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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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除去垄断行业，其实都是很微弱的中小型企业，照搬职业经理人制度行不通，企业家必须事必躬亲才行。”
　　2001年，我们在重庆见到了左宗申。他带我们看厂里的设备，其先进的流水线令人印象深刻，这一年，宗申率先在行业内通过ISO90012000服务质量管理认证，“左师傅”的服务品牌受到市场热捧。
　　2003年开始，左宗申对进入百富榜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特别是2004年，百富榜上无一重庆富豪上榜，重庆当地的媒体纷纷加以关注，左宗申有意回避，对媒体称“不上榜是好事”，后来，我们再接触宗申集团时，他们显然没有之前配合了。
　　对于2004年重庆无人进入百富榜，力帆集团一位高管提到了一个观点，即不应只关注财富多寡，应同时关注社会责任。这位高管提出了一个“重庆命题”──重庆富豪慈善行为应当加强。在2004…2008年连续5年的胡润慈善榜上，尹明善始终榜上有名。
　　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重庆富豪有5位，尹明善排在第56名，捐赠金额为3990万元，可谓“重庆首善”。其他四位为重庆本地知名的孙甚林、薛方全和袁志伦；以及河南三全食品的掌门人陈泽民（出生地在重庆）。
　　尹明善与左宗申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二人皆投资于体育运动：前者如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后者如宗申企业摩托车队。二人深谙体育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尹明善通过引进越南国脚黎玄德，带动了力帆摩托在越南销售的高潮，左宗申通过摩托车队参与国际比赛，不仅能够看到国内外产品性能的差距，还能获得崭新的企业形象，不能不说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尹明善与左宗申的一个相同的烦恼是接班人问题。对尹明善来说这一问题更为迫切。2008年他已年过70岁，却依然起早贪黑、朝九晚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力帆集团里家族成员有2位，95％以上是与他非亲非故的人，只是财务总监是他太太，儿子尹喜地的工作范畴主要在足球，能力不足以接管整个力帆。
　　左宗申在2004年的股权转让已使其女左颖成为年轻的亿万富豪，然而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宗申集团将来的掌门人就是左颖，倒是左宗申后来对外界称，“企业做大之后就逐步社会化了，是全社会上的宗申，不是我个人的宗申，应当用社会化的方式进行选拔。”虽然实虚难辨，但折射出他在这一事宜上的迷茫。
　　

有形之手不可缺
在力帆和宗申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两位企业掌门人的卓越领导才能自然功居第一，而地方政府对产业规划的“有形之手”，也是支撑它们走的更远的关键因素之一。
　　2003年，全国前8位摩托车企业中，重庆有5家，即嘉陵、力帆、隆鑫、宗申、建设。2001年，这五大家的产量占全国摩托车总产量的25％；2002年，仍占25％的比例；2003年这一数字升至。
　　重庆市政府抓准时机，于2004年5月修订完善《重庆汽车、摩托车十一·五发展规划》。在这一规划中，首次将打造“中国摩托车之都”的设想列入政府五年发展规划。如此一来，资金支持、管理咨询专家、公共技术平台等相伴而来，对企业自身和城市产业发展，无疑都是好消息。
　　2005年，胡润百富榜单中力帆和宗申所在的行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发动机、摩托车”增加到“发动机、摩托车和汽车”。显然，他们已进军已陷入红海大战的汽车行业并初结果实。
　　2006年年初，一份名为重庆市“十一五”汽车产业研究报告称，5年内，重庆市计划投资500亿元，将当地汽车年产能提升到150万辆，打造“中国汽车名城”。这是一场及时雨，令尹左二人颇感欣慰。
　　如果行政扶持与市场运作搭配得当，不但对当地经济与企业发展是一大佳音，同时也会在全国不同城市之间掀起竞争潮。
　　2008年3月21日，广东《江门日报》一条题为《中国摩托之都：江门VS重庆》的报道开篇写道：“打造‘中国摩托之都’，应该说，江门还是有一定资本和优势的。简单而言可概括为‘三个一’：一艘‘产业航母’、一个‘龙头老大’和一批‘配件精英’。”“对于江门人来说，摩托车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骄傲，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这一报道分析了江门大力发展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的优势和措施，大有向重庆叫板的味道。这是一种好现象，只要有效防止盲目的政策优惠和倾斜，对产业集群、升级和品牌塑造都有积极作用。
　　2007年开始，制造业的寒流再次袭来，次贷危机开始蔓延、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无论对低端制造业，还是对如力帆和宗申等服务型制造业，都是新的挑战。从2006年和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尹明善与左宗申二人名次的大幅滑落即可见一斑。
　　所谓凤凰涅磐，危难时机孕育重生机会。尹明善和左宗申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望、一次艰巨的远航，庆幸的是尹左二人掌舵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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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悲壮向前行（1）
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中，不必绝人以逃世。
　　…《菜根谭》
　　2002年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定难度。
　　1月，健力宝75％股份被佛山三水区政府拱手卖给“局外人”，前掌门人李经纬仰天长叹，9个月后“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5月，曾创建了华晨集团汽车王国的仰融“涉嫌经济犯罪”，被迫出走美国；10月，欧亚农业掌门人杨斌“涉嫌虚假投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土地”被警方立案侦察……
　　李经纬是1999年的上榜富豪（32位），杨斌与仰融分别是2001年富豪榜和第二名和第三名。三位上榜富豪之外，瞿兆玉（蓝田股份前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朱小华（光大集团前董事长）等人均于这一年落马。
　　这一年的年中，一份广为传播的中国富豪纳税的调研报告称，“2001年，中国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足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我们当时还沉浸在中国富豪们从2001年开始观念慢慢转变、开始配合我们的工作的兴奋中，结果进入2002年，富豪或官员落马者接连不断，加上上述调研报告引发争议，《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逃税之说搞的富豪们人人自危。”企业界气氛一时非常凝重。
　　于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调研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二是接到过个别恐吓电话。期间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们，要不要2002年的榜单“暂停一年”，避避这阵风。
　　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2002年10月底，百富榜发布（这一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福布斯》上发布），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我们的榜单反而受到比前三届都要强烈的关注。令我们最庆幸的是，恐吓过我们的个别企业，在看到自己最终仍被登上富豪榜后，并没有对我们“采取行动”。
　　这一年的首富是荣智健，财富为70亿元。前10位富豪还包括许荣茂、孙广信、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刘永行、郭广昌、刘汉元。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将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分开计算财富。而最大的“财富黑马”，是仲盛集团的叶立培，与刘永好并列第6位。
　　与上一年的榜单相比，有34张新面孔出现。而2000年排行榜的前50位富豪，只有29位留在了这一年的榜单上，1999年排行榜的50位首富中更是只有9位仍榜上有名。

2002　悲壮向前行（2）
2002年榜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豪们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紧。100位上榜富豪，52％的企业家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去年这一比例为47％。其中，33％（2001年为29％）的企业在内地上市（其中24家在上海上市），12％（2001年为10％）在香港主板上市，3％（2001年为4％）在香港创业板上市，4％（2001年为4％）在新加坡上市，1％（2001年为2％）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2001年类似，房地产业仍是最盛产富豪的行业。50％以上的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其中，47位企业家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从事建筑材料生产。
　　前几届的榜单，北京和上海富豪居多，而到了2002年，广东成为上榜富豪最多的省份（17位）。我们注意到榜单发布后，不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广东富豪引用最多的一句俗语是“枪打出头鸟”——南方人大都喜欢“藏富”。
　　这一年的榜单中，35岁以下的几位富豪非常惹人关注，分别为复星高科的郭广昌（第9位）、大连实德的徐明（第12位）、鹏润投资的黄光裕（第27位）、福禧投资的张荣坤（第48位）、成功集团的刘虹（第68位）、阳光文化的杨澜（第71位）。这些年轻的富豪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传媒太多的关注，然而三五年过后，他们一个个成为炽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比如郭广昌的“复星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360亿元；黄光裕在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张荣坤和刘虹后来则是另一种代表——张荣坤是上海社保案主角之一，于2006年10月被正式批捕；而在2002年还顺风顺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酒鬼酒的刘虹，3年后就因“涉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拘捕，“成功系”崩塌。值得关注的是，刘虹与“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是同乡、同学，魏东同样一度是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于2008年4月底在家中跳楼自杀，之后魏东的追悼会上，刘虹还送来花圈……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发布2002年富豪榜后十多天后的11月8日，*“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令这一年中因富豪落马、偷税争议等事宜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民营企业家们稍稍舒了一口气：“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如蒋锡培、刘思荣、沈文荣、昝圣达、孙甚林，这些企业家大都登上过或后来登上过百富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11月27日，全国工商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中有11位为民营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李海仓等人。没想到，两个月后，副主席之一的李海仓在其执掌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办公室被枪杀，全国震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这一“先富阶层”再次在全国引起热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2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悲壮向前行”的一年。有人说是我们的榜单使得富豪们如临大敌，这种说法其实“抬举”了我们。“悲壮”的背后是转轨的深入、阶层分化的暂时加速，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一年10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所言：“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洁身自好。《经济观察报》这一年对我们榜单报道的题目是——《更多的财富　更多的责任》。
　　

张荣坤与刘根山的公路梦
2002年胡润百富榜上，有两位“新人”──张荣坤与刘根山。前者是上海福禧投资集团掌门人，后者是上海茂盛集团掌门人，分别排在第48位（12亿元）和第58位（10亿元）。他俩所处行业均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
　　彼时张荣坤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张荣坤的真实年龄要比徐明小两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窜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换句话说，2002年胡润百富榜上，最年轻的富豪即为只有29岁的张荣坤。
　　我们发布这一榜单时称：“今年基建、建筑行业非常醒目，除了荣智健，还有新入榜的张荣坤、刘根山，也是通过拥有高速公路的营运权而出名。”
　　然而，未曾料到，几年之后，这两位富豪先后陨落。2006年7月，张荣坤案发，上海社保案震惊全国，3个月后他被正式批捕；2008年7月中旬，51岁的刘根山被正式批捕。一个青年才俊，一个江湖大佬，皆因染指公路内幕交易落马，令人唏嘘。
　　表4…1　　张荣坤、刘根山与胡润百富榜
　　年份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张荣坤 名次 48 55 39 48
　　财富 12 13 20 26
　　刘根山 名次 58 43 36 124 221 290
　　财富 10 15 21 14 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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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最大的螃蟹
张荣坤老家在江苏苏州，出身微寒，但闯劲十足。一位熟人回忆称：“他善于经营人脉，思路非常灵活。”1992年，19岁的张荣坤开始了第一份工作：苏州三山期货公司的经纪人，并在同一年多次争取旁听了苏州市科委下属进修学院的对外经济培训班，接触了经济学知识与期货知识后，1994年，他已涉足期货交易，并在苏州商品交易所炒期货。张荣坤意识到，运用金融工具，进行资本运作，远比做实业来钱快。
　　冒险、侵略、进攻、胆大，用这些词来形容张荣坤日后的资本运作再合适不过了。
　　2001年，张荣坤以委托理财的方式撬动了上工投和上广电的国有资金，对华安基金进行坐庄炒作。大熊市逆局虽然熬苦了张荣坤，但也成就了他的口碑：他表现出“忠实”、“诚信”、“可靠”的一面。
　　结交权贵、运用关系网、“合作品德”又好，这成为张荣坤日后扶摇直上的几件重要法宝。
　　不过，当时被华安基金紧紧吸住的张荣坤急需脱身，他最后盯上了公路建设。
　　张荣坤精心策划入局路线，他打出两张牌。一是3000余万元的慈善捐赠，为他赢得了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等政治光环，聚光灯下的张荣坤成为一名极具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二是他花大手笔——向某权贵行贿900余万获得了与时任上海市市市长*一起用餐的一次良机。后来张荣坤案的起诉书上如此陈述三人就餐时的细节：“2002年1月，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王维工帮助。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关照，*当即表示支持。”
　　2002年成为张荣坤的重要转折年。3月26日，仅成立1个多月的福禧投资，顺理成章地击败以北京华闻控股为代表的强大竞争对手，以32亿元受让上海城市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所持有的路桥公司99％的股权。
　　事后看来，以张荣坤为轴心，辐射出了庞大的官商勾结网络：串起了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原董事长王成明、上海宝山区原区长秦裕、上海申能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维工等十多名上海政要及国企高管，由此拿下多条公路经营权、参与上海电气集团旗下公司香港上市、坐庄海欣股份等举动，无不彰显张荣坤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能量。
　　32亿社保资金、60亿工行贷款、200公里高速公路、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张荣坤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其秘诀无外乎：以复杂的内幕交易为手段、以巧妙的公众形象为保护伞，以资本攀附权贵为核心。
　　可以说，张荣坤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吃了最大螃蟹的人。
　　从2002年开始的短短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张荣坤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亿元、净资产高达53亿元的财富增值神话。
　　然而张荣坤没能平安度过2006年。随着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32亿元社保基金问题被查，7月18日张荣坤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对此，他早有预感。案发前一个半月，张荣坤打电话给他唯一的弟弟：“我快保不住了，你们好自为之。”
　　熟悉张荣坤的人都知道他非常注重仪表，甚至绝不让刘海耷拉在前额上，他认为这样的发型会“挡财运”，所以总把额前头发梳得精光，或干脆剃成短发。但当他被警方带走的一刻，他却只穿了一双拖鞋，并且身无分文。前后比照，不禁令人感叹。
　　张荣坤爱财，也想尽一切办法护财。象征层面上，他对代表“财运”的细节严格遵守，生怕一点不祥征兆坏了他的运气，以“福禧”、“沸点”为名注册投资公司便是例证；实质层面上，他挥斥方遒的3000余万元贿赂款，编织起一条立体纵深的关系网，用转轨体制背景下的漏洞，保护着自己的百亿资产。
　　然而，“福禧”没有为张荣坤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从“慈善状元”到“公路大王”，从“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到全国政协委员，一个个美誉的巅峰令张荣坤愈加笃信自己做事的正当性，却在政商勾结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了梦想的反面。
　　2008年6月22日，吉林省高院对张荣坤案做出终审宣判：驳回上诉请求，张因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处罚金13亿元。
　　张的曲折经历暂告一段落，然纵是身经百战的刑辩律师亦感叹：“这位年仅30多岁的资本新贵，18岁出道直至身陷囹圄，十几年间过山车般的人生体验，非常人所能揣度。”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北方有句俗话叫“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意思是该来的一定会来。这句话用在刘根山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刘根山在躲过2003年*案、2005年张恩照案、2006年张荣坤案可能的关联后，未能平安度过2008年。6月5日，即张荣坤被终审宣判前的17天，他在绍兴被刑拘。刘根山的落马，使得外界猜测上海社保案或许远未结束。
　　刘根山20世纪80年代卖“紧身裤”起家，90年代开始从事房地产，直至2000年进入高速公路行业。刘根山不愿过多谈及过去，只是曾轻描淡写地说：“十几年前我投身商海，在香港从事成衣贸易起步。一度拥有成衣厂。先后与美国、台湾、加拿大、中东等地商家开展贸易往来，获得了第一桶金。”
　　在2002年胡润百富榜上，尽管刘根山排在张荣坤后面，但在上海滩，刘根山无论从资历、产业规模还是人脉资源上都要比张荣坤强。如果说后者是青年才俊的话，前者可谓是江湖大佬。
　　刘根山曾一度控制7条公路，不过出事前他实际掌控的只有2条，分别是甬金高速公路和沪青平高速公路，其他5条早已卖掉。刘根山最初至多仅动用了2亿元的真金白银放进绍兴甬金高速，在公司成立之后，随即将公路的收费权作为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再填入公司账户。刘根山出事的缘由，便是甬金高速公路绍兴段出现资金抽逃迹象。
　　抽逃的背后，是刘根山大胆的资本运作和对自己总能紧急公关、化险为夷的自信。《经济观察报》的报道认为，刘根山可能以购买设备为名，将当时的现金出资抽走，并企图通过其他非现金资产补帐。这种风格，与张荣坤如出一辙：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体系支撑，映射出权贵资本的强大背景。
　　外界猜测，刘根山编织的庞大官商关系网遍布江浙沪一带。一个已经证实的消息是，茂盛集团不仅高薪聘请原绍兴交通局局长蔡继东，且通过蔡继东这条线，搭上原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已被双规）、原浙江交通厅厅长赵詹奇（2007年被判无期徒刑）等高层人士，而通过这些官员，刘根山获得浙江多项高速公路基建项目。其与江浙沪官场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令刘根山“公路大佬”的名号实至名归。
　　刘根山在被刑拘前同样已有预感。与他相熟的人士称，刘根山常常去上海的寺庙拜佛。据说刘根山与上海多个寺庙的主持关系良好，而这也是他结识权贵的另一个路径。
　　连烧香拜佛都能做到一箭双雕，不能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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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并没结束
甚为巧合的是，刘根山也是“胡润2003资本控制50强”人物之一。当时他掌控着买壳入主的茂盛控股（，后又弃壳）。
　　正如前文所言，“2003资本控制50强”简直就是一纸魔咒，上榜的50名富豪，从2003年至2008年的5年间，有近三分之一富豪要么落马要么马失前蹄。
　　当初张荣坤落马时，有人又发出“百富榜如杀猪榜”的感慨。其实富豪落马非常正常，中国发展与转型过程猛烈，产业和资源都面临横向纵向的大整合，一些企业的剧烈震动在所难免。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关注富豪落马的方式和社会各群体的反应和做法，以此来鞭策经济和社会环境。
　　张荣坤和刘根山两位“公路大王”两年内先后倒下后，有人拿二人做对比，找出了一些细微差异──
　　“刘根山和张荣坤相比，刘根山更显精明：一、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达200公里（投资超过100亿）；刘控制或曾经参与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900公里以上（实际投入不到100亿）。二、张的资金来源是社保资金和银行贷款，刘却没有借过社保资金。三、张的慈善捐款、贿赂金额都很大，刘的贿赂金额相对较少。从这三点来看，刘根山的权力关系网明显比张荣坤‘硬’很多。”
　　早在2005年张恩照案中，刘根山针对建行上海分行三支行行长章作斌、退休的分行副行长江凤英和一倪姓高管的三笔行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查出，幸免于难。然而，刘根山几年来在攀附权贵上不断加码，最终走向不归路。
　　如何看待这一连串事件？将一切归因于个人道德并不合适，归因于体制掣肘又有些形而上。需要反复自问的是───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热潮。
　　不过，刘根山的能量之大超乎我们想像。就在本书完稿的时候，惊闻原定于7月30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刘根山欠贷纠纷案，在开庭前突然宣布“双方都愿意庭外和解”的消息……
　　

悲情富豪李海仓与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富，排在第58位的乔金岭是河南首富。一年后的百富榜单上，这两位首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两人分别于2003年1月和9月被他杀和自杀。
　　彼时先后听到二人去世的消息，我们非常震惊，感到非常可惜。所以，盘点百富榜十年变迁，特意提及李海仓和乔金岭，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透视背后的企业家生态。
　　

双双非正常死亡
2002年11月，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当选为副主席。此前他的职务还有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运城市工商联会长等。
　　未曾料到，两个月后的2003年1月22日上午，李海仓在其办公室被熟识的同乡冯引亮枪杀。凶手遂即开枪自杀。
　　李海仓被杀后，其死亡情景出现过不同版本，当天下午，网络上有消息称：“富豪李海仓遭到枪杀，凶手连开5枪。”第二天，媒体的描述五花八门，甚至有报道称，李海仓乘坐的轿车与一辆小轿车相遇，对面的车突然开枪，致李海仓及车内一人死亡……
　　后来趋于一致的消息是，冯引亮想将自己一块土地高价卖给李海仓，但李海仓一直不肯答应。这成为矛盾激化的源头。
　　我们在李海仓生前一直没能与他见上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很吃惊。2002年在山西调研时，当地一些朋友给我们讲李海仓的故事，对其口碑多有赞扬。
　　李海仓去世后，一些媒体记者到山西采访，同样感受到李海仓的低调和良好的企业家形象，有出租车司机说：“在山西闻喜，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李海仓。”
　　8个月后，河南长葛也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事件。2003年9月7日上午，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办公室猝死。他的死因比年初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要玄乎很多──当地有关部门称乔金岭是“因故死亡”，但自始至终对“故”为何物讳莫如深。
　　于是坊间的猜测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死于脑溢血；有人说他是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自杀；有人说可能与*有关，乔金岭向来与当地政要关系极好；也有人称乔金岭因陷入纠纷、莫名其妙背上亿元负债，上诉无门而蒙冤自杀。
　　乔金岭生前我们曾到河南拜访过他。得知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口碑同样很好。黄河实业集团彼时是当地的纳税大王。
　　富豪非正常死亡，令2003年前后企业界风声鹤唳。李海仓和乔金岭之死并非个案。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在2003年，一个好的消息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领域。然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同时加大，“仇富”成为一种常态，李海仓、乔金岭等人成为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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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的特殊蓝本
李海仓和乔金岭去世后，均由儿子接过重担。乔金岭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乔秋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父亲去世前，乔秋生已从普通的工厂工人，做到了旗下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的董事长。乔金岭被害后，乔家掌门人自然成了乔秋生，2003年他38岁，正是身强力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