，广告标题是：“工业领域里的巨大革新，你口袋中的手机超小型。”该广告继续解释说，摩托罗拉新型的盎司重的手机具有下列特点：文本和数值型页面、振动改变、电池待机时间长、声音邮件、ID调用程序、数字双向广播、三路电话线、因特网连接及一个麦克风。而1988年7月《高尔夫》杂志介绍的一个故事是如何说的呢？报道说许多高尔夫场所，开始在他们的高尔夫车上安装Spyder…9000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可以让驾车者对打出去的球进行电子跟踪，测量球飞出的码数，通过看录像预测如何入洞、预订午餐、了解股票价格、观看电视商业频道，唯一无法做到的就是将球打入洞里。
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3）
由于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所有这些革新都得到了加强或正在加强。数字化就如同一种法术，它将我们的声音、语调、电影、电视信号、音乐、颜色、图片、文字、文档、数字、计算机语言及任何你可以想象得出的数据以二进制形式输进计算机，再通过全世界的电话线、卫星和光纤电缆传送出去。计算机的二进制是计算机最基本的形式，不外乎是以1和0的不同形式进行的组合。数字革新是将声音、图片、数字和符号缩减成不同的1与0的编码，然后通过电讯传送到另一端能将1和0解码的接受机，接受机几乎可以将它们恢复成原样。《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就如我们能很快将加奶咖啡速冻，再拿出来加水，它就和任何刚煮出的意大利热咖啡一样浓厚芳香。”尼葛洛·庞帝还指出，我们现在能将更多的东西通过“从原子到位”，从形和声到1和0的方法进行冰冻，然后花很少的钱将它们传送到更远的地方。
这一过程也可以设想成这样：芯片和计算机犹如一台暖气锅炉，能将世界上包罗万象的东西压缩成位。卫星、电话和光纤电缆就是导管，能将暖气锅炉压缩的东西传送到世界各地。当这些管道变得更先进——当衡量你的管道每秒钟输送多少1和0的“带宽”增加——我们就能输送越来越多的通过暖气锅炉压缩成位的原子。
数字化过程对了解全球化体系如此关键，使全球化成为一种独特现象，我们有必要举出一个现实例子加以说明它是如何工作的。以一个普通的电话机为例，你在纽约拿起电话，给在曼谷的朋友拨号，当你对着话筒说话时，从你嘴里出来的空气压迫话筒的振动膜，振动膜再随着你的声音来回振动。振动膜是与一个绕着电线圈的磁铁连在一起的，当振动膜振动磁铁，磁场在电线中产生电流，磁场随着你的声音振动而波动，因此线圈里的电流也随着你的声音振动而流动。于是从你嘴里出来的声音转变成振动的电磁信号，随着你的声音抑扬顿挫变成波传送出去。如果你在示波器中观察过声音的传播，对此就会非常清楚了。
如何才能将它转变成能传送的位呢？你可以简单地想象这些电波是在输电网里上下波动。你将每个波切成小瓣，量出它的高度，用1或0将其表达出来。例如，一个高为10的瓣可以用11110000表示，11可以用11111000表示，等等。每个1和0分别转换成一个电路脉冲，当把它们拼在一起时，就成了一个方波，它与类似的声波不同，声波就如海洋里上下振动的波浪，在传送过程中，很容易受外界干扰，造成失真和变形，方波的传送仅是1向上0向下，接受装置很容易收到并能原汁原味地读出。我们唯一可提出的问题是：它仅是上和下——当从相反的方向看这个波也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数字传送会如此准确，为什么当你在纽约，从口中或文传机或计算机发送出来的像一条直线一样的1和0，在机器另一端能自动出来一模一样的1和0。
如果你是位爱说话的人且与你在曼谷的朋友聊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就有大量1和0的电路脉冲需要输送，由于技术创造的奇迹，那些1和0可以被压缩（计算机界的行话说8x1和8x0，而不说11111111和00000000）现在将我的声音压缩成一小块位，要将它们移动，我们有好几种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波发射，在没有整理的情况下，1伏特是1，2伏特是0。我们或者可以用发射光波的光纤电缆来移动，光束启动时是1，结束时是0（光盘就是一张塑料圆盘压上铝镆，上面挖些洞，洞底表示1，洞边表示0），你所有的CD机都能向光盘上发出激光，读出1和0，将它们转换成最初发出的那样悦耳动听的声音。我们或者可以使用无线电波来移动，高调表示1，低调表示0。但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其结果都是一次完美的复制。在我给曼谷打电话时，我的声音可能转换成光纤上的光波，然后这些光波到达曼谷，进入我朋友的听筒，由一个将1和0的装置转换成一定的电压，电压碰撞听筒上的线圈，就发出声波。当线圈受到碰撞时，就会产生一个磁场，从而使得磁铁来回振动，引起听筒隔膜的运动，然后隔膜压缩空气，将我的声音还原。说变就变！每次都能达到尼葛洛·庞帝的加奶咖啡速冻或溶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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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4）
当我说计算机化、小型化、电讯化和数字化表示技术上的革新时，我所指的意思是，它使得全世界亿万人民有可能心心相连，用各种方法交流信息、新闻、知识、金钱、全家福合影、金融贸易、音乐和电视图像，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技术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在过去，如果你住在纽约，而你有个小孩生活在澳大利亚并有了个小孙子，你小孩通常会到外边去，找个照相机，买几个柯达卷，照上几张孙子的相片，然后冲洗出来，放进信封，通过邮局寄给你。如果10天后你能见到你孙子的相片，那就算你幸运了。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用数字照相机拍摄孙子的照片，用数字化技术将它们输进一个寸塑料磁盘里，用数字化技术编到计算机里，再用数字化技术发送到因特网上，所有这一切在孩子出生10小时后就能完成。
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劳伦斯·克罗斯曼精辟地总结了技术民主化：“印刷，”他说“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读者。静电复制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出版者，电视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观众，数字化使得我们大家都成了广播员。”
克罗斯曼还观察出了另外一个特点：此次全球化与以前的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简言之，这次技术民主化出现了“全球化生产”。今天，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成了生产者，而今天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将生产原料运往发达国家，再由发达国家生产出成品，发展中国家再从发达国家买回成品。不！今天，由于技术民主化，各种国家都有可能得到技术、原料和资金，也都有可能成为生产者或合同承包人并亲自完成高精技术生产或服务，这也成了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更神秘的力量。其细节我将在以后讨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由于技术民主化，才使得泰国有可能在15年内，从一个主要生产大米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小型运货卡车生产国，甚至成为第四大摩托车生产国，使其生产力量敢与底特律市争高低。
技术的民主化并不仅体现在汽车和摩托车生产上，正如曼谷一家互助基金的经理蒂拉·普特拉克尔告诉我的那样：“在我们互助基金，不搞重新投资，只搞引进。我们购买某些技术，（我们母公司）信贷部将为其支付1/10。以这台声动控制系统为例，投资者打进来时，按1键，可以查看基金资产价值，按2键可以看到标价，按3键就拍卖。如果你想购买或赎回你在互助基金的股份，完全可以运用远程电讯银行业务办理相关手续。对于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们就廉价购进，搁在一边等待发展，这是全球化最美妙的部分，过去，我们小地方的人见识少，而现在我们有了全球化技术并能应用。”
技术民主化的含义，是将创造财富的潜在能力转变成地域上广泛传播的知识，让所有以前没有机会接触技术的人了解并应用新技术。在吉隆坡，我遇见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女士，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给香港戴尔公司打电话寻求技术援助，出面解决问题的是顾客服务部的专家，也是香港本地人，能讲地道的广东话和香港方言。我的朋友顺便告诉戴尔专家，那天市中心的雨下得非常厉害，她问戴尔办公室的雨是否也下得这么厉害。戴尔公司的专家回答说这儿不下雨，问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原来她在数千里外的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有位马籍华人专家也服务于戴尔，可以说这位专家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但他必须在槟榔屿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工作。技术民主化使得这一切有可能。印度正成为世界性办公基地（据《经济学家》1999年8月19日报道，以印度为总部的印度电话接线员正在为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服务，在任何时间，他们都可以从印度给得克萨斯某人打电话，询问他们信用卡的款为何迟迟没有到，据报道，印度接线员“假装成西方人用很重的鼻音说话”）。瑞士将整个财会部，包括计算机操作员，从高工资的瑞士转移到了低工资的印度，以便降低秘书、程序员和会计的劳动成本。由于数字和网络化，只要你具备与讲英语的高等学校或大学的毕业生们沟通的能力，这类工作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完成，这给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等讲英语的英联邦和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国航空世界网络服务公司，将经常乘坐该航空公司飞机的乘客所乘的英里数记录下来。新德里一家远程计算机公司生产的选数管，免费从美国得到医生的意见，再把记录翻译过来，用文本形式传到美国的一个保健组织。《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9月2日）报道，现在美国在线在马尼拉拥有600菲律宾人担任的顾客服务员，他们每天要回答10000—12000个有关技术或局面问答，提问者多数来自美国，80％的问题是解释全部联机的顾客的电子邮件遇到的问题。在菲律宾付给受过高等教育的联机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每天美元。《远东经济评论》说，这个数字比菲律宾法定的最低工资高出35％，但仅相当于美国非熟练工人一个小时的薪水。事实上，这是少得可怜的工资，但这是将受过教育的菲律宾新一代人带进快速发展的世界的第一步，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的某些精英将会离开，自立门户，开一家小技术公司，最先是语言处理机，再发展到全部联机。电脑服务和远程计算机迅速扩张的市场为亚洲下一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泰国这样积极参与的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提供廉价的机器制造参与到全球化搏斗中，他们正在为获得最好的远程计算机业务和服务，以及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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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5）
我曾与太阳微电脑公司的网络设计主任杰夫·贝尔一起探讨，技术民主和生产方式最终将导致什么局面，对这些事贝尔和我谈论得越多，我们的想法也就越玄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提供所有一切非贸易服务，为什么一些政府工作不可以这样呢？”贝尔提出。可以设想——让俄罗斯人去做突击队和私人保镖，印度人帮助看管书店，瑞士人可以管理海关，让德国人控制中央银行，意大利人可以设计你们所需的各式鞋子，还可以请英国人出来管理大学，日本人可以开办小学和管理火车……
资本民主化
在向全球化转变中，技术民主化的确帮助培育了第二个主要变化，即我们如何投资的变化，我将此称为“资本民主”。因为冷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多数规模大的国内、国际贷款和担保是由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承担。这些由穿白鞋的人管理的机构经常给过去有良好记录和“投资等级”好的公司提供贷款，造成银行贷款非常不民主。保守银行仍然抱着保证信用可靠性的陈旧观念，如果一个暴发户需要将他的财产变成现金，常常取决于他是否在银行和保险公司里“有进项”。这类银行通常由一些反应迟缓的行政人员或决策委员会管理，他们不愿意冒险，对市场上出现的变化也不会有什么特殊反应。
商业银行实际上在60年代后期随着“商业票据”市场的出现就逐渐形成了，他们合伙向公众发行的票证，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合作证券市场的创立使世界金融界出现了多元化，打破了银行的垄断地位。商业票证在70年代随着房屋抵押“担保”的出现而兴旺，投资银行开始收买银行和房屋抵押公司，将所有的抵押全部买下再进行重新投资组合，分成1000美元一股，大家就能买得起。我们就在投资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得到比平常高的利息。利息和股票的收入主要来自每月交纳的房屋抵押款，担保人向所有的公司和投资者敞开大门，但在他们筹集到款项前绝对不可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
虽然，这个资本的民主化真正出现爆炸是在80年代。一位才华横溢、活泼机警但绝对腐败的操纵低级股票的行家迈克尔·米尔肯，将阻碍资本民主的最后一个栅栏搬开。米尔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1970年走上社会时效劳于费城的Drexel佣金公司。当时，没有一家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留心过大量低价出售的“垃圾股”，只有那些曾经营热门股票但又陷入困境以及从开始就因资金不足没有什么业绩的公司才炒作那些“垃圾股”。米尔肯认为大银行的这种行为过于愚昧，他自己对低价股票进行过计算并悄悄地进行学术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那些不考虑投资级别的公司，如果想获得贷款的话，要比有级别的公司多支付3…10个百分点的利息。但事实上，这些公司走向破产也仅仅比那些经营优绩股的公司多付一点点利息，他们的回报率很低。因此，所谓的“垃圾股”实际上是个赚钱的机会，而不必担什么风险。如果将许多低价股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基金会，即使它们中某些资金不到位，该基金会的利率仍然可以比经营优绩股的公司高出3…4个百分点，而不存在任何风险。正如《金融周刊》1995年3月指出的那样：米尔肯用他自己的逻辑武装自己，“在不可置信的世界里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同样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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