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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会炒股的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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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这样一条协定，就是把各国的货币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比如确定每3英镑换1德国马克，上下波动幅度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也就是说必须保证3英镑最多能换马克，最少能兑换马克。签约的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必须如此。
这个规定很好理解，因为欧盟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把所有成员国的国内货币都换成欧元。如果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很大，比如1马克一会儿值3英镑，一会儿又值4英镑，一会儿又值2英镑，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货币兑换率总是天天变来变去，那将来换成统一货币，各国的货币都一样了，兑换率一下子统统变成1：1，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波动，整个欧洲经济就会乱套的。面对这个条约，英国政府的心态十分复杂──此时的英国，早已不是“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日不落帝国，多年以来一直在经济发展迟缓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它在欧洲大陆上最主要的对手——德国刚刚完成统一，经济发展十分强劲。如果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英国就无法根据本国经济的情况来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样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如果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
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它拒绝放弃英镑，加入欧洲统一货币，却又同意参加欧洲汇率机制——即英镑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样，一方面把钱变成马克存在银行的利息提高了，而英镑的利息不变；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德国投资的盈利前景好于英国。这就会促使大家把手里的英镑兑换成马克。买入英镑的人少，买入马克的人多，马克自然就要“涨价”（升值），英镑自然就要贬值。
但是受欧洲汇率机制的限制，英镑无法大幅贬值，所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的利息，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利率提高会抑制投资，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等于是给本来就很低迷的英国经济来个雪上加霜；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万一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正在英国政府两头为难的时候，却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经迫近。直到1990年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击败英格兰银行
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就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存在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差异，它们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各国都不愿意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维护汇率机制的稳定。
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直到整个机制被摧毁。而对欧洲统一货币始终保持一种警惕心理的英国，无疑是这个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结果证明了索罗斯的远见卓识：德国联邦银行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换而言之，就是德国不惜以汇率机制受到破坏为代价维护本国经济稳定。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英国政府的高汇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汇率。在1992年夏季，英国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 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 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他的操作手法非常复杂，但是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银行借贷大量英镑，到外汇市场上去全部卖掉，换成德国马克，巨大的卖出压力将迫使英镑贬值。如果计划成功，索罗斯就可以用比卖出的时候便宜得多的价格再“买回”英镑，还给银行，这个“高价卖出，然后低价买进”之间的差额就是索罗斯的利润。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索罗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抛售英镑的行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跟风卖盘——全世界的外汇投机者都开始一拥而上疯狂卖出英镑。英镑开始迅速贬值。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光索罗斯一个人抛售的英镑总额就达到了70亿，更不用说跟风而来的天量国际游资。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为时已晚，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
1992年9月15日，曾经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终于向国际投机者投降，宣布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英镑只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至今，英国人和欧洲人对索罗斯还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来就骂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一位冷酷的犹太商人）。但不论怎样，索罗斯无疑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这次英镑狙击战中，索罗斯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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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金融危机（1）
在收拾完英格兰银行之后，索罗斯又调转枪头，寻找新的猎物。1994年底，他又在墨西哥翻云覆雨，向墨西哥比索发起猛攻，导致比索贬值50％，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数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索罗斯自然也从中捞足了赚头。
这之后，索罗斯消停了几年。此时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不久，他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发展，投入巨资帮助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建设。并以匈牙利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遍布东欧地区的索罗斯基金网络，主要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看起来，索罗斯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不再靠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大发横财，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慈善家。
但如果就此认为索罗斯已经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充分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国际金融界最冷酷无情的狙击手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猎杀目标的搜索，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1997年的夏天来临，猎杀目标：东南亚。
东南亚曾经是新世界的宠儿。
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在战后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
继它们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模仿“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比如纺织品、皮鞋、箱包、普通机械及其零配件等等，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出口。同时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被称为“亚洲四小虎”，大有重现当年“四小龙”辉煌之势。
但“四小虎”所处的时代和“四小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数额极为庞大的全球性投机资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投机资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反映速度极为迅速，一旦嗅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对一国经济展开毁灭性的打击，获取暴利之后迅速撤退，留下一个个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国家，其行动效率和破坏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投机资金的经典之作。
和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界的“老狐狸”相比，东南亚国家的领导层和企业界在金融问题上还显得非常幼稚，很多人被迅速发展的经济冲晕了头脑，似乎眼前的繁荣可以轻松地持续下去，而不用做任何改革和防范措施。
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为例，泰国从1984年起就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长达13年没有变化。这个篮子中的货币与权重分别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 ～8％；港元、林吉特和新加坡元0％～3％。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在此制度安排下，泰铢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长期维持在1美元兑换～泰铢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泰国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制度。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比如马克、日元贬值，泰铢也跟着贬，美元升值，它也就跟着升。
1984年—1995年，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而泰铢是“盯住”美元汇率不动的，所以泰铢也随着美元一起贬值。也就是说，同样价格的泰国商品，在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变得更便宜了，这就大大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1986年—1994年，泰国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下降到，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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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金融危机（2）
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随着冷战和海湾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家安全的压力大大减少。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击败海湾战争的胜利者老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得美国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领头羊，经济发展迅速。到了1995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值转为持续升值。由于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削弱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995年泰国贸易赤字达到162亿美元，占GDP比率超过8％。
进口大于出口，就意味着卖出去的东西少，买进来的东西多。由于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是美元，所以贸易的逆差只能用美元来填补。填补这个缺口的美金主要是两个来源，第一是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第二个来源就是外债或者外商投资——外资进入泰国，必须先把美元兑换成泰铢，这样就可以增加泰国中央银行手中的美元。但是这些美元不是白送的，外商手里拿着泰铢，随时可以把它们再换成美元。所以这些美元可以看做是泰国中央银行从外商那里借来的债务。外商毕竟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爱国人士，一旦觉得在泰国经济出问题了，就会立刻撤退，泰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把美元还给外商。
就是在这个时候，泰国政府放松了警惕，为了解决贸易赤字，给外资进入泰国打开方便之门。实际上，墨西哥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金就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进入泰国。他们并不是投资于长远发展的工业，而是蜂拥而上，爆炒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迅速买进卖出，不用像投资制造业一样必须有较长的资金周转期。在这些资金的冲击下，泰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涨，造成虚假繁荣，掩盖了泰国制造业衰退，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的事实。
在表面繁荣的假象里，泰国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进行金融制度改革。任由外国投机者利用手里的价值被严重高估的股票和地产作为抵押，从泰国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1996年底，泰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分别占总贷款的和，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外资所为。199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1996年6月底，泰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兆7 800亿泰铢，不良资产率达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现在，索罗斯开始亮剑了。不动则已，一击必杀，正是索罗斯最喜欢的风格。
1997年2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游资对泰铢发动第一波攻击，手法仍然和袭击英镑一样，大量借入泰铢，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索罗斯空手而回。
三个月之后，他卷土重来，除了实实在在的攻击外，还不忘四处调兵遣将，寻找帮手。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凭借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他的话对全世界的投机者就是金科玉律，于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盛传泰铢贬值，全世界的投机资金都被他调动起来，引发泰铢汇率大幅波动。泰国中央银行通过“东亚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的会员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以百亿美元的代价把汇率维持在25泰铢兑1美元的价位。
索罗斯的前两波攻击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有效地减少了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并且在投资者心中制造了恐慌，那些以前大举进入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资金疯狂撤退，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到1997年6月底，泰国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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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金融危机（3）
索罗斯深谙“集中优势兵力，个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且运用自如。他的策略就是集中资金全力攻击“四小虎”中最脆弱的泰国经济，彻底击垮泰铢。在泰国政府放弃抵抗，任由泰铢贬值之后，他又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迅速转战东南亚各国，逐个消灭，将这些国家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席卷一空。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点；28日，下跌1 点，跌破9 000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袭击又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利30亿美元，但他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在1997年7月26日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这些国家的货币稳定，摧毁东南亚国家努力了三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呼吁将这种通过恶意摧毁一国经济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定为一种国际罪行。
对此，索罗斯的看法是他并不能摧毁一国经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真正应该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投机者，而恰恰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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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1）
索罗斯能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超级投资家，与其对哲学的爱好不无关系。哲学培养了他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持久、沉静的耐心。20世纪60年代初，索罗斯还曾花了3年时间准备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结果因为太忙而宣告破产。
正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索罗斯能够不循常见，超越惯例，往往是见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思，因而能得人之未得。
索罗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的最大教训就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并做好准备应付它。他认为，每个人都因一些先入之见妨碍他们正确地认识现实。在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上，股票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而并非反映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与对其认识之间的差距，就创造出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对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的判断是对还是错，而在于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力量。索罗斯的原则就是，确定自己所能承担的风险的大小，最初投入少量资金，当某种倾向逐渐明朗时再逐渐加大筹码。投资者不必对某种事物了如指掌，而只需比别人更了解它，就不难以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信息而胜人一筹了。
索罗斯还提出了一种“反射理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例如，投资者如果认为美元会上涨，拼命地购买，则他们本身的行为就会促使美元上涨，进而降低美元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这反过来又使美元的增值有了根据。如果投资者认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并大量买进，将促使其股价上涨。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利用高股价的有利条件去收购别的公司，从而反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增值是有理由的。这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好比战场上有大雾，你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但等雾停了，你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时，战局又发生变化了。证券市场上实际是炒朦胧题材，当一切都变得清晰时，你也就输给了市场。在索罗斯看来，投机者的一窝蜂行为是无法用经济学中的价格供求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如果价格上涨，按照书本上的供求理论，这时供给会增加，需求会减少，从而制止价格的上涨。但是如果人们预期价格还会上涨得更高，待价而沽，则供给反而减少，需求反而增加，从而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因此，在市场上左右股价变化的并非供求理论，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价格的预期。
索罗斯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人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进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人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人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人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对人们生产影响时，其他连锁反应亦会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一直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种程序的预测或估计的能力。索罗斯认为投资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价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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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2）
不过，在索罗斯的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因素，即市场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论是否为投资者所察觉，均能影响股价。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亦会受投资者偏差的影响。因此，股价的走势是由市场的偏差及市场的趋势两者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方式，就是反射理论所谓的被动式的认知作用及主动式的参与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市场的趋势影响了投资者，因此，股价其实就是由市场趋势及市场偏差的反射作用所影响的，但同时两者却又受股价的影响。这三者均能加强其他两者的影响力，当它们向同一方面加强时，或在此后又往另一方面发展时，它们的形态就是常说的盛或衰。
索罗斯把股价加强市场的走势称为自我加强走势，反之则称为自我调整过程。同样，市场趋势和市场偏差也会以自我加强或自我调整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市场趋势被加强时，市场的预测与实际股价的分歧将会扩大；如果相反，就会自我调整，将分歧缩小。这些现象就称为股票市场的上升或下调。如果市场偏差令股价向上游动，这是正确的偏差；如果下浮，则为负面的偏差。索罗斯指出，市场的趋势可以令市场的偏差进一步加速或令其调整。
上述就是索罗斯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虽十分简略，但亦可见其敢于否定传统思维的勇气。他另辟蹊径，独排众议，相信市场的运行并非都是有效率而合理的，其中必有一些漏洞，而且市场的价格也往往有错，并按照这种理论思路去寻找所有其他投资理论的缺陷，从而能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并注意观察那种趋势可能即将告终的隐约可见的迹象，做到在趋势发生转折之前背潮流而驰，从而大获成功。也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魄力和基于哲学思考的神奇感觉，使他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有影响的人物。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经历过独裁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份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家中。后来又被迫流亡英国。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开放社会”来自于卡尔·波普的哲学概念。
开放社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同时需要有一种公共机构去保护所有的人，使每个人都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开放社会”这个术语是通过波普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流行的。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依赖法律的裁决，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对于什么是“开放社会”，索罗斯这么说：“‘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都可以有不同见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来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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