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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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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觉醒，虽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中，但不甘雌伏的刘备，必须骗得他的信任，才能逃脱魔掌。所以，在菜园子里挥锄灌溉，表演那份胸无大志的样子，虽然曹操一个劲地测验他，他在装孙子方面，倒也是个不错的演员。
但刘玄德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能沉得住气的韬晦者，所以，他一方面以学圃为障眼术，一方面急急寻找机会，早日摆脱曹操的羁縻。空隙总是有的，正好袁术要弃淮南，欲归河北袁绍，他借了这个口实，去攻打那个想当皇帝的蠢货，就逃出许都了。
韬晦是一门学问，在历史上，最成功的韬晦者，莫过于越王勾践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如愿以偿，这才是真正的韬晦大师。刘备的韬晦，应该说是够水准，但不能说是炉火纯青。当曹操“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和他谈论天下英雄时，刘备一个劲地装傻卖呆，多少有些失度。后来惊雷失筷时的掩饰，也多少有些牵强。做戏总以不愠不火为佳，太表演了就要让观众出戏。幸亏曹操当时踌躇满志，傲踞自负，竟没有察觉刘备的叵测之心。说到底，曹操其实并不太在乎他的。虽然许他为英雄，那不过是酒酣耳热时的顺手人情罢了。他在许都时，有人建议把刘备干掉，可曹操说：“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后来他借机跑了，部下要把他抓回来，曹操一挥手说：“我既遗之，何可复悔？”根本不把刘备太当回事的。如果曹操十分忌刻刘备的话，他的韬晦表演，也未必能够成功。正如文坛上个别在那儿“灌园种菜”的人物一样，有时也掩饰不住那不甘寂寞的心，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看见只当不看见地不当回事罢了。
弱者仰鼻息于强者，寄人篱下，那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稍有疏忽，便有败露之险。所以，刘备在这一段日子里，倒未曾犯什么大的错误，才奠定了他此后发展的基础。这样，他和孙权据江东世族之势，和曹操拥中原腹地之重，是没法相比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可赞可叹的了。
蜀国相对来讲，要小一点，但要是看到刘备能在三分天下中生存下来，在群雄争斗中拓展出这一块土地，称国为王，也值得为他喝一声彩的了。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败在曹操手下，而弱小的刘备最后雄踞西川，扼守巴蜀，倒也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
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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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民渡江的刘备（1）
有一句专门针对《三国演义》的民谚，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意思是说，年轻人火气壮，爱抗争，好犯上，喜动武，看了梁山泊英雄的造反行径以后，对于本来就有的逆反心理，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样，《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计谋的书，是一本动心眼，玩权术的书，会使经历了人事沧桑的老年人，心术变得更坏，成为老奸巨猾的人。
其实不然，《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些明枪暗刀，你争我斗，互为心计，勾结利用，合纵连横，忽敌忽友，虚实不定，瞒天欺世的政治矛盾，军事交锋，人际关系的纠葛，世事的分合，倒是像一本生活教科书那样，使我们学会为人处世中谨慎感情的学问。
感情是可贵的，但若是看不透人世的本质，滥用感情，反而会被感情所误。
刘备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自从他讨黄巾起事以后，先投公孙瓒，一看没有戏，掉转屁股走去。后依陶谦，结果把人家的地盘占了。靠吕布辕门射戟解了他的围，但在曹操捉住了吕布以后，他不咸不淡的一句话，促使曹操下决心把吕布杀掉。曹操把他引见了汉献帝，得了一个皇叔的身份，刚刚在相府小亭里，煮酒论英雄，一转眼间，杀了车胄，叛了曹操，走出牢笼。把袁术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袁术本人也饿渴得吐血斗余而死。而后，刘备居然又去向袁术之兄袁绍求助。而那个袁绍竟也不顾手足之情，答允出兵救援刘备。刘备若非心如铁石，绝对不动任何感情的话，他也早成了别人的刀下之鬼了。
直到他后来投靠刘表，以至荆州变色，入蜀以后，造成刘璋失势，虽然也假惺惺地仁义过，还挥洒几滴老泪，但从他这数十年的经历看，一切冠冕堂皇的表态，信誓旦旦的语言，称臣纳贡的虔诚，不共戴天的仇恨，都不是看得那么认真的。在他眼里，应该的，变成不应该，可能的，化为不可能，相反，倒行逆施，心安理得，悖谬逻辑，竟是真理。这一切，统统以其切身利益，来决定是非黑白。刘备能够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方，说明他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位枭雄。不过，他不像曹操那样赤裸裸地杀伐无情罢了。
所以，对政治家来说，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人，一切以维护和扩充自我利益为准绳，感情是次而又次之的。尤其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更是划分敌友界限的最高标准。
因为在###中，各派力量总是要在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下，不停地分化瓦解和不停地重新组合。合纵也好，连横也好，任何歃血同盟或是签字画押的联合协议，都属于短期行为的暂时团结。谁也不能保证墨迹未干，而双方已离心离德，分道扬镳，条约只不过是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同样，昨天在疆场上厮杀的仇敌，今天拥抱在一起，亲密得难解难分，不是什么稀奇的新闻。早晨还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呢，到了傍晚，杯酒言欢，尽释前嫌，俨然像双胞胎，联成一体，进入无差别境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若是有太多的感情牵惹，那就伏下败亡的根苗了。
但刘备这个人，所以不如曹操那样成其大事，就在于他还未能把握那个奸雄的“宁我负人，人莫负我”的自私到家的哲学。所以，有时候，难免感情用事，倒把自己害苦了的。撤离江陵时，舍不得抛下数十万乡亲，一定要携民渡江，结果以惨败告终。关羽被吕蒙杀掉，为手足之情，竟倾全蜀之兵，不听劝阻，出川与东吴决战，最后，损兵折将，再回不去蜀中，在白帝城长逝了。
所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人旧有的文化心理，以及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孔孟之道，显然只可放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要是当真，这个政治家可能有感召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会由于他的迂腐而丧失殆尽的。
看透这一切，举眼望古往今来的分合成败，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成大事者，无不把感情因素压缩到最小最小的程度。政治家如此，其实，非政治家又何尝不如此呢？
携民渡江的刘备（2）
若一个人，不懂得谨慎感情，或感情泛滥，或过于感情用事，那他肯定会为这份多情烦恼的，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在等待着呢！
孔融之死（1）
孔融，是汉末的大名士。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孔融属于后者。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这位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曹操说了算，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孔融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这位大名士，有资格看不起曹操：“你算老几？”因为他是孔子二十世孙，是汉末知识分子的政治领袖，是任过北海太守，为一方诸侯的人物。无论其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在汉末，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
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简直太光荣了，这和阿Q与赵太爷攀同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后来从北海到许都，任将作大匠，也就是建筑工程部长，这位大名士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资本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地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后汉书》载他和祢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曹操的容忍，自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当时，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不敢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过于自信，对时局估计错误，小看了曹操。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是一股抗衡力量。结果，便不自量力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
从曹操下定决心###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犯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悲剧了。
孔融之死（2）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我们在曹操赐死崔琰令中，有一句话，值得深思。“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讳的，是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而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伏了刑，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考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把他彻底搞臭了。
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
不论谁，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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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成神小说之功（1）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一部小说，能将其中一个人物塑造成万民心目中的一位尊神者，敬仰之，供奉之，祭祀之，膜拜之，只有这部《三国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要说文学的功能，影响最大，反映最佳，社会效果最强烈者，莫过于此了。
造神，是中国人最爱玩的一种骗人游戏。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造各式各样的神来愚弄老百姓，还有的，造自己为神或者鼓吹个人迷信之类，让大家顶礼膜拜。但不论造得多么神乎其神，终究有倒牌子的一天，只有《三国演义》造出来的这个关帝，具有想象不到的长远生命力。
近二三百年间，中国人（包括海外华裔）信关帝，关圣，关公菩萨者，几乎与崇敬孔夫子的人数等量。凡有文庙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一座关帝庙。而一般人家的神龛上，供奉孔夫子的，远远没有供奉关羽的多。这种被万民景仰的程度，真使那些生前恨不能成为上帝，死后便被人轻易忘记者，在九泉下难以瞑目的。
十几年前，我到沙头角，看到那里每间店铺中，都供着关公菩萨，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很有新鲜感。近些年来，大陆地区，由南而北，关云长和他的青龙偃月刀，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很多城镇还建起关帝庙，香火鼎盛；饭店酒楼，一进门，必有关羽和周仓、关平的立像，驱邪降魔。《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能造出一位神明来，文学的力量确实不能低估。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公案，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但是，小说造神，只有这部《三国演义》当之无愧。小说的一个人物，能够跳出小说，变成一个远比小说中所刻画的那个形象，更高大，更名垂万世的神灵，不能不说是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字奇迹。
根据《三国志》这部官方的史书看，对关羽的评价，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从这段评价看，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也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荆州之失，导致蜀国的败弱，他是不能辞其咎的。所以，他连一个超凡的人都说不上，然而他却成了神，这里面，有很值得研究的中国人的造神现象。
人们为什么信神？主要是不信自己。为什么不信自己？是由于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并未摆脱奴隶制度那种人身依附的层层契约关系，和绝无人身安全可言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权专制制度。不知何罪，全家籍没入官，财产充公，妻子儿女，罚往宁古塔给披发人为奴。了然不知，被株连九族之内，送上法场，枭首示众。在“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凄惶状态下，无可求助的中国人，不仰赖于神祇的佑护，焉有他法？
于是关羽就成了这种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要比统治者或个人迷信，或造神运动所强加给老百姓的神，生命力要长远得多。
为什么关羽成神？一、因为书中把他写成是万人之敌，是仁义之师，是必胜之将，老百姓深知对付万恶的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还是青龙偃月刀最为管用。降魔压邪，扶善反恶，需要关羽这样有力量的神。二、在中国人的神鬼文化中，关羽是最具有人间色彩的神。在书中，他是“义”的化身，这个“义”，在老百姓看来，更多的是江湖义气的“义”。施之以恩，报之以德，款之以情，还之以义。这“义”，正是那些毫无安全感的小民们，所期求的相互之间的盟契基础。三、关羽的“义”，与正义、大义，不完全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是以自身的价值观，利害观为标准的。无论你是谁，刘备也好，曹操也好，只要一片真心，以诚相待过我，那你在危急中，我必能拔刀相助，豁出身家性命，虽万死而不辞来回报。这也正是人们不敬别的神，独敬关羽的缘故。
关羽成神小说之功（2）
关羽之所以能从小说中跳出来成为老百姓的神，正是小说里充分描写了这种义薄云天的形象，符合了老百姓无援求助的心理。另外，关羽的忠诚信义，不事二主，也符合历代统治者驾驭臣民的需要，于是封号由汉献帝的“汉寿亭侯”，到刘备的“前将军”，到刘禅的“壮缪侯”，到宋徽宗的“忠惠公”，到元文宗的“武安王”，到明万历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帝圣君”，到清代顺治、乾隆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一级一级地上升，成了中国人最普遍信仰的神。
一是统治者需要这样忠贞不贰的神，二是老百姓觉得他不是那种敬而远之的神。由此，也可以了解《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永盛不衰的生命力的所在了。
善将将者方为帅（1）
将，作为动词，是统帅的意思。三国时期的曹操，称得上是一个善将将的领袖人物。但电视剧《三国演义》承袭了原小说的“蜀汉正统论”，把曹操描画成一个奸雄，实在是有悖于历史的。这种编创意图，对于曹操的理解，基本上未能摆脱京剧舞台上的大白脸形象。张贤亮有一天从银川给我来电话，顺便谈到了这一点，他很不以为然，我也有相同看法。既然是现代人来处理这个历史题材，至少要比较客观一点，比封建时代宣扬的那种正统观念，应该有所超越才是。
中国影视界的编导们，仍处于照猫画虎的阶段，也就不必过高期许了。
其实，曹操倒真是一位大英雄，毛主席都赞他“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三国时期的大部分疆土，是他在统治着的。而在汉代最为头疼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扰边问题，在他的镇抚下，相对平静到晋代中叶。而曹操能够成就事业，和他的英武，他的抱负，他的决策，他的用人分不开的。第二十六回《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虽极写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之勇，报曹操厚遇之信，追刘备手足之义，辞行出走之光明磊落，也写了袁绍昏聩愚钝，反复无常，两杀刘备，拖下去斩首又拉上来赔罪的，近乎儿戏的悖谬。其实，写这两个人，正是反衬出曹操的非同寻常，他能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殷切，力挽关羽，而关羽真的为他卖命；刘备投奔在袁绍帐下，却心怀叵测，动不动就要拆他的台的。
仅从这一点看，在用人上，袁绍远逊于曹操，最终败于曹操，是必然的定局。
刘邦与项羽决一死战时，韩信是为他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刘邦坐稳江山后，不放心韩信，要动手收拾这员大将。韩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削掉军权，到刘邦的眼皮子底下来当寓公了。有一次，刘邦和这位失势的将军聊天，问他：“像我这样的军事指挥水平，能统帅多少军队？”韩信回答：“陛下至多只能统领十万人马！”刘邦问：“那么你呢？”韩信说：“臣，当然是多多而益善了！”刘邦哈哈大笑：“你既然多多益善，为什么现在被我抓住了呢？”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所以我就被陛下擒拿住了。”
一个统帅，并不在将兵，而在将将。
关羽披挂上阵，先诛颜良，后杀文丑，报效立功，削弱了袁绍的强势，其实是曹操的功劳。他能驱使并不真心降他的一员大将，在战场上为他驰骋，可见他的驭将的本领。若是他像袁绍一样，动不动把刘备推下去斩首，来对待关羽的话，恐怕关羽未必自告奋勇，跃马上阵了。
袁绍能为幼子之病，形销骨立，痛不欲生，失去了绝好的战机。幕下良臣，如田丰，如沮授，只不过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见，忤触了他，一个被关进牢房，一个被弃置不用。而对刘备，忽而阶下囚，忽而座上客，若不是走投无路的话，刘备恐怕一天也不会在袁绍处呆下去的。这种离心离德、众叛亲离的人，鲜有不一败涂地的。
所以，作为一个统帅，发现人才，善用人才是至为关键之事。选贤与能，擢优任良，恩威并施，赏罚分明，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韩信最初受萧何之荐，投奔刘邦时，也有过一次谈话：“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贤属将，此恃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剜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淮阴侯这番话，是有深刻道理的。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如果曹操真不想放他走，他插翅也难飞出牢笼。如果曹操想造个人舆论，完全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他只是让张辽先行一步，然后十数骑匆匆赶上，不正表明曹操送行之诚意么？那个傻瓜蔡阳不服，定要去追杀时。曹操叱曰：“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放走一个关羽，但树立了一个给麾下将领仿效的活榜样，他得到的肯定要比失去的多。
善将将者方为帅（2）
这不能不膺服这位善将将者的大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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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不死人捧杀人（1）
胜利，是好事，但躺在胜利上，吃老本，就不见得是好事了。假如，再有若干捧场的，米汤灌得晕晕乎乎，不知东西南北，怕离失败不会太远了。千里单骑，过关斩将，是关云长一生最得意之笔。与此同时，他的自负，他的傲慢，也播下了日后败走麦城，杀身成仁的种子。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他“刚而自矜”，是对他的准确评价。所以，“福者祸之先，利者害之始”，好事也能变为坏事，这两者存在着辩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自矜者，骄傲也，上至圣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毛主席告诫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的那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所以，凡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作一份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于自身些许成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吹嘘哄抬，拍马奉承，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能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目迷五色，不酒自醉，在那里作文豪状了。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来看，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之心。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了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吗；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地趾高气扬，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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