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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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董卓这个大军阀，从西凉来到东都洛阳，废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一下子改变了游戏规则，众诸侯不干了，便联合起来反董。这其中，除了曹操有政治头脑和策略远见外，其他十八镇参与会盟的牧守，主要因为摆不平，气愤董卓一人把整桌筵席全吃了，连残羹剩饭也不赏一口，才带兵来会盟的。
　　接着，群龙无首也不行，经曹操提议，那时用不着选举，也无须乎差额，连举手表决也没有，这可实在省事，免伤很多口舌和脑筋。袁绍走马上任，当了这次讨卓联军的总司令，径抵虎牢关挑战。
　　袁绍不费事地就当上盟主，不是他武艺高强，不是他谋略英明，而是曹操的一句话。他说：“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可为盟主。”于是众皆曰：“非本初不可。”实际上是沾了他老子娘的光，靠爹吃饭，当上一把手。
　　要说这次讨卓，积极性最高涨的是曹操，革命性最坚决的是曹操，组织才能、领导水平，最出色的也是曹操。实际上，他是灵魂，他是思想库，他是统帅人物。可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官品也低，于是犯了一个可说是不得已的错误，把盟主位置拱手让给了袁绍。当然也可以认为曹操是为了团结的目的，为了讨卓的大方向，才这样做的。但事实上曹操有他的心理弱势，因为，门第出身，尊卑贵贱，是构成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维护封建统治的不成文的精神支柱。曹操深知，当时他要是自荐为盟主的话，祖父还是中常侍，还是宦官的他，众诸侯未必会齐声曰“非孟德不可”了。
　　所以，在十八镇会盟讨卓的动员大会上，他只有高风亮节地推荐袁绍。但他哪里知道，“父是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是站不住脚的。马铃薯若不引种更新，结出的果实，一代不如一代，正如俗话所说，黄鼠狼下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这种物种退化现象，对于养尊处优的豪门望族，皇亲国戚，政要显贵，将帅高官，往往表现更明显，蜕变和萎化，会来得更快一些。就看刘备的公子，乐不思蜀的阿斗先生；司马懿的侄孙，饥馑之年让老百姓去吃肉饼的惠帝，其实未出三代，几乎形同白痴，这才有古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感叹吧！
　　结果推上去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首领，把轰轰烈烈的局面，弄成虎头蛇尾的下场。等到曹操终于明白“竖子不足与谋”，自己单干，去追董卓，那当然要大败于荥阳了。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袁术两兄弟，一对高干子弟，不过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在那里食采封邑，衣冠盛事，其实不过尸位素餐罢了。但这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了了之辈，却都有一份很良好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令人惊讶的麻木程度。
　　会盟的主席台上，最不好受的莫过于刘玄德了，这位祖上是皇族，如今已是一个编筐织席的手工业者，根本找不到一点自我感觉。颐指气使的袁绍赏他一个座位，还要说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其实，刘备也满可以回敬他：“你算什么东西呢？老子早先比你阔多了！你现在仗着你爹娘的神气，一旦你神气不起来，比我还不如呢！”
　　那位关云长老爷，要去和华雄较量。袁绍的弟弟，跳出来嚷嚷，还发了一顿脾气：“让人家笑我们没有大将么，派一个弓箭手出场？”这个更加草包的草包，上阵打仗的样子，才叫可笑。双刀不是握在手中，而是悬在腕上，不伦不类，洋相出足，评注《三国演义》的李卓吾老先生，批到此处，也说袁术是一副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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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2）
而他哥哥，一当上总司令，第一件事，就委任他为粮草联勤方面的总管。武大郎开店，物色比自己个头更矮的伙计，这一点不必讶异。过去如此，后来也未必不如此，其实是物种在退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行为。中国的封建落后保守封闭的社会，能够维系数千年，就是汰优存劣的结果。
　　所以，封建的门阀等级余荫世袭制度，就是袁绍、袁术这对兄弟登上高位的保证。虽然这出闹剧，是很久远的故事了；但有时候，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也未必不会被人重新祭起亡幡，借尸还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样的语言，不也热闹过几天吗！这大概也是历史书能够被人津津有味地看得下去的缘故吧？
　　

豺狼董卓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逐渐过渡的过程。
　　野蛮渐渐少下去，文明渐渐多起来，这是个总趋势。但也保不齐，野蛮又猖獗起来，实行灭绝文明的大倒退。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短暂的，或相当长时期的野蛮占主导地位的回潮，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挖掘出来的兵马俑，很大程度得益于深埋在地宫里的缘故。如果秦始皇当时把这些显示其“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力量象征，全摆在地面上的话，那么就和“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的阿房宫命运差不多，就难逃“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命运了。
　　烧，也就是焚，是野蛮施于文明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手段之一。项羽一看刘邦占了上风，就本着你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得到的同归于尽的野蛮心理，一把火把阿房宫烧了个精光。幸亏兵马俑埋在地下，否则，也片甲不留了。
　　火，对于人类来讲，功效非凡。要是一直茹毛饮血的话，也许至今与其他动物无甚区别。自从原始人掌握了火种以后，便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走上了进化发展的道路。所以在西方神话中，把火种的取得，归功于一位叫普罗米修斯的神，他甘愿忍受重罚，忍受鹰的啄食，也要把火偷到人世间来。在中国古代传说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虽然并未因此而犯了什么天条，受到处分，但也好像没有什么纪念他的节日，凭吊他的庙宇之类。
　　然而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却怀着敬畏之心，供奉那红面孔的火神爷，对取火的燧人氏倒一般对待。这很可以了解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性格，燧人氏的火，不过烧饭煮菜，而火神爷的火，却是要烧掉房屋烧死人的，所以谁厉害，就拍谁的马屁，就对谁磕头如捣蒜，就对谁山呼万岁。于是，那些反文明的凶神恶煞，耍起野蛮来，也学这一条，当火神爷。一个烧字，统统化为灰烬。这大概是普罗米修斯，或者燧人氏绝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他们二位盗来或取来的火，竟还有这样可怕的功能。
　　秦始皇焚书，用火；项羽焦土阿房，用火；而汉末的董卓毁灭洛阳这个城市时，也用火。同样是放火，文化层次愈低，野蛮本性愈甚者，也烧得愈无选择，悉皆付之一炬。秦始皇焚书，至少他还有一份理智，医学农林的书他还是不烧的。项羽把阿房宫烧得瓦砾不存，但长安都城无恙。而董卓焚洛阳，就是要从地图上消灭这个城市了。他最野蛮，所以他最凶恶，不加区别，一律烧光。
　　史称：董卓“豺狼也”，是个杀人成性，无恶不作的军阀，他的兵士部曲，也多以仇视中原的西凉羌胡充任，上下交征恶，这才把洛阳烧得如此彻底的。所以，野蛮的精神基础，是建筑在整体愚昧上，正因为这种愚昧，才对文化、文明、知识、科学的产生憎恨恐惧之心。再加上专制严酷的高压统治，和物质生活的贫穷匮乏，社会的封闭与不开化，以及思想禁锢，和神人双重迷信的泛滥，野蛮越出理智的常轨，必酿成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历史大倒退。
　　而作为这股野蛮力量的前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充满报复狂的不可理喻的心理变态者。烧杀抢掠，就成他们宣泄的手段，董卓迫不及待地进军洛阳，来了就抢，抢完了杀，杀完了烧。关中连绵数百里，两汉经营数百年，全被董卓这样一个疯子毁了。
　　因此，火虽然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也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这大概也是中国人敬畏火神菩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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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文三国（1）
旧时的京剧舞台上，著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
　　这是言派的拿手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
　　看京戏，并不在戏，遂有“听戏”一说。因为旧时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哄哄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了不起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归你，我归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习性。
　　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进茶馆，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淡，吃点心，看堂客。名曰开会，手捧茶杯，个个落座，上面发言，下面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练气功者，各干各的。名曰义演，贡献之余，也无妨其拉赞助，要回扣，索酬金，讨高价，为了腰包奋斗。所以，《让徐州》的这个“让”字，不过是刘备为谋立足之地，表现得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
　　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本来应该把刺史牌印传给自己儿子，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于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台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板了，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三国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目的达到，话就可以尽量说得动听了。于是这两位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典范。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
　　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廉鲜耻，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曹丕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戏文三国（2）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
　　

灭绝人性的款待
中国人之善良和平，谦恭仁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数得着的。但某个皇帝，某个军阀，或某个什么也不是，手中有杀人之权柄，一旦暴虐起来，那份残忍之心，也着实可怕。古代在刑法中，有一条凌迟罪，那简直比医科大学里的解剖课还麻烦。行刑的时候，刽子手要将犯人一刀一刀地割切，用刀必须达到三千多次，还要保证罪犯不能马上毙命，所以，凌迟一个罪犯，常常要两天工夫。这种处决的方式，已失去任何惩罚的意义，而是人类最丑恶的变态心理的残酷发泄而已。
　　在中国旧小说中，有许多血淋淋残忍的描写。《水浒传》里那十字坡孙二娘开的黑店，如何将人肢解，肥的当馅，瘦的当臊，著书人一点也不觉得多么不妥地津津乐道。武松为张团练所害，返转来进行报复，不但将仇人的脑袋砍掉，连无辜的家属，使女，也一并杀死，著书人描写时，可谓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等到李逵劫法场去救宋江，挥开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许多看热闹的群众，也成了刀下之鬼。扬州说书中，光这一段屠杀无辜的场面，能说上好几天。这种以血腥为乐，以杀戮为快的残忍心理，很足以表现人类潜意识中的恶本质的。
　　《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充满了血腥气。而那个猎户刘安，杀了自己的妻子，挂在厨房里，将她臂上的肉割下来，炒出几盘菜肴来，供刘备食用，则是尤为令人发指的残忍。这是刘备被吕布赶出了小沛，匹马逃难，且投曹操途中发生的事情。因为途次绝粮，夜宿一个猎户家求食，此人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作者以平淡的笔墨，写这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面不改色心不动，实在是很可怕的。
　　因仇立意杀妻者，有之，无心误伤杀妻者，也有之。像刘安这样把妻子当成一只羊，一口猪，杀了待客，还说是狼肉，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也少见的。虽然，在此之前，杀了亲生儿子，烹制成一道菜呈给君王者，在此之后，杀了自己的爱妾与部下将士共餐者，这种人性泯灭的事，也并不乏见。无论如何，只是因为寻不着野味，而把老婆宰了拿她的肉来顶替，除非此人丧心病狂，是疯子，实在是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接受的。
　　上帝在伊甸园里，赋予亚当、夏娃那种男女情爱的本能，正是人类于摇篮中就有的最基本的感情，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子孙繁衍，才有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姑且撇开这些不言，作为人，一个生命载体，有她几乎是本能的求生欲望，只是为了贵客盘中的一道菜，就给杀了。而视他的妻子，如同栏中圈养的猪羊鸡鸭的这个丈夫，做出这种绝对是反人类的罪行，姑且把他当作神经上的不正常。但写书的人写了，不以为荒谬绝伦，评书的人评了，漠然不动感情，真是令人骇异。
　　毛宗岗评到这里，曰：“刘备以妻子为衣服，此人以妻子为饮食，更奇。”只是有一点点不以为然的意思。李卓吾在回目后曰：“刘安杀妻，固非中道，犹胜吕布因妻而杀身者也。”虽然有否定之意，但觉得他杀妻杀对了，至少比吕布强。这位在当时属于思想解放一流的李贽先生，竟不抗议一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历史的残暴和愚昧中，是无法植根的。
　　另一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李渔，可能有些看不过去了，此公是特别钟情女性的。所以他从创作这个角度，发表议论：“欲以感切之事形容受之者之好处，不知言之太过，反成惨毒。文字不可太过，于此可见。”
　　愚昧和残暴是一对孪生子，只要有愚昧，就有非人的暴行。时至二十世纪末的文明世界，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的种种恶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难道就会完全绝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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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和衣带诏（1）
在《三国演义》里，汉献帝是一个当得不很开心的皇帝。他先是被董卓当作手中的一张王牌，后来，又成了李催郭汜争来夺去的一份本钱，结果，是曹操掌握得牢牢的绝对是被摆布的一个傀儡。
　　所以，他不能忍受这种高级囚徒的生活，被曹操挟制得喘不过大气来，就策划一次反曹的行动。但他实在没有力量，也不知道谁可靠，谁不可靠。就给国舅董承写了封血书，不好公开交给他，藏在衣带里，连衣服一块赐给他，要他以这封信为号召，地下秘密串连，组织力量，举事起义，推翻曹操。后来未能成功，被曹操的特务系统发现，于是，杀了许多人，汉献帝更加不自由了。
　　在历史上，这种失去皇冠的帝王，重新坐回到他的龙椅上，叫做复辟。有的皇帝，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九五之尊，但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玩偶，为摆脱这种被人操纵的命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所进行的种种作为，也是一种复辟行为。
　　同在这部《三国演义》里，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无独有偶，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这实在太巧合了。不但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一样，连具体做法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由此证明，衣带诏是皇帝自己搞复辟的一种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当这种皇帝，真不值得羡慕，还不如当老百姓。
　　到了如此田地的皇帝，任人俯仰，其自由的程度，通常都是和囚犯的境遇相差无几的。其所能依赖凭借的政治基础、军事力量，大半是远水不救近火的。由于生活在荆棘之中，周围除公开身份的名为御前官员，实际是除监督皇帝行动的耳目外，更有秘密身份的暗探，作为后宫的阉人奴婢之类环视左右，窥探一切。所以，皇帝落到这步田地，充其量是一个享受高级待遇的囚犯罢了，在牢笼里搞复辟，成功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
　　法国路易十八所以能成事，居然搞出来一个复辟王朝，并不是他的功劳。虽然他日夜都在梦想，夺回他哥哥路易十六于断头台丢掉的王位。要不是有实力的反拿破仑的联军获胜后，在政治上希望法国恢复旧有的君主制，从国外把他找回来，他也不可能梦想成真。所以，惟有靠这类实力派的重温旧梦的复辟，倒往往能奏一时之效的。不过，几乎也是规律的，凡这类复辟一旦成功，旧的王朝卷土重来，君临天下，重建旧秩序的过程中，必定是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于是，凡逆历史潮流的任何复辟，寿命总是长不了的。而复辟者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时代的潮流，总是向前的，想回到昨天去重温旧梦的人，他们感情上的依恋和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但对于已经生活在今天，并且向往着明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沉重的梦，已经不可能再有吸引力。
　　皇帝的复辟，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逊位，还有张勋复辟的丑剧发生，这便是真正的授人笑柄了。皇帝早是明日黄花，帝国也已烟消云散，为什么这些人非要逆潮流而动呢？因为遗老遗少，仍沉醉于昨日王朝的梦中不醒，拖着小辫子的失意政客，还幻想找回早日的辉煌，身无片甲的没落军头，怀着江山易色、江河日下的恐惧，曾经被御用过的无耻文人，对于新生事物的难以遏制的切齿痛恨，和那些也被御用过的贵妇名媛，继续眷着黄金岁月的风流。所以，这班人一遇机会，便像鲁迅先生讲过的沉渣泛起那样，来一通闹剧。这种游戏式的复辟，在历史上，是从来也不曾绝迹过的。
　　凡搞复辟，都不可避免地要倒退，打出来的昨天多么多么好的旗帜，是飘扬不多久的。汉献帝可怜的复辟，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结果，并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他所代表的汉王朝，已经衰朽枯竭，土崩瓦解，无法与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行一搏了。时代如滚滚江河，流向的选择很明显，只有向前，不会倒退。
　　

汉献帝和衣带诏（2）
凄风苦雨，寒螀霜草，既老且病，时光不再的人，除了沉湎在旧日灰暗的回忆里，做复辟的梦，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所以，一个社会，一个朝代，一个阶层，一个政治集团，哪怕具体到一个人，如果任何时间，任何事情，总是朝后看，总是想着昨天，总是回忆着过去岁月，总是以陈年的目光不能适应现实的话，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此公，倘不是生理上的衰老，十之###，便是心理上的病态了。
　　

刘备的突围（1）
魏、蜀、吴三分天下，以刘备最为步履艰难，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并逐步拓展。
　　魏得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利（中原腹地悉归于曹）、人和（谋臣良将、贤俊鸿儒均集中在许都）；吴守江东，天堑可赖，三代经营，励精图治。只有刘备，东窜西突，无所依傍，茕茕独立，形单影只。他在未入蜀前，先后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靠刘表，托孙权，寻求庇护，赖以立足，不止一次地置妻子家室于不顾，兄弟分散，仓皇逃脱，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比之曹操，比之孙权，处于困境中挣扎奋斗的时间要多得多。
　　到西蜀灭亡为止，它始终是三国中最小的一国。
　　孙皓降晋时，户口五十二万三千，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刘禅降晋时，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即使从人口看，西蜀也只有东吴的一半。撰官史《三国志》的陈寿，曾做过蜀国的黄门侍郎，入晋后做著作郎。所以，他把蜀放在吴前，也是一点故国之思的寄托吧？但晋承魏祚，他又当着晋朝的官，吃晋朝的粮，不得不在奉命撰著的《三国志》里，承认魏为正统。但到了罗贯中，笔下就没有这点顾忌了。刘备姓刘，是那个穿着金缕玉衣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就把刘玄德成了正统，其实，这才是历史的颠倒。
　　西蜀不但在国力上，弱于吴和魏，作为领袖人物，刘备也比不上孙权，更比不上曹操。但文学这东西，所以让历代统治者感到挠头的，就是它的舆论造势功能，很难估量；也许什么作用都不起，也许还真能影响后代人的视听。一般说，捂同代人的嘴容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措施还是很多的；要捂后代人的嘴，就怕不那么容易了。例如《三国演义》，把其实不怎么样的刘备，捧成贤德之君，而把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曹操，定为一个千古唾骂的奸雄，永远一张大白脸，这怕是曹操万万想不到的。
　　刘备的才智，算是个庸人，不过，在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上，却也有不弱的表演。
　　吕布败后，他本以为可在徐州安身，谁知曹操不放心他，被挟带到了许都，一切仰仗于曹操，他除了俯首称臣，小心侍候，别无他途。在夹缝中求生存，当然也是一种磨砺。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吃掉，又要发展自己，以待来日。有求于他人的荫庇时，韬光养晦，保持最低姿态；利用列强彼此矛盾时，挑拨离间，可又不露痕迹。胯下之辱，称臣不二，闻雷失筷，卧薪尝胆，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谚语说道：“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倒是准确地描绘了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由于根基薄弱，实力不足，地盘有限，资历、声望、影响、权威还不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只有在苟安中徐图奋进，在迂回间寻觅生机，因为本钱不大，只有寻找空隙，努力把握机遇，争取脱颖而出，这才能一展宏图大志。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两强对立冲突，不共戴天，是矛盾；双方信誓旦旦，拥抱接吻，也不等于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强与强，固然是矛盾，强与弱，又何尝不是矛盾？因为弱方要强起来，强方又不甘于弱下去。于是即使在实力并不平衡的两方之间，也存在着强对于弱的蚕食，弱对于强的反抗。强无时无刻不在抑制着弱的发展，弱也须臾不忘壮大自己的势力，以期有朝一日真正强大，除非愿意在强方的卵翼下，永远作二等公民，才无进取之心。这样，为了未来长远的打算，韬晦，是最好的保护色，韬晦，是一种弱者的行为，韬晦，是最典型的藏身之计。
　　最初，刘备起事，只不过想摆脱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的平凡命运。早些时，他们哥儿三个，只求能够站在公孙瓒后面，当一个马弓手，步弓手，就心满意足了。后来，被当作诸侯间的小角色，哪怕敬叨末座，也很知足。作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时，兴奋得马上坐不住了，得意地问道：“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李渔评到这里，批了六个字，“自负语，肮脏语。”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可见，直到此时，他还没有给自己定位，还没有意识到在历史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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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突围（2）
他的顿悟，是从他被汉献帝尊呼为皇叔那刻开始的，这时，他忽然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前景，他的能量，已不是琢县楼桑村里的一个没落户了。而后又被董承邀他参加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反曹操的神圣同盟，在衣带诏上署上左将军刘备时，他明白，他是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