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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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地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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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不死人捧杀人（2）
所以，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一些作家，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所以，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作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园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作大旗，用以唬人，或是躲在谁的裤裆里，抽冷子龇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愤，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沉湎在往昔的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高烧40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作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儿光芒万丈了，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了。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一路杀将过去，获得了盖世英名，因此，也有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不清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张飞杀关羽（1）
读报上一篇文章，说到旧时河南某地的关帝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评价关云长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老实讲，在所有的关帝庙里，都是极颂其武艺功勋，操行德守，忠贞刚烈，义薄云天的光辉，还少见这样两分法看待关羽的持平之论。
　　关羽投降曹操这个污点，和关羽成为神灵的不朽形象，这是一个令文学家难以为之圆其说的矛盾。有一出京剧，叫《古城会》，就表演的这段故事。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因为关羽降过曹操，不信任他，一时间产生出要杀掉他的念头。他也为无法辩白而苦恼，怎么讲，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来，为关云长洗清自己，献上了一颗头颅，一刀下去，兄弟尽释前嫌。
　　当时，诸侯混战，盗贼蜂起，争城夺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击或者不告而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的。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看来张飞不仅猛，还很具有革命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揭了吕布的老底。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时，###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期间，变幻莫测，真称得上是朝秦暮楚，但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
　　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郃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那位大谋士贾诩，曾经和曹操作过对，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战役中背袁向曹投诚，并献计立了大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张飞要杀关羽，就因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样怒不可遏，是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恕他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拜过把子，成为异姓手足，情同生死，张飞也许不会对关羽耿耿于怀了。
　　关羽降曹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有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没有因他背叛刘备而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倒使关张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国，或者还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观念中，认为生命价值是高于一切，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惟有死亡一途的话，那么缴枪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应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根据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的情况，还有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龙偃月刀，是无可非议的。
　　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所以，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为此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就颇费周章了。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国人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
　　这样，罗先生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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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杀关羽（2）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因为封建礼教窒息得国人，几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趋向极端，凡事绝对化，看问题形而上。于是，这种自我桎梏的人，对别人缺少最起码的谅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怀疑和恐惧，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纯净，于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逼使更多的应该团结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马迁为被围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汉武帝反映了贰师将军救援不力，不得不败的真话，结果受了宫刑，关进蚕室。从此，谁也不敢为这些败而不以一死来殉国的人多说一句话。
　　大是大非，当然是应该泾渭分明，否则还有什么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呢？但是，若偏执到全凭意气用事，疑虑到不讲实事求是，狭隘到人皆为敌的程度，那么，《古城会》将以关老爷人头落地的结果告终。回顾历史，甚至不久以前的文革，这种不死于真正的敌人手里，而被自己人残害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官渡成败的秘辛（1）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实在是世相的准确描写。三国期间，袁绍实力最强，称得上是霸主之势，曹操渐渐壮大起来，当然不买账，于是，这两个人明摆着要决一胜负。
　　在这个世界上，两强相遇，彬彬有礼地和平共处，大概是不可能的。暂时的握手言欢，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但最后，总是要摊牌，要分个高低上下，总是这两强中的一个要降服于另一个，这才相安无事。中外古今的一切纷扰，大则国家间的战争，小则人与人的矛盾，无不是由于这种降服与不甘降服的斗争而产生的。在利害面前，绝对意义的朋友，简直是凤毛麟角，都得根据自身的得失，来决定友情的深浅。所以，曹操和袁绍，虽然早年还算志同道合，但后来各霸一方，势均力敌之后，谁把谁吃掉，便是这两个人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三国志》对袁绍的评价是：“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群蜂起，莫不假其名。”“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因此在家族地位，政治声望，个人魅力，民情舆论上也比曹操有号召力。正因为如此，袁绍知道曹操是个枭雄，不过，并不太把他放在心上。曹操虽然看不上袁绍，了解他并非宣传的那样了不得，实际是很凡庸的。但对他的实力，心底里是有点怵怯的。
　　这时的谁怕谁，是从实力考虑的。
　　在群雄互斗、征战不已的格局中，曹操说过：“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从只占六分之一的弱势出发，他可以对刘备、吕布、袁术、孙策、刘表等，不那么在意，但对袁绍，他不敢不认真对待。所以，他在许都立下脚来，第一件事，就是拉拢袁绍，用献帝的名义，封官许爵，赶紧封了一个太尉的职衔给袁绍。袁绍偏不领这份情，拒绝接受，摆着架子。曹操只好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他，以求暂时妥协。
　　两强相峙，各不相让，操、绍决战，势不可免。
　　曹操以七万兵力和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对阵，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以弱击强的战役。官渡一战，对曹操来讲，至关重要。秦、汉之际，得中原就等于得天下，要得天下，必先取中原。袁绍不除，中原不稳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就是他一个永远的心腹之患。而且，袁绍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你不把他吃掉，他就会把你吃掉，这是早晚的事。所以，曹操进军洛阳，迁都许昌以后，一方面授官安抚这个劲敌，一方面除吕布，逐刘备，拒袁术，抚孙策，扫清周围，也是在为彻底消灭袁绍作准备。
　　面对强大敌人，曹营内部上上下下的心理压力很大，有的人私下与袁绍方面输诚纳款，有的人则散播失败情绪。对于作为统帅的曹操来讲，以弱胜强，以寡敌众，能不能打赢这场仗，也是充满疑虑的。他说过：“袁绍据河北，兵势疆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所以，在这决战前夕的谁怕谁，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实力问题，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战争，必须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做出涵盖着政治的、经济的通盘的考虑。不仅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了。
　　他的谋士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其实是在理论上巩固曹操的心理优势。而荀文若批驳以孔融为代表的畏袁思想，也从根本上分析了袁绍貌似强大，本质虚弱的真实情况。政治这东西是虚的，但在增强斗志，提高士气，鼓舞人心，勇往直前上，能起到枪炮起不了的作用。
　　在黎阳相峙，廷津交手以后，曹操便有信心寻找战机与袁绍摊牌了。
　　这场战争，袁绍所以兵败如山倒，是败在精神状态上。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打不赢仗的。袁绍的败，又和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性格分不开的。两军对垒，当然也是双方统帅才智的较量。一个具有“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许多劣质因素的袁绍，不是把田丰关进牢里，就是把许攸逐出军营，其他像沮授、审配等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又忠诚于他的谋士，弃而不用，怎么敌得过那礼贤下士，深夜里听说许攸来降，光着脚跳下床，忙不及地迎接的曹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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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成败的秘辛（2）
从发兵声讨董卓开始，袁绍就未有任何才禀的特殊表现。这和我们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碌碌之辈，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下来，由于历史的误会，居然窃居人上，尸位素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若能甘于凡庸，无所作为，在他治下的子民，也许是份福。而越是这样的货色，越不安生，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许多决策的错误，包括我们身受体知的，无不可以从这些失败中，找出个人性格的劣质因素的来源。最后身败名裂为止，但跟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依靠的是实力，他的本钱就是地盘和兵马。曹操知道自己实力远不如他，但他懂得利用天下的智力，和实质是一种精神、一种政治的称之为道的无形财富。结果，曹操赢了。
　　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的，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思想精神文化素养政治品质的人，倒是应该吸取一下三国时期这个谁怕谁的历史教训。权谋三国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教科书。因此，这部书好看的地方，便是其中的计谋，和制造计谋的谋士，以及使用这些谋士的主子。在三国初期，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里，以曹操和袁绍二人手下的谋士最众。这些谋士的谋略水平都不低，但曹操获益于谋士很多，但袁绍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那些太能干的谋士手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论述袁绍时，说他“短于从善”，这是官方的评价，大抵是准确的。这位出身高门，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听不进去正确的话，不善采纳好的意见，便是他的致命伤。
　　袁绍因为家族的关系，曾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三国志》说他，“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手下的一些谋士，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但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一个人要有了这样的毛病，便一点辙也没有，只有走向败亡之途。他的谋士们看着他垮台，也无能为力，于是，或随之殉葬，或弃之求生，便是自己的选择。
　　“沮授、田丰俱忠臣也。”孔融这句话是说对了的。袁绍何许人也，这两位谋士会不清楚？知其不可谋而谋，悲剧便发生在这里。用人要有选择，被用于人，也要有选择，良禽择木而栖，还是一句金玉良言。袁绍最后到了用人疑人，是计疑计的程度，这等人怎能不败呢？而谋士们知其非主而事之，知其必败而从之，有识而无断，死也活该了。
　　官渡之战，曹操以七万兵力对抗袁绍七十万大军，这是一次在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例。曹操敢打这一仗，是已经看到敌方势重而实不强，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实质。“善能用兵，贤俊多归”八字，足以说明曹操必胜的原因了。而他在围攻袁绍不下的时刻，听说许攸从袁绍方面投奔过来，来不及穿鞋，就迎了出去，可见他求贤若渴之心。一番试探以后，纳言广听，从善如流，用人而不疑人，是计而不疑计，这样的统帅，能不操胜算么？
　　这场战争中，袁绍方面由于主将无能，谋士邀宠，自然是成群结党，内外勾连，互相捣乱，彼此拆台。加之盘算不一，利害有别，肯定什么卑劣手段，都会使得出来。因为，窝里讧，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谋士们动起心眼来，自己人整自己人，那就更在行了。
　　初时，审配、郭图为一党，造成沮授死，田丰杀，许攸走，张邰、高览奔，袁绍大败的局面。后来，袁绍死，袁尚、袁谭兄弟厮杀争斗，审配、逢纪一党，为袁尚出谋；郭图、辛评又一党，为袁谭献计。除了一个王修，说了一番手足道理外，所有这些谋士，无一不是火上浇油地促使内战升级。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若是存在小集团的同气相求，此呼彼应，拉帮结伙，暗中来往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的整体，在运作机制上，必定出了毛病，而且是出大毛病了。
　　

官渡成败的秘辛（3）
君子不党，这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党，即朋党，是一种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君子，可以理解为正派人的意思，那就是说，正派人不搞这些不正派的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活动。这种派性现象，倒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世界上凡国家，凡政党，凡机关团体，凡宗教、文化、社会团契，一直到黑手党，丐帮，行骗、扒窃的秘密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朋党存在。
　　不过，外国人搞派别活动，有阴谋者，也有阳谋者。公开亮出旗帜，毫不掩饰观点。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机制，也就是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假民主”有关吧？能够允许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做法上的不同，当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做做样子的。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则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亿万子民，只听一个声音的习惯，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所以，朋党，也就是山头、宗派、小集团、小圈子等，都是偷偷摸摸地经营，鬼鬼祟祟地活动，不见天日，秘密串连，眉目传情，心领意会，绝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哪怕心存叛逆，暗藏杀机，定时炸弹已开始倒数计时，那脸上仍然是狗的忠诚，猫的甜蜜，嘴上还在高唱精诚团结之歌的。
　　朋党，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是公开的话，多少还能起到一点制衡的作用，或许不无益处。如果是地下活动的话，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所以，袁绍之败，除了他个人因素外，这些谋士的内讧，也加速了他的灭亡。俗话说，“龙多不治水”，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像曹操那样，驾驭得住这些行云播雨的龙，便风调雨顺，岁稔年丰；若是像袁绍这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手下的这些龙，就要让他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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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赤壁（1）
曹操这个人，他的伟大之处，是胜得起，也败得起。不像有些人，胜时，贪天功为己有；败时，半点自我检查也不写，把过错全部推给别人。得意时，嚣张，不可一世，失败时，便孬得把头缩到裤裆里面。
　　他在翦除袁绍以后，一鼓作气，平定乌桓，肃清残寇，招徕贤才，拓边安民。至此，冀、青、幽、并、辽，西到大漠，东到渤海，整个北方中国，一统于曹操手中。对汉王朝一个最挠头的问题，也就是北方匈奴频繁扰边的积患，总算解决了。终曹操一生，平定的北方边界，没有使他再担忧分心过，这不能不说是大成就，大功绩。所以，当他站在白浪拍天的渤海之滨，那踌躇满志的心情，那神采飞扬的姿态，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诗怀，肯定是快乐得胡子都飞扬起来的。
　　他赢了，不树碑，不立传，不要人们对他山呼万岁，而是做诗。就是毛主席在北戴河写的“东临碣石有遗篇”了，这种胜利者的潇洒，古今罕见。
　　很显然，他从山东进军洛阳，掌握住汉献帝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要除掉袁绍这个在长江以北的唯一与他抗衡的不能两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强敌不除，中原不保。没有一个巩固的北方，曹操休想越长江天堑一步。然而，就在辽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和速扑丸，函首送诣曹操的建安十二年，也是诸葛亮隆中对策出台的一年，这种重新划分政治版图的设想，不能不使曹操震惊了。
　　诸葛亮出山时的隆中决策，实际上对三国的政治轮廓，重新划分，虽未尘埃落定，但也是基本成型了。在历史上的曹操，和在《三国演义》里奸诈枭恶，残忍嗜杀的曹操，不完全尽似，他实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今，已很难于史料中发现曹操对诸葛亮这一战略思想的态度，但深谋老算的曹操，不可能对如此牵涉政治格局的新思维，会无动于衷的。他的谍报系统，不会那么无能，他的智囊团，不会略无动静。于是，迫使他提前实行战略重心的南移，要腾出手来对付荆州的刘表和江南的孙权，也是针对诸葛亮的这个三分天下的战略。
　　于是，曹操几乎是不容间歇地挥师南下，大概有其对诸葛亮决策的反弹意义在内。否则，他不会不顾谋士多次建议休整，把曹仁派驻樊城，准备夺取刘表的荆州，更主要是防范有强烈拓展野心的刘备。起用这样一员亲信将领，可见他对南下的重视程度。一、曹仁是嫡系部队；二、曹仁是有政治头脑的一员猛将；三、曹仁和刘备作过战，深知对手。可见曹操防刘备，甚于孙权。他是不希望出现诸葛亮所设计的三足鼎立局面的。他的战略目光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落在了刘表的荆州版图上，让刘备无立足之地，也让诸葛亮的新思维，无用武之地。
　　其实，也有人建议曹操，东吴更是心腹之患。但他很清醒，虽然孙权实力远胜刘备，但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政治上提出三分天下的主张，军事上，出新野，攻樊城，烧博望，势不可遏。在取得刘表的荆州土地，也已到了瓜熟蒂落，坐享其成的地步。因此，对曹操来说，刘备比孙权，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两个人的存在，同是他的障碍。但他不可能两拳并出，在时间上必有先后之分。曹操的兵向荆襄而去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果然把刘备打了个落花流水，落荒而走。
　　这样，他又赢了，不但得到了荆州这块地盘，还打乱了隆中对策的时间表，不得不往后移了，至少晚了一两年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曹操头脑能够冷静下来，不急于发动赤壁大战，而是像南征前，进行军事准备；在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使荆州成为巩固的后方，那么，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现在，弄不懂曹操为什么那样执迷于一举而下江东的雄图大略？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性格因素，感情作用，常常左右他的决策。一个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最怕脑袋发热，自信自尊加之偏执，无不给国家人民造成灾难。而在历史上，功高之主，容易发热，功并不高的主，也同样发热，甚至有的其实无功，只不过是虚火，照样热得发昏。热的结果，便是胡来，胡来的结果，便是老百姓遭殃。这些发热的领袖们，一是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二是把以前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三是偏执到病态的程度，错了不认错；四是输不起，输了还要找个替罪羊，替他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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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赤壁（2）
很可能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功成业就，心满意足，开始头脑发热。置酒汉水之滨，庆祝克捷大会，那个说服刘表之子刘琮降操的文人王粲，捧起酒来，吹捧曹操：“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尽力，此三王之举也。”
　　一般说，失败的后遗症，是畏缩；胜利的后遗症，是狂躁。此刻的曹操，比在渤海边，碣石旁，更不可一世了。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他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宿愿，立万世基业了。
　　胜利接着胜利，在乘胜之威的追击途中，从统帅到士兵最易出现的倾向，一是急躁情绪，二是轻敌思想，三是由急躁、轻敌而形成的迷恋武力解决问题，但求速战速决；对于武力以外的克敌制胜之法，往往被急功近利者因其不能立见成效而疏忽摒弃，以致求快不快，反而忙中有失，这就是所谓的冲昏头脑了。
　　从魏武挥鞭的胜利，到火烧赤壁的失败，曹操的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深思的。有的人，有了点本钱，马上喜不自胜，有了点权势，立刻情不自禁，有了点名气，忙不及地招摇过市，有了点成绩，脑袋便开始发热，好像天和地之间，简直摆不下他。于是，指手画脚，为所欲为，信口开河，逐渐走向反面。如果曹操想到华容道在等着他时，能够冷静些，清醒些，谨慎些，多思些，也许不致那样狼狈了吧？
　　不过，他输得起，他给自己下台阶，他说，我自己要烧船的，周瑜不过徒得虚名罢了。然后，带着人马，杀向潼关，扑灭马超、韩遂在后院燃起之火，巩固阵脚去了。
　　是真英雄，赢是好汉，输也是好汉。只有苍蝇，碰了壁，才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诗人曹操（1）
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