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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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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旗下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的董事长。乔金岭被害后，乔家掌门人自然成了乔秋生，2003年他38岁，正是身强力壮时。
尽管乔金岭数十年在河南打拼积累起来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人脉资源，乔秋生完成平稳过渡并非易事。但他过渡的难度与李海仓之子李兆会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海仓于2003年初被害后，其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读书。听到噩耗后马上回国。不到一个月后，他接任海鑫集团董事长一职，成为这家业务覆盖钢铁、焦化、水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当家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成了他尘封的记忆。
李兆会上任后，外界及李氏家族不少人都视之为“稚嫩的80后”，认为这位掌门人完成角色转换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然而，他们低估了李兆会的悟性。起初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为董事长的他确实有点像个“局外人”。但一个月后，他开始发彪。
当时任海鑫集团部经理的李天虎，对侄儿李兆会有所“不屑”，一来李兆会比他要小20来岁，二来李海仓遇难后，不少人认为李天虎是接管海鑫的最佳人选，然而海鑫是家族企业，只能由年轻小伙儿李兆会上台。李天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兆会感觉到了这一状况，但由于李天虎在海鑫的势力庞大，他只能伺机而动。
最后李兆会想出来一个办法。他利用李天虎和海鑫常务副董事长辛存海的矛盾，利用自己和常务副总经理李天杰的交情，“抱团”排挤李天虎，当矛盾白热化时，再利用爷爷李春元在家族中的权威，逼李天虎出局。
更有趣的是，将李天虎踢出去后，李兆会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将旗下的海鑫水泥厂送给李天虎。这厢是李天虎在海鑫集团的股份退出，那厢是海鑫水泥厂成独立法人，李兆会把“虎迹”驱逐的干干净净。
在2003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举行的“纪念李海仓暨《有产者启示录》出版座谈会”活动上，李兆会谦卑地说：“我一定会领悟到父亲李海仓‘超越财富’的思想精髓，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时间。”
目睹过李兆会清理海鑫旧势力的在场者，无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时候李兆会的头衔已是“海鑫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仍有人认为李兆会是在玩小伎俩。“称什么‘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此类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然而，李兆会接下来在公司内部管理、实业与金融投资、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思路与策略令人叹为观止，海鑫集团的业绩最终令这种声音消逝了──2003年海鑫总产值超过50个亿，上缴利税超过10个亿，成为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2004年，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这一年，海鑫纳税额居全国民企之首。
坊间一直以来谈论的民企二代接班人话题，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一些是老爸老妈铺路，自己顺利走到前台，有的则从掌管家族企业一块业务开始，最终掌控全局，而李兆会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灾难之后被急匆匆推到了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掌门人的座位上。他能将企业推向新的高峰，着实值得我们尊重。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居第78名，家族财富为85亿元。这一年，他也不过26岁，但已是掌舵海鑫钢铁集团近5年的“老将”。
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1）多行不义必自毙；（2）创造再多的财富，提供再多的就业机会，上缴再多的税收，仍洗不掉自己身上的罪孽；（3）向死者致敬；（4）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值得关注的是，李海仓遇难一周后，《中华工商时报》即发表文章，呼吁“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文章首先引用了刚刚由*中央*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称──
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建设力量，正在健康成长。首先，私企业主队伍是一支富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生力军。被调查的业主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响应党的号召，不捧铁饭碗，不吃“皇粮”，艰苦创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解决就业。从总体上看，他们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银行贷款，也不是遗产继承，而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或靠民间借贷。
文章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让更多的人尽快富起来，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久后，企业界又发生了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因所谓“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被刑拘的事件，再度将坊间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经济学家魏杰称，“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也称，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评论家童大焕称，“一些中国富人及其帮闲、帮凶们很多见不得光。所以他们要抹黑平民，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故意把社会的仇恶说成是仇富。中国的富人们对此要充满警惕，不要被恶人卖了还不自知。中国真正的富人们，要行动起来，保护穷人，也保护自己。”
我们很早就在提“财富品质”一词，中国的财富品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方向和命运。也是在2003年，我们经过调查，发布了“2003中国财富品质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诚信”，第二和第三位为“把握机遇”和“创新”。诚信是财富品质的第一元素。
2003年经久不息的那场大讨论，跳出了20世纪*十年代标签化、脸谱化的劣根性，开始从个体境遇入手，来看待原罪问题、来剖析财富品质景象。
然而，2006年至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持续火爆，一些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各利益群体间的对峙情形再一次出现。当人们找不到宣泄方式和途径时，“二分法”等非理性声音和观点重新开始涌现。以至于反对改革的呼声高了起来。
皇甫平（杨瑞金）先生于2008年7月发表题为《改革不可支援》的文章称──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香港学者、著名报人林行止在2008年夏宣称，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不愿再做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决定放弃一直以来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皇甫平和林行止二人观点的揉合或许是最佳选择──市场化深入同时应注重制度建设，但“姓资姓社”争论万不宜再来次轮回。
2003 榜样孵化器（1）
教诲是条漫长的道路，榜样是条捷径
———塞内加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人几乎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当然是‘中国探索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
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在我们2003年的榜单发布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的一段话。
这一年开始，我们制作的百富榜不再借道《福布斯》而是自已独立发布。32岁的网易掌门人丁磊成为榜上的新科状元（75亿元），这得益于网易的股价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涨了近70倍。我们在发榜辞中写道：“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呢？”
方兴东接着写道：“随着中国互联网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朋友，我们期望丁磊能够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本身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趣的是，丁磊的朋友、步步高电子掌门人段永平（2003年，第83位，10亿元）正是因为在两年前网易股价最低位时吃进了200多万股，后来赚了个盆满钵满。段永平也是位传奇人物，将步步高品牌做到如日中天却华丽转身，定居美国，开始做股票投资，几年后花62万美元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让人眼羡。
这一年的百富榜上，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达到1907亿元（2002年为1577亿元），相当于2002年中国GDP的2％，平均每人19亿元，上榜门槛为9亿元。榜上有新面孔40张，除了中国民营经济自身的迅速发展外，还与民企借壳上市的数量大幅增长及中文商业媒体的进步有关。
尽管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在榜上仍占主导地位（58％的榜上企业以房地产或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钢铁、瓷砖、木质地板、基建等为主营业务），但是复苏中的IT行业却成为了最大的一个亮点，丁磊便是最具代表性人物。
上榜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其中成长最迅速的当属与丁磊同为IT业的盛大网络掌门人陈天桥。他从1999年我们首次推出富豪榜后不久开始创业，到2003年百富榜发布时，当初50万元的启动资金变成了40亿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最年轻的十个上榜企业家中，有五位涉足传统的钢铁行业。
从这一届榜单开始，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上榜企业当中员工数量最多的德隆集团，旗下员工达10万余人，不过这一年的德隆，危机已越来越明显，唐万新最后一次榜上有名；上榜企业当中纳税最多的是UT斯达康，它在2002年的纳税额达到亿元，上海的紫金集团紧随其后，纳税额超过8亿元，此外，榜上三分之一的企业纳税在1亿元以上。 。。
2003 榜样孵化器（2）
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岁（2002年为46岁）；就地区性而言，榜上22％的企业家将他们的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设在金融中心上海的占14％，北京占11％，香港占8％，浙江省占8％。从榜上数字来看，上海地区的企业家拥有的财富总量最多，而如果从榜上企业家的出生地来考察，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多，占32％，其后是中国北部和南部。
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动作更为娴熟，榜上有48位企业家控制了78家上市公司，多在上海、深圳、香港、纳斯达克和新加坡等地上市。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榜上三分之一的企业家的主营业务需要与国外发生联系，其中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联系更为显著。
除了主榜单的胡润百富榜外，这一年我们还发布了系列“新作”，包括《2003中国百富之强势榜》、《2003IT富豪50强》、《2003资本控制50强》和《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
“强势榜”其实是是“影响力榜”，遴选标准包括政治影响力、在民营经济中领导地位、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企业纳税额和销售额、品牌知名度等。这一年的强势榜的前三位分别为荣智健、鲁冠球和宗庆后。他们各自执掌的企业中信泰富、万向集团、娃哈哈集团都从优秀做到了卓越。
鲁冠球和宗庆后都是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常说自己是个农民企业家，我们第一次与鲁冠球见面时，动用了两名“翻译”才听明白了他的乡间话。在2003年百富榜上，这位“农民”排在第4位，财富为54亿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仅在2003年一年，万向就有投资中国首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并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受让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近25％的股份成第二大股东、创建“万向制造基金”等举措。5年之后，万向集团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4家（万向钱潮、万向德农、承德露露、S*ST兰宝）同时还参股多家上市公司，控制资本超过200亿。
宗庆后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企业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健品市场集体疯狂的时候，只有宗庆后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并避免了后来的行业灾难。另一方面，“娃哈哈”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持续快速提升。当然，几年之后他与法国达能“开战”，称对方“恶意并购”，引起业界争议不断；客观来讲，宗庆后的做法也有不妥之处，不过放在特定的历史和商业背景下，又可有另外一种解读。
《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榜单中，万科掌门人王石毫无争议拨得头筹。2003年万科的销售收入达到近64亿元，利润亿元，分别增长38％和37％。万科的品牌、模式、口碑，以及王石的企业家才能与个人魅力，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都令人赞叹不已。后来，王石始终是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的领军人物，万科在2007年的销售收入与利润分别达355亿元和48亿元，分别增长98％和110％。从王石谈到中国的地产圈，谈到中国南方和北方房地产企业老板的对比，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一年的榜单上，上升最快的企业家还有合生创展的掌门人朱孟依（第10位，40亿元）。朱孟依是来自广州的地产巨人，借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契机大力扩张，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型开发项目。另四名地产商紧随其后：秘鲁国籍的周建和，上海的童锦泉，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周泽荣和广东的陈卓贤。
天津顺驰集团掌门人孙宏斌（第91位，亿元）也是一匹黑马，10月20日的《中国经营报》一篇题为《孙宏斌 隐形超人现象》的报道开篇写道：“尽管已经是天津房地产市场上的大佬级人物，但孙宏斌的公开资料仍然相对有限。但是对于整个华北甚至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孙宏斌和他的顺驰集团都是无法忽视的，经过短短9年的发展，顺驰从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起家，如今已经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匹黑马。”不过后来孙宏斌扩张欲太强，成为一位悲情企业家，他对王石的“公开叫板”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印象。
另一个新面孔是张茵，她和丈夫刘名中分别执掌美国中南公司和东莞玖龙纸业，一个是贸易公司一个是工厂，赚了美国人的钱再回来赚中国人的钱。我们在本书第八章会讲述她的故事。在2003年百富榜上，他以25亿元财富排在第17位。此前一年，她掌舵的美国中南公司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居全美第一，她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绕着产业‘红灯’、钻着政策空档，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2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放宽限制和鼓励发展的背景下，倔强攀爬，终于登上了一个可以产生大变局的分水岭。”这是2003年10月《瞭望》杂志一篇文章中的开篇语。在这个分水岭上，必然会孵化出一批榜样，且看百富榜上丁磊、王石、宗庆后、段永平之“榜样的力量”。
为王石“单独”开榜单
王石从未登上过胡润百富榜，但在2003年一份子榜单上，他位居榜首。
这便是我们做的“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这一榜单是按影响力而非财富多寡来排名的。其创意来源，一是，彼时中国房地产业出现加速速发展迹象；二是，从影响力来透视行业的变迁、地产界领袖人物的特质，相对感性一些，也更有味道一些。
南北地产商之别
在这一年的7月至9月，我们向380位国内房地产商、建筑师、咨询顾问和房地产记者发出调查问卷，请他们每人写出五个自己认为在国内地产界最有影响力的民企掌门人。所谓影响力，包括经营理念和行业理解力、营销方式的创新能力、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在业内的资质和口碑等元素。
问卷统计的最后结果，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王石、潘石屹、许荣茂、冯仑、李嘉诚。
表5…2 “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前10位
排序 姓名 公司名称 总部 性别 年龄
1 王石 万科集团 深圳 男 52
2 潘石屹 SOHO中国 北京 男 39
3 许荣茂 世茂集团 上海、香港 男 53
4 冯仑 万通集团 北京 男 46
4 李嘉诚 长江实业 香港 男 75
6 任志强 北京市华远集团 北京 男 52
7 罗康瑞 瑞安集团 香港 男 55
8 宋卫平 绿城集团 杭州 男 46
9 朱孟依 合生创展 广州 男 44
10 郑裕彤 新世界发展 香港 男 78
中国地产商从来都是趣闻怪事不断，这一统计结果也很有趣──这5位地产大佬中，香港首富李嘉诚被内地四位“后生”抛在了后面；前4位当中只有许荣茂是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如果从地域来分，潘石屹和冯仑这两位北方人的影响力高高居上，颇值得玩味。
整个50强的榜单透露出的信息与此相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多来自广东和上海，接下来是北京和香港。然而，尽管广州是中国内地房地产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但在这份榜单上，位居前列者出奇的少，有“南国地产之王”之称的朱孟依，只是排在第9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我们发布这份榜单前不久，JP摩根的一份报告称，朱孟依的合生创展是之前五年（1998…2003年）利润率和净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地产企业。
冯仑、潘石屹的“高高在上”，和朱孟依、杨国强的低调居后的对比，无疑再一次说明，北方的地产商最活跃却未必最赚钱，南方的地产商最赚钱却习惯低调。
当然，SOHO中国等企业后来陆续上市后，潘石屹排名迅速窜升。在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潘石屹和张欣夫妇以270亿元资产排在第16位。
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开发商，除了性格和行为方式上大不一样之外，开发理念和盖的房子也有很大的区别。北方的地产商们，善打概念牌和文化牌；推出一个楼盘，往往能造出一个词汇，从情感上打动消费者。
而南方的开发商更注重楼盘的细节，设计的精致，说白了，就是产品至上，功能为王。他们的策划和营销水平同样非常强。他们偶感压抑是，在北上扩张过程常遇到挫折。比如2002年宋卫平执掌的浙江绿城集团进军北京，第一个项目“百合公寓”就遇冷，于是马上更改广告语；“金都杭城”项目甚至三易其名。
2003年开始，大型的房地产集团开始全国开花，南北开发商的理念越来越融合。后来出问题者，大都是资金链吃紧或是水土不服，于是那些定位为“区域龙头”的开发商又受到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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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神话王石
回到正题，谈万科的掌门人王石。他祖籍安徽，这里盛产名流，如李鸿章、段祺瑞、陈独秀等，皆出自此地。王石精干、果断、直言不讳。他给人的感觉是一名活跃分子，登珠峰、写博客、拍广告──坊间最经典的段子，莫过于有人误以为为全通球做品牌广告的王石就是*的老总。有人依此说他身上兼有北方人的特征，有人则说王石不过是在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事。
万科成立于1984年，前身是“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理。这一年中，万科跌跌撞撞进入了房地产业，2000万元天价拍得一别墅地块，被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形容为“简直是瞎胡闹”。
刚进入房地产界的王石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走高档路线，揽高端消费群体。这一定位使得许多开发商艰难度日的宏观调控期间，万科以70％的年均速度递增。
10年后的1998年，“万科突然发现自己排在了沪深两市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名”（王石语）。也是在这一年，王石的名气如日中天。年初，他受到当时的国家总理*接见，总理对他关于房地产行业的市场趋势和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年底，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大型电视人物专题片《20年，20人》中，王石赫然在列。
接下来的10年，万科始终被视为“地产业的老大哥”，飞速发展，2007年一年的销售收入即达到520多亿元，利润48亿元，纳税53亿元。毫无疑问，人们习惯将缔造万科传奇的帽子，戴到王石头上。
王石是个标杆人物，可是他越来越被神话了──被同行神话，被传媒神话，被民众、网友神话，成为一张脸谱，一方传奇。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不少企业掌门人纷纷到万科拜访、取经，却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传媒对王石的报道，不少如盲人摸象；网民对王石的评价，常从一个符号变为另一个符号。
王石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凡事非常认真。比如，有一次我们注意到王石签名售书时，他给近百人的签名中，“王石”二字均是一笔一划，不连笔、不潦草；虽是小事，但王石的脾性跃然纸上。
王石为人处事也是极其认真，对错分别，不会碍于情面。2006年张五常某次到杭州，王石等人与其共进晚餐。大家谈地产圈的事，谈到潘石屹的时候，王石说潘石屹“他其实就是个做项目的。”
房地产业大体可分为三类企业，第一类是做品牌的，第二类是做产品的，第三类是做项目的。王石此言，是对潘石屹的批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王石与潘石屹虽然相互熟识，但并不会有所保留。
二是他不断学习、不断调整与外界关系的姿态。“外界”的主体包括政府、券商、业主、传媒、网民等。1994年君安狙击万科图谋收购，王石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很快反省万科彼时发行B股后的自大，等到下一次君安再来挑衅时，他已沉着有加。
再如2005年时，有媒体问到万科为何不积极参与各地的经济适用房开发时，王石直言：“你没盖好，政府可能就全买走了。” 但他后来参与的积极性很高，甚至用50万元来悬赏策划方案。与其说这是一种作秀，不如说这是改善与政府关系的又一策略。
给我们触动的另一点是，万科的一些研究员一身兼二职，同时为万科和政府部门做研究。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但效果甚佳的政府公关行为。
在中国的地产江湖中，有的地产商只注重规范，结果步履蹒跚，始终小打小闹；有的只注意变通，娴熟江湖道术，结果多少年后，从零又回到零。王石是规范与变通并举，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品牌价值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不过有一点必须谨记──王石是人而不是神。
地产江湖中的媒体
媒体在地产界中的角色，是个陈旧的话题，但不能不提。媒体是桥梁，终端市场里上下游主体的沟通，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在中国的地产江湖里，一些媒体的角色令人不解甚至担忧。
比如2003年，顺驰地产原掌门人孙宏斌提出要在2004年将销售额做到100亿时，王石直陈孙宏斌违背了规律，定会九死一生。2004年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上，孙宏斌再次宣称顺驰目标定会实现时，王石仍是黑脸相对：“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这是吹牛！”
2005年底顺驰资金链断裂、孙宏斌成为悲情英雄时，“吹牛”这个词被许多传媒不断引用、传播，他们大夸王石的先见之明，大赞万科的稳扎稳打；而对孙宏斌，大有一副“痛打落水狗”的姿势。这种姿势显然缺乏理性。
就像上文提到王石饭桌上对潘石屹的批评一样，成熟商人之间，不会因为激烈的业务争议而伤及感情，不会因为意气用事而大动干戈。“王孙之争”只是地产企业发展模式之争，对机会主义心态的不同看法之争，无关乎道德。然而不少传媒避重就轻，大炒特炒，硬是把一起非常有价值的商业事件做成了八卦新闻。
事实上直到2008年3月，当恒大地产赴港上市功败垂成时，不少媒体的劣根性仍然没有改掉。没有从商业模式以及投行算盘等角度入手进行解读，而是直接拿起道德大棒，要将激进的许家印打回原形。
顺便提及的是，媒体八卦味道浓重，也与受一些娱乐型地产商的干扰有关。比如关于孙宏斌事件，潘石屹的博客上曾贴过一个段子，大意是说，一次王石在深圳和一位地产圈的朋友蒸桑拿，孙宏斌突然闯进来，将一大桶水全部浇到了火盆中，结果桑拿房里温度骤然上升，王石的这位朋友受不了先冲了出去，而王石无动于衷，与孙宏斌比耐力，最后孙宏斌先跑了出去，“王石坚持到了最后，王石胜利了！”
潘石屹这个段子，使得一些传媒上又出现了“王孙之争”的“桑拿版”。令人哭笑不得。
关于潘石屹与传媒间的故事，引人深思的还有2004年一件事。这一年春节过后，潘石屹写的一篇长达3000余字、题为《2004年北京房地产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发往北京多数地产记者信箱中，文章旁征博引，力证这一年的房价要涨，有意思的是，潘石屹在文章伊始就制造噱头：“在我所有的言论中，我从来没有讲过房价的涨跌，我从来不认为谁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价格。这样肯定地说还是第一次。”
不久后，潘的这一文章被上百家媒体制成新闻或被网站转载。
2006年6月，香港《星岛周刊》在一篇题为《媒体被地产商劫持》的文章中，提及两年前潘石屹文章一事时称，“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要赚钱赢利。但问题是赚钱应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媒体把赢利作为第一目标，为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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