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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会炒股的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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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林奇的持股比例前10名几乎没变，林奇坚持“买进——持有”的策略，一改从前频频换手的习惯。这个月可能福特排第一，接下来是克莱斯勒、沃尔沃，下个月可能是沃尔沃排第一，接下来是克莱斯勒、福特。1983年买进的国库券仍然保持相当大的比例，随着利率下调，债券继续升值，汽车业股票在林奇所持有的股票中，就数量而言，最多的时候有5家排在前10名，除了前面提到的3家，再加上绅宝和本田，有时甚至通用也跻身其中。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重新来到汽车展销厅时，即使通用这样的公司也能赚很多钱。
展翅腾飞（4）
1984年，麦哲伦基金又吸收了10亿资金，林奇花了一段时间来习惯每天的交易清单上多出的零。同时，林奇每天早上给交易员的指令也变得越来越长。林奇现在选择度假地点，主要是依据时区和电话亭的位置；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因为美国开市前正是奥地利的下午，所以林奇可以整天去滑雪，然后打电话给交易台。在国内，林奇最喜欢的滑雪胜地，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巴尔沙姆，因为那儿每条雪道尽头都有电话。林奇滑下去，给交易员打电话，拿到清单，然后转入下一个雪道继续他的运动。
在头一个五年中，林奇出门不多；但第二个五年却频频旅行，大多数是去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投资会议，有点类似于考试前的填鸭式训练，每天了解几十家公司的情况。
对基金经理来讲，接受邀请参加投资会议是一件非常节约精力的事。由于常常有两三个会议同时举行，因此决定参加哪个会议往往很困难。富达公司有时会派出代表团，这样林奇能够在每个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
有时，在会议上了解到某些企业的近况非常之好，于是就提前离开会议室，打电话下达买进指令。在会议空闲时间，林奇会租辆车或叫出租车，去走访那些没有派人参加会议的公司。林奇对某个城市的了解往往不是它的市容市貌如何、风景名胜怎样，而是《财富》杂志评出来的500家大公司中有哪家在这个城市。
继1983年及1984年每年吸收10亿美元资金之后，1985年麦哲伦又吸收了17亿美元。这时麦哲伦的净资产等于哥斯达黎加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吸引这些资金，林奇保持不断的进攻性，重估投资组合，找寻新的持股或增加已有持股。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是一个好例子。
在1985年上半年，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是林奇典型的小比例持股之一。后来他调查这家公司的情况，发现它有了急速的改变，于是林奇把它的持有比例提高到％。林奇仍然中意于汽车股票，即使福特和克莱斯勒的股价已经涨了2到3倍，但其收益继续增加且基本面仍然向好。但不久之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取代了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地位，成为麦哲伦的大功臣。
1986年2月，麦哲伦资产突破50亿美元大关，林奇得增购福特、克莱斯勒以及沃尔沃股票，以维持现有持般比例。他也买进了大量新上市的股票，外国股票现占总资产20％，沃尔沃是始作俑者，并一直位居榜首。一笔2 000万的持股在1976年等于麦哲伦全部资产，而现在已经不足挂齿。为了运作这笔庞大的资金，林奇必须持有l亿股以上的股份。每天林奇按字母顺序检查，以决定卖掉哪些，再买进哪些。
有一次，林奇去位于加尼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度假，在山顶上一间可以俯瞰群山的电话亭给交易台打电话，询问当天的交易情况，两小时过去了，他才报完清单上从A到L的股票。
林奇个人走访公司的数量从1980年的214家上升到1982年330家，1983年489家，1984年411家，1988年463家，1986年570家。照此趋势，林奇得每天走访两家公司，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
麦哲伦基金1986年增值％，1987年上半年增值39％。随着道·琼斯指数逼近历史最高点2 722点，牛市的形象充斥各专业杂志的封面，林奇却做出了一次战略性的转变——5年来这是头一次。林奇感觉经济复苏已经走得很远，分析人员对汽车业收益的乐观估计超出了林奇的研究结果。于是，林奇开始减少汽车股票的份额，而增加了金融业的股票——特别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还有信用社的股票。
麦哲伦在1987年5月成为资产达100亿美元的基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样的规模对于战胜市场来讲，是太过庞大了。10亿美元规模已经很大，然后20亿、40亿、60亿、80亿，直到100亿美元，林奇一直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他大基金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再接受新的份额持有人，但麦哲伦一直保持开放式，批评者认为这是富达公司的策略，以提高林奇的声誉和增加管理费收入。
展翅腾飞（5）
到1987年，林奇很自豪麦哲伦这家资产规模等于瑞典国民生产总值，大基金能够战胜市场。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使林奇筋疲力尽，林奇越来越希望能多花点时间跟妻子在一起，而不是跟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那时林奇本可以退出，而不是三年之后，使林奇留下来的原因是1987年的股灾。
也许我们不能说林奇有先见之明，知道股灾将要降临。市场过分高估，早已潜藏着暴跌的祸根——事后来看，这是多么明显。但他当时没有发现，林奇当时全部满仓，手边几乎没有现金，对市场周期的这种认识相当于对股东的背叛。
幸运的是，8月份麦哲伦基金减少了信用社股票的持有比例，林奇意识到信用社在发放愚蠢的贷款；不幸的是林奇又把这些钱买了别的股票。
1987年股灾之前，麦哲伦当年收益已达39％。
林奇对此焦急万分，因为标准普尔指数已上涨了41％。林奇记得卡罗琳对林奇说：“你已经为股东挣得39％的收益，又何必为落后市场2个百分点而抱怨？”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林奇不该抱怨，因为到了12月，麦哲伦基金损失了11％。
林奇本人在市场下跌中的悲剧始于愚蠢的悖论。在林奇接管麦哲伦的头几个月中，市场下跌20％，而基金资金却升值7％。这次短暂的胜利使林奇确信，他对于普通选股人的不幸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这个神话在1987年9月11日到10月31日的股市大崩盘中被粉碎，那次大跌是美元疲软、高通胀、国会关于减税的辩论，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紧缩银根的结果。短期国库券的利息甚至高于长期国库券，这是极少见的情况。股票市场下跌不少，麦哲伦的损失更加惨重。
1987年结束时，林奇很高兴麦哲伦仍有1％的收益，使得麦哲伦连续10年超过共同基金的平均水平，并且麦哲伦在反弹时再次超过市场水平。1987年的股灾暂时解决了麦哲伦基金资金规模的难题。8月份麦哲伦基金的总资产110亿美元，到10月份变成了72亿美元，一周的损失相当于哥斯达黎加的国民生产总值。灾难降临时林奇正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林奇被迫卖掉大量股票变现，以应付被吓坏了的股东的赎回。麦哲伦在10月份共售出亿份额，而有10亿份额被赎回；卖与买的比例达到2：1，出现5年来相反的趋势。
但大多数麦哲伦的投资人没有抛售手中份额，他们把股灾只当作股灾看待，没有人认为这是文明末日的开端。
但是对于某些从事保证金交易的投资人来讲，这的确是文明的末日。
他们从经纪人那里贷款买股，这些投资者看到自己的资产被一笔勾销。经纪公司为偿还贷款而往往以最低价抛售他们的股票，这是林奇第一次实际体会到保证金交易的风险。
林奇的交易员在星期天工作，为应付黑色星期一做准备，富达公司整个周末都在计划下一步的方案。
林奇在前往爱尔兰之前被迫把现金比例提到相当高的水平（基金以往历史中单日最高赎回额的20倍），仍然捉襟见肘。赎回指令洪水般涌来，林奇被迫在周一、周二又卖掉一部分股票。这样，在最应该买进的时候，他却被迫卖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基金的股东（份额持有人）对基金的成败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保持稳定，拒绝恐慌，那么基金经理就不会被迫以极其不幸的价格卖股变现，应付赎回。
市场回稳后，福特股票是麦哲伦基金最大比例的持股，其次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默克公司，再次是克莱斯勒和数字设备公司股票。
在随即而来的反弹中，表现最好的是周期型企业的股票，克莱斯勒从20美元涨到29美元，福特从美元涨到美元。但盯住这些周期型股票的投资人不久就失望了，三年之后，在1990年，克莱斯勒的股价是10美元，福特为10美元，不到它们1987年股价的一半。
1987年股灾之后，真正的赢家是增长型股票，而不是周期性股票。幸运的是，林奇能够及时把资金从汽车股票转移到运转良好、收支平衡的公司中，如莫里斯、柯达、默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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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腾飞（6）
在廉价股范围内，林奇也开始发掘不合时宜的金融服务股票，包括几家基金公司，这些基金不断被市场打败，华尔街担心会形成投资者撤离资金的浪潮。
麦哲伦基金1988年收益率为％，1989年为％，1990年林奇退休时再次超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在林奇13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了超过基金平均水平的记录。在林奇离开的时候，麦哲伦资产达到140亿美元，其中14亿为现金——他从1987年股灾中得到的教训，是绝不能让手中没有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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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流勇退
1990年5月31日，是林奇执掌麦哲伦基金13年纪念日。他宣布离开麦哲伦基金。
正如他所言，在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渴望，充满了对股票的渴望。在位13年间，他总共为麦哲伦基金买过15 000多只股票，其中很多只股票还买过多次，因此，他赢得了“不管什么股票都喜欢”的名声。
林奇的离职，绝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早在1987年道·琼斯指数冲破2 000点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突破”43岁了，此时已经萌生退意。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股票之上。13年间，他只陪妻子度过两次假，都是在访问公司的间歇期间，他要记得2 000只股票的代码，但是却将家人的姓名搞混，忘记了孩子的生日。他说自己在工作中陷得太深了。
1990年，妻子卡罗琳和三个孩子为他庆祝了46岁的生日，在生日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的父亲是在46岁的时候去世的。在他意识到比他的父亲活得更长寿的时候，他开始感到人生苦短，之后就是漫长的死亡。他后悔没有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校园嬉戏、滑雪比赛或午后足球赛，他提醒自己，没有人会在临终前说：“我后悔没有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
终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想到了与基金同名的那位瀚海英雄麦哲伦的悲惨结局，于是他向富达公司的老板约翰逊递交了辞呈。
约翰逊极力挽留爱将，极力挽留这位华尔街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他甚至提出，如果林奇愿意的话，可以负责一家小的基金，如1亿美元的规模，这与140亿美元的麦哲伦基金相比的确小了很多。但是，依林奇的个性，即使基金规模再小，他花在上面的时间也未必会比花在麦哲伦基金上的时间少。于是，他谢绝了老板的挽留。
很多其他的基金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都被他一一回绝。有人建议他组建一只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凭他的名气，发几十亿美元的基金单位不成问题。封闭式基金没有像麦哲伦基金这样的开放式基金一样的赎回的压力，他只要花少量的时间，就可以每年获得几千万美元的年薪。这与他的投资理念相悖，他于是拒绝了。
林奇说自己过去一直不相信，很多百万富翁庆幸他们自己错过了使自己更富有的机会，现在却在身体力行。对于丰厚的回报不屑一顾，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得起这样的奢侈。他说自己站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当财富的奴隶，耗尽余生使之增值？还是让你积累的财富为你服务？
林奇不仅战胜了华尔街，也战胜了自己，战胜了财富。他在职业最为辉煌的顶峰离开了华尔街，留给华尔街的是一个永远的楷模和难以企及、无法超越的业绩。
附：彼得·林奇的投资原则
1 不选热门股，只选冷门股
热门股之所以如此热门，是因为其股价涨得很快，快得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遗憾的是热门股跌起来也很快，甚至比涨得还快，快得让你找不到脱手的机会。而那些业务让人感到乏味、厌烦、甚至郁闷的公司股票，一般是少人问津的冷门股，却最终会成为股价不断上涨的大牛股。
2 避开高增长易变行业，关注低增长稳定行业
高增长行业吸引了大批想进入该行业分享奶酪的聪明人和强势企业，而众多竞争对手的进入使该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公司很难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下跌。而低增长行业同时是低竞争行业，公司容易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随着利润的上升而上升。
3 远离高技术行业，关注稳定成熟的行业
林奇和巴菲特一样，不喜欢买入那些自己不了解其业务情况、变化很快、未来发展不稳定的公司股票。他同样坚持只投资于自己能够完全理解的传统稳定行业的公司股票。“当周围有如此多的稳定行业时，为什么要购买易变行业的股票呢？”
4 别选多样化公司，关注专业化公司
利润不错的公司通常不是把钱用来回购股票或者增加股息，而是更喜欢把钱浪费在收购其他公司这件蠢事上。这种“精心准备”的收购对象却是一些这样的公司：（1）价格被高估；（2）业务经营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这两点确保收购后的损失，而不是收益能达到最大。而那些专注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往往能够获得稳定快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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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杀手
乔治·索罗斯 金融杀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温了那句老话：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受风暴袭击的国家的官员和民众或绝望地叹息，或焦急地观望，或仓皇地寻求出路，一片萧条无序的时候，一个人却凭借这场扫荡几个大洲的金融风潮，把自己的名字牢牢地印在了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各阶层人士的脑海里。对他，诅咒者有之，声讨者有之，宣布要将其治罪者有之，赞叹、钦佩者也有之。用德国《图片报》一篇文章“今日焦点人物”的话来说，这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美国金融大投机者，亿万富翁兼业余哲学家。
亚洲金融风暴让索罗斯扬名全世界，而他实际上并非现在才享有“坏孩子”的“美誉”，外界早就把他称为“股市天才”，现在更有人给他冠以“世界头号金融狙击手”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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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之梦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民惨遭涂炭，犹太人更是命运悲惨。幸亏索罗斯的父亲利用其律师身份为全家伪造了全套身份证，化名寄居在朋友家中，才侥幸活了下来。后来，苏军赶走德军，占领了匈牙利全境，但由于索罗斯的父亲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全家再次受到了排挤。惊魂未定的小索罗斯被迫离开祖国，和母亲一起逃亡到了瑞士的洛桑，其时年仅16岁。但是，索罗斯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期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所以才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到瑞士以后，索罗斯深感和平与时间的宝贵。他在家花两年时间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1948年插入洛桑的圣·路易斯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由于索罗斯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快他就成了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优秀中学的佼佼者，并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好学。金融学是一个“钱途”非常好的专业，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成绩也非常棒，这完全可以使他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索罗斯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此，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哲学家索罗斯”无疾而终。卡尔·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匈牙利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缺钱，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不久之后移居美国，进入华尔街，当上了一名经纪人。
在远渡美国的时候，年轻的索罗斯的计划是用五年的时候挣够50万美元（这在20世纪70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这样他就可以离开美国，回到英国重新攻读哲学博士，然后终生从事哲学研究。
华尔街岁月（1）
刚到美国的时候，一连好几年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从事股票分析推销工作。当然，在这几年中索罗斯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直在积累经验，寻找机会。
到1969年，39岁的索罗斯终于脱颖而出，开始有所作为。他用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一笔钱，借助自己在长期共事中形成的与伦敦和纽约金融界的良好关系，与另一投资奇才杰姆·罗杰斯合伙成立了一家私募合伙投资基金，取名为“量子基金”。这是一个由二人共同筹资25万美元联手创立的为商品、货币、股票、债券和金融仪器等筹集投机资金的公司。从此，索罗斯开始了他的国际投资生涯，其在证券交易方面的天才也在主管量子基金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定位是一种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的组建方式和普通的基金差不多，都是由一些企业或个人，把自己手中的余钱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经理来进行投资，投资赚取的利润按照比例分配，基金公司每年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但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非常灵活，对冲基金经理的权力比普通基金经理大很多，他可以动用巨大的资金来投资于风险极大的项目，可以既投资于股票，又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货币、债券和期权等。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在几秒钟之内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变成另外一种资产。
二是高风险运作。它善于充分利用杠杆原理，充分借贷和抵押，放大资产。比如把自己手中的资金买进1 000万的股票，再把股票拿去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900万，再拿去购入债券，然后再拿900万的债券去抵押贷款。这样原本只有1 000万的资金，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进行借贷抵押，可以放大很多倍，变成一个亿的投资。假定这笔投资的收益是10％，那么一个亿就可以赚到1 000万，相对于1 000万的自有资金，实际利润就变成了100％。当然风险也会大很多，如果亏损10％，那就血本无回了。
三是它只为少数意图谋求暴利的大资金服务，是一个基本对外封闭的“富人投资俱乐部”。一般老百姓只能去购买一点普通基金，对于对冲基金是无法问津的。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自己管理的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第一步，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
第二步，根据宏观走势选择投资方向，比如是该看空股市还是看多，是该买入债券还是卖出债券；
第三步，根据确定的投资方向再选具体投资的项目，如具体买卖哪些股票、债券、哪个国家的货币等。
索罗斯本人声称他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太强，但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批判能力，并在这种批判能力之上构筑非凡的判断力。也就是说，索罗斯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具体的分析，但对宏观走势的把握却很准确——尤其是宏观走势出问题的时候，他几乎有着像警犬一样灵敏的嗅觉。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正是凭这种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预期大获成功。
索罗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和精明之处，也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经济，也不花大力气去阅读铺天盖地的股票分析报告，而是通过阅读报章，主要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来形成对股市的见解和判断。同时，他也经常与世界各国的权威人士保持联系，以保证消息畅通。他深知，在证券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确凿的“内幕消息”赚钱更快。对证券技术分析，索罗斯认为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可以说，索罗斯是个善于从宏观入手，从战略着眼，因而能够屡出奇招、战术过人的高手。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如果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出口的商品就会变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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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岁月（2）
1985年的美国面临巨大的贸易赤字，简单地说就是出口远远少于进口，它说明美国买别人的东西多，而卖给别人的东西少，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即“双赤字”。里根总统喜欢财政赤字，讨厌贸易赤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出口小于进口则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想扩大出口，美元贬值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即强迫日元升值。
索罗斯很早就看出里根这种政策不可能持久，从1980年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德国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周期又已经进入萧条的轨道，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因为它可以扩大出口，增加本国企业的利润。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所有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确实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现在，乔治·索罗斯已经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年…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他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
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索罗斯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大鳄”。由于他经营有方，量子基金会业务不断扩展。量子基金在1969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400万美元的基金，此时命名为双鹰基金，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1 200万美元。1978年索罗斯又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媲美物理学中的量子。至1981年9月，基金资产已达l亿美元。1981年，美国《社会事业投资家杂志》把索罗斯评为“世界上最佳理财能手”。
到了1992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60亿美元之巨。如果有人在1969年向量子基金会投资l万美元，那么1996年底就变成了2亿美元，增值达2万倍！
量子基金作为一种对冲基金，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将自己的资金放大很多倍，60亿美元在索罗斯手里，可以发挥600亿美元的作用。这个时候，索罗斯已经拥有了操纵市场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跟随市场赚点小钱了。刚到美国时的那个“回英国念哲学博士”的念头早就抛到脑后，相反，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他要调过头来，向那个把他培养成才的国家，那个曾经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发动一场震惊世界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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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英帝国宣战！
1992年12月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
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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