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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枯竭的后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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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我们人类的文明体系简单进行类比，看作是一个与外部空间没有交流的孤立系统，那么这个系统随着文明的更迭与进步将处于熵增加的过程；如果把我们每个人也加以意象，看作是社会的一分子，那么这个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活动轨迹将不可避免地向着更自由的趋势转变。那么，如何定义人类活动向自由方面的转变过程呢？我们先来考察人类活动的各种表现。
首先，我们人类活动的足迹越来越大，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活动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从农耕时代阡陌纵横的小村庄，到现代社会忙碌的“空中飞人”，再到五湖四海、全球一家的地球村，人类的活动圈子扩大了不止几百倍。从远古时代囿于陆地，到近代社会驰骋海洋，再到大工业时代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探秘。人们施展与发挥的空间实现了从点线向平面，再向立体的转换，这自然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不仅如此，与之相随的更是整体上人们物质条件的进步、思想欲念的提升。从原始社会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农耕社会的布衣素食、居其定所，再到当代社会人们的锦衣足食、生命华彩。人类的生存品质改善了不止几十倍。人们的思想欲念在不断提升，因而对生存品质会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人类不断在创造、不断在超越，人类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
如果说这些还停留在物质层面，那么更为深刻的是，人类个人意愿的增强，个人意识的彰显和释放。在古代的威权社会下，每个人的脚步都是整齐划一的，前进的方向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个人的自由得不到体现，或者有所体现但体现得并不深刻；而现代社会是自由的社会，个人的自由在一步步得到体现。人们不需要按照整齐划一的步伐前进，而是依照自身心灵的召唤和需要行事，这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上述三方面构成了文明进步的骨架，这一切都需要动力的驱使，对能源的需求自然而然地要不断提升。前两方面对能源的需求是显性的增加，呈机械式的平稳增长；而第三方面对能源需求的增量就更大，往往呈几何增长的态势。
以第三方面为例，由于个人意愿的提升与增强、个人自由的彰显与释放，人类不可避免从整齐划一的步伐到各走各路、各行其是，这时能源的消耗将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个单位的员工刚开始时的步调是整齐划一的，那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只需要一辆大巴车。而后来由于个人自由的彰显，个人的自主意识增强，这使得大多数员工各行其是、各走各路，到达同一个目的地的最后结果是每人各打一辆出租车。两者对能源的消耗孰多孰少便一目了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但道理就是如此。
第三章 高能耗社会的未来（5）
其实，上述的例子派生出了更多新的命题。比如，为了彰显个人的自由是否应该放弃同乘一辆大巴车？个人意愿的挥洒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和节约能耗的总目标相契合？个人的能源耗费与自我道德约束如何实现统一与平衡？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在此不妨引入“能源伦理学”的概念，并将这些问题纳入这一概念所探讨的范畴。人类能源利用过程中意识与行为的伦理学关系问题，这正是能源伦理学探讨的重点领域。目前，世界各国都比较推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这一理念之所以深入人心，其中就包含了伦理学意义上的思考与延展。就能源利用而言，我们过度消耗化石能源而给未曾谋面的子孙后代所剩无几，我们尽情挥耗石油时而不加体察子孙后代们的感受，不予征询他们的许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再向现实推进一步，如果认同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那么同样也就不难理解化石能源的利用应该公平分配这一理念了。有所差别的地方只不过在于人们对能源的获取和利用有先有后而已。如果某个人由于自身的原因占据并耗费了过多的化石能源，而这些消耗的能源远超出其正常需要，足以支持其他更多人的合理消费。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行为同样是不道德的，尽管他为这种能源消费行为而付出了经济代价。原因在于，其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人利用这些能源的正常权利。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就曾陷入了这样的漩涡，正如媒体所言，旨在倡导人们节约化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为戈尔赢得了巨大的赞誉，但是在戈尔家里，也有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那就是他在田纳西州的家每个月用电量均在1万度以上，超出全美平均水平的20倍。可想而知，戈尔因此备受媒体的反讽和诘责。田纳西政策研究中心曾披露了戈尔家的用电量，该机构负责人批评戈尔言行不一，甚至抨击他是“环保伪君子”。
如果这个将戈尔本人置于尴尬境地的事情确系属实，那么说明戈尔先生距离能源伦理学所倡导的理念还很远，戈尔家这种高耗能的生活方式确实也不值得效仿。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满足能源利用的伦理学要求与文明进步并不矛盾。人们也不是一定要过那种苦行僧式的近乎自虐的生活。与其如此，那原始社会看起来岂不是更符合要求？这无疑抹煞了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意义。能源伦理学所倡导的正是一种与个人需要、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能源消费方式，既以人为本，又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外，一些观点认为，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更偏重于非实体经济，如金融、文娱、旅游、网络等产业，这些产业一般是能源和环境负荷较小的无烟产业。随着这类产业的大力发展，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步增加，能源消耗自然就会降下来。因此社会对能源需求必定增长的理由并不充分。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烟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比如欧盟一些小国家的绝对能耗水平多年没有增加，但这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很少有高能耗产业，如果有的话，也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了，再或者说它们已经进入了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它们只需要购买别国的制成品或半成品就基本上可以满足社会需求了。这样的经济模式下，社会能耗水平自然很低，因为有别的国家帮助其承担了部分能耗增长的份额，这种模式对于美国、中国这种大国而言是不可复制的。从全局角度看，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总的能耗量并不会减少。此外，一些无烟产业并非如设想的那样一定就消耗很少能源。比如旅游产业，通常情况下能源负荷确实较小。但说句玩笑话，如果今后某一天开通了太空旅行，想必就要另当别论了，一个旅行者往返太空所耗费的能源恐怕足以供其在地球上消耗几辈子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高能耗社会的未来（6）
诚然，人们可以为了减少能源的消耗而放弃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比如，为了节约电力而放弃使用电灯照明，放弃使用各种家用电器；为了降低油耗而放弃使用交通工具，转而以步代行；为了减少能耗而放弃现有的舒适境遇，选择一种返璞归真的绿色生活等等。但问题是上述的设想能付诸实施吗？事实上这近乎不可能。因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经历的文明进步是从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可逆的过程。对个人而言，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更经历着思想欲念的复杂化。这些变化都是不可逆的，而且不可逆的程度会逐步加大。如果有哪位富翁对此不认同，希望尝试着做个验证的话，那绝对有办法。他可以在城市闹市区的天桥上将一厚沓的钞票假装不慎撒落，最后看看撒落的钞票有多少被自觉地交回到自己手中，这样就可以检验社会的不可逆程度了。笑话归笑话，笑过理自明。
事实上，即便上述的设想能实施起来，又能维持多久呢？况且又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放弃现有的一切呢？退一步再讲，即便这一切的设想都能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形态的衰退，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复杂度的骤降其本身就代表着文明形态的崩溃。
由此可见，文明形态越复杂，其实也就意味着对能源的需求越多，这就是人类社会能耗不断增加的本质。如果某个时刻能源的供应难以为继，则往往意味着危机。危机无法化解并持续进行则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文明的崩溃有可能就此酿成并蔓延下去。
高能耗社会的危机
高能耗社会的危机通常发生在能源的供给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而且这一危机迟早会来临，除非人类及早地应对并且措施得当。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泰特在1988年出版了其扛鼎之作……《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该书具有发人深省的警示意义。在运用能量经济理论及复杂性理论对复活节岛文明、罗马文明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后，作者本人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在其对社会复杂性的投资达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临界点，这个社会就会崩溃。而崩溃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它的复杂性，如同人类的其他努力一样，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报酬递减的困扰。由此说来，这些文明的崩溃并非是偶然的。
我们将“报酬递减”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的能源供应上，便可以相对直观地体察到能源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显而易见，薪柴能量品位比较低，但很容易获取 ；而煤的品位高，但却比薪柴更难采集，因为把煤转换到可用的状态要耗费更多的能量。石油开采、核能开发同样如此。人类最先利用能源的一定是最容易获取的能源，后续环境中所依赖的主导能源总要比先前的能源更难获得。整体上看，我们的收支比会逐步降低。前文讲过，人们开发自然资源就好比在苹果树上摘苹果，最容易发现，最好摘的苹果一定率先被人们收入囊中，剩下来的，要么是处在人力难以企及的位置而无法采摘，要么就是不好的苹果，不值得采摘。很显然，上述这一过程正是报酬递减的过程。以石油开采为例，我们开采石油并非信手拈来，而是要付出代价的，具体需要进行勘测定位、方案设计、钻井开采等一整套工作，这都需要人力与物力成本的投入，同时也包括实施这一整套工作的所有能耗成本。为方便比较起见，我们可以将其他成本都折合到能耗成本里来。对于最初的比较容易开采的陆地浅层油田，这种能耗成本是很小的，我们获得的报酬自然丰厚；但到了后期的陆地深层油田或海洋深层油田，开采的能耗成本将不断增加，换而言之就是，我们得到的报酬将逐步减少；最终，当成本增加到需要用现有的一桶石油的能耗代价来开采新一桶石油的时候，这时收支相抵，报酬为零。石油获取与供应的链条将中断，危机随之产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高能耗社会的未来（7）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文明形态复杂的社会是高能耗的社会。就像前文分析过的人类社会能耗增加的原因一样，维持文明社会复杂性的基本需要便是能源供应，这种供应必须是源源不断的，不断增长的。只要能源供应充足，就可以增加一个社会的复杂度。当然，这里所说的能源既包括木材、煤炭等碳基燃料，也包括水力、风力以及地热温泉等可再生能源，而人力、畜力等以粮食为源泉的动物能量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在能源供应一如往常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复杂性的根基一般是稳固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而一旦能源供应达到峰值或者开始减少，那么这种根基就有可能松动，至少不会像先前那样牢靠，维持社会的复杂性将变得艰难。由此持续地发展下去，社会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时，解决一个问题所得到的回报不足以补偿要付出的代价，社会由此会变得脆弱起来。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是如此，最终任何一个危机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在约瑟夫·泰特的眼中，社会的崩溃就是这样一步步产生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着名作家小泉八云在其《远东的未来》一文就对全人类敲响过同样的警钟。他在文中提出了重要的论断：“就人的生存而言，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人是最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生共存，并能满足简朴生活的人”。如果将这一论断扩展开，其不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适用于全球社会，甚至这看起来是宇宙的规律。
如果将人体看作一台机器，驱动其工作的燃料便是粮食。对于相同的工作量，如果一个人需要吃两块面包就可完成工作，而另一个人却需要吃四块面包才能完成。那么，在上帝这位精明的雇主面前，这俩人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选择的结果一定是高能耗的（吃四块面包）的那位率先出局；低能耗的（吃两块面包）最后存留下来。
在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中，情况同样如此。最会创造、最有耐力、最能节俭的民族往往会胜出；而需要过多消费的民族将可能面临消亡的命运。当两个民族竞争时，如果一方的智力或创造力高，当然这一方会在竞争中胜出，也就是说智力低或创造力低的民族会被取代。但是，如果两个民族的智力或创造力不相上下时，则忍耐力强、更节俭的民族一定会胜出。比如，美国人干的手艺活，如果中国人同样也会做，那么，美国的手艺人一定会被赶出市场。因为中国人或许只需要美国人1/10的生活费就可以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忍耐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更差的工作环境。在中国的手艺人面前，美国的手艺人自然就没有了竞争力。如果美国人想取胜，那他就必须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新手艺活。而且，这种新手艺活必须不能让中国人学会；否则，美国人会再一次被赶走。大自然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家， 就在于他绝不会搞错，最终获胜并存续下来的一定是保持最优的投入产出比的那个民族。
进一步上升到国家的层面，那么国家竞争力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体现。比如，如果把美国和日本各比作一辆汽车的话，那么美国就像福特SUV，体型笨重且油耗巨大；而日本更像丰田Pruis，轻巧而省油。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品已经隐喻了各自的国民特质。大凡美国的产品，外观往往显得大气和厚重，材耗均不小。而反观日本的产品，通常是小巧而玲珑。如日本的汽车通常采用最轻巧的结构设计，在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往往采用最少的钢材用量，这样的车当然省油，日本的大多数工业品也都秉承这样的理念。诚然，上述的这些差别与美国的地大物博、日本的狭小物贫等实际国情有关，但更内在的原因却是两国民众各自独特的国民特质在起作用。这些特质由于长期潜移默化地养成，以致于深骨入髓，似乎融进了国民的血液。
第三章 高能耗社会的未来（8）
美国人的国民特质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就是要求更舒适的出行、更宽敞的住房、更高雅的生活品质，而这一切都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美国每户家庭至少有一部汽车，但通常在两部以上，一部小轿车、一部家庭旅行车，或者还有一部小卡车。而且美国人大手大脚惯了，不太关注油耗。美国市场上的汽车一般不标排气量，但如果仔细研究，通常会发现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找到以下的小排量车。美国人的宽敞住房意味着需要配套更大功率的照明设施与空调设备，需要更多的家用电器占居空间，能耗增加最自然不过了。最独特的是美国人所崇尚的高生活品质，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略见一斑。美国家庭主妇很少会利用太阳光晾晒衣物，即使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同样如此，她们习惯于用高功率的烘干机烤干衣物，这样既便捷又洁净。可见，把美国生活方式与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划上等号并不为过，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耗费着世界25％的能源供应这一现状了。
反观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与美国人相反。小巧与节约的理念已经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人喜欢小排量的汽车，而且出行的时候更多是选择节能的出行方式，如乘坐公共轨道交通；日本人建造的“小户型”住房远非美国人所能适应，单就厕所而言，仅仅刚好够放下一个马桶，再加上一点入厕者站起来的空间。日本造的迷你小家电正是为这样的“小户型”住房配套的，为的是营造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家庭氛围；日本人对器物的精巧设计与重复利用已经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日本人不仅是把节约当成一种“省钱之道”，更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存的方式。在工业生产领域，日本企业更是把节约当作一种“赚钱之道”。多年来，日本的单位GDP产出能耗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远低于美国，这意味着日本工业品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日本人的节约正是体现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个人的健康需要节食，社会的“健康”也需要节约。
如果要谈及“美国方式”与“日本方式”的前途问题，毋需冗言，看一看福特车与丰田车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吧！当丰田一路驰骋，风行于全球，丰田公司雄踞全球车企头把交椅时；福特车的市场份额却一步步被蚕食，高人力成本几近将福特拖垮，公司竟濒临破产待救的境地。诚然，福特公司处于现实的困境有多种原因，但相比丰田的混合动力节油车型，福特产的高油耗汽车不受全球消费者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油价高企与环保理念盛行的时候更是如此。可见，在市场上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企业一定是最能与市场需求融为一体，并能满足低成本生产的企业。那么一个国家，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放大的企业，其实也概莫如此。
从生存方式的角度来看，高能耗社会的危机在于人类的固执己见，即对原有的高能耗依赖的顽固坚持。这既源自于人类自身天然的惰性，更归因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集体盲从。当全球社会仍若无其事地行进在石油依赖的薄冰上，当其他国家的民众依然把美国方式奉为圭臬，并渴望也能达到美国式的生活水准时，危机的到来恐怕是迟早的事。假如全人类都来依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想必需要先造几个地球，然后再考虑如何分配与占据吧！
第四章 能源替代之路（1）
第四章 能源替代之路
如同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平坦一样，能源替代的进程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必将伴随着替代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博弈。在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博弈。新能源对旧能源的替代，并非是完全将旧能源取而代之、弃之不用，而是新能源对旧能源在社会能源供给中的主导地位的替代。煤炭替代薪柴，并没有消灭对薪柴的利用，只是改变了千百年来人类钻木取火、伐薪烧炭的能源生活方式。同样，石油替代煤炭，也只是降低了煤炭在社会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取代了其在社会能源供给中的主导地位，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由此可见，未来对石油的替代一定不是单一方案。某一种替代能源作为主导能源，其他类型的多种能源作为辅助能源，众多的能源利用新途径作为补充能源，这种共存的能源结构模式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人类社会的能源供应。
替代品的价值
在商品社会中，西方经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被看作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而在实际的商品交换中，由于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价格往往同价值相背离，表现在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反之，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跌到价值以下。商品社会正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不断调节社会生产，实现供需平衡。
煤炭、石油能源作用商品，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律。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一些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一方面随着社会对煤炭、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煤炭和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可供应量必然越来越少。在需求增加与供应减少的双重作用下，其价格自然会越来越高。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通过深入分析，这种认识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忽视了替代品的价值。
美国学者罗塞尔·罗伯茨在其所着的《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作为经济学老师的戈登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世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是5310亿桶，每年平均消费量是165亿桶，那么全球石油有多少年就会被消耗殆尽呢？聪明的学生直接按计算器，不到5秒钟就给出结果，5310/165＝年；笨拙的学生用手算，很快也得出了同样的答案。但戈登先生却摇头说NO，并且不忘告诫学生们这是经济学问题，而不是数学问题。同学们都面面相觑，迫于无奈，戈登先生最后只好告诉大家，答案是永远也用不完。而且还不忘幽上一默，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问题。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时，就会刺激市场开发出石油的替代品，剩下的石油由于成本太高而无法开采，自然就不会用完，这便是问题的实质。
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不可再生资源是否会耗尽这一问题，美国两位经济学家……马里兰州大学的朱利安·西蒙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尔里奇曾进行过一场着名的赌博。悲观派埃尔里奇认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多，迟早会被用完，其价格将会大幅上涨；而乐观派西蒙则认为，这些资源不会用完，因为技术进步会使替代品出现，从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从较长时间看，其价格不但不会大幅上升，还会下降。在互不服气的情况下，赌博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解决方式了。两人选定以铬、铜、镍、锡、钨五种金属作为赌博对象。每人以假想的方式买入1000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200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上升了，则西蒙就要付给埃尔里奇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则埃尔里奇就要付给西蒙。结果到了1990年，这五种金属无一例外地跌价了。尽管埃尔里奇觉得诧异，不愿相信这最后的结果，但他仍然守信地将输掉的几百美元赌资付给了西蒙。而西蒙也心安理得地照单全收，丝毫没有不好意思，反而觉得这才真正体现了契约精神。西蒙之所以赢得这场赌博，凭的就是替代品的价值，也就是替代品经济所反映的商品价格机制。比如，铜和锡的价格上涨分别导致了塑料制品、光导纤维等替代品的大量涌现。替代品的出现意味着供给增加，结果使这些不可再生的稀缺金属价格大幅下降。
第四章 能源替代之路（2）
事实上，西蒙掌握的并非什么高深的经济学新理论。因为早在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就在其经典的《可枯竭资源经济学》一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着名的“霍特林原理”。该理论认为，当不可再生资源的价格上升至一定水平时，必然会刺激相关替代品的开发与生产，其价格会因替代品的大量生产而下降，甚至低于原来的价格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西蒙的获胜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按照霍特林原理，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能源矿产资源，在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永远不会有耗尽的那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应用霍特林原理时有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在一定的时候，需要有好的具备竞争力的替代品出现。对于不可替代的可枯竭自然资源，则明显超出了其讨论的范畴，尽管自然界中鲜见这样的资源。就石油来说，凭借人类社会对其依赖的深度和广度，石油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不易替代的自然资源。因为如果石油容易被替代的话，人类就不会对石油产生如此程度的依赖了。可见，完成对石油的替代绝非如其他自然资源那样简单。我们回到埃尔里奇与西蒙的赌局。假如埃尔里奇当时更加深思熟虑一些，坚持以石油而不是那五种金属作为赌博的标的物，与西蒙进行对赌的话，或许结果就是另一码事了。要么是西蒙觉得占不到便宜而放弃赌局，要么就是变换底牌重设赌局。但无论如何，埃尔里奇至少不会一败涂地。
石油的替代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石油也一定不是在剩余最后一滴的时候才完成替代的。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均不是在原来的能源枯竭后才开始的。如煤炭替代薪柴，并不是在薪柴消耗完了才进行，而且薪柴的可再生性决定了其是不会耗尽的。同样，煤炭现如今还在大规模利用，这并不相悖于石油替代了煤炭这一事实。沙特*前石油部长、欧佩克创始人之一的亚玛尼亲王曾有句远比其本人有名的名言：“石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石油时代同样如此。”在对石油替代过程的总结上，这句话被引用的频次可以说足够多，已经显得有些老套了。但尽管如此，我们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比这句话更深邃而又更简约的表述。
如果今后人类社会难以承受石油短缺之困，在石油储量所剩无几的时候就真正开发出了石油的替代品，从而完成对石油替代的话，这不啻是人类社会的福音，至少人类社会治愈了长期养成的“油瘾”。如果有不幸的情况发生，这里说是万一，万一在没有开发充足的石油替代品之前，人类就耗光了石油，那么世界末日似乎真就到了。
能源替代的价格先兆
当一种能源被另一种新能源替代前，价格往往是极其敏感的信号，旧能源的价格一般会出现剧烈波动的过程，这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自然结果，通常可看作是能源替代进程的先兆。
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很长时期里，木炭一直是英国的主导能源。木炭不仅用于英国普通家庭的炊事和取暖，作为燃料更是被大规模用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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